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外名和外人华名
余浪生 姚德怀
目前洋名字流行呈盛势景象，发展趋势似与‘传统’绰号呈反向关系。绰号逐渐式微，洋名赶这个当口劲强。
取洋名始于何时，恐怕也不能考证出来；但（内地）见人就叫洋名大概是最近两年开始并逐渐流行起来的。国家、社会现代化程度高了，称呼也要跟着摩登（本来想一并提出‘语言与称呼也要跟着摩登’，但阐述‘语言的摩登’题目太大了，恐怕要另作专著才行，毕竟称呼只是其中一例而已，顺提）。当然，取洋名肯定跟学外语密切相关，绝大多数人的洋名儿就是在学习外语时取。但在最近之前，除了少数能接触洋人的学生或毕业生能会用上洋名，之外的多数取个洋名，闹一阵新鲜，也不会派上用场，同学、同事、朋友间也没人会叫你的洋名。以前要是几个中国人见面称洋名的话，大家可能都不自在，没准周围的人还要投你几个异样的目光，里面可能有羡慕，也可能有憎恨和鄙视，呼和被呼的人都颇觉尴尬。
到底以前洋名的使用状况如何，我也找不到适合的人咨询。全国性开展外语教育，是在新中国成立後，先是英语，由于国际政治关系的原因，後来学俄语，最後又转回学英语；解放前一点，日本成立‘伪满政府’，在东三省和西部一些地方强制学习日语；直到改革开放後的遍地开花英语热。这一时间段内，想来有不少取过洋名，英文的，俄文的，日文的，还有其他语种的，各有人取。
我同样有个洋名，那是在第一次跟老外一起吃饭时，老外取的，而且我也非常乐意地接受了，并且喜欢这个名字 —— Jonathan。此後，跟老外接触时，我都介绍 Jonathan 这个名字，但给同胞们一起时我从不说“你好，我叫 Jonathan，很高兴认识你……”，这多难为情啊，同一祖国、同一种族（泛指）、同一语言，却要称洋名，我觉得十二万分的别扭，所以在同胞面前，不论是海归，还是非海归，甚至在新加坡华人面前，我一律说我叫余浪生，或者原名余涛。既然是同胞，为何不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母语名称来相互称呼呢？
用洋名，虽然没必要扣上‘出卖祖国’的帽子，但至少可以说，洋名的流行以致泛滥，是大家对母语的不自信 —— 难道中文找不到一个容易的称呼？也反应出国人心理的脆弱 —— 逃避传统、不敢面对文化中的劣质、对于新文化还很困惑 —— 找不到解决方法，所以才转而求助洋名，敷衍尴尬。 【余浪生, 上海】
回 应
1. 清末民初, 甚至更早, 中国已有洋名。早期的洋名, 多是基督教徒的教名 (Christian Name), 如 John (约翰), Mary (玛丽)。香港教会学校的学生 (尤其是女校) 多有洋名, 演员艺员多有洋名, 也互称洋名, 如人大代表汪明荃叫 Lisa, 不久前去世的沈殿霞叫 Lydia。
2. 香港的公私大小机构, 不少领导、职员也有洋名。如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叫 Donald (“唐纳德”、“唐老”、“当劳”或“当奴”, 可是没有人用中文这么说), 议员李柱铭 叫 Martin（“马丁”）。有人说用洋名称呼方便, 如 Amy, Peter; 不必问中文名字某字怎么写, 是“小平”还是“晓平”？
3. 孙逸仙是 Sun Yat-sen, 这是罗马字母拼写式, 不算洋名。他好像没有西洋名。蒋介石 (Chiang Kai-shek) 也没有洋名。国民政府外交官顾维钧有洋名叫 Wellington Koo。宋子文也称 T.V. Soong, T.V. 是“子文”自定拼音 Tse Ven 的简写。“半洋名”的还有“C C 系”。 C C 乃是陈立夫、陈果夫两个 Chen 的简写。
4. 孙文在香港读医时好像没有西洋名, 但後来有一个东洋名“中山”。这是当时他搞革命避居日本时用的化名。(“中山”是否应读 Nakayama？) 现在许多人说应该称他为“孙文”或“孙逸仙”, 不该称“孙中山”。
5. 日本华人入日本籍的都要用东洋名。东南亚许多华人也得用当地名。
6. 反过来说, 许多外人也有中文名, 如“白求恩”便是 (姓“白”名“求恩”), 他本来姓 Bethune, 可是中国人只识汉字, 不会唸洋名。叫毛主席念“记念 Norman Bethune”(其实是加拿大法语姓), 比搞革命难得多。
7. 香港政府（不管是前港英政府还是现在的特区政府）习惯上要替前宗主国英国人取个华名, 如“戴卓尔”(Thatcher 撒切尔)、“彭定康”(Chris Patten) 、“柏圣文”(Stephen Bradley, 见第14页。)
8. 现在在内地, 外国人学中文据说得先有一个“中文名”, 据2月下旬来香港的北京靳光瑾教授说“那是当然的事”。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教中文的老师都不会唸洋名。
9. 从对等原则来看, 如果外国人学中文有“中文名”是“当然的事”, 那么中国人学英文有个洋名是否也是“当然的事”？何况, 现在据说是“全民学英语”; 那么, 将来会不会全民都有洋名？ 【姚德懷, 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