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香港看

当前语文建设的若干　 问题^*

 

姚德怀

 

 

[摘要：“语文建设”的目的是怎样使语文更好地适应当代社会的发展。这是一个大题目。本文讨论其中几个小问题, 以小见大, 其中牵涉到一些“思维建设”问题。]

 

前　言

“语文建设”就是怎样使语文更好地适应当代社会的发展。1958年周恩来总理作了《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当时的任务有三：1. 简化汉字, 2. 推广普通话,    3. 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至今超过了50年。以上的任务, 1. “简化汉字”在大陆已经完成 (95分?); 2. 推广普通话在大陆也有显著成效 (80分?); 3. 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在大陆年青人中也卓有成效 (65分?)

1980年 香港中国语文学会 创办了《汉字改革 (香港)》, 1982年4月改刊名为《语文建设通讯 (香港)》, 首先提出了“语文建设”的口号。北京的《文字改革》杂志从1986年起改名为《语文建设》, 比我们晚了4年。有些内地朋友误认我们跟随北京, 其实是相反。以上稍加说明。

过了50年, 中国和世界形势大不相同, 香港地区当然也与前不同。

1958年的“当前三大任务”主要是内向的。(“汉语拼音”既对内也对外)。2009年的当前问题, 既有以上三大任务的继续, 更有新的任务, 便是如何与境外和世界接轨、接通。

大题目

综合地来说, 当前语文建设的问题至少有以下几项。

1. 简化字问题──两岸接轨、古今接轨

当今的任务是如何妥善地解决繁简问题。我们认为, 首要是恢复若干繁体字, 使繁简基本上能一一对应, 消除简化字中的歧义现象。这种“简中有繁”的字体, 我们称之为“和谐体”,“和谐体”已在《语文建设通讯》中部分使用。不过,“和谐”两字似已用得太滥, 改用“通达”两字如何, 取其“四通八达”、“通情达理”之意。

2. 普通话、方言、少数民族语

到了2009年, 普通话已经相当普及。(更準确地应该说是：“大众普通话”已经相当普及;“规範普通话”连测试员自己也难得到100分。) 目前的任务是：如何能够使普通话 与 方言 和谐共处, 如何能使普通话和少数民族语言和谐共处。

3. 中外接轨 (汉语、外族语、外国语之间人地名、专名等翻译转写)

目前的任务是, 如何使 Pinyin 更好地担当起中外沟通的工作。尤其须树立广义的 Pinyin 概念。当然, 还有其他问题：

4. ……　　5. ……　　6. ……

 

解决方法

问题大且多, 怎么解决？还是一个老办法：看清目标 (和对象), 摸着石头过河。

举例：近年来繁简字之争, 多是泛泛而谈, 口号化。在内地, 十三亿中的一般人不需要学繁体字。应该学点繁体字的有：1. 邮务工作者、与境外繁体字地区须要沟通者 (内外接轨)。2. 大专院系须利用和研究古文献或境外出版物的师生们 (古今接轨), 等等 (请大家研究)。以上约共多少人, 也是一个有趣和值得研究的课题。

 

几个小问题

以下谈几个小问题, 并举例说明：

1. 地名“重复”是否可以精简？

《语文建设通讯》对作者的介绍, 常出现地名“重复”现象, 如：

　　某某某先生,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 某某系。

有些朋友认为其中用一个“香港”便够了, 不须重复。他们没有注意到第一个“香港”是地名, 第二个“香港”是校名的一部分, 如果只写“中文大学”, 校名便不完整。

再看下例。如果我们写

　　某某某女士, 香港 岭南大学 某某系,

这表示,“香港”是地名,“岭南大学”的所在地。“岭南大学”已是全名, 目前没有其它的“岭南大学”, 也没有“香港岭南大学”这个名称。

我们再细看, 第一个“香港”後的“空半格”也可看成一种标点符号:“虚位号”。有人主张也可用“?”或“：”, 如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岭南大学。

当然也可用专名号：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

内地有刊物用西式表示法, 有时可能用错了。例如《外国语言文学》2009年第4期第一篇文章介绍作者：

　　丁尔苏 (香港岭南大学英文系, 香港 999077)

其实是写错了, 因为正如上述, 没有“香港岭南大学”。如用西式, 应改为

　　岭南大学 英文系, 香港

(“ 999077” 似是内地给香港的“邮编”。许多香港人好像不知道有这么一个“邮编”)。

以上讨论, 大家以为如何？关于字词重复有时不能精简的问题, 赵元任 先生半个世纪前已有精彩的论述, 参见附录1。

2. Chiang Kai-shek 问题。

中国人名拉丁字母拼写问题, 许多人认为是小问题。半年前忽然成为举世华人社会都为之震惊的大问题。原来有清 华大学 教授把 Chiang Kai-shek 转写成“常凯申”, 其实应该是“蒋介石”！(参见附录2)。

退一步想, 当前内地人知道“Jiang Jieshi = 蒋介石”的人不会少; 知道 Chiang Kai-shek 的人恐怕真的不多了！

其实更严重的是2009年6月11日香港《明报》的大字标题“清 华历史 教授不识蒋介石”。该报编辑真的该打屁股！清 华 教授不认识的是 Chiang Kai-shek, 不是不认识“蒋介石”。这反映出该编辑的思维有问题。(也许有些华人的思维也有同样的问题！)¹

为什么这跟语文建设也有关系？有！我们需要一个“汉名←→多种拼音转写”人名库！

再举例。逝世不久的 季羡林 先生外语传媒现在用 Pinyin 称 Ji Xianlin。我们知道1957-58年才有 Pinyin。那末季老1933年出国护照上用的是什么罗马字母拼式呢？难以查证。蒙美国 梅维恒 教授 (Victor Mair) 告知, 季老1930年代留学德国时用的是德式拼写法 Hiän-lin Dschi. 请问, 现在有多少人认识 Hiän-lin Dschi 呢？

再举例。大家知道 邓丽 君 (白天听老邓, 晚上听小邓！)。现在有些内地对外刊物用 Deng Lijun (如商务《汉语世界》2009年第4期)。这个 Deng Lijun 到了境外, 恐怕认识的人不多了。在境外, 英语称 Theresa Teng; 日语称 テレサ^・テン。她的护照名则是“邓丽筠／Teng, Li-yun”。

将来会不会有报章大字标题:“北大教授不识季羡林”、“成龙唔识 邓丽 君”？

这类问题我以前也讲过, 也举过典型的例子, 参见附录3。

中国读书人以前有姓名, 有字、号, 现在基本上只有姓名, 无字、号, 反而多了“英文名”。香港人填表格都要填写“中文名”、“英文名”, 卡片上也有两名。以後辞书收现代中国人名是否也应加上“英文名”(其实是罗马拼音)？² 例：

 

　 ? 孙文, 孙逸仙, 孙中山, Sun Yat-sen, Sun Zhongshan

　 ? 蒋中正, 蒋介石, Jiang Jieshi, Chiang Kai-shek, …

　 ? 田小琳, Tian Xiaolin, Tin Siu Lam

　 ? 汪惠迪, Wang Huidi, Wong Wai Tik

　 ? 杨欣儒, Yang Xinru, Yeoh Sim Joo³

 

 

3.“奥巴马”问题

2009年下半年忽然冒出一个“奥巴马问题”。原来 Obama 在 内地 和 香港译为“奥巴马”; 台湾译为“欧巴马”。美国希望北京 采用“欧巴马”, 但北京没有答应, 并且举出许多理由说明为什么“奥”字 比“欧”字好。

　　专名外译中问题, 以前谈过, 暂不再谈。参看《中国科技术语》2009年10月号第 39-45 页屈文生文。但好像没有人讨论过奥巴马是否可以写成 Obama 。学会汉语拼音的小孩完全可以读出 Obama 。

 

4.“熊猫”问题

熊猫是国宝, 除了“熊猫还是猫熊”有问题之外, 还有什么问题呢？原来二十世纪之前, 中国没有“熊猫”这个名称。法国人 美国人“发现”之後, 才有“bear-cat → 熊猫”这个说法！这个问题, 中国熊猫专家也还没有厘清。

比较：新西兰从中国采取中国特有的狝猴桃品种, 改良成 kiwi-fruit, 1970年代出口到香港, 香港人不认识, 看到、吃到 kiwi-fruit 之後便把它音译成“奇异果”。[其实 kiwi 是仅产于新西兰的鸟名:“鹬鸵”或“基维鸟”。] 直到现在, 一般香港人仍不知道奇异果的老祖宗名叫“狝猴桃”！

 

5.“小”的问题

2009.8.12《通用规范汉字表》发表後,“字形微调”忽然成了热门话题。这个“字形”是指印刷体呢还是手写体, 各有各说, 也还没有搞清楚。

这裡谈一个 8.12 之前已经存在的小问题:“小”字左边这一笔是“点”呢还是“撇”？我做了一个香港“微调”(微型调查), 发觉较年长的说是“点”, 较年幼的说是“撇”。再看词书：

? 内地、台湾一般字词典多用印刷体:“小”, 左边是“撇”。

? 也有例外的, 如北京 2004年新华出版社《现代汉语辞海》、台北 1971、1979年正中書局《正中形音義綜合大字典》、香港 2003、2006年李行健主編《中華規範字典》繁體版都用楷体“    ”, (左边是“点”。) [可注意：李行健《现代汉语规范字、词典》北京版都用印刷体“小”, 左边是“撇”。更可注意, 李行健 先生发明了“两规范”：既有北京《规范字词典》, 又有香港繁體《中華規範字典》, “规范”是否贬值了？]

? 再看香港教育局 2007年《香港小學學習字詞表》第468页“字形表”列楷体“    ”字, 左边是“撇”。该表说明：字形“已成為香港教師、家長、編輯共享的參考字形規範”！“規範”肯定貶值了！

综合看来, 即使一个“小”字, 使人无所适从,“小”问题变成大问题！

 

 

 

附录1（趙元任,《語言問題》, 台灣商務, 1968, 1977, 原序）

 

姚注：題目寫成“語言學 跟 跟語言學有關係的 些問題”是否更好？

 

附录2

美国 宾州大学 梅维恒 教授 (Victor H. Mair) 告诉大家, 王奇《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国、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一书中, 还有许多严重错误, 例如：

 

原名    /原罗马拼音 　错误转写      　正确写法

George N. Curzon     　乔治              　寇松勋爵

Hsia Ching-lin           　林海青            　夏晋麟

Lo Jung-pang            　罗金帮            　罗荣邦

Chiang Kai-shek       　常凯申           　蒋介石

Hu Liang-chen          　胡良辰           　胡良珍

Ch’eng T’ien-fang          　程天方           　程天放

J. K. Fairband            　费尔班德         　费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 非 Fairband)

Hsu Chung-yueh      　苏春月           　徐中约 (Hsü Chung-yueh)

Ch’ü Tung-tsu           　楮东苏           　瞿同祖

Fu Lo-shu                   　福罗舒           　傅乐淑

R. K. I. Quested        　克里斯德或奎斯特  　郭玟曼

Jonathan Spence      　斯宾塞            　史景迁

Tang Lin                     　林堂             　董霖　 (William L. Tung; Tung 非 Tang)

T. C.  Lin                    　林 T. C.           　林同济

Agnes Fang-chih Chen 　陈方志           　陈芳芝

T. A. Hsia                   　赫萨             　夏济安

 

附录3

以下摘自拙文“汉语 与 外语──两百年来汉语演化进程剪影”, 载谭慧敏主编,《汉语文走向世界》,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中华语言文化中心, 2006年7月。该书是2004年6月在新加坡 南洋理工大学举行的“国家疆界 与 文化图像”研讨会论文五本专辑之一。以下例子说明, 有时人名不该翻译, 有时人名不能翻译, 否则闹笑话。

 

人名翻译 ―― 不该

悉尼大学 黄宇和 博士 (Dr. J.Y. Wong) The Origins of an Heroic Image : Sun Yatsen in London, 1896-1897 一书 (1986 年出版)⁹ 以严谨著称; 该书的第二次中译改写本也于 1998 年面世, 书名为《孙逸仙伦敦蒙难真相：从未披露的史实》¹⁰ , 当年在伦敦搭救孙逸仙的 James Cantlie（汉名“康德黎”）自然是书中一个重要的角色。比较两书会有有趣的发现, 例如：中译改写本第259页注(16)说:“感谢康德黎医生的长孙, 名字同样叫康德黎,……”。用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人看了会感到惊异, 因为中国人极少甚至不可能出现祖孙同名的现象。再查阅英文原著第 xii 页 和 第14页, 便知其实是 James Cantlie 的长孙也叫 James Cantlie。（西方人祖孙甚至父子同名并不稀奇。）因此上面的句子“……康德黎医生的长孙名字同样叫康德黎”, 似应该用双脑双语写成“Dr. James Cantlie (康德黎医生) 的长孙名字同样叫 James Cantlie。”

 

“准人名”翻译 ―― 不能

同书中文本第3-4页叙述1896年10月17日康德黎家收到清使馆英人女管家写来的信, 信里写道:“您有一位朋友……被囚于清使馆内。……我想他的名字是孙逸仙。”

这里的问题是：女管家真的会知道有个人叫“孙逸仙”吗？我们可以肯定她不会知道。查英文原书第25页, 原文是“……His name is, I believe, Sin Yin Sen.”这里的英文原文才可信：女管家只是知道一个大概：“Sin Yin Sen”, 还不是“Sun Yatsen”, 更不是中文的“孙逸仙”！因此, 中文本这句话应该用双脑双语改写为：“您有一位朋友……被囚于清使馆内。我想他的名字是 Sin Yin S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