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近现代辞源》的编纂

 

黄河清^*

 

 

　　《近现代辞源》（黄河清编著，姚德怀审定，2010年6月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以下简称《辞源》）的出版，受到了一些学者的关注，不少人给我们写信，有鼓励的，也有提出意见或建议的，对此我表示十分感谢！

　　那么，《近现代辞源》是怎样编成的，编纂过程中碰到过哪些困难，书中存在哪些问题，等等，下面我将详细地说一说，最后我还将介绍一下以后的计划。

 

1. 编纂方针　《辞源》不同于一般词典，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其编纂方针也与别的词典不同。

1.1 明确收词对象　本人在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的资助下，建有一个《近现代汉语语源数据库》（以下简称《语源库》），这项工作已做了18年，现在《语源库》收词已有76000多条，这些词大部分是明末清初到1949年以前汉语受外来文化影响而产生的词。

　　在2001年，我们从《语源库》里选了5000多个条目，编了一本《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词源词典》）。后来我又从《语源库》里选出9500多个条目，编了这本《辞源》。但《辞源》的收词范围与《词源词典》有所不同。《词源词典》收有两类词：一是现代词，即现在仍在使用的词；二是历史词，即现在不用但过去出现过的词。而《辞源》只收录现代词，历史词没有收录（只在相关词条里提及一下，不专门立条）。这是《辞源》与《词源词典》最大的区别。我们之所以做这样的选择，主要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一、历史词数量庞大，一本中型词典难以容纳，《词源词典》虽然收了这方面的词，但其实也是挂一漏万；二、现代词与历史词相比，现代词更重要。在现代词尚未完全研究清楚的情况下，我们先去收集历史词，有点不现实；三、从词典的销售考虑，也是现代词词典要比历史词词典更受读者欢迎（事实也证明如此，《辞源》的发行量远远高于《词源词典》）。对于出版社来说，这一点很重要。

1.2 界定词语溯源范围　确定了收词对象以后，接下来的事是怎样来反映词源信息。词源考证很复杂，也很繁难。许多学者为一词的溯源而穷思极索、百转千回，虽已是人比黄花瘦，白发上额头，但仍感到自己的考证未达理想的彼岸。而《辞源》要面对的词成千上万，每个词都穷其源流，追其本原，那是一件永远无法实现的事。加之我材料有限、学识浅陋，要成就此事更是万万不能。而且这样做也是词典的体例所不容许的。因此只能凭自己能力之所及，把词语在汉语文献中我所见到的早期书证列举出来。

　　但是，从汉语文献中找出来的书证，只能说明这个词在汉语中的使用情况，至于这个词是来自什么语言，或者是受了什么语言的影响而产生的，是英语，还是俄语，还是日语？对于这类问题我一般不再往下探讨了。因为，如果要做，那将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了，而且也是客观条件所不容许了。如《辞源》中有大量来自日语的词，对于这些词在日语中是如何起源、演变、定型，我就不再论述了。我以为这项工作应该由研究日语词语的学者来做更合适，而我的任务是把词语进入中国的情况记录下来，我只能做这方面的工作。（所以要把这部分词语的源流搞清楚，必须是研究日语和汉语的学者联合起来，日语学者负责词语在日语部分的源流，汉语学者负责词语在汉语部分的源流，只有两方结合，才能编出一部完整的词语源流词典。¹）

1.3 规定书证时间以年为单位　对于古汉语词，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某某词见于先秦，某某词见于魏晋，某某词见于晚唐，虽然先秦、魏晋、晚唐时间跨度都很大，但古汉语从殷商到唐宋，或者到元明，时间跨度还要大，有3000多年，在这样的时间段中，能确定某个词产于某个朝代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我们研究近现代词不能这样，仅就《辞源》收词的时间跨度来说，从明末清初到1949年，才300多年，才经历明、清、民三个时期，如果我们只说某某词见于明、见于清，见于民，这样的叙述就很粗疏了。所以我们必须把时间分得更细，把300多年这个时间段，以年为单位来切分。按照这样的理念，我在词语每个书证前标上了年份。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把词源考证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更加精准。更有甚者，有的词语书证时间不但标注了年份，而且还标注了月份，如在“五四运动”条下，我先后配上1919年8月和10月两个书证，5月份爆发这场运动，至少在8月份已经有“五四运动”这个名称了。这样做是希望词源考证更为精准。而且我估计这个词语的书证时间还可以提前，应该在8月份以前就有这一名称了。

　　为词语书证标注时间是我从一些英语大词典中得到的启示，如韦伯斯特系列的词典、牛津英语大词典等，它们都有给词语标注始见年份的习惯，而且年份在不断更新，遇有新的考证，在词典修订时，这些始见年份还会有修改。但是，中国没有这样的词典，即便是台湾的《中文大辞典》，还是大陆的《汉语大词典》，都没有这样做。因此，给词语标注年份就成了我的梦想。后来我们终于有机会在《词源词典》做了尝试，从那时起，我们已决心要将这种做法进行到底，现在在《辞源》中也这样做了。

1.4 尽可能使用原始文献　从建立《语源库》那时起，我就立下一条原则，凡是别人著作中引用的材料，一律不能作为书证，《语源库》里的书证都必须从原始文献中选取。如果一本书既有初印本，又有重印本，也必须选择初印本。

1.5 尽可能使用即时性文献　一般情况下，我不在追忆性文献（如回忆录等）中摘取词语书证，而是选择即时性的文献（如日记、游记之类）来作为摘取词语书证的材料，因为追忆性语言是现在叙述过去的事情，在这类叙述中，其所使用的词语有的可能是现在的，有的可能是过去的，常常是现在词和过去词混杂在一起，要把两者区分开来很不容易。因此如果从这样的文献中选取的词语书证，要确定其时间是非常困难的。即时性文献就不存在这一问题，如日记，它就是用当天的文字记录当天发生的事情。这样摘录下来的词语书证，确定其年份很容易，也很真实。

 

2. 编纂中的重点

　　词典中每个条目一般有：词目、注音、释义、例证。规范性词典和学习性词典对于这几个项目的编写常常是顺流而下：先词目，后注音，再释义，最后才是例证。但编词源词典这样做不一定行得通，我都是倒着来，因为对于词源词典来讲，书证最为重要，我先要知道某个词语有没有书证，然后我再来确定这个词语能否立条。如果没有书证，也就等于没有词源信息，这样的条目立在词典里，与词源词典的性质不符，因此不能收录。 所以，书证是词源词典的核心。

　　但是，词语书证的寻找并不容易。比如说，我们要寻找“发动机”这词的书证，到哪里去找？我们首先会想到近现代有关机械、制造等方面的书籍、刊物，但收集一大堆资料，来寻找一个词，肯定不经济，这样做事倍功半。因此，我的做法是，先是心里不要假定具体的词，只能假定一个范围，即我们要收的是与外来事物有关的词语，只要符合这一条，都把它们收录进来，进入《语源库》，日积月累，时间长了，《语源库》里的条目也多了，相信“发动机”这个词的书证也有了，或许书证还不止一个。于是我们就把这些书证按时间顺序进行排列，时间早的排在前面，晚的排在后面。

　　如果这些工作做好了，条目最难的部分就完成了，余下的事无非是为条目配上拼音、释义等。相比之下，这些事情要容易得多了。所以，我们编《辞源》，与编规范性词典和学习性词典不同，是倒着来的。

 

3. 存在的问题

　　《辞源》出版后陆续收到了学者们的来信，他们提出了一些问题。另外，我们自己也发现一些不足，下面就词目、释义、书证等方面作一下论述。

3.1 关于词目

3.1.1 词目漏收　《辞源》漏收了许多词目。在该词典出版没多少时间，荒川清秀先生就向我指出，《辞源》漏收了“回归线”这词，朱京伟先生也转来了宫岛达夫的意见，宫岛先生指出，《辞源》漏收了参加、发展、管理、热情、正确、祖国等词。另外，我自己也发现一些漏收的词，如长桌、干潮、港澳、根性、共用、行规、钬、均沾、横向、鬣狗、龙骨、农产、庞大、全境、入库、世纪、手业、熟货、水库、睡狮、贴膏、外货、外流、外政、线毯、险滩、 腺体、小买卖、消音、学术、外用、延长、药料、翼龙、账务、猪仔、走气、最惠国，等等。其中“世纪”这词在《词源词典》已经收录过了，可是在《辞源》中竟然把它漏了。另外，干潮、钬、龙骨、农产、睡狮、消音、学术、延长等词，当时编词典时，我手头已经有很好的书证了，但不知什么原因，也漏了。这些事现在想来多少有些遗憾。但我也承认，有些词之所以漏收，那是因为还没有找到书证。

3.1.2　 词目收录不平衡　作为一部词典，其收录的词语不但要有一定的量，而且要有一定的覆盖率。所谓覆盖率，就是词典中的词语对人类文化的各个领域基本上都要有所涉及。但《辞源》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至少学科词语的分布还不均衡，如地理词语多；历史词语少；音乐词语多，美术词语少；几何词语多，代数词语少，等等。

　　另外，从时间段来说，《辞源》对于17世纪后半期到19世纪初和20世纪四五十年代这两段时期的词语，收录相对少了些，所收的多数是19世纪中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段时期的词语，特别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这一二十年间的词语，虽然这段时期的新词确实比较多，但相比而言，其他时间段的词语的收录还是少了。

　　就语种来说，来自俄语的外来词也少了。

3.2 关于释义　《辞源》不少词目的义项未能列全，如“海绵”，这词有两义：①一种原始的多细胞动物，种类很多，多生在海底岩石中间。②用橡胶或塑料制成的多孔材料，有弹力，像海绵。但《辞源》只列了第一义项，没列第二义项。还有这样一种情况，本来词目本义出现的时间是在其比喻义之前，如“导火线”这词，“使爆炸物爆炸的引线”是本义，而“直接引起事变爆发的事件”是比喻义，从词义产生的逻辑顺序上讲，前者应该先出现，后者晚出现，然而，《辞源》为“导火线”本义所配的书证是1908年的，可是为比喻义所配的书证反而要比本义早，是1900年的，这似乎在说：“导火线”这词比喻义先出现，本义后出现，这显然有违词义演变的规律，实属本末倒置。但是，要改变这种状态，需要找到比比喻义更早的本义书证，可我还做不到这一点。

　　其实，在不少情况下，词目漏收，义项不全，也与“导火线”的情况一样，都受了书证的制约，没有书证，词目只能缺如，义项只能不全。但是，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作为一本词典，常用的词以及常用的义项，必须收全，而本义和比喻义、引申义等出现的次序更不能颠倒。

3.3　关于书证

3.3.1 书证偏晚 《辞源》中的书证虽然都要比《汉语大词典》早些，但决不能因此说这些书证是最早的。事实上《辞源》中有相当一批词目其书证大有提前的可能。如“蒸馏”这词，我原以为这是一个来自日语的词，《辞源》所提供的书证选自1889年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本以为这个书证算是早的了，因为它在20世纪初日语外来词大批涌入之前。可谁料想，后来我又发现在熊三拔《泰西水法》(1612年) 卷四中有这样一句话：“凡诸药系草木、果蓏、谷菜诸部具有水性者，皆用新鲜物料依法蒸馏得水名之为露。今所用蔷薇露，则以蔷薇花作之。其他药所作皆此类也。”这里就有“蒸馏”这词，而其意义与今义相当。这样一来，此例就比傅云龙例足足提前了227年。这一书证的发现，还能证明这词并不是日语词，而是汉语原本就有的词，至少也是日本将它借去，经过广泛使用后，又来到中国的回归词。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如《辞源》所收的安瓿、惨剧、承印、抽印、港（指香港）、隔膜、公教人员、灌输、海洛因、极大、借阅、镜片、罗马尼亚、免疫、脑力、内河、鸟瞰、奴性、欧风、气泡、全数、声浪、外流、微粒、小农、协办、游戏、涨价、招考、阻力等等，都还有更早的书证可以提前。

3.3.2 书证偏长　一般来讲，摘取一个句子来作为书证是最好的选择，如果这个句子短，那就更好了，如《辞源》“光源”条有这样一个书证：“光源，光线之来源也。”连标点符号，一共才10个字，而且读者一看就能明白词目的意义。又如“颅腔”条的书证：“头骨形成颅腔。”这就更短了，才7个字，词目的意义同样十分明白。但是这样的书证毕竟不多，大部分还是长句子。我们不能为了死扣字数，而削足适履，使用句子结构不完整的例子来作为书证。但反过来也不能因此而无端增加书证的字数，将文献中的材料作大段的引用，所以这需要把握，要恰如其分。一般来说，书证的字数最好控制在100字以内，如果超出这个数字，读者见了就不能很快找到词目，给读者增加了阅读负担。而且长长的书证还浪费了词典的篇幅。遗憾的是，《辞源》中书证冗长的条目有许多，如从犯、促进、定性分析、对流、二十四史、放映机、飞轮、飞艇、规模、公款、硅、卢布、路灯，等等，这些条目的书证字数都在100字以上。本词典的审定者姚德怀先生也向我提出过这个问题，但都因为要逐条删减例证，尚需投入很多的时间，所以最后还是没有把这个问题改过来。

3.3.3 个别书证时间有待商榷　给书证定年份，首先是要给书证的出处即文献定年份，给文献定年份有两种定法，一是按文献的写作时间定，一是按文献的刊行时间定，但有些文献写成后，并没有马上刊行，要在若干年以后才付印，中间相隔许多年，如马欢的《瀛涯胜览》就属这种情形。一般说，此书初稿写于1416年，可稿本早已不存，我们无法窥见原貌。现存的《瀛涯胜览》，都是1416年以后的抄本或刻本。从严格意义上讲，给《瀛涯胜览》定年份，应该定在1416年以后的，如1451年等，但是在《辞源》中，给《瀛涯胜览》定的年份是1416年，这是欠妥的。

3.3.4 书证未能使用繁体字 《辞源》中的书证绝大部分来自繁体字文献，但我在输入过程中，将繁体字全部转换成了简体字，这多少影响了书证材料的真实性。其实《汉语大词典》的做法可以借鉴，该书引自古籍的书证，一律采用繁体字；引自现代书籍（辛亥革命以后）的例证，一般使用简化字。我以为，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汉字简化方案公布之前，汉语文献一般还是使用繁体字，所以这段时间里书证没有必要换成简体字，应该尊重事实，仍然使用繁体字。因此，我认为，为了尊重语言事实，摘取书证的文献如果是繁体字的，我们也用繁体字，如果是简体字的，我们也用简体字。很遗憾，《辞源》没有这样做。或许有人会说，字体的变换不会影响书证所表达的意义。这话虽有一定的道理，但我觉得这样做毕竟改变了文献的历史原貌。例如《辞源》在“镁”字条下所举的书证是：1871年傅兰雅《化学鉴原》卷一：“Magnesium，镁。”其实《化学鉴原》中Magnesium 后面的这个字是“鎂”，不是“镁”。傅兰雅当年为金属元素造字时，左边加的都是“釒”旁，不是“钅”旁。所以把繁体字改成简体字使得书证有些不真实了。

3.4 一点说明  《辞源》在封底，出版社印有几句宣传用语，这里需要说明一下。这些宣传用语中的第一句话是：本书“收词近万条，均为受西方文化影响产生的新词”，这句话不妥，《辞源》所收的词，并不都是“受西方文化影响产生的新词”，也收有土生土长的新词，所以应以《辞源·凡例》中的第一句话为准，即“本词典主要收录明末清初到1949年前后这段时期，汉语受西方文化影响而产生的词语，同时也收录了少量的本族新词。”第二句话是：“书证详细，给出始见书证，学术价值巨大。”这是出版社对书的一种宣传，也是一种溢美之辞，我应该向他们表示感谢。但问题是，这样一说，我压力就大了。其实《辞源》并没有对所有词目给出始见书证，相反有的书证还偏晚了（对于这一点我已经在上面说过了）。所以不能说《辞源》“学术价值巨大”。第三句：“语言接触研究的最佳范本”，这句话更是美誉了，“最佳范本”那已经到了至善至美的境界了，《辞源》怎能担当得起？我很担心，总有一天会有读者拿这些话来评论这本书，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我就尴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