香港中國語文學會 語文建設通訊第89期 2008 年 5 月

 

寻求和谐的语文生活

文字改革三大任务50周年反思之二:普通话与汉语拼音

 

姚德怀

 

 

“第三届海峡两岸现代汉语问题学术研讨会”2007128-9日在香港 岭南大学召开; 本文是作者向该研讨会提交论文的第二、第三部分, 略有修改。第一部分谈文字问题, 已在本刊上期(200712月)发表。

 

2. 普通話

2.1 普通话与方言

  普通话是共同语。中国人口十三亿, 中国国情出发, 有各种腔调的普通话是很自然的事, 不应加以歧视。英语现在几乎是世界通用语。除了英国王室英语美式英语外还有各种口音的英语:澳大利亚口音、印度口音、各式亚洲口音等等, 即使在中国也存在北方腔英语、江南腔英语、广东腔英语等等。英语之所以能够成为“几乎是世界的共同语”, 就是因为各地的英语使用者能互相包容, 不容许有歧视。现在有人说, 普通话有朝一日会成为世界的通用语, 那末大家更应该有广阔的胸怀, 準备接受全球各种腔调的普通话。

 

  关于方言:应该以共同语为主, 方言为辅, 各有其位。香港的现况是, 以两文三语为幌子, 事实上还没有“普通话是共同语”的共识。情况会慢慢改变, 但是需要时间。

  20079月香港出版的《国家考试 港人瞩目》一书第61页上有这么一句话:香港浸会大学吴清辉校长透露打算将‘精通普通话’列为本科生的毕业条件之一。”学生能精通普通话当然是好事, 但是应该把它列为中小学教育的目标而不是把它列为大学毕业的条件。然而这正是香港普通话现状的可悲之处!如果香港各大学能规定普通话能力是本科生的入学条件之一, 那末香港普通话教育的普及和成功, 便可指日而待。

  香港的现状是:多数的中小学, 設有与中文科相互独立的每星期一节的普通话科。这样的学习方法, 事倍功半, 自不待言。展望将来, 香港的教学语言应以普通话为主, 另设独立的“粤语科, 这样能增强学生对粤语的学理上的认识, 并有事半功倍之效。

 

  再谈内地的中小学, 在已经以普通话为教学语言的学校里, 也可引进每星期一两节的当地方言科, 以加深学生对当地方言的认识。大学中文系应设南方方言科, 学生至少要能辨别哪些是入声字。大学生也应选修一些少数民族语言课程 (语、), 以开阔视野, 并有利民族团结。

 

  中国方言众多, 方言文化是华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上述《国家考试 港人瞩目》一书第41页说“树仁大学认为普通话是中华文化的载体”。类似的说法并不少见, 但是显然不够全面。因为闽粤方言吴越方言等等当然都与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闽粤文化吴越文化密不可分。

  写到这里, 据载内地一些中小学将在音乐科里引进京剧教学。这是好的尝试。但是千万不要把京剧普通话化。除了样板戏和个别行当外, 京剧语言和普通话还是有一定距离的。也不要作全国性的推广, 方言地区可以尝试引进地方戏曲教学, 这才是百花齐放

  也顺便一谈普通话的规範问题。普通话是共同语, 共同语的主要功能便是沟通。学习普通话, 到了能沟通的程度, 便是登上了“能用”的台阶。其它的语音标準, 不是不重要, 应该说是次要的。现在许多考试, 反其道而行之, 着眼于个别字音的正误以及轻声儿化。香港许多考试及格的学员, 仍然不敢用普通话与人交谈。反之, 善于用普通话与人交谈的人, 可能许多字音都不合标準。这种现象岂不是发人深思吗?

  回头再体会吴清辉校长“精通普通话”这句话的含义,“精通”是不是指字音、轻声、儿化都应该得到高分呢?果真如此, 可能许多香港大学生永远都不能毕业了!1

 

2.2 普通话与古汉语

  普通话是现代汉语。经常遇到的问题是:古诗词该怎么念?例如岳飞《满江红?怒髮冲冠》押入声韵:“…歇…烈…月…切…雪…灭…缺…血…阙, 用普通话念, 上面这些字分派到平上去三声, 怎么办? 周有光 先生曾经提出一个办法:

人们为什么频频提出要把北京语音作某种修正呢?这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例如:如果能够加进入声, 那么诵读唐诗、宋词以及其它有韵古文的时候, 就可以不至于把入声读成现代北京语音的阴阳上去各调, 押韵的变成不押韵。这个问题的补救办法似乎可以这样:现代汉语文章完全按照现代标準语音来读, 有韵古文把古音入声字仍旧读成入声。又如:如果能够分别“尖团”, 那么普通话中间的同音词就可以有相当一部分得到自然的分化, 而且“尖团”的分别不仅存在于东南某些方言区, 同时也存在于北方话区的某些地方。这个问题的补救办法似乎可以这样:如何运用“尖团”分别作为分化同音词的手段, 留待研究汉语拼音文字时候来考虑。2

先生的話很有啟發性。

 

3. 汉语拼音

  “汉语拼音1958型”, 是了不起的成就。汉语拼音公布之後的一百年内, 是全民学习、应用汉语拼音的过程。在此基础上, 到了2058, 应该可以研制出更为完善的“汉语拼音2058型”。3

  以下谈几个常见的问题

3.1  拼音的学习

  《汉语拼音方案》裏的几条拼写规则, 初学者带来困难。我认为, 初学阶段, niu, gui, lun 写成 niou, guei, luen 有何不可?把 dong 写成 dung, 也有何不可?……如果输入电脑, 一个简单的程序, 便可以把它们全部“改正”。如果在小学阶段能引进较为宽鬆的教学法, 能为教师和学生减轻不少压力。

 

3.2  分词连写问题

  分词连写, 主要原则应该是“约定俗成”, 尽量减少“连写规则”。还应区别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应该词儿连写; 古代汉语应该各字分写, 四字成语可以连写

  例如小学课本中的汉语拼音, 可以弹性处理。白话文注音分词连写, 古诗词注音各字分写、四字成语不妨连写、不必寻求完全一致。专家尚未解决的问题不应转移给中小学教师; 教师不能解决的问题更不应该苛求于学生。

 

3.3  汉语拼音是中国与世界接轨的一座重要的桥樑

  汉语拼音是中国与世界接轨的一座重要的桥樑。许多人说过, 许多人仍不理解:

(1) 有人还认为不须这座桥樑, 认为汉语拼音是1950年代一些发烧友设计的。其实1920年代赵元任林语堂等已经设计了“国语罗马字”。4 19289, 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正式公布《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因此, 2008年的今天, 我们不但纪念汉语拼音公布50周年, 也同时纪念国语罗马字公布80周年(同时纪念注音字母公布90周年。)

(2) 汉语拼音是一座桥樑。但是现在桥樑的一端还设有人为的关卡。例如书刊几乎都只用“ɑ, ɡ”不用“a, g”。如果连拉丁字母字体也要被规範, 只容许用有中国特色、中国独尊的“ɑ, ɡ, 这座桥樑的效用已被大大地打了一个折扣了。5 又如“v, 到现在给打入冷宫50年(香港话称“雪藏”)。什么时候能把门捷列夫写成 Mendeleyev, 新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写成 Medvedev 呢?“规範派”只看见“ɑ, ɡ, 并且对“v”的“只用来拼写外来语、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这条说明则视而不见!

(3) 其实, 一座桥樑可能还是不够的。据高本汉6, 应该有三种完全不同的拼音方案:

1. 一种语言学的方案, 严格注音, 专为科学研究用的。

2. 一种汉学的方案, 为词典、课本、历史论文等用的。

3. 一种通俗的方案, 为中国人民自己用的, 建设新的活文学, 并为报纸、杂志等所使用的。

 PINYIN 1958 近乎第三种。

 

3.4  推广汉语拼音的应用也要“摸着石头过河”

高本汉是学者, 那时候恐怕谈不上了解中国国情。中国的国情是:现在国人的 Pinyin 学习, 还在初级阶段。学习、应用 Pinyin 也得“摸着石头过河”。举例来说, 八十年前鲁迅引进了“Q, 现在“卡拉 OK”正式进入了词典。这个简单的“O”字大有用处, 为什么不可以用“O”来代替繁难的译音字“奥”?“奥巴马”可以还原写成 Obama, 几乎完全是 Pinyin。“奥林匹克”可以写成“O 林匹克”,“奥运”可以写成“O 运”。现在常有人要求译音字译音要準。从这个角度来看,O”音也远比普通话的“奥”音为準!……

不要小看“石头”。“摸着石头过河”说到底其实就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因此我们可以理解, 为什么有些人对“石头”怕得要死, 连一块石头也不让放!反过来说, 凡事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毕其功于一役”的後果肯定是:不是摔死便是淹死!

 

. 结语

  1950年代的人好像都想寻求一致。2008年的今天, 大家在谈和谐社会。本文试以“寻求和谐”为基调, 为繁简字问题, 普通话与方言问题, 汉语拼音问题, 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议, 希望有利于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

  其实, 1950年代, 郭沫若曾经为“鸣放”定出一个基调:要有交响乐般的和谐, 可惜未能成功。过了半个世纪, 大家应该已经积累了充分的智慧, 可以迈步走向和谐社会了吧!                                                             



1. 关于本节, 请参阅姚德怀,‘规範普通话‘大众普通话,《语文建设通讯 (香港) , 57, 199810, 1-12页。

2. 周有光,《汉语拼音文化津梁, 143, 北京:三联书店, 2007年。原文载19584月《语文知识》

3. 参见姚德怀,“展望2058年的 PINYIN,《语文建设通讯 (香港) , 41, 19939, 1-3页。

4. 赵元任曾写过一篇“施氏食狮史”, 也写过一篇“饥鸡集机记”, 为许多人引用。他们想以此来说明, 同音字太多因此拼音文字行不通。但是赵元任的本意并非如此, 他接着说, 一些引用者的说法跟他的意见刚刚相反。以上的例子是他自己硬造的极端例子, 并不是自然的语言。他最後说,“取用国语罗马字的时期, 还没有成熟, 那是一般的社会……心理上还没有进展到相当的程度, 完全不是文字学的技术上的问题。”以上详见赵元任《语言问题》, 台湾商务, 1968, 1977, 143-145页。《汉字改革(香港)(本刊前名)第2期第7-8页曾刊出“人人有责赵元任谈拼音文字的社会性”, 可参看。

5. 上面2 周有光的《汉语拼音文化津梁》用“a, g”不用“ɑ, ɡ”。

6. 参见“著名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对中国拼音文字的意见 1928128 在伦敦中国学会的演讲”,《汉字改革(香港)》(本刊前名) 创刊号, 香港中国语文学会, 19804该文转引 194772 上海《时代日报?新语文》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