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土音字写法》与高第丕的方言拼音体系

郭 红*

提要：当今天的学者为上海方言设计拼音体系的时候，很少有人注意到1850年代曾在上海一定範围内推行的高第丕土白拼音体系。1855年出版的《上海土音字写法》是研究高第丕拼音体系最重要的书籍，以其为研究对象，分析高的拼音体系的特点与影响，不仅涉及到字母、语音等语言学内容，更可以探析传教士们进入中国後对方言与宗教、方言与汉字等关系的思考。
关键词：上海方言 拼音体系 高第丕 传教士

　　19世纪诸多的基督教传教士进入中国之前，汉字是他们首先要学习的知识。一旦进入中国各地，方言便成为他们融入地方的最有力的工具。对方言的重视与使用是从传教士进入中国伊始就开始了的，马礼逊在1828年即出版了《广东省土话字汇》，此後大量方言宗教类和语法、词汇类书籍成为近代中国基督教出版史、语言学史上不容忽视的一部分。用汉字来记录方言是最为方便、最宜为中国人所接受，所以大量与基督教有关的方言出版物也采用这种方法，用罗马字母拼写方言也较常见，在东南沿海的上海、宁波、广州、福州、厦门等地这两类的出版物为数众多。除此之外，对于进入中国不久的传教士而言，罗马字母在拼读方言土语上的缺陷使得他们尝试创造一些新的拼音体系，地域上主要在东南沿海几个传教中心以及少数民族地区。在上海，1852年之後也出现了一种新的方言拼音体系，以1855年《上海土音字写法》(牛津大学Bodleian图书馆有该书藏本)的出版为其标志，该拼音体系曾在上海一小部分教民中推行，但是1861年後很快就销声匿迹。在1888年一场关于汉语罗马字母化的争论中又被重新提出来。
《上海土音字写法》的作者Tarleton Perry Crawford (1821-1902) 是这个拼音体系的创造者，其中文名即高第丕，美南浸信会近代在华的著名传教士，其夫人在语言学上颇有造诣，二人在中国传教期间出版了诸多中文基督教宣传小册子和其他书籍。高第丕 1852至1863年在上海传教十馀年间，有数本上海方言类出版物，第一本上海方言《赞美诗》(1856年) 就是出自其手 ，但是最值得关注的还是他创造的上海土白拼音系统，《上海土音字写法》便是其在这方面最重要的作品。L. S. Foster 所著Fifty Years in China - An Eventful Memoir of Tarleton Perry Crawford记“1855年，高第丕创造了一种用来记录上海土白的拼音文字，并出版了一本拼音初级读本，以教人们如何使用。後来又再版” ，这本初级读本即指《上海土音字写法》。L. S. Foster 借用高第丕1888年的文章对其拼音体系稍作评论，此後学者在讲及高第丕的传教活动或上海方言文献时也常有提及《上海土音字写法》一书，但是无人对其进行详细研究。

1. 高第丕拼音出现的契机
在《上海土音字写法》出现之前，上海已经有十几种基督教方言出版物。最早的当为1844年麦都思所作31页的《祈祷式文》及1845年墨海书馆以上海方言重印的38页《上帝圣教公会门》 ，後者原版米怜完成于1821年底 ，此次再版内容完全相同，只是文字改为上海土白。麦都思对上海方言出版物的重视，加之上海在中国传教事业上的地位的上升，使得後来的传教士都很重视上海方言的学习与使用。
此後至1855年之中，又有诸多上海方言基督教出版物，形式以汉字拼读方言为主。除《约翰福音书》(1847年)、《路加传好新闻》(1848年)、《耶稣来历传》(1854年) 等篇幅较长的外，还有麦都思《讲头一个祖宗作恶》(1847年)，麦克开拉启的《中外理辨》(1849年)、《早祷文》(1849年？)，S. Carpenter 的《证据守安息日》(1850年)，《耶稣拉山上救众人》(1849年)，Bishop Boone《信经问答》(1855年？)、《十诫问答》(1855年)、《进教要理问答》(1855年) 等宗教宣传小册子，都是以汉字拼写上海方言。另外尚有罗马字母版的J. Summers 1853年 The Gospel of Saint John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According to the Dialect of Shanghai、1855年C. Keith《上海土白入门》。当时，用汉字记载上海土白的部分字、词正在逐渐固定下来，用罗马字母拼读上海方言才刚刚开始，尽管一些传教士认为罗马字母拼读的方法最为简音易学，但是很多方言词汇的拼读仍然令他们感到困惑，且罗马字母类宣传册在中国普通百姓中的推行很困难。如何更有效地使用方言来宣教，使识字不多的普通人能阅读更多的宗教宣传书籍，便成为传教士们热衷于探讨的问题，创造新的字母或拼音体系便是尝试之一。高第丕的上海土白拼音体系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个，不仅出版了《上海土音字写法》用以指导人们学习，至1861年前後至少出版了8种用其拼音文字书写的宣教书籍，并在一定的範围内使用与推广，成为上海方言史上不可略过的一笔。
1888年高第丕在回忆他创造上海土白拼音体系的背景时谈到，他认为汉字的数量过大，形式也过于复杂，不利于老百姓识认，与国外的交流又不断地产生大量新事物、新词汇，已经为固有思维所束缚的中文不适合新的事物在读与写两方面的需要。就像罗马字母在欧洲最後演变成各地的不同文字一样，汉字也将被中国各地的方言取而代之，方言在当时是最有活力，因此有必要寻找一种拼音字母来读写方言，并使之迅速推广 。且不论他的理论是否符合逻辑，笔者认为这是他在参加1888年前後以《教务杂志》为阵地的关于是否应在中国推广罗马字母的一场讨论时所想到的，而不是36年前在开始构思他的拼音体系之初就考虑到的。郏爱比 (A. B. Cabaniss) 1856年所言用汉字拼写上海方言所出现的“盖中华文字虽繁，以其播土白，则当有缺少，于是假借杜造之弊出焉” 的混乱是19世纪中期传教士们热衷于创造新拼音体系的主要原因之一。针对个人而言，也有人通过高第丕夫人的日记所载，认为高第丕之所以要创造拼音文字，是因为初到中国的他在学习汉字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当时在福州传教的怀德 1854年也提到许多西方学者都认为汉字是世界上最难学的文字 ，这是当时传教士使用罗马字母和创造各种拼音体系拼写方言的一个因素。而且从怀德等人的记载也可以看出，传教士们当时认为对于识字不多的老百姓而言，让其重新学习汉字要花很长时间，但是可在较短时间内掌握字母或拼音，不久即可阅读以此拼写的宗教书籍。
《上海土音字写法》是研究高第丕创造的上海土白拼音体系最根本及最可靠的文献。虽然该书出版于1855年，但是从1852年秋季高第丕已经开始思考土白字母问题 。作为美南浸信会的一员，高第丕 1852年3月底到达上海传教 ，并开始学习上海方言。这一年秋天在一次每月教务例会上，美南监理会的戴乐 (Charles Taylor) 提交了一份以罗马字母加变音符号来读写上海方言的报告，引起了大家的兴趣，但是大多数人还是认为罗马字母不可能表现出所有上海方言的发音，期望能采用一种更适应于汉字书写特点的符号。会议决定由来上海比较早的晏玛太 (Matthew T. Yates)、魏德 (J. K. Wight)、戴乐、黄德我 (Wardner) 等人组成一个委员会来研究解决这个问题 。当时高第丕作为一个新来者正投入很大精力在学习上海方言，因为委员会开会的地点距高的家很近，他参加了其中的多次会议，聆听这些早来的传教士们对上海方言发音的分析，最後他决定自己创造一种拼音系统，最终于1855年出版了《上海土音字写法》。
在该书的“叙”中言到“写土音之法用韵母一、音韵一，假作反切，合而取声”，说明高第丕所编拼音体系在使用上依循汉语反切法的模式。但这最初并不是由他想到的。从1888年高第丕的回忆文章来看，传教士 Geo. Pearcy 在他家裡一起研讨上海方言读音时对他讲到在印度传教的马士曼博士 (John Marshman) 提出“汉字的读音可以由前後两个部分构成” ，即指反切法，但是在 Pearcy 提到反切法之前，高第丕似乎对这种早已存在并为一些传教士所关注的汉字注音方法并不很清楚。知道了反切法之後，他确定自己的拼音将利用这种方式，由前後两部分构成。某一天正当他苦思冥想之时，突然看到了汉字“門” ，其简单的竖笔与横笔给了他灵感，在一个中国读书人的帮助下，创造出了一种方言拼音。今天我们探讨高第丕的拼音只能从最早出版的介绍其拼音体系的《上海土音字写法》入手。

2. 《上海土音字写法》一书及其拼音文字特点
　　《上海土音字写法》是高第丕介绍自己所创造的上海方言拼音体系的惟一一本书，实际上全书仅有22页，版高16.6厘米，只能算是一本入门小册子 ，应是当时用来向教徒散发的。全书可分为字母表、叙、土音总目、上海话举例及一篇小短文共五部分。
　　字母表共2页，分为韵母、音韵两部分，韵母40，音韵36。在分析高第丕字母文字的特点之前，首先必需指出的是《上海土音字写法》的一个严重问题：该书在字母表及“叙”中所有出现“韵母”字样之处全部是指今天所称的声母，“音韵”则相应全为韵母。1856年以其拼音所出《善恶经》的字母表仍沿用这种名称。但在後来高第丕的著述裡很少用到这两个词，1872年在他的以上海土音拼音字形为基础创造的山东 登州字母《配音书》中，这两个词已经变为“上半音”、“下半音”。在清楚了这点之後，今天才能正确拼出他所创造的拼音文字。
　　在字母表中，这76个“韵母”、“音韵”每个都写有汉字以注音，但是正如下文所要讲到的，高第丕在这裡并末讲明其汉字注音是否应以上海方言来读。
　　因为在其前已经有戴乐的构想，并且传教士们就上海话的发音已经讨论过多次，又获得了一位上海人的帮助，所以在创造声母与韵母时，高第丕并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他所遇到的最大困难在拼音的字形上。1888年时高第丕在对1852年创造字母的过程的回忆文章也说明了这一点，在他的回忆裡，大部分都是在讲如何创造字形。
　　在高第丕之前，汉字之外用于记录上海方言的只有罗马字母，戴乐的构想也只是以罗马字母加上变音符号来读写上海话。自己的拼音如何书写？高第丕试图创造一种更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的书写格式，偶然之间从汉字“門”中得到了启发。从字形上而言，即所有的“韵母”、“音韵”的基本笔画为横竖两种，且“韵母”（指今声母）以竖画为主，而主体的竖画只有一笔，如? （鸽）、 （拂）、? （答），而“音韵”（指今韵母）则以横画为主，如? （恶）、? （哀）、? （樱）。对此，他认为声母的一竖笔使得文字趋于简洁，使人们更容易分清楚一个拼音文字的前、後两部分 ，即声母与韵母两部分。其拼音文字的字形也因此较接近于汉字。高第丕 1888年为中国所创造的拼音是在《上海土音字写法》的拼音基础上稍加改进而成，被毕海澜 (Harlan P. Beach) 认为其仍然能够保持一些行书或草书的特点 。字形接近于汉字，是高的拼音被一些传教士接受的主要原因，也是其拼音的最突出特色。
　　字母表後为一极其简单的“叙”，讲及该拼音的使用方法，全文如下：
　　　　“写土音之法用韵母一、音韵一，假作反切，合而取声，凡韵母中无剔脚者为高声，有剔脚者为底声，有三角者为出风，如? 、 、 是也。音韵中有一点者为入声，两点者为重鼻音，方口者为轻鼻音，如?? 、? 、? 是也。凡平声概不加点於外，如?? 之类是也。其馀加点在左者则为上声，加点在右者则为去声，如?? 与?? 之类是也。计韵母、音韵共七十六字，反切取声共成八百八十字，由此参取四声，则土音之应用无穷矣”。
　　这150馀字是今天所能看到的当时教民众如何使用该拼音的最早介绍。由这个简单介绍可以看出高第丕尽量使自己的拼音易于为人理解，使用起来简单易学，正如该书封面背後所印“此字笔画甚少，最为易学，五、六天即能通晓，第需记清音韵字母而已”。
　　正如该“叙”中所言，其拼音文字的读音与构成参考反切法，文字由声母、韵母两部分构成，声母在前、韵母在後，因为笔画上以竖横为主，为了字形结构紧凑，二者在左侧竖笔和横笔会有交叉，如?? （音“鸡”），左侧?? 为声母，右侧?? 为韵母。高第丕对于自己的创造相当满意，他後来讲到当时有一些朋友也认为他的字形“简洁、优美，引人注目” 。如果熟悉反切法，理解高第丕文字的读音结构并不困难，这也就是他认为“五、六天即能通晓”的原因。
　　“土音总目”部分一共组合出759个字，其中651个用汉字标出相对照的音。其馀108个无对应汉字，大部分都是因为其与其前後一字只有声调上的差别而未标汉字。在这个目录裡，其拼音文字排列顺序是按汉语自上至下、自左至右排列，每一列基本以同一韵母为纲，变化的是声母与音调。这651个用作注音的汉字至少有一部分是要用上海方言来读才能与其拼音的读音相匹配，如“和”所标示的“? ”，“婆”所标示的“?? ”，“吃”所标示的“?? ”，“六”所标示的“?? ”，按其字母读音规则，应为今天汉字的“胡”、“扑”、“车”、“陆”的音，与“和”、“婆”、“吃”、“六”在上海话裡的读音相似。如果用今天普通话来读，很多汉字的读音和其所标注的字母文字差距较大。没有标明其注音汉字是作官话发音还是作上海方言发音是《上海土音字写法》的一个大问题。初学这种拼音文字的人可以把“土音总目”当作读音字典，对照学习。
　　随後作者又以5句上海话为例，“今将上海话一、二语，旁边音出，以便入门，馀可类推” 。先以一列标出汉字所写的上海话，再以一列标出拼音文字，如“侬忙拉否，进来坐坐。 ， ”。
　　全书最後有一附录，共2页，全部为拼音文字，是一篇非常口语化的小短文，应是与前面的上海话例句一样，是给学习者的一篇範文。

　　L. S. Foster 提到《上海土音字写法》後来又再版 ，他书无载，当在1855年後不久。除《上海土音字写法》外，高第丕的拼音创造之後，还有一本对他的拼音进行修订的书，即1856出版的《 》，其汉字名称为《善恶经》，内封上有 字样，音译应为“贾娘娘订”。1876年Catalogue on Publications by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 标注该书作者为“Cabaniss” ，1867年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记其作者为 Mrs. Cabaniss ,“贾娘娘”应即指美南浸信会的郏爱比夫人，当时与高第丕夫妇二人同时在上海传教。从这一例可以看出新的拼音体系在汉语同音异义字方面存在着极大缺陷，如果不依靠其他佐证，我们就无法知道这位姓氏音为“贾”的“娘娘”到底是谁。该书的前面有在《上海土音字写法》基础上修订的“韵母”、“音韵”表，并有“分明音式”、“分明句豆”来讲其拼音的声调与文章断句。其书的汉字“序”如下：

“新字之起也，以其便于土白之用，盖中华文字虽繁，以其播土白，则当有缺少，于是假借杜造之弊出焉，今以韵母四十一字，音韵三十五字，反切取声，而土白之运用无穷矣。其旁音中国字下有一黑点者，俱从土音，无点者，仍照书上。若明字随字之外加方圈者，专以音韵取声音；凡于新字内加一点者，作入声；于上面左右加圆点者，在左为上声，在右为去声；内外无点者，俱作平声；有剔脚者为低声，无剔脚者为高声，且字内加一∟者为鼻韵，加一∠者为出韵”。
　　与前文所录旧“叙”相比，修订後的拼音并未改变高第丕的基本思路，其主要变化在于：部分字形发生了改变；音调标识更为完善；更重要的是解决了《上海土音字写法》中汉字注音所造成的该字到底用其原本的发音还是用上海方言发音之困惑。
　　对高第丕字母进行介绍的还有1861年出版的Dialect Of Shanghai，China ，全书只有8页，首先列出了拼音表，它的拼音表不再按“韵母”、“音韵”来分，而是按“initials”、“finals”分为两部分，“initials”即高第丕所说之“韵母”，“finals”即其“音韵”。“initials”的字母又分为“upper tones”、“lower tones”、“aspirates”三部分，每个拼音不再用汉字标音，而是用罗马字母加变音符号标音。拼音表之後即为由拼音组成的所有上海土白单词，每一行字母的上面标有相应的罗马字母拼读。这种做法似乎又退到了戴乐的老路上。笔者认为这本书的出现也相应说明了高第丕的拼音的掌握对于当时的人尤其是传教士来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除了以上三种涉及如何使用土白拼音的书籍外，1856至1859年间还相继出版了至少六种用其拼音编写的出版物。《 》，书名音译为《伊沙婆个比方》，1856年由郏爱比翻译出版 ，该书与《善恶经》均是“洋真堂”（音）藏版。高第丕也提到曾出版过?sop’s Fables ，“伊沙婆”即指古希腊“伊索”，这是较早向 中国人介绍伊索寓言的书籍。1856年高第丕还出版有一本15页的科技小册子《 》，同年其夫人还出有《 》，即《三个闺女》。《 》，即《圣经摘录》 ，是以该文字所著的字数最多的书籍，至少有3册，笔者只看到1857年所出第一册和1858年第三本。另一长篇当属1859年所出《 》，音译即为《路加传福音书》，共有106页 。还有郏爱比所作《 》，即《赞神诗》，1859年出版 。
 

　　虽然1888年在讨论字母问题时，有人批评 (如毕海澜)，有人称赞 (如Duncan Kay)，但是他们也承认高的拼音在拼写方言方面相对罗马字母而言是一种进步，对其类似中国 汉字的字形也较欣赏 。毕海澜还根据高第丕的方法创造了一套字母。1888年高第丕又把20多年前末被推广的上海方言拼音改进後重新提了出来，响应者寥寥。它只是20世纪前後众多的拼音文字中的一种，从最初的读写上海方言到1888年试图将其变为汉字拼音，不可否认的是它在汉字拼音发展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L. S. Foster 在为高第丕写传记时也把上海方言拼音作为其一生中的一件大事来描述。
1855年左右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都是方言字母与拼音推广和书籍出版较多的地区，宁波、厦门教会的学校裡已经有教学生如何用罗马字母或英文字母拼写方言的初级课本，当时的传教士认为经过6个月乃至一年的训练，学生就能学会阅读罗马字母类书籍并能够书写当地的方言40。高第丕并不是惟一将汉语的反切法使用到新的拼音文字中的人，根据1854年在福州传教的怀特的文章，当时在福州、南京也有人在进行这种尝试，用以记录福州、南京方言，并有相关书籍出版。怀特认为用反切法的拼音体系可以解决英文字母不能解决的许多方言语音问题，主张以这种方式推广官话拼音体系，并且以当时朝鲜、日本拼音系统的推行为例设想了汉语拼音的发展方向41。所以高第丕的创造在当时并不是孤立事件，而是传教士们研究汉语字母化高潮中的一个亮点。它在整个汉语拼音发展史上是一次特色突出的尝试。
[本研究得到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重点学科 (第五期)“近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史”(J50106) 的资助。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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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Moses C. White: Chinese Local Dialect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4, 1854. P330.
41. Moses C. White: Chinese Local Dialect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4, 1854. P331-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