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維新前中日植物學小史

李學勇*

清末吳其濬的《植物名實圖考》, 除考訂舊名、據實繪圖之外, 仍不脫抄錄集錦的作風, 分類方法仍沿《爾雅》的方式, 了無新義。而日本在同時期出版的《植學啟原》, 已按林奈氏的**分類法, 之後的植物學著作亦多有創見。試觀中 日植物學發展的狀況, 或有值得我們深思之處。

1. 前 言
近日常聽人說:“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聽起來不光是有“飄飄然”的感覺, 而且的確有點相信必將成為事實。君不見我國古人所說:“志為聖賢, 則為聖賢; 志為豪傑, 則為豪傑”嗎？而且在日本的植物學史上也有前例可循。
日本植物分類學先進牧野富太郎在大正五年 (1916) 創刊《植物研究雜誌》時, 就在〈發刊辭〉中用“我大日本帝國將來必為世界之中心。吾人應該勇邁奮進, 步上隆盛之域”的話與日本學術界共勉。未料在五十年之後的1960年代, 日本不但因韓戰而產業復興; 到了1970年代, 日本已經成為經濟大國; 80年代, 更進而成為文化大國, 不但在世界銀行中成為最重要的理事國, 且也數次奪走了諾貝爾獎（請注意：中國的四位諾貝爾獎中, 沒有一位是在自己的土地上開花結果的）。所有這些事實都有他的前因後果, 饅頭不會從天上掉下來。我們來看看日本和中國植物學發展的經過, 大概可找出一些答案吧！

2. 《本草綱目》日人奉為圭臬
日本自漢 唐時代吸收中國文化以後, 一直採用中國的“本草”作為認識植物的藍本。日本自大寶元年 (701年) 直接採用中國 南北朝時代陶宏景的《本草經集注》以來, 中國每有新版出現, 日本就引用翻刻, 學習採用。中國在唐代有《新修本草》, 宋代又有多種《證類本草》, 但日本採用最多的仍然是明代 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如：
公元701年 (日本大寶元年) 教授《本草經集注》(502年版)
公元787年 (日本延曆6年) 教授《新修本草》(659年版)
公元1637年 (日本寬永14年)《本草綱目》(1578年翻印版)
公元1653年 (日本承應2年)《本草綱目》(1590年翻印版)
公元1669年 (日本寬文9年)《本草綱目》(1603年翻印版)
公元1672年 (日本寬文12年)《本草綱目》(1640年翻印版)
公元1714年 (日本正德4年)《本草綱目》(1655年翻印版)
公元1796年 (日本寬政8年)《本草和名》(《新修本草》)
中國在這一千多年間, 另有多種有關植物的著作; 例如南北朝時代的《齊民要術》及《魏王花木志》; 唐代的《酉陽雜俎》、《嶺表錄異》; 宋代的《全芳備祖》; 元代的《陳侃使錄》及《輟耕錄》; 明代的《救荒本草》、《食物本草》、《群芳譜》; 清代的《秘傳花鏡》、《廣群芳譜》。又有琉球的《質問本草》。但是日本已經悟出植物必有地區特性, 不能一味抄襲中國文籍。所以自貝原益軒在寶永六年 (1709年) 自撰《大和本草》以後, 日本學者就不再以翻刻漢籍為主要資訊。如：
1709年貝原益軒撰《大和本草》。
1714年稻若水以日文點注《本草綱目》。
1716年稻若水 日譯《救荒本草》。
1755年直海龍以日文撰寫《廣倭本草》。
1759年小野蘭山自撰《花彙》。
1799年小野蘭山寫《校正救荒本草》。
1803年小野蘭山 日文《本草綱目啟蒙》。
1828年岩崎常正《本草圖譜》。
1833年榕菴宇田川《植學啟原》。
日本學者當時已深切瞭解中國的所謂“本草”, 早已受到定型化的限制, 歷代雖有新編本草, 但多只限於抄錄收集前人的語句, 而且只管用途、少涉自然。所以給《植學啟原》作序的箕作虔說：
蓋本草者, 不過就名識物, 詳氣、味、能、毒, 猶如知角者牛、鬣者馬, 不甚與究理相涉也。若夫所謂植學者, 剖別花、葉、根、核, 辦析各器官能, 猶動學之有解剖, 真究理之學也。
由於打破僅以實用為目的的範疇, 走上科學究理的坦途。宇田川可能是受到西方植物學的影響, 才選寫這本具有新義的《植學啟原》。因為在他之前, 已有一位理學博士伊藤圭介男爵於文政十二年 (1829年) 就寫了一本《泰西本草名疏》, 書中已經有有關花朵中雌蕊的描述。再往前追尋, 知道公元1712年 (日本 正德二年, 清 康熙五十一年), 德國人 Kaempfer 已經有《日本植物記》的印行。他在1690-1692年, 在日本採集; 到1712年發表他的記錄 (Plantarum Japonicum)。書中的植物已經有近似林奈雙名法的命名, 例如牡丹 (Poeonia major), 芍藥 (Poeonia communis)。
後來到1784年 (日本 天名四年, 清 乾隆四十九年), 又有一位瑞典植物學家 Thunberg, C.P. (1743～1822) 出版了一部《日本植物志》(Flora Japonica)。他在1755～1776年在日本採集研究。他是瑞典 Uppsala 大學的植物學教授, 又是林奈的傳人。他早就把新雙名法及記述植物的方法傳播到日本, 所以到了《植學啟原》已經有仿自林奈氏的分類綱目。例如二十四綱中有：
第一綱　模南度里亞, 其花一鬚蕊, 如蘭蕉花。
第二綱　實諳度里亞, 其花二鬚蕊, 如耶蒺茗。
按所稱“模南度里亞”, 就是原文的 monandroria, 蘭蕉花就是美人蕉 (按：雄蕊只有半個, 叫做半邊雄蕊)。“實諳度里亞”, 就是 diandroria, 耶蒺茗就是茉莉花 (Jasmine)。此外更有根莖葉的構造及簡略的代謝生理。像薄壁細胞 (parenchyma), 當時譯作“巴連舍馬”。又如“葉如動物之肺。……日中則發酸素瓦斯, 在背陽之地及夜間, 則發炭酸瓦斯, 及窒素瓦斯。”所謂“酸素瓦斯”, 就是氧氣;“炭酸瓦斯”, 就是二氧化碳。最後一句“窒素瓦斯”, 指的是氮氣, 雖不很正確, 但在1835年 (清 道光十五年) 時, 也不能對日本有所苛求了。
其後在明治即位 (1868年) 以前, 又有幾本植物學著作, 都已接受西方科學的方法與體系。如1852年飯沼慾齋的《本草圖說》, 也是一本頗有創見的植物學。

3. 日本採納西學, 中國遠落其後
反觀中國雖然曾有1848年 (清 道光二十八年) 吳其濬的《植物名實圖考》, 但除考訂舊名, 據實繪圖以外, 全部內容都一仍舊貫, 不脫抄錄集錦的作風。吳氏本人已盡全力, 實事求是。但是由於思想體系未能改進; 研究方法依然落後。對我國新科學的發展, 著力有限。
試看日本在1833年出版的《植學啟原》, 已按林奈氏的分類, 把植物依雄蕊數目分為二十四綱。而中國在1848年出版的《植學名實圖考》, 卻仍沿用《爾雅》的方式, 分為：穀類、草類、群芳類、果類及木類。在植物學的用語上也無新義, 較日本已瞠乎其後了。
我國第一部近代化的植物學是由數學家李善蘭在公元1858年 (清 咸豐八年) 依英人韋廉臣及艾約瑟的口譯而寫成的《植物學》, 但已是鴉片戰爭以後的事了。這一本書中的用詞及分類與日本的《植學啟原》並不相同, 互有優劣。但是日本人在西方科學引進以後, 繼續不斷有人研究探索, 歷年都有新書出版。如1852年飯沼慾齋的《草木圖說》, 書中不但詳列植物的科屬學名, 並有圖版說明。而中國在李善蘭之後, 就被“船堅砲利”的觀念所掩蓋, 朝野一致努力學習實用科學, 對理論科學就棄之不顧了。
總結以上在日本 明治天皇登極以前, 日本已經開始吸收西方植物科學, 而中國因受列強帝國主義的侵略, 正忙於力圖振興軍備, 無暇也無意對理論科學研究發展。中 日在學術上的優勢, 已經開始輪替易手了。
中國在鴉片戰爭之後, 只有吳其濬的《植物名實圖考》是中國傳統的植物學著作。國人常以這本書不但包括種類繁多, 而且有圖為證, 更以圖說改正古籍之錯失, 把它當作中國科技史中的一個里程碑。但是若把書中內容詳加研究, 就可以知道在西洋植物學已建立細胞學說 (1838年) 的時代, 吳其濬仍在以集錄文獻為主要方式。連日本《植學啟原》的水準也難相比。正如李亮恭先生在他《中國生物學發展史》中寫道：
但就生物科學的觀點說, 本書問世已在十九世紀, 而分類方法仍採二百七十年前《本草綱目》所用的方法。對於形態的描述也只知以物相比, 始終未能建立一套形態學上的術語。……將近三百年的時間, 只有這樣微小的進步。而西洋各國的生物學此時已遙遙領先了。

4. 小野蘭山，“日本的林奈”
差不多在此同時, 日本除上述宇田川的《植學啟原》以外, 又出了一位本草專家小野蘭山。蘭山生於1729年; 十六歲時開始隨松岡學習本草; 三十七歲著《花彙》; 五十四歲, 講授《秘傳花鏡》, 終生研究《本草綱目》。到七十五歲時把《本草綱目啟蒙》日文手稿出版, 成為日本植物學上的劃時代著作; 另有《校正救荒本草》問世。他把中國千餘年來的“本草”徹底清理分析, 除了去蕪存菁以外, 並根據他自己的經驗, 補正《本草綱目》的缺失, 可以說是日本吸收中國文化自行消化發展的一個總結。他的《本草綱目啟蒙》, 雖然仍舊沿用李時珍的體制, 但內容完全出自蘭山之手, 幾乎已經沒有李時珍的痕跡了。因此, 後世日本學人尊稱他是“日本的林奈”, 對後來的植物學家都有深遠的影響。
日本植物學界不但早已引進西方科學知識, 並且知道組織學會及出版科學期刊也是發展學術的重要途徑。所以早在明治十五年 (1882年, 清 光緒八年) 就在東京成立植物學會。又在明治二十年開始印行《植物學雜誌》, 不過那時他們的文章仍然都是用直行印刷; 直到大正五年 (1916年, 民國五年) 才改用橫行排印, 足見日本學者對中華文化仍有戀戀不捨的感情。後來又有牧野富太郎等在大正五年發行《植物研究雜誌》, 專載植物分類的研究報告。最初也用直行, 到昭和八年 (1933年) 才改為橫行。
綜上所述, 可以知道日本雖自古採納中國文化, 但從未受中國文化的束縛。他們不但吸收中國文化中的精髓, 而且更消化重組, 而成為大和民族的精神文明。尤以近代日本, 以模仿西洋而漸漸凌駕西洋, 更可看出日本人的智慧。中國人在近百年來, 受盡日本的欺凌與侵略。雖然在感情上對日本恨之入骨, 但是細讀日本歷史, 國人實在應該反躬自省。假若不能像日本一樣吸收消化外國的文化, 只顧標榜自己的光輝歷史, 恐怕到了二十一世紀時, 仍然需要捧讀洋文教科書, 廣派留學生, 無法達成所謂“中國人的世紀”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