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 DeFrancis 教授; 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
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再评价*

John DeFrancis 著　　郑宝璇、姚德怀 译

　　五四运动开始于1910年代。当时文学方面的先驱者提倡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种转变称为“新文学运动”。有人把新文学运动跟欧洲的文艺复兴相比, 那时拉丁文逐渐为意大利文、法文、英文以及其它地方性语文所取代, 不再成为书面的媒介。这个说法首先由胡适提出, 他认为：由于像他那样的改革者的有意的努力, 中国和欧洲完成了语文方面的过渡, 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这方面, 胡适在一些十分简略的评论中认为中国和欧洲的改革者都有一种“共同的意识”：古典语文“已经死亡, 它再也不适宜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语文。”欧洲的语文文艺革命起源于意大利, 後来再扩散到其它国家。当然, 意大利诗人但丁 (Dante, 1265-1321)“不单用 Tuscany 的通俗语文写作, 而且更在他的论著《De Vulgari Eloquentia (論俗語)》中为它申辩。”“意大利语源于 Tuscany 方言, 这种方言不但是当时最普通的语言, 同时也是但丁和薄伽丘 (Boccaccio) 等文学大师写作时所采用的语文。”至于现代英语的演变则“更有启发性”, 因为“它跟现代中文的演变更为相似。”晚至十四世纪末叶, 在英格兰本土还有三种方言在互相争持, 它们是：北方语、南方语和中土语。中土语是伦敦和牛津、剑桥两大学通行的语言, 而操其它两种方言的人都“略懂”这种中土语, 它事实上也是“当地最普遍的语言”。鉴于这些原因, 胡适总结地说, 它“很快就成为英国的标準语言。”
有关这种与文艺复兴相提并论的正确性, 一些学者曾经简略地提出质疑。Grieder 认为：虽然这种“再生”的主题像一条红线贯穿着整个五四时代的文学, 但其中“往往感情多于理智的分析。”周策纵对这种相似论也有所保留。他说：
“把五四运动阐释为中国的文艺复兴, 并认为它和欧洲的文艺复兴相似, 其中最有力的论点似乎是白话文成为国家通用的语文以及新文学的建立。但即使如此, 两者的共通点依然十分有限。在欧洲, 用各民族语文写成的伟大文学作品均于文艺复兴期间或之後成书, 而在中国, 在五四之前的好几百年已经产生了若干优秀的、用白话写成的小说。说五四运动产生了新文学, 其主要意义在于：白话文从此成为所有文学的主要媒介, 同时也成为全国通用的书面语; 还有：文学的主题也改变了。这样看来, 只有在前者的意义上, 五四运动才和欧洲的文艺复兴有些相似点。”
本文从语言学的角度, 较详尽地探讨了上述中国文艺复兴理论, 并得到了下面的结论：胡适的类推是肤浅的、误导的, 并且好几处有基本上的疑点。事实是：由拉丁文过渡到意大利文以及其它民族语文, 可说是源远流长、历史悠久; 而在中国, 从文言过渡到白话, 看来很快, 但从使语文适应现代需要这个较广的角度来看, 它基本上是失败的, 因为这个过渡只是到达文白夹杂的阶段为止。胡适认为这是汉字改革的中途阶段, 但是这种中国独有的文白夹杂文体实际上阻碍了中国文字制度的根本改革, 因此它是文字改革上更大失败的一项因素。
为了论证上述对　陈旧的中国文艺复兴论　所下的结论, 下面详细陈述欧洲由拉丁文过渡到俗语的实际经过, 中国由文言过渡到白话的实际经过, 以及其它一些也许能够导致更恰当的比较的现象和事实。

意大利从拉丁文过渡到俗语的实际经过
仔细研究一下从拉丁文过渡到意大利文的经过, 就会发现其过程着实相当复杂, 历时也十分长久。但丁诞生之前, 一般学术长期受到忽视, 已经衰退了好几个世纪, 直到他诞生之前不久, 才再开始显露生机。德国文学家 Auerbach 提醒我们说:“欧洲 中世纪的黑暗时期相当长, 它的开始不晚于公元600年, 结束不早于公元1100; 即使重建的过程也相当缓慢。”学术显露生机, 首先表现在拉丁文的较广应用：在教堂裡, 在政府机关裡, 在大学裡。拉丁文又逐渐在所有思想领域内取得了先导地位。“俗语文学远远落後”, Auerbach 说。这也可从意大利文的缓慢出现得到证明。
开始用意大利文书写, 大抵不早于第十世纪。那个时期遗留下来的只有四句意大利文, 它们是附在一些公元960-963用拉丁文写的法律文件裡, 作为用俗语写成的附证。从十一世纪遗留下来的, 只有十来句, 分散在罗马、Sardinia、Tuscany 和 Umbria。真实的日常用语至少出现在其中的一些片断裡, 例如罗马 St. Clemente 教堂中, 一幅壁画画上了一个异教徒主人, 奴仆们拖着被捆绑的圣徒, 主人口中喊道 (用漫画对白方式)：“Fili de le pute, traite (狗娘养的, 快拉！)”这些最早的意大利文遗句显示：书面的俗语最初是用在 Migliorani 所谓“实际用途”上的。
从十二世纪到十三世纪初, 我们有一些法律证明文件、一系列私人合约、一些帐簿和笔记, 还有22篇训诫和几首诗。这些都是用各种意大利方言写成的。
公元1220-1250, 西西里的腓特烈二世宫廷是意大利知识活动最主要的中心。据 Migliorani 说, 虽然在意大利, 作为一个整体,“大部分的书本都是以拉丁文写成”, 但在“实际用途”上, 如帐簿、税单、含有商业和政治评论性质的文件等, 意大利文的应用已逐渐增加。文艺方面, 腓特烈宫廷的一群诗人占有主流地位, 他们深受法国南部 Provence (普罗旺斯) 行吟诗人优雅的情诗影响。他们的语言基于一种提炼过的西西里语, 在拉丁文和 Provence 语影响下发展而成。这些诗歌的抄本在 Tuscany 流传, 备受推崇和模效; 同时, 当地的传抄者, 依据中世纪的习惯, 毫不犹豫地把这些诗歌改变为“Tuscany 语版本”, 以适合他们自己的语文习惯。
一个世代之後, 当但丁自己从事文学写作的时候, 这些诗歌看来是　对他有过影响的　最早的意大利文文学作品。正如 Bergin 所说:“他是早期俗语学派的热心学生和信徒。从他早期抒情作品裡所流露的思潮, 可以清楚地觉察到他灵感的泉源是刚在上一代经历过意大利影响的 Provence 情诗。”
但丁研究过并且十分推崇拉丁语系 俗语文学, 特别是用 Provence 语、法语、意大利语写成的作品。这些作品给他最深的影响可能就是用俗语来写作的意念。正如一位翻译他的《De Vulgari Eloquentia (论俗语)》译者所说:“但丁最推崇的是这样的诗人：他们曾经把自己的地方俗语　从局限性大的乡土层面提升到　能和拉丁文相比的既优雅又能普遍流通的层面。他们证明了俗语也能用来写严肃主题。”
在这个影响之下, 但丁便与那些在佛罗伦萨 (Florence) 以意大利文用“温柔的新体”来写作的诗人结伴。1292年或稍後, 他完成了叙事诗《Vita Nuova (新生)》, 附有说明, 诗中第一次引进了他那不朽的 Beatrice (贝雅特丽齐)。他在《论俗语》裡 (用拉丁文) 说明了用意大利文写作的理由, 也说明了为什么他自己用意大利文写作时采用一种独特的形式。从但丁的其它作品裡可以知道更多一点他对语文的看法, 尤其是他的代表作《神曲》, 从他自己的实践, 提供了最具体的例子。诚然, 他的观点经常不明确, 甚至互相矛盾, 以致在有关他的思想的一些关键问题上, 也引起了迥然不同的解释。
无论如何, 但丁从不认为意大利文可以完全取代拉丁文, 因为拉丁文在某些方面有它的优点, 这点是相当明确的。他曾说:“拉丁文能够表达许多思想上的概念, 而俗语却不能 (熟谙这两种语言的人都可以觉察到)。因此, 拉丁文比俗语要优越。”于是, 但丁在书信来往和写正式的或学术性文章时用拉丁文, 写诗和诗的注释则用意大利文。他用大量的篇幅辩解说, 注释最好采用和诗同样的语文来写。
但丁极力为俗语诗辩护。他明白拉丁文只有受过教育的人才懂, 而俗语则“举世”通用。他对俗语下了一个相当独特的定义：它是“儿童开始能够分辨词语时从周围环境所学到的语言; 更简单地说, 就是我们不依靠任何法则模仿褓姆学来的语言。”这样, 他把俗语和口语划上等号, 并在《神曲》中把他的想法体现出来。他在《论俗语》中说明了他在《神曲》中应用的法则：就是不同的主题要用不同级别的语言。许多但丁研究者指出：他能因不同的主题以及角色的社会地位和教育水平而熟练地改变风格。Devoto 说:“《神曲》是以各种可能想象得到的风格写成的。”Dorothy L. Sayers 在强调《神曲》的叙述技巧时提及他用到“地方色彩的语言、儿童语言、拉丁典故、市井废话。”Chubb 也指出：
“无论在天国、炼狱或地狱, 每当但丁遇到一个佛罗伦萨人, 他或她就像一个佛罗伦萨人在言谈 (和思想)。我不是说他或她用俗语言谈 (和拉丁文相对而言) 而是说当地的习惯语给用上了——那些只能在佛罗伦萨街头市集才能听到的极富地方色彩的语言, 即使在邻近的 Prato、Signa、或 Fiesole 或 Pontassieve 也没有人用的。同样地, 但丁遇到的任何 Bologna 人、Romagna 人或 Lomobardia 人, 他们的言谈也恰如其份。”
“但是但丁的语言变化技巧比上述的更进一步, 更为传神。”
“他笔下的贵族说话就像贵族……倚老卖老的绅士就真像个倚老卖老的绅士……粗鲁率直的小市民真个像率直的市民……好色的流氓真的像好色的猥亵的恶棍。……”
从以上种种评论看来, 也许真值得我们去查考一下但丁究竟从什么地方找来这些语言去写他的作品。有些也许是从前人的作品中找到的, 但当想到在他之前很少有人用意大利文写作, 就可知道这不像是主要的来源。即使他饱读其它语文的作品, 但除了意大利文之外, 他很少用别的语文写作。但丁很多词汇必然是用他的灵敏的耳朶细心听来的, 或者是用他的内心耳朶听到的神来之言。也许说他像一位现代人类语言学家也不为过, 因为他用心地搜集各色人等真实的口语资料。而他本人无疑是最佳的语言数据提供者。
这样看来, 无论但丁如何用他自己敏锐的智慧及无比的才华加以修饰, 他的俗语作品由于无师可承, 主要是根据由他首先纪录下来的实际言语写成的。结果显然就是一篇能朗读的作品, 不只看得懂, 也可以听得明白。
关于但丁还有一件事要谈。究竟他对现在的所谓语言政策持有什么观点？特别是他对语文与国家的关系有什么看法？虽然但丁并没有直接论及这个问题, 但他的观点在我看来着实是清楚不过的。政治上但丁是一个君主主义者, 但是是一个面向世界的君主主义者。在他以拉丁文写成的《Monarchia (帝制论)》中, 他疑想全人类皆由“至高无上的帝王统治, 他就是君主”; 他的权力乃直接由上帝所赐, 并非间接由教皇所授。在这个至高无上的君主之下有“各民族、王国和城邑”,“各具不同的特质, 因而有不同法制的政府。”在但丁眼裡, 1309年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亨利七世 (前卢森堡国王), 就是理想的万邦之王。两年後, 在但丁被放逐离开了他的祖居佛罗伦萨期间, 他用拉丁文写了一封言词激烈的信给“城中罪恶昭彰的无赖”, 严斥他们拒绝归顺亨利; 同时他也急不可待地上书亨利, 敦促他早日派兵攻城。
和上述的但丁政治思想相符合的语言政策, 显然反映在他自己的语文实践上。万邦之王所用的行政语文, 自然非拉丁文莫属。地方上, 各“民族、王国和城邑”的文学, 无疑将盛行由像他那样优秀的作家从各地方语言提炼出来的典雅文体, 至少在某些文学範畴内会用, 就像上面提到的他自己独特的意大利文体以及 Provence 语、法语和西班牙语的情况一样。
但丁死後不久, 另一位佛罗伦萨人 Petrarch (彼特拉克, 1304-1374) 也跟着用意大利文写诗。不过没多久他就认为那些小调是年青人的荒唐事, 因而改用拉丁文去写诗及其它众多的作品。Petrarch 的拉丁文作品影响很大, 1321至1674期间出现了大量的文艺复兴 拉丁文作品, 反映出他“几乎是独力为古典拉丁文的复苏铺了路。”
把意大利文推广到散文写作方面的工作, 则有待于更晚的作家去开拓, 其中最主要的是薄伽丘 (Boccaccio 1313-1375), 他也是佛罗伦萨人。但是薄伽丘只用意大利文来写《Decameron (十日谈)》和其它以一般读者为对象的作品, 而书信和他认为较学术性的论著, 则仍以拉丁文写成。还有, 薄伽丘纵然在意大利文方面成就卓著, 但是“他的意大利文模式的实质重要性和承先启後这种历史重要性相比, 後者则不及前者。”(Devoto 语) 在十四世纪, 意大利文的应用, 只是稍有增长。根据 Migliorani, 这期间意大利文在实务上的应用已经确立, 但在文学範围内则进展缓慢, 只不过第一次在悲剧和讽刺文学裡出现。拉丁文书籍仍然远较俗语书籍为多, 後者且较昂贵。
十五世纪, 虽然有些进展, 例如在商事法庭上开始强制使用俗语, 但是意大利文的地位实质上有所下降。由于该世纪古典人文学术文化的伟大复兴, 拉丁文的支持者成功地把俗语限制在较次要的用途上。到了十六世纪, 意大利文恢复活力, 在各方面都有进展, 但总的来说, 意大利文作品还是比拉丁文作品为少。
最後才开始使用意大利文的是学术界。第一本用俗语写成的科学作品是数学书, 于1537年面世, 第一本哲学书则要到半世纪後1586年面世。除了少数例外, 拉丁文仍然是教学语言。直到1589年, Siena 大学才聘任了一位“Tuscany 语讲师”。1612年以後, 意大利文才牢固地在学术出版界扎根。那年, 物理、天文学家伽利略在行将五十之年, 弃拉丁文而改用意大利文; 同年, 一系列以俗语编写的重要辞书也开始出版。要到1764年, 大学才常规地用意大利语授课。
这时距但丁首先用意大利文写作已有五百年了。

中国从文言过渡到白话的实际经过
从上所述, 可以看到中国从文言到白话的过程, 在细节上和欧洲的大不相同。意大利方面, 在但丁出生前三个世纪只有四句用俗语写的文前缀次出现。在中国, Hanan 注意到:“很多以白话写成的文学作品在唐朝 (618-907) 已经存在。”还可以再进一步比较：真正的意大利文文学作品——即受 Provence 文学影响的情诗——的产生, 比但丁开始写作仅仅早了一代, 但在中国文学改革者之前, 不只如上述周策纵所说, 早就出现了优秀的白话小说, 其实还有一千多年以来积累下来的、大量的、多种多样的白话作品。五四运动之前, 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几十年间, 白话作品数量激增。Perry Link 在研究低格调的鸳鸯蝴蝶派文学时, 提醒我们说：
“五四时期作品绝不是中国二十世纪最早的白话文, 记住这点是相当重要的。白话文报纸在五四前二十年已经出现, 而自1900年开始, 大量传统形式的白话小说纷纷面世, 1915年, 鸳鸯蝴蝶派的《小说画报》实行新政策：只刊登白话小说。第一本五四白话小说要到三年後才出现。”
Link 又提出一个更重要的看法。他说:“五四倡导者如胡适和陈独秀等的划时代贡献并不在于创造白话文学而在于力排众议, 认为社会上层精英也应该接受白话文。”这样, 他们只是跟随上述部份文人精英的做法。胡适想要我们相信, 伟大的小说和改良文艺来自“老百姓”, 来自“没有受过教育的阶层。”这样说, 听起来好像这类文艺作品是由文盲写成。事实上, 就“没有受过教育的阶层”所传述的口头文学而言, 几乎所有中国人都听过, 但却不为一部分知识分子精英所接受。有些把他们所听到的用文言文写出来, 有些则用白话文。大家记得著名清末翻译家林纾, 他翻译了大约一百八十本西欧作品。他自己不懂任何一种欧西语言, 他请旁人作口头白话文翻译, 然後他用文言写出来。
如上所述, 五四改革者追随了更早期的一些作家, 他们在提倡白话文方面的确做了贡献。但是即使这样, 中国和欧洲的实际情况, 谈不到真正相似, 而且在许多要点上颇有差异。社会上层精英应该接受白话, 白话文的用途不应局限于文学範围, 应该推广到所有文字媒介的领域去：这些“大胆的倡议”迅速为知识精英所接受。当然, 还有个别的顽固份子, 但是他们很快就被压倒了。後来胡适追忆说:“最使我詑异的是反对派的软弱无能。我本来以为会遇到坚强的反对, 需要作长期的斗争, 虽然我有信心, 在二十年之内, 最後的胜利必然属于我们。可是我们并没有遇到强烈的争论, 而我的历史性的论点也从来没有得到拥护文言派的答辩。”文言好像是个泥菩萨。胡适本来以为需要二十年的“长期斗争”才能使白话文成为“国语”, 但是只须五年, 他就可声称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 只须十来年, 就可声称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1917年1月1日, 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他那著名的信件, 信中倡议用白话取代文言。通常认为这就是中国 新文学运动的开始。同年夏天胡适从美国回到中国, 并在北京大学取得教席。在北京这个故都, 统治者一向以官话作为口头语, 以文言作为书面语。胡适和他的不同语言背景的同事一样, 沿用官话讲课。和当时学术习惯所不同的, 就是他开创了用白话代替文言作为书面语的运动。
回国不久, 胡适注意到:“新文学运动像野火般遍及全国。”1922年, 教育部下令：所有中小学教科书必须用国语重新编写。在20年代的後五年内, 他估计四分之三的新书是用白话写成的。
与白话在中国的迅速和全面胜利相反, 我们看到, 在意大利, 意大利文的用途早期只限于“实际”方面; 意大利文在但丁时代化了一个世代由诗歌而进展到文艺散文方面; 要化两个多世纪才打破学术籓篱进到数学方面; 化三个世纪才在科学及其它学术论著上凌驾于拉丁文; 总共化了接近五个世纪才在大学讲坛上取得全面胜利。在欧洲其它地方, 转变也没有像在中国那样快。晚至十七世纪, 弥尔顿 (Milton) 还慎重考虑过用拉丁文来写《失乐园》。
时间差距并不是中国和欧洲情况的唯一不同点。胡适在中、欧语文改良者的共同自觉性上大做文章。中国的自觉性在于：推广白话文是整个社会改革和民族复兴运动的一部分。但胡适似乎把这种民族自觉性往前推到意大利的但丁时代, 这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在欧洲其它地方, 民族自觉性也不过是早期作家用各自俗语写作的部分动机而已。
国家标準语是现代国家的主要问题之一, 但是但丁肯定不关心这个问题。十四世纪但丁所信奉的语文政策与二十世纪中国所推行的政策风马牛不相及。如果真的要依照但丁的看法, 可以设想以下情况：中国仍然全面使用文言作为书面语, 但用方言来写诗歌并作一些其它用途。—— 这些方言包括北京话、粤语等等, 互相之间差别极大。它们之间的差别, 按照赵元任的说法, 和西班牙语、法语、意大利语 (为了勾划出但丁时代的轮廓, 还应加上 Provence 语) 之间的差别不相上下。
当然, 现代英语的情况, 如胡适所说, 可能与现代中文的情况比较接近。但是即使拿这两者相比, 还是有重要的不同点。他说, 在英国, 讲其它方言的人都“略懂”中土 (Midland) 方言, 它是“当地最普遍的方言”。然而, 在中国, 普通话 (国语) 固然是最普及的语言, 但肯定不是方言区的人所能“略懂”, 能懂度几乎是零。中国所推行的语言政策与英国和法国所奉行的统一语言政策是一致的。英国试图消灭韦尔斯语, 法国则成功地消灭了南部 Provence 语。但这种为杰出的美国语言学家 Einar Haugen 称为“语言种族灭绝”的政策, 不管它的支持者认为如何理智和有价值, 肯定和但丁的观点不符。下面我们会看到, 就特定的中国语言问题来说, 这也并不是唯一可行的方法。
只要我们稍为深入研究一下, 便会发现 中－欧 相似论还有一个主要的, 其实是致命的弱点。这裡牵涉到“拉丁－俗语”与“文言－白话”这两对之间的一个极重要差异：从语言和文体的角度看到的差异。
中文方面, 文言和白话, 各自内部容有差异, 但正如 Cartier 和 Kalouskova 指出, 要把一段文章定为文言或白话, 一般都是可行的。断代史肯定是文言, 曹禺的戏剧肯定是白话。拉丁－意大利文的情况也相似。两者文体各自内部容有差异, 但是拿但丁的《De Vulgari Eloquentia (论俗语)》或《Divina Commedia (神曲)》来, 可以马上指出：何者为拉丁, 何者为俗语。“拉丁－俗语”与“文言－白话”两对之间的差异是：中文具有一种独特的变通能力, 可以容许一种兼有文言和白话成份的中间文体。
Patrick Hanan 在这方面有确切的研究。虽然我不苟同他附和王力的关于汉语语法稳定性的提法, 但他在其它方面的研究, 都能一针见血和富有说服力。他的研究成果对文体风格的理解极为重要, 下面一段话跟我们的主题最有关系：
“同一篇文章内, 文言和白话不难交替使用。两者的语法大致兼容, 零件可以互换。因此有可能设计一种具有文言和白话两种成份的语文。事实上, 许多现代说明文和学术论著就采用文言虚词和白话实词 (这裡借用传统的术语)。
白话文作者很容易, 也倾向于创造一种中间性的语文; 更普遍的是：采用一种现成的文体。文言和白话既可交替, 又可混合。虽然文言有严谨的标準, 白话文作者却保持较大弹性。因此就白话文而言, 就产生了不同的文体, 或不同文体的混合体。作者文白均通, 他可以创造自己的文体。
由于大量同音字的存在, 用北京音来读或转写文言是不大容易理解的。
即使在现代, 中国作家仍倾向于行文简洁。他们相信：中国的词素文字使他们的作品不会产生歧义。”
看了上面的引文, 让我们再以但丁和五四改革者的文学遗产来衡量一下“拉丁－意大利语”、“文言－白话”相似论。但丁时代有大量的拉丁文作品, 但丁对它们十分熟悉。那时意大利文学贫乏得可怜, 对但丁也不可能产生什么影响。无论如何, 这两种文体是截然不同的, 在但丁自己的作品裡也不是同时使用。在极少数的场合, 他同时使用两种语文, 那是为了故意追求一种特殊效果。例如他曾经用三种语文写过一首四十四行诗——用意大利文、拉丁文、法文各写几行, 特意嬉戏地向朋友们炫示他的才华。
另一方面, 五四作家继承了两千五百多年的文言遗产, 以及至少一千年的白话作品传统, 後者当然或多或少含有文言成分。所谓“含有”, Hanan 注意到, 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串联的”, 我的理解是前後整段用不同文体, 例如一些唐代作品中, 引文和叙文用文言, 对白则用白话, 又例如在後来的小说中, 前言用文言, 其它“主要用白话, 或者至少是一种介乎文言与白话之间的语文。”第二种方式是“综合的”, 我的理解就是在同一句内文白夹用, 如上面 Hanan 引文所说那样。
这种 Hanan 称为“混合式”或“中间式”的文体, 正是五四文学遗留下来的一个重要部分。胡适举出《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其它著名小说, 称之为“活的语言的最有效的老师”。他还以自己为例, 说:“我是从这些小说裡学会了用白话 [原文如此], 当时我只有十五岁。”
胡适经常口头上说应该用“活人的话”来写新文学作品 (这点但丁是做到了), 不过他不能明确地把口头语言跟相应的书面文字区别开来。他常常提到的, 充其量只不过是几百年前纪录口头语言的文字。事实上, 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 特别建议:“与其用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字, 不如作家喻户晓之水浒西游文字也。”这样的建议就相当于劝告一位二十世纪的英语作家, 要用莎士比亚时代的文体写作, 而不要用阿瑟王时代的。莎士比亚时代的英语与现代英语的差别比较明显, 但却比不上上述两本十六世纪中国小说与现代汉语之间差别那么大。这个事实常受掩盖, 人们习惯于用当前的文字而非当前的语言来比较中文。不过, 对声称应该用“活人的话”的新文学来说, 这难道是正确的比较基础吗？
现代书刊充分证明了, 这样地过分重视早期白话文构成一种危险。中国作家会认为, 不必区别各个时代的口头白话 (《三国演义》属于十四世纪, 现代作家处于二十世纪), 他们会把各式各样的白话堆在一起而统称之为“白话”。结果是他们自己也用一种混合的文体来写作。和前人作品一样, 他们会用“串联”或“综合”的方式来引进文言和白话成份。
无疑, 胡适本人很少有上述的毛病。很多中国人认为他的作品提供了一种较佳的、接近今日北京话的写作模式。但以现代作家整体而言, 从老舍的北京当地话作品, 到一般文白夹杂的文章, 压倒性地以倾向于後者的居多。学术论著是这样, 报刊和其它文章也是这样。Li 和 Thompson 在研究中国的语言和书面文的分歧时, 曾经“拿大众政治宣传月刊《学习》随意抽取书页调查, 发现每一页都有文言而非口头普通话的词语和词组。”另一项研究批评了各地电台广播稿裡“十分常见”的文言影响。显而易见, 今日中国作者受到了一种巴甫洛夫式的条件反射影响。他们从各种文白夹杂的文章中所读到的数以百万计的文字有如乱钟齐鸣, 使他们本能地、不自觉地在纸上复制出他们从多年阅读中所吸取的东西。当然, 这种条件反射在所有的知识社会裡都很普遍, 但在中国, 後果特别严重。
上面关于 中国－欧洲 相似论的缺点的讨论也许显得稍为冗长, 但由上面的讨论, 可以引出一个问题：这一切为什么重要？现在的文体演变成文白夹杂、不代表口头语言, 那又有什么关系？哪一种书面语真正代表口语？英语书面语肯定跟老白姓的说话不一样——如果我们详细研究, 也许跟书斋裡的学者的说话也不一样。然而, 书面英语与书面中文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点：中文由于文白夹杂, 脱离口语, 因此朗读时远较英语难以理解、模棱两可, 以及不够明确。
由此衍生的各种问题远远超出了文体的範围, 其中包括新文学运动中一个常受忽视的重要方面。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同的、但更具启发性的观点, 来察看新文学运动以及这个运动与欧洲的一些发展的关系。以下我们就转入这方面的讨论。

其它的现象和事实; 其它的相似论
有关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讨论通常专门集中于文言到白话文体的过渡, 以致忽略了于比较中国和欧洲实况时早应注意到的另一方面。经常受忽视的是：胡适自己曾经提供过权威性的陈述, 其中述及早期尝试创造一种民族复兴过程中所需要的“新语文”的种种论据, 胡适忆述：
“这个问题的解决来自美国的大学宿舍。1915年, 一连串的轻微事件引致康奈尔大学的一些中国学生提出改革中国语文的问题。我的同学赵元任和我为此準备了一系列的文章。他认为中文可以字母化, 并提出了详细的步骤, 也为反对字母化的可能争论提出答辩。我认为：字母化也许是最终目标, 但必须考虑中间阶段, 改进小学裡中文表意文字的教学。我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改革方案。这些文章用英文读出 [原文如此] 并在《Chinese Students’Monthly》上发表。发表後没有什么反应, 它们很快就被遗忘了。”
同样遭受到被遗忘命运的有胡适于1917年3月与钱玄同和陈独秀的通信。钱玄同是北京大学著名的文字学家, 陈独秀是《新青年》的主编, 几年後成为中国共产党创立人之一。钱玄同首先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表示：汉文和汉语不可能适合现代中国的需要, 因此必须废除, 代之以世界语或者另外一种外语。陈独秀在覆信中指出：汉语和汉文固然关系密切, 然而本质上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虽然他同意废除汉字, 但主张仍然保存汉语——国语, 不过用罗马字母来书写。胡适加入了讨论, 有关的一段原文如下：
“独秀先生所问‘仅废中国文字乎; 抑并废中国言语乎？’实是根本的问题。独秀先生主张‘先废汉文, 且存汉语, 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的办法, 我极赞成, 凡事有个进行次序。我以为中国将来应该有拼音的文字。但是文言中单音太多, 决不能变成拼音文字。所以必须先用白话文字来代文言的文字; 然後把白话的文字变成拼音的文字。至于将来中国的拼音字母是否即用罗马字母, 这另是一个问题, 我是言语学的门外汉, 不配说话了。”
我们要注意这段文字的正确含义。显然正确但其实不相关的前提是：文言中单音同音字太多, 因此不能够写成字母文字。所以胡适提出在采用字母文字之前, 先要用白话的汉字去替代文言的汉字。他没有具体地说明字母文字如何实现, 但他所说的, 依我看来, 只有一种解释：就是把白话汉字逐字用罗马字母或其它音素文字拼写出来。但丁在写意大利文时, 是直接把话用字母拼写出来。胡适并没有跟随但丁的步骤, 相反地, 他建议由汉字文章逐字转写。
这种以汉字为出发点的汉语拼音化构思缺乏远见, 但流传颇广, 其中就有一个决定性的缺陷。上面已经提到, 一篇所谓白话文可能含有许多文言成份, 虽然可以目治, 但却不能就这样地转写成为拼音文字以求既能听得明又能看得懂。胡适自己的作品也许可以达到这个要求, 但究竟有多少其它的作品可以呢？那就没有简单的答案了。可能需要把每一篇文章试行逐字转写, 或者采用我所称为“可说性测验”来试验。由于种种原因以致“可说性”低的文章需要改写, 或者翻译成一种朗读时听得明, 转写成拼音文字时看得懂的形式。
这裡不妨扼要地说明一下：拼音文字和它所代表的言语相比, 有过之和不及两种情况。比言语优胜的地方是它具有文字间隔、大小写、标点以及其它不为言语具备的图像信息。不及的地方是它一般不表示抑扬顿挫以及言语所具备的其它信息。言语和文字各有其固有的冗馀成份。冗余成份使两者在自己的範围内能发挥各自的功能, 虽然算不上是最经济的。倘若文体和实际言语相差太远, 好像所有的文言和许多白话裡的文言成份, 冗余成份是减少了, 但会增加不明确性。这种文体对正在致力于建立正词法的汉语拼音来说, 是一种难以忍受的负担。
1917年以来中文实际演变的过程充份地证明了汉字白话文是白话拼音化的中间阶段这种论调是谬误的。新文学运动成功地打倒了文言：除了少数例外如毛泽东的诗词外, 再没有人写清一色的文言了。但是文言还是生存下来：它与白话妥协, 形成了一种白话文言, 或者至少是一种文白夹杂的白话, 为多数知识分子, 尤其是学术界所接受。
这样看来, 对文言取得这么快的胜利就不足为怪了。快, 是因为胜利是和稀泥的、半途而废的、妥协的。五四改革者持着彼此相同的文字作为交战的武器, 几乎无可避免地要接受妥协, 让文言和白话能够亲密地共存于同一句子裡。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语言与文字”这个词组可以出现在白话文裡, 但其中用文言连词“与”而不用口语的“跟”这好像用英文写“language et literature”, 其中用拉丁文 et。这种新的、半贵族的、仍然是着眼于目治的文白夹杂体现在已经是根深蒂固, 因此不容易为一种真正大众化的文体, 或者至少为一种听得懂、看得明、可以拼音化的文体所取代。
新文学运动肇始以来的三分之二世纪中, 大量的出版物有助于巩固这种半贵族文体的地位。例如词汇裡大量增加了意译 (即以汉字为基础的, 而非音译的) 外来借词和受文言构词法影响而形成的简称, 这样就阻碍了文字进一步大众化的任何可能发展。此外, 上面提到的巴甫洛夫式条件反射也长年累月地影响越来越多的人民。所有这些表明：文体问题并不是一个片面的, 可由个别作者及其读者群任意取决的美学问题。中国文字改革者深深地抱怨说：现有主流文体的巩固, 不但不能为拼音化铺路, 反而是达到这个目标的一大障碍。
这种看法其实一早就有了。1930年代, 曾经参与制订中文拉丁化体系的共产党知识界领袖瞿秋白, 在回答一位 说 中文并不太难 的作家时, 作了一些十分中肯的评论。他认为文章应该直接根据言语写出来, 他说白话“是一种半文言, 读出来并不像活人嘴裡说的话, 而是一种半死不活的言语。所以问题还不仅在于难不难, 而且还在于所用的文字是不是中国话——中国活人的话, 中国大众的话。”他又非难这种“读不出来的所谓白话, 即使读得出来, 也是听不懂的。”他坚持文章应该以“读出来可以听得懂”为标準。而他更明确地说明怎样应用可读性测验:“标準是：当读给工人听的时候, 他可以懂得。”
言语和文字之间的关系本来相当复杂, 因为不同类型的读者显然需要不同风格和层次的文章。瞿秋白的话虽然把这个复杂问题理想化及过份简化, 但是这表示他强调应该多照顾知识分子以外的人民的需要, 因为大众的需要一直是不受重视的。这特别可以从他对待方言问题的态度上看出来。中国各地区的话, 例如广东话和北京话, 一般称为“方言”。这种称谓掩盖了一个事实：正如赵元任多次指出, 这些话之间的差异, 可与荷兰语、英语之间的差异, 或者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之间的差异相比。要数以亿计的中国人用国家标準语来学习读和写, 大致上相当于要英国人用荷兰语来学文化。针对这种情况, 瞿秋白主张:“有必要的时候, 还应当用某些地方的土语来写, 将来也许要建立特殊的广东文福建文等等。”
这裡引入 Perry Link 的一些看法。鲁迅也曾大胆地主张知识分子应该采用拼音文字; 事实上, 他成为这个方向的文字改革的最热心的倡导者之一。但他本人没有用拉丁化新文字去写作。我们留意到：一些老一辈的反殖民主义的越南领袖们曾经用中文文言文写文章来提倡越南拼音文字, 但是他们自己也没有用拼音文字去写作。这些老一辈的文化或政治领袖, 除了想与只懂某种文字的对象沟通外, 还因长期惯用了某种文字, 由于技术上及心理上的因素, 难于习惯一种全新的书写方式, 尤其是这种新方式还要使他们不得不改变自己的风格。与此相比, 但丁从以罗马字母的拉丁文转到同样是罗马字母的意大利文, 可说是十分容易; 五四作家从汉字的古文转到汉字的白话文也是同样地容易。
鲁迅支持拉丁化, 响应瞿秋白, 说写文章应该“明白如话”的口号还没有实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他说应该废除汉字, 改用拉丁化文字,“从活人的嘴上, 采取有生命的词汇, 搬到纸上来”, 他进一步指出, 由于中国方言众多, 为了要写下真正的话, 必须进行方言拉丁化。他还说, 人们可能不得不学习两种语文, 一种是他们自己的方言文字, 另一种是能在较大範围内流通的大众语。除了拉丁化新文字外, 他肯定也认为像他那样对中国旧文学有兴趣的人也应该学习汉字。他夸张地说要废除汉字, 这应该理解为他的手段, 目的是首先树立拉丁化新文字的老大哥的地位。
以上简要地论述了瞿秋白和鲁迅的观点。他们没有进一步提供解决这类复杂问题的具体方案。他们的可称为多元化语言政策的观点; 与此相对的就是较为大家所接受的, 把政治统一和语言一致等同起来的一元化语言政策。两者之间的对立至多不过是论战而已。其它问题, 诸如地方语言和国家标準语的关系, 制定地方或国家规範的具体基础, 文盲农民、知识精英、中央集权政府官员等不同的需要——所有这些以至更多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认真的、学术上的探讨, 不像美国的双语教育论争以及世界上许多其它地区的语文规劃和语文政策问题都受到过严肃的、理论上的关注。
事实上, 1949年後, 鲁迅的观点不再受重视甚至不为官方所认可, 他所提倡的方言拉丁化新文字也受到了压制。很多中西学者并不重视鲁迅关心拉丁化新文字, 有如他们也不重视萧伯纳关心英语拼音改革一样。如果他们愿意化点心思去想, 也许他们还会把这两件事等同起来, 认为鲁迅和萧伯纳在这方面的兴趣, 无非是理性的文学天才的偶而古怪的遐想而已。我完全不会把这两件事相提并论。使萧伯纳感到苦恼的英语拼法不过只过时了几百年, 这个体系在某些地方的确令人困扰, 也给学习者带来了一些不便, 但是它实际上依然是教育和传播等等 (其中包括计算机的应用) 的有效工具。另一方面, 本质上累赘的中国词素音节——不单是“词素”——文字系统, 自秦朝 (公元前221年-206年) 以来, 没有经历过任何拼音改革。五四运动以来, 甚至更早, 很多中国人认为：汉字系统, 作为民众教育和一个现代国家及社会的其它需要的媒介, 其效率是惊人地低而浪费则大得令人不能接受。所以他们提倡用拼音文字来取代, 或者至少用以辅助。因此, 中国的文字改革跟汉字简化或英语拼音改革不同, 它不是一种文字上修修补补的工作, 而是一种基本的改革。如果没有受到以汉字白话文作为过渡这种概念所偏离, 它真的可能已经成为新文学运动的主流。新文学运动一开始就包含了这一基本改革的意念, 这个事实大致上已被遗忘、忽视, 甚至受到排斥。然而, 这个基本改革受到一些人的热烈赞同, 也受到另外一些人的悉心呵护。後者认为, 拼音化可以无限期地等待这个或那个先决条件成熟後再实现也不迟, 例如有待文言完全过渡到白话, 普通话普及、语言统一, 汉字简化的铺路工作完成等。
以此为背景, 中国目前的语言情况大概可以综合如下：官方政策强调用简化字白话文, 推广普通话作为国家的标準语言。汉语拼音起了政府认可的辅助作用：替汉字注音, 并在国内外已经正式成为转写汉字的罗马拼音系统。不论与1920年代由赵元任等创制的国语罗马字相比, 或与1930年代到40年代初期短暂时期内相当活跃的拉丁化新文字相比, 汉语拼音总的来说已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 虽然还受到某些限制。
到目前为止, 汉语拼音的实际用途仍属有限。热心的文字改革工作者在提倡一种不依赖汉字的、具有文字雏型的汉语拼音正词法以及与此结合的更广泛的用途。他们包括中国语言学界元老王力、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和文字改革方面写过很多有价值作品的多产作家周有光。这些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们的努力, 如今又得到成立不久的全国高等院校文字改革学会的帮助。(译注：这指1981年。) 对文字改革有兴趣的学术界人士虽然略有增多, 但是相对地来说, 人数仍少。他们在寻求扩大汉语拼音的应用, 但是, 由于官方政策的限制, 这只指应用于普通话而不涉及方言。他们反对“废除”汉字, 提倡双轨制, 即汉字和汉语拼音同时并存, 各有各的适用範围。这是一个长期而艰苦的战斗。目前情况的特点是：政治因素继续凌驾于语言学因素之上, 最高领导层的态度含糊不明; 人民的态度, 整体来说, 如果不算敌对至少是冷漠; 因政府和教育部门根深蒂固的官僚作风而形成的阻力相当强大。至于最大的阻力来自那裡, 王力曾说:“我觉得主要来自知识分子, 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

结 论
从上所述, 可以知道我不同意一般把中国新文学运动看成为从文言到白话的成功的过渡, 并且把它与欧洲的从拉丁文到俗语的转变相比。我个人的结论是:“拉丁文－俗语 转变”与“文言－白话 转变”两者相似论, 纵然有某些表面价值, 也毕竟是太肤浅了。一个更有意义的相似论是比较以下两个转变：(1) 从拉丁文到意大利文; (2) 从用汉字写文言到用拼音写口语。基本相似点：两者都是从一种较艰深的文字媒介转变到与活人的实际语言密切相关的简易媒介。相似点之二：两者都是剧烈的转变, 在心理上难以接受。也许还有第三个相似点, 虽属言之过早：就是中国的转变可能也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完成。还有文化上的相似点：意大利和中国拼音文字都代表一种与历史的决裂, 但是通过这两种媒介, 历史却可以用另一种形式保存下来, 同时, 通过更简易的教学媒介, 可以让更广泛阶层的人民接触到历史。在意大利, 虽然经历了很长的时间, 胜利却是全面的。今日世界节奏快速, 中国的文字改革者认为再也不能等待几世纪来完成一套可行的现代文字。然而基于种种原因, 其中包括文白夹杂的束缚, 仍有人对于中国文字的将来存有疑问。
文白夹杂是拼音化严重障碍。正由于这个缘故, 新文学运动虽对一部分新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有限度的成功, 但从较广泛的角度来看, 却是一个失败。这是因为汉字使大部分中国人依然停留在文盲阶段, 妨碍了中国的现代化。不过至今还没有迹象显示, 中国的间接的逐个汉字拼音法会由一种直接的、转写口语的拼音法, 或者至少是依据某种理想化了的口语标準的拼音法所取代, 像意大利和许多其它需要建立国家语文的国家所做的那样。因此中国拼音文字应视为仍处于与意大利文草创时相似的初始阶段。要实现拼音化就少不了知识分子。如果有足够的知识分子能参与这项工作, 还有可能通过中国文字改革者所提倡的双轨制去完成这个过渡, 正像在欧洲, 拉丁文和俗语曾经同时并用, 但两者之间的消长比例则逐渐改变一样。
在我看来, 以意大利为譬喻, 中国正处于一个早于但丁而非晚于但丁的文学转变时期。因此我们事实上是这个正在进行中的转变的见证, 我们甚至还会有殊荣, 为这个过程作出贡献。
然而在草拟本文时, 有一个特出的景象始终在我脑际萦绕, 那就是意大利学究, 在但丁之後五百年, 仍然固执地用拉丁文在讲授。难道中国和意大利两个语文运动最相似的地方, 最终竟然是知识精英盲目抗拒人民大众的需要？

参考文献 [ 略。参见本刊第21期（1986年11月）第37-38页, 原译文本。]

本刊编辑部 後 记

2009年3月12日, 北京大学 陆俭明教授应邀在 香港中文大学 语言学及现代语言系 演讲, 讲题为“计算机时代‘提笔忘字’与 汉字书写文化传承之间的矛盾之我见”。演讲“摘要”最後说：
根据我们对汉字发展的历史的分析, 对汉字与汉语的关系的分析, 以及对汉字输入法的发展前途的分析, 我们认为, 大可不必担心汉字文化的前途。汉字会永远和谐地记录汉语。汉字永存, 汉字书写文化也将永存。
陸教授這段話, 可 與 DeFrancis 的文章对比来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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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读者*
对谈：关于“洋名” 李福唐 姚德懷

　　读者李福唐先生来电, 说：
读到第89期余浪生、姚德怀先生〈华人外名和外人华名〉：一文, 联想起采诗先生的文章〈取洋名的习惯〉(载《寻根》2008年03期)。采诗先生认为“国人取洋名的历史至少已有1700多年”, 并举了三国时华佗、南北朝大量来自洋文 (梵文, 古印度语) 的人名、唐代大诗人王维 (字摩诘) 的例子为证, 还是很有说服力的。
李福唐先生和采诗先生都说得对。但是他们和我们对“外名、洋名”的理解不太一样。“洋名”, 如果细分, 应该再分为3类：1.“汉字洋名”, 2.“英文或其他文洋名”, 3. 各类拼音名。
例如1.“华佗”、“摩诘”等是汉字洋名; 2. Johnathan, Lisa, 和 Lydia (第89期52-3页) 顺次为余浪生、汪明荃、沈殿霞的“英文洋名”; 3. 沈殿霞的拼音有：Shum (或 Sum) Tin Ha (粤语), 她父亲的“沈”则用 Sung (用英语读上海话“沈”)。
英文洋名在香港和海外华人社区都很普遍。以下是常见的名字：
Amy, Betty, Carmen, Doris, ……
称呼时不说相应的“汉字洋名”：“艾米、爱美”、“贝蒂”、“卡门”、“多丽丝、桃丽丝”、……, 而直呼 Amy, Betty, Carmen, Doris, ……。
有人用英文洋名, 原因有：1. 方便：不须问汉名 汉字怎样写, 怎样才算规範正体。不须问汉名怎么拼写, 是用汉语拼音还是其它拼写法。 2. 平等：不须问应称“小姐”还是“女士”。……

[姚德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