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國語文學會 文學論衡第16期 2010 年 5 月

 

《文學論衡》總第16 (20105)

 

   

論《漢紀》的文學特點

 

梁德華*

 

 

. 引 言

歷來學者多注意《史記》、《漢書》的文學特點,近年研究成果可謂非常豐富,舉例而言,如可永雪《史記文學成就論說》對《史記》的文學技巧及成就作出總結; [1] 又潘定武《漢書文學論稿》亦詳細論述《漢書》的筆法與其對後代文學的影響, [2] 對於了解漢代史著的文學性質關係至大。相較《史》、《漢》,荀悅《漢紀》的文學價值卻未有引起學者關注,如嚴可均《全後漢文》雖有輯錄荀悅的作品,然而只取其《漢紀.序》及《漢書錄目》, [3] 並未有選錄《漢紀》其他部份,故此,《漢紀》的文學特點仍有待進一步研究。

東漢末年,漢獻帝感班固《漢書》文煩難習,乃命荀悅以左傳體,即編年史體,重新整理《漢書》,以方便閱讀。荀悅在建安三年至五年其間,「抄襲《漢書》,略舉其要 [4] 又「約集舊書,撮序《表》、《志》總為帝紀,通比其事,列繫年月」, [5] 凡於《漢書》所記,皆「本末體殊,大略粗舉」,可知《漢紀》一書大抵從刪撮《漢書》而來。荀悅以「通比其事」、「列繫日月」等方法改寫《漢書》,開創了斷代編年史體,於中國史學發展影響深邃,故前輩學者多重視《漢紀》在史體上之貢獻,如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謂荀悅:「善抄書者可以成創作。」 [6] 又杜維運《中國史學史》中言:「《漢紀》就是《漢書》的材料,從紀傳體改寫成編年體的西漢史,所採用的新材料有限,惟在編年史的寫法上,有新的突破。」 [7] 兩者皆指出《漢紀》開創斷代編年史體的史學意義。其實,荀悅據《漢書》撰成《漢紀》,當中或則刪削概括《漢書》文辭,或則改寫修飾其語句;或以《史記》之文辭對《漢書》文句加以剪裁,整理方法不一而足。由此可見《漢紀》襲用《漢書》,曾經細意分析《漢書》內容,然後再加以整理,並非純然因襲,其中均能反映《漢紀》的文學特點。

又〈漢紀序〉云:「凡漢紀有法式焉,有監戒焉;有廢亂焉,有持平焉;有兵略焉,有政化焉;有休祥焉,有災異焉;有華夏之事焉,有四夷之事焉;有常道焉,有權變焉;有策謀焉,有詭說焉;有術藝焉,有文章焉:斯皆明主賢臣,命世立業,群后之盛勳,髦俊之遺事。」 [8] 其中「有術藝焉,有文章焉」指出西漢文人的作品乃《漢紀》一大記事重點, [9] 可見荀悅對西漢文人與「文章」甚為重視,並在《漢紀》中多錄漢人「文章」以備君主省覽。由於西漢文人的作品在流傳的過程中不斷散佚,很多作品都有賴《漢書》錄入本傳之中才能留傳後世,因而一般漢代文學史著的材料多以《漢書》所錄為據,而鮮有注意荀悅《漢紀》對這些作品的再整理。本文認為,若能對《漢紀》所錄西漢文人的「文章」作出研究,則可知荀悅如何重新整理《漢書》所載西漢文人的作品,此亦可反映《漢紀》的文學特點。故本文擬分析《漢紀》文字及其論贊的特點,並對《漢紀》所錄漢人「文章」作出研究,以見荀悅布局轉折之功,藉此顯示《漢紀》的文學特質。

 

. 《漢紀》文字及其「贊曰」的特點

《後漢書.荀悅傳》云:「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以為《漢紀》三十篇,詔尚書給筆札。辭約事詳,論辨多美。其序之曰:『於是綴敘舊書,以述《漢紀》。』」 [10] 又〈漢紀序〉言:「悅于是約集舊書,撮序《表》《志》總為帝紀,通比其事,列繫年月。[……] 凡在《漢書》者,本末體殊,大略粗舉,其經傳所遺闕者差不少而求志,勢有所不能盡繁重之語,凡所行之事,出入省要,刪略其文。凡為三十卷,數十餘萬言,作為帝紀,省約易習,無妨本書,有便於用,其旨云爾。」 [11] 可見荀悅編撰《漢紀》之目的乃整理「文繁難省」的《漢書》,為漢獻帝提供一個較為簡單易習之文本。荀悅整理《漢書》的方法主要把《漢書》所載史料加以選取,然後按年月排比,並以「通比其事」靈活處理西漢的史料。 [12]

對於荀悅《漢紀》整理《漢書》之優劣,歷代學者每有不同的意見,如唐代顏師古於《漢書敘例》言荀悅:「撰《漢紀》三十卷,其事皆出《漢書》。」 [13] 而元代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引李燾云:「按悅為此紀固不出班書,然亦時有所刪潤。」 [14] 按李氏認為《漢紀》雖有與《漢書》不同者,亦皆出於潤改刪削,而非荀悅有採自他書者。以上可見,由於《漢紀》與《漢書》關係密切,學者多未有注意《漢紀》自身的價值。其後,清代顧炎武認為荀悅據班書撰《漢紀》,「其敘事處,索然無復意味,間或首尾不備,其小有不同,皆以班書為長」, [15] 指出《漢紀》無論敘事或文字均不及《漢書》,認為其文學價值低於《漢書》。 [16] 而王鳴盛《十七史商榷》云:「觀其書蓋專取班書,別加詮次論斷之,班書外未嘗有所增益,翫自序可見,而其間或與班書亦有小小立異者,在悅似當各有所據。若班書傳刻脫誤處藉此校改者亦間有之,然已僅矣。」 [17] 則王氏以為《漢紀》只因襲《漢書》而成,其中文字不同者,僅有助於校讎,而非其文章有可觀者。及至民初,楊樹達同意顧炎武之見解,盡詆《漢紀》之價值,認為「漢末荀紀據班書撰《漢紀》,往往以不瞭班義而妄改,故顧亭林云:『荀紀小異《漢書》,必荀非而班是。』此有得之言也。」 [18] 且對王念孫據《漢紀》校改《漢書》加以批評,云:「高郵王氏識不逮此,往往據仲悅之妄竄,改不誤之班書,此其大蔽也。」 [19] 由此而觀,以上諸家皆以為荀悅《漢紀》一書所記不出《漢書》之外,而就文字論之,《漢紀》實遠遜於《漢書》。

其實,《漢紀》雖然主要因襲《漢書》而成,然而其中有刻意改易《漢書》文辭者,或刪削其辭,或增益其文,或重新改寫,凡此皆旨在修飾《漢書》文字,俾使文句整齊對稱,加強文辭之美。如《史記.呂太后本紀》:「太后不說。問左丞相陳平、絳侯周勃。勃等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 [20] 《漢書》作「太后不說。問左丞相平及絳侯周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欲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 [21] 多與《史記》同。而《漢紀.高后紀》則作「問左丞相陳平、太尉周勃,平、勃對曰:『高帝定天下,王諸劉;今陛下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后喜。」 [22] 按《漢紀》改《漢書》「王子弟」為「王諸劉」,又改「欲王昆弟諸呂」為「王諸呂」,使上下文齊整相對。又《史記.司馬相如列傳》:「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睹指,聽者未聞音。」 [23] 《漢書》同,而《漢紀.武帝紀》改作「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而揚雅頌,上咸五帝,下登三王。觀者未覩未旨,聽者未聞音。」 [24] 按《史記集解》云:「駰案:韋昭曰『咸同於五帝,登三王之上』。」 [25] 又顏師古《漢書注》引李奇曰:「五帝之德比漢為減,三王之德漢出其上。」 [26] 可知《史》、《漢》文中之「五」為「五帝」,「三」為「三王」。《漢紀》作「上咸五帝,下登三王」,增益其辭,使文意更明,而文句亦相對。而《漢書.武五子傳》云:「孝己被謗,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 [27] 《漢紀》改作「昔孝己孝而被謗,伯奇仁而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則?積毀之所生也。」 [28] 亦可見《漢紀》增益《漢書》文辭,於「孝己」、「伯奇」下加「孝而」、「仁而」等字,加強描繪兩人仁而見放的遭遇,使文意更為詳審,文句亦工整。

且《漢紀》在改寫《漢書》的過程中不乏以己意潤改《漢書》文字,使人物情狀更為細緻,如《史記.項羽本紀》記述楚軍之威武,云「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 [29] 《漢書》因襲《史記》之文而略加刪節,作「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諸侯軍人人惴恐。於是楚已破秦軍,羽見諸侯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繇是始為諸侯上將軍,兵皆屬焉。」 [30] 而《漢紀》則作「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又羽 [] 呼聲動天地,諸侯軍人人莫不怖懼。於是既破秦軍,羽見諸侯()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不仰視。羽者由是為諸侯上將軍,兵皆屬羽焉。」 [31] 可見《漢紀》於「呼聲」及「怖懼」前加「羽兵」與「莫不」四字以作修飾。《史記會注考證》引陳仁錫曰:「疊用三『無不』字,有精神,《漢書》去其二,遂乏氣魄。」 [32] 則《漢書》所改或失人物之情狀,而《漢紀》於「怖懼」前復加「莫不」兩字,以顯示諸侯軍恐懼之貌,加強文意之表達。

又《史記.高祖本紀》記轅生說漢王之言,其云:「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皋閒且得休。使韓信等  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 [33] 《漢書》則略加刪節,而《漢紀》作「今出武關,項王必引兵而南,大王深壁勿與戰。項羽用兵疾如雷電,令成皋滎陽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屯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於漢。王得休息,後與之戰,破楚必矣。」 [34] 可見《漢紀》增「項羽用兵疾如雷電」一句,以明項軍之強勁,突出漢王深壁之原因,又於「力分」下加「於漢」兩字,亦使文意更明。

再如《史記.荊燕世家》云:「田生弗受,因說之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為大將軍,獨此尚觖望。今卿言太后,列十餘縣王之,彼得王,喜去,諸呂王益固矣。』」 [35] 《漢書》則作「田生弗受,因說之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長,為大將軍,獨此尚觖望。今卿言太后,裂十餘縣王之,彼得王喜,於諸呂王益固矣。」 [36] 《漢紀》改作「田生不受,又說曰:『呂氏之王也,大臣未服。今劉澤於諸劉長,大臣所信,獨不見用,常有觖望也。今令太后,裂地十餘縣以王之,彼喜而去,諸呂王益固矣。』」 [37] 可見《漢紀》因襲《漢書.燕王傳》以記田生之語而略加修飾,其中《漢紀》改「為大將軍,獨此尚觖望」為「大臣所信,獨不見用,常有觖望也」。《漢紀》言劉澤「大臣所信」,乃與上文「呂氏之王也,大臣未服」呼應,又改《漢書》原文作「獨不見用,常有觖望也」,指出劉澤才高而不被重用,文意較《漢書》明晰。以上諸例,可證荀悅極重文辭修飾,每對《漢書》原文作出改寫,均能加強文意之表達。

學者多謂《漢紀》記事不出《漢書》之外,然李書蘭〈《漢紀》選用《史記》考〉一文指出《漢紀》對一些西漢人物、數字、官名、年代以及文字的表述等方面有取用《史記》的地方。 [38] 又梁德華〈荀悅《漢紀》用《史記》考〉舉出五十書證以明荀悅編撰《漢紀》時,除了《漢書》之外,尚有參考《史記》的材料,可見《漢紀》所記實未以《漢書》為限。 [39] 而《漢紀》取用《史記》的其中一個原因,乃以《史記》之文字潤飾《漢書》原文,使文意更加圓足,如:《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退。」 [40] 《漢書》作「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遂取武庫!』是後乃退。」 [41] 《漢紀》則作「嘗請考工地欲以益宅,上怒曰:「何不遂取武庫!」退。」 [42] 案《史記會注考證》引齊召南云:「『君何不遂取武庫』,此怒語也。《漢書》省『君何不』三字,意不明。」 [43] 又《漢書評林》引李德裕云:「帝王與群臣言,不在援引古今以飾雄辯,惟在簡而當理,如田蚡請考工地益宅,武帝曰:『何不遂取武庫?』此謂簡而當理,足使姦臣奪心,邪人破膽矣。」 [44] 李氏亦認為《史記》作「何不遂取武庫」為「簡而當理」,可知《漢書》刪去「君何不」三字,文意不及《史記》圓足。而《漢紀》亦作「何不遂取武庫」,與《史記》同,可見荀悅以為《史記》文意較明而取用其文。

又《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云:「閎、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是示後  無反意也。不當斬。』」 [45] 而《漢書》作「閎、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皆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 [46] 王先謙曰:「《史記》作『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云云,案『士盡』斷句,上文言『建盡亡其軍,自歸』,故云『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此專屬建言,無旁及所部意。《通鑑》從《史記》,班氏易『盡』為『皆』,文意遂別。」 [47] 而《史記會注考證》云:「『士盡』,言盡亡其軍,《漢書》改『盡』為『皆』,文義遂別。」 [48] 說與先謙近。《漢紀》則作「軍正閎長史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擒也』。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死,無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人無返意也。」 [49] 《漢書》改「盡」為「皆」,失軍隊亡盡之意,而《漢紀》作「士盡死」,正與《史記》相合,王叔岷言:「《漢紀》亦從《史記》作『士盡』,下更有『死』字。」 [50] 亦肯定《漢紀》此句乃據《史記》改寫,使人物情狀更為鮮明。以上可見,《漢紀》對《漢書》的文字多有改寫,且多用《史記》的文字來潤飾《漢書》的原文,以追求文意之圓足,故若以文辭表達論之,《漢紀》未必遠遜於《漢書》。

另外,《漢紀》於每一《紀》末都有「讚曰」部分,以總結漢代君王的功績,與《漢書》結構相同。細考《漢紀》的「讚曰」,可知荀悅亦非全然因襲《漢書》,其中有荀悅所自撰者,亦有改寫補充班固的原讚者,亦反映了《漢紀》的文學特點。如《漢書.高帝紀》原讚多徵引不同的文獻材料,以說明高祖之先世出於陶唐,乃得天統,強調高祖就天命而得天下。然荀悅在《高祖皇帝紀》開首即用《漢書.高帝紀》「讚曰」的部份材料以說明高祖之來歷,故於《紀》末就沒有再取用《漢書》的原讚,而用自己的文字評論高祖的功德,其云:「高祖起於布衣之中,奮劍而取天下,不由唐、虞之禪,不階湯、武之王。龍行虎變,率從風雲,征亂伐暴,廓清帝宇,八載之間,海內克定。遂荷天之衢,登建皇極,上古已來,書籍所載,未嘗有也。非雄俊之才,寬明之略,歷數所授,神祗所相,安能致功如此!夫帝王之作,必有神人之助,非德無以建業,非命無以定眾,或以文昭,或以武興,或以聖立,或以人崇,焚魚斬蛇,異功同符,豈非精靈之感哉!《書》曰:『天工,人其代之。』《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斯之謂乎?故觀秦、項之所亡,察大漢之所興,得失之驗可[]于茲矣。太史公曰:『夏政忠,政忠之弊野,故殷承之以敬。以敬之弊鬼,故周承之以文。以文之弊薄,救薄莫若忠。三王之道周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弊。秦不改,反酷刑,漢承秦弊,得天統矣。』」 [51] 可見荀悅推舉高祖建立漢世之功,並引《史記.高祖本紀》「太史公曰」以強調漢室改秦弊而得天下,雖亦肯定天命對人事的必然作用,然而可見荀悅重寫「贊曰」部份不以《漢書》原書為限,而是自出己意,並剪裁不同的材料,實為一獨立的作品。

又《漢紀.高后紀》云:「讚曰:本紀稱孝惠、高后之時,海內得離戰爭之苦,君臣俱無為。故惠帝拱己,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闥,而天下宴然,刑罰罕用,民務稼穡,衣食滋殖矣。及福祚諸呂大過,漸至縱橫殺戮,鴆毒生於豪強。賴朱虛、周、陳,惟社稷之重,顧山河之誓,殲討篡逆,匡救漢祚,豈非忠哉!王陵之徒,精潔心過於丹青矣。」 [52] 《漢紀》此讚評論高后的部份乃取用《漢書》原讚而略加改寫,而於「衣食滋殖矣」句下,乃荀悅自撰。在《史記》「太史公曰」及《漢書》原讚中,史遷與班固均對呂后之治極為贊同,但未有直接評論其缺失,而荀悅則直接指出呂后之過在於「福祚諸呂大過,漸至縱橫殺戮」,並對漢室忠臣致以敬意,尤以王陵為甚。考《漢紀.高后紀》記云:「高皇后將王諸呂,問右丞相王陵,王陵曰:『高皇帝定天下,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問左丞相陳平、太尉周勃,平、勃對曰:『高帝定天下,王諸劉;今陛下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 君背要,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勃曰:『面折廷諍,臣不如君;安漢社稷,君不如臣。』后乃左遷陵為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謝病免,杜門不出。」 [53] 可見當時呂后欲培植黨羽,而大臣皆懼呂后之權勢,面諛附和其意,唯王陵敢面折之,甚有忠臣之風,則荀悅所謂其「精潔心過於丹青」,較諸《漢書.王陵傳》之贊云「王陵廷爭,杜門自絕,亦各其志也」, [54] 更恰如其分地表達王陵的高行。可見《漢紀》之讚能忠實地評論君王、大臣之行,此亦反映其自身的價值。

而《漢紀》不單在「讚曰」總結帝王及賢臣功勳,且有「荀悅曰」評論西漢朝政,《漢紀.孝平皇帝紀》卷三十云:「凡《漢紀》,其稱年本紀、表、志、傳者,書家本語也。其稱論者,臣悅所論,粗表其大事,以參得失,以廣視聽也。」 [55] 綜觀整本《漢紀》有三十四則「荀悅曰」,乃探討荀悅史學思想之重要材料。而在「荀悅曰」中,我們可以看到荀悅《漢紀》如何發展《史記》「太史公曰」及《漢紀》「讚曰」評論史事的傳統,如《前漢紀,孝景皇帝紀》孝景三年於景帝賜江都王非「天子旌旗」之下,荀悅曰:「江都王賜天子旌旗,過矣。夫唯盛德元功有天子之勳,乃受異物,則周公其人也。凡功者,有賞而已。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人君之所司也。夫名設於外,實應於內;事制於始,志成於終,故王者慎之。」 [56] 荀悅批評景帝賜江都王天子旗,使名、器不符,實乃違禮之舉,若其有功,賞賜則可,而不應賜之以「異物」,並引用孔子「正名」之言作為評論之標準, [57] 可知荀悅勇於批評君主。

又如《前漢紀,孝惠皇帝紀》惠帝四年於呂后以魯元公主女配惠帝下,荀悅曰:「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詩》稱:『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易》稱:『正家道。家道正而天下大定矣。』姊子而為后,昏於禮而黷於人情,非所以示天下,作民則也。群臣莫敢諫,過哉!」 [58] 荀悅對呂后立魯元公主女為惠帝后有所批評,以為不合於禮,亦違反人情,並節引《周易.家人.彖傳》「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59] 指出「正家道」對統治之影響。荀爽曰:「父謂五,子謂四,兄謂三,弟謂初,夫謂五,婦謂二也。各得其正,故『天下定矣。』」 [60] 可知在上位者應以正家道為本,而呂后之舉則為亂家道,故荀悅引《周易》作為論說根據以批評呂后不能以身作則。以上數例,可見荀悅能如實地對統治者、臣下作出批評。

準上可見,《漢紀》每對《漢書》原文加以修飾,除了使文意更明外,同時講求文字之美,而其論贊亦自出新意,並非單純地因襲《漢書》,皆顯示出《漢紀》的文學特點。

 

. 《漢紀》對《漢書》所錄西漢文人作品的整理

眾所周知,《漢書》收錄了很多西漢文人作品,據潘定武《漢書文學論稿》的研究,《漢書》載有九百五十七篇西漢文學作品,包括帝王的詔書、群臣的上奏、百姓的民歌以及文人書信的往還等等。 [61] 而上引《漢紀.序》云:「抄襲《漢書》,略舉其要。」又云:「有文章焉。」可知《漢書》所錄的文人及其作品亦為《漢紀》的記事重點,故此《漢紀》亦節錄了不少漢人「文章」,舉例而言:《高祖皇帝紀》漢元年冬十月條下載有賈誼〈過秦論〉;《孝文皇帝紀上》文帝五年春二月條下載有賈誼〈諫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及賈山〈對詰諫除盜鑄錢令〉;《孝景皇帝紀》六年冬十有二月條下載有鄒陽〈獄中上書自明〉;《孝武皇帝紀》建元三年條下載有東方朔〈非有先生論〉,又於天漢二年條下載有司馬遷〈報任安書〉;《孝宣皇帝紀》本始元年六月條下載有路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孝元皇帝紀》永光元年冬十有二月條下載有劉向〈條災異封事〉,又永光二年六月條下載有匡衡〈上疏言政治得失〉;《孝哀皇帝紀》元壽元年條下載有劉歆〈孝武廟不毀議〉及其〈移太 博士書〉,又於元壽二年條下載有揚雄〈上書諫勿許單于朝〉;〈孝平皇帝紀〉於居攝十五年條下載有班彪〈王命論〉等。以上所舉只取顯例而言,綜觀《漢紀》尚有多處收錄西漢文人的作品,諸如主父偃、晁錯、嚴安等,數目繁多,可反映出《漢紀》對「文章」之重視。

且《漢紀》所錄的漢人作品亦未以《漢書》為限,早在宋代司馬光《通鑑考異》中已指出:「《董賢傳》但云:『遣閎出,不得復侍,宴自歸郎署』以下,皆《漢紀》所載也。荀《紀》無《漢書》外事,不知此語荀悅何從得之。」 [62] 而尹達《中國史學發展史》據此而云:「《漢紀》取材,多本於《漢書》,間或參考其他資料,所以其書也有不可忽視的史料價值。如其所載王仁、王閎兩次上疏,均為《漢書》所無,可說是補了《漢書》的遺漏。」 [63] 可見《漢紀》錄有王仁、王閎的疏文,補充了《漢書》所無的漢人作品,而劉躍進《秦漢文學編年史》亦以《漢紀》為據加入了兩人的疏文, [64] 反映《漢紀》文學史料的價值。

劉師培《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論文章之轉折與貫串》曾言:「《漢書》武帝以前之紀傳十九與《史記》同,但其不見於《史記》者,轉折亦可法。如賈誼之《治安策》原散見於《賈子新書》,而前後次序與此迥異,經孟堅刪拼貫串,組織成篇,即能一脈相承,毫不牽強。又如《董仲舒傳》對江都王語原見於《春秋繁露》『對膠西王越夫不得為仁』篇,雖顛倒錯綜,繁簡異致,而能前後融貫,不見斧鑿痕跡。推此可知,《漢書》刪節當時之文必甚多,特以原文散佚已久,而孟堅又精於轉折,故難考見耳。」 [65] 可見認識《史記》、《漢書》對史料的剪裁,能有助了解漢代史家的布局謀篇。而《漢紀》主要因襲《漢書》而成,其中亦多載《漢書》所錄西漢文人的作品,若將兩者相相比照,則可以深入探討荀悅《漢紀》謀篇剪裁之法。本節擬對照《漢書》、《漢紀》所錄的文章,並選取顯例加以分析,以明《漢紀》之筆法。

 

1. 「通比其事」

上文已言,《漢紀》收錄不少《漢書》所載的文學作品,《漢紀》對這些作的整理並非局限於「列繫年月」,更多的是以「通比其事」之法貫連不同西漢文人的作品,以呼應不同的主題。如《漢紀.孝文皇帝紀上》於文帝五年記賈誼、賈山諫使民鑄錢事,後兼記賈山上書言前世之戒事。 [66] 而《資治通鑑》記前二事於文帝五年, [67] 記後者於文帝二年。 [68] 兩書紀年之分別,正因為《漢紀》用「通比」之法。文帝於五年除盜鑄錢令,荀悅在其下插入與此相關之諫文。因敘及賈山上書,便連類附記賈山上書言前世之戒事。然據《漢書.賈山傳》賈山言前世之事實前於其諫鑄錢,則上書言前世事乃發生於文帝五年之前,故《通鑑》繫於二年當為其事發生之正確時序。《漢紀》這樣的處理雖未以時序為據,然而讀者可不用翻閱《漢書》二人的本傳,即能對照二人反對鑄錢的觀點。且《漢紀》非直錄原文,而是抽取重點,概括其文,其云:「賈誼諫曰:『法使民得顧租鑄錢,錢敢雜以鉛鐵他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偽雜巧,則不得贏;辨利巧之甚微,其利甚厚。夫事有招禍,法有起姦,今令細民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絕其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農事棄捐,採銅日多,姦不可絕已。』潁川人賈山上書諫曰:『夫錢者無用之器,而可用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令[]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 [69] 可見二人均認為民得鑄私錢,實為侵上之舉,對於兩人的觀點讀者可一目了然。

《漢紀.孝文皇帝紀上於文帝二年記賈〈說積貯及晁錯〈說文帝令民入粟受爵〉兩文, [70] 《通鑑》於文帝二年亦記賈誼之文, [71] 然記晁錯之文於文帝十二年, [72] 兩書繫年相異。兩書同記賈誼〈說積貯〉於文帝二年,乃據此事之發生時序編排。然《漢紀》繫晁文於賈文之下實用通比之法,因兩文之內容皆與貯粟有關,故荀悅在記載賈文之同時,連類敘及晁文。《通鑑》則據歷史時序繫晁文於文帝十二年。按《漢書.食貨志》言文帝從錯之言,「乃下詔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 [73] 可知晁錯上疏在文帝十二年,故《通鑑》繫其文於此年之下。而荀悅並載兩人的疏文,未據時序記事,亦能讓讀者能夠同時參照兩人對於積栗貯備、為民安命的觀點,有助理解當時的形勢。

另一例見《漢紀.孝武皇帝紀二》,《漢紀》在元光二年記主父偃、徐樂、嚴安三人之上書,《通鑑》均繫於元朔元年。《漢紀》於元光二年記武帝始詔公卿議伐匈奴,並插入匈奴之歷史、漢初朝廷與匈奴之關係於下,並記武帝派李廣、王恢伐匈奴之經過於此年。因敘及征伐匈奴,連類而記主父偃、徐樂、嚴安三人之諫伐匈奴事,而非據三人上書之確切時間敘事。《通鑑》繫三人上書事於元朔元年,與《漢紀》異,或為正確年份。 [74] 《漢紀》這樣處理,亦能使讀者進一步了解漢室伐匈奴的情況,並掌握三人上書的背景,對於理解三人的觀點不無裨益。

 

2. 布局謀篇與刪節改寫

《漢紀》對《漢書》所錄文章多加整理,實能反映荀悅布局謀篇之功,本節擬選取三例,詳加論述。上文已言,《漢紀.孝文皇帝紀上》於文帝五年記賈山諫上之文,若與《漢書》原文加以比較,則《漢紀》之書法自見。《漢書.賈鄒枚路傳》云:

 

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勢,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 國之 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為過堯舜統;縣石鑄鍾虡,篩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為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諡,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絫世廣德以為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諡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 [75]

 

《漢紀》約略其文,作「百姓不勝其役,疲弊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天下以壞,宗廟將滅絕矣。始皇居絕滅之中猶不自知,乃東巡狩至會稽、瑯邪,刻石紀功,自以為過於堯舜。以古謚法為少,更以數為謚,欲以一至萬世。而死不盈數月,天下四面攻之,兵破於項羽,地奪於劉氏,豈不哀哉!」 [76] 可見荀悅不獨把《漢書》原文加以刪節,並顛倒其句序,重新整理賈山之文章,然文理甚為順暢,若非與《漢書》原文對照,則難見其改易之跡,反映荀悅「刪拼貫串,組織成篇」,自成一格。

又如司馬遷〈報任安書〉為世所傳訟,吳楚材曾言:「此書反覆曲折,首尾相續,敘事明白,豪氣逼人。其感慨嘯歌,大有燕趙烈士之風;憂愁幽思,則又直與《離騷》對壘,文情至此極矣。」 [77] 可知此篇甚為後世所重。若對照《漢書》原文與《漢紀》所載,亦可見荀悅剪裁之功,如《漢書.司馬遷傳》記史遷為李陵辯護一段云:

 

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彊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半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 裘之 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鬬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泣,更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眥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遊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 [78]

 

而《漢紀》則略加刪節,作「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強胡,挫億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給,悉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之。轉鬬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軍士無不奮,躬流涕,沫血飲泣,張空捲,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場,雖古名將不見過也。身雖陷敗,其所摧破,亦足暴功於天下。僕以為陵之不死,真欲得當報漢也。時主上聞陵敗,食不甘味,聽朝不怡。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量,欲效其款款之愚,因推此意以言之,欲以廣主上之意。上以僕非沮貳師而為陵遊說,遂下之於吏,拳拳之忠,終不能自明列。」 [79] 《漢紀》精簡《漢書》原文,並顛倒其次序,其中如《漢書》「僕竊不自量,欲效其款款之愚,因推此意以言之,欲以廣主上之意」數句本在「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之前,而《漢紀》重新貫串〈任書〉,將「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兩句直接接上描寫李陵奮勇作戰的情形,而下文作「身雖陷敗,其所摧破,亦足暴功於天下。僕以為陵之不死,真欲得當報漢也」,亦把《漢書》原文加以潤飾轉折,自成其理。

 

再如賈誼〈陳政事疏〉,《漢書.賈誼傳》云:

 

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 [80]

 

《漢紀》亦加以剪裁,作「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敬也;養三老五更,所以明孝弟也;行以和鸞,步中《採薺》,趨中《大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三代所以長久者,其輔翼太子,必有此具也。及秦即不然。棄禮義辭讓,而上告愬刑罰。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非斬劓人,則夷三族。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殺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視殺人如劓刈草莞,豈惟胡亥之性惡哉?所以導之者非其理也。」 [81] 可見《漢紀》節錄賈誼疏文,文辭、語序皆稍有改易,其中《漢紀》改《漢書》「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數句為「養三老五更,所以明孝弟也」。賈疏此句意指春秋兩季入學時,帝王手持醯親自饋贈教室中之國家元老,以明孝之義。荀悅則刪去細節,概括賈疏數句為「養三老五更」,並指出尊老之作用在於「明孝悌」,亦與原文「明孝」者有別。所謂「三老」、「五更」乃古鄉官名,案《漢書.禮樂志》顏師古注引李奇曰:「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詩云『三壽作朋』。」又引鄧展曰:「漢直以一公為三老,用大夫為五更,每常大行禮乃置。」 [82] 可知「養三老五更」亦乃帝皇尊老明教化之表現,故荀悅所改雖與賈疏原文繁簡有別,而文意大致相同。《禮記.祭義》云:「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 [83] 當中《禮記.祭義》明言「食三老五更於大學」能教「諸侯之弟」,強調養「三老」與「弟」之關係,與荀悅所改意義相合,可知荀悅或據《禮記》之文改易賈疏,而自成文意,則其剪裁改編之功亦可見矣。

荀悅撰作《漢紀》的原因是為了方便獻帝研讀《漢書》,由於西漢歷史人物眾多,內容豐富,故《漢紀》對《漢書》所錄西漢文章多加刪節、整理,雖不及《漢書》原文詳細,然亦不可抹殺其改編之功。劉師培曾論漢人布局謀篇,其云:「王于《後漢書》列傳中所載各家奏議論事之文,大都經范蔚宗潤飾改刪。試與袁宏《後漢紀》相較,則范氏或刪改其字句,或顛倒其次序,草創潤飾前後不同,轉折之法于焉可見。例如《蔡中郎集》有《與何進荐邊讓書》(本集卷八,《全後漢文》卷七十三),《後漢書》采入《文苑邊讓傳》(《後漢書》卷一百十下),但錘鍊字句,裁約頗多,以其始終貫串,轉折無跡,如不對照原作,即毫不覺其有所改刪,此最堪後學玩味者也。」 [84] 蓋劉氏以為將不同史著中的相關材料進行對照,則能體味史家如何轉折刪改而自成一家文章,惜其舉例不及荀悅《前漢紀》。從上述三例可知,荀悅亦曾細緻分析《漢書》的內容,並以其轉折貫串之法,把西漢文人的「文章」加以改編串連,自成一格,若能細緻比較《漢書》與《漢紀》所錄同一篇作品,則可進一步了解漢人謀篇之法,以補充劉氏的觀點。

 

. 結 語

1. 以上可見,無論《漢紀》的文字、論贊以及《漢紀》對漢人文章的整理,都反映出《漢紀》的文學特點。前代學者對《漢紀》不乏批評,如上引顧炎武、楊樹達等,然而從上述例子可知,《漢紀》改易《漢書》多有所據,其中或修飾、改寫《漢書》文句,或參考《史記》以潤飾《漢書》,或在論讚中加入己見,皆能加強文意表達,且部份文字較諸《漢書》更為通暢,這些都表現出《漢紀》的文學技巧,故顧、楊之論,或可商榷。

2. 劉師培指出要理解漢人布局轉折之筆法,可嘗試對照《史記》、《漢書》、《後漢書》、《後漢紀》等史著,則漢人如何貫串剪裁,一目了然。惜乎劉氏取例不及《漢紀》,其實《漢紀》對於《漢書》所錄的漢人文章皆有整理,則荀悅如何布局謀篇,亦可從對照兩書原文以窺其功。本文舉出書證,指出《漢紀》以「通比」之法串連漢人的文章,又曾細緻分晰其內容而重新剪裁漢人的作品,這些均能反映荀悅的筆法,補充了劉氏的觀點。

3. 準上可見,《漢紀》實有其文學特點,然而未有引起學者注意,這可能受到文學史選材所影響。劉躍進《秦漢文學編年史》曾指出「我們所編寫的文學史,與緊接秦漢的六朝時代的文學史家的考察和評價相去很遠。都說『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盛唐詩,我們關注的熱烈程度異乎尋常。而秦漢之『文』呢,除賈誼、晁錯幾家外,多所冷落。」 [85] 可見要深入認識秦漢文學的發展,必需把研究對象擴大,盡可能整理現存的文學史料,並改變已往既定的選材標準,才能把文學的進程清晰交代。由於現代學者對於漢代文學的研究尤集中於少數作家,使「漢代文學史」的內容受到很大的局限。舉例而言,學界討論漢代散文多以《史記》、《漢書》為中心,就近年編寫有關漢代文學史的專著可以反映這個傾向,如韓兆琦、呂伯濤主編《漢代散文史稿》、 [86] 孫立《先秦兩漢文學史》、 [87] 聶石樵《先秦兩漢文學史》等, [88] 皆沒有論及荀悅,可見學者在勾勒漢代文學發展時,並不重視《漢紀》的文學成就。上述《漢紀》的文學特點,可證荀悅編寫《漢紀》時雖然主要以《漢書》為據,但其價值實非《漢書》的附庸,而自成一格。故此,要清楚認識漢代文學從西漢到東漢的發展歷程,就必須重視現存的文學史料,而《漢紀》則為一部應當受到重視的著作。

4. 本文對《漢紀》的文學特點作出了初步分析,綜觀《漢紀》仍有不少地方值得注意,諸如《漢紀》「荀悅曰」的文學技巧以及《漢紀》對《漢書》史料的取捨與其文學觀念之關係等,由於篇幅關係,相關的研究,仍有待進一步討論。           

 



* 梁德 先生,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語言 文學系 (香港)

[1] . 可永雪:《史記文學成就論說》(呼和浩特市: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1)

[2] . 潘定武:《漢書文學論稿》(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8)

[3] . 嚴可均輯:《全後漢文》(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頁689-692

[4] . 張烈點校:《前漢紀》(北京:中華書局,2002),〈漢紀序〉,頁1

[5] . 張烈點校:《前漢紀》,〈漢紀序〉,頁1

[6] .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頁20

[7] . 杜維運:《中國史學史》(臺北:三民書局,1993),頁303

[8] . 張烈點校:《前漢紀》,〈漢紀序〉,頁2

[9] . 古代所謂「文章」的內涵非常廣泛,而本文所論西漢文人之「文章」主要內容包括西漢文人所撰的奏議、書信、辭賦等,至於奏議的涵義、文體歸類、特點以及功能可詳參王啟才:《漢代奏議的文學意蘊與文化精神》(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頁1-21

[10] . 范曄:《後漢書?荀悅傳》(北京:中華書局,1971),頁2062

[11] . 張烈點校:《前漢紀》,〈漢紀序〉,頁1

[12] . 有關「通比其事」之解釋,可參考白壽彝:〈談史學遺產〉,載《學步集》(北京:三聯書店,1962),頁144

[13] . 王先謙:《漢書補注》(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5),頁14

[14] . 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 (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3),頁1163

[15] . 顧炎武撰、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卷二十六》(台北:世界書局,1968),頁595

[16] . 《漢紀》敘事亦有其特點,細考《漢書》、《漢紀》兩書互見部份,可知《漢紀》每有拼合《漢書》不同篇章中記述同一史事之相關文字,以重新編排《漢書》之內容,使記事更加集中,而非顧氏所謂「首尾不備,可參考梁德華〈荀悅《漢紀》整理《漢書》方法探究──兼論張烈點校本《漢紀》之問題,將刊於《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51期,2010年。

[17] .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二十八》(北京:中國書店,19878),頁4

[18] . 楊樹達:《漢書窺管.自序》(北京:科學出版社,19557),頁1

[19] . 楊樹達:《漢書窺管.自序》,頁1

[20] . 司馬遷:《史記.呂太后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59),頁400

[21] . 班固:《漢書.王陵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頁2047

[22] . 張烈點校:《前漢紀》,頁81

[23] . 司馬遷:《史記.司馬相如列傳》,頁3050-3052

[24] . 張烈點校:《前漢紀》,頁186

[25] . 司馬遷:《史記.司馬相如列傳》,頁3052

[26] . 班固:《漢書.司馬相如傳》,頁2588

[27] . 班固:《漢書.武五子傳》,頁2744

[28] . 張烈點校:《前漢紀》,頁263

[29] . 司馬遷:《史記.項羽本紀》,頁307

[30] . 班固:《漢書.項籍傳》,頁1804

[31] . 張烈點校:《前漢紀》,頁9

[32] . 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3),卷七,頁145

[33] . 司馬遷:《史記.高祖本紀》,頁373-374

[34] . 張烈點校:《前漢紀》,頁27

[35] . 司馬遷:《史記.荊燕世家第二十一》,頁1995-1996

[36] . 班固:《漢書.荊燕吳傳》,頁1901

[37] . 張烈點校:《前漢紀》,頁87

[38] . 李書蘭:〈《漢紀》選用《史記》考〉,《史學史研究》,第51986年,頁33-39

[39] . 梁德華:〈荀悅《漢紀》用《史記》考〉,《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49期,2009年,頁65-101

[40] . 司馬遷:《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頁2844

[41] . 班固:《漢書.竇田灌韓傳》,頁2380

[42] . 張烈點校:《前漢紀》,頁182

[43] . 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卷一百七,頁1168

[44] . 凌稚隆輯校:《漢書評林》(長沙:魏氏養翮書屋,1874),卷五十二,頁4

[45] . 司馬遷:《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頁2927

[46] . 班固:《漢書.衛青霍去病傳》,頁2477

[47] . 王先謙:《漢書補注》,卷五十五,頁1130-1131

[48] . 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卷一百十一,頁1205

[49] . 張烈點校:《前漢紀》,頁201

[50] . 王叔岷:《史記斠證》(臺北:中央硏究院歷史語言硏究所,1983),頁2998

[51] . 張烈點校:《前漢紀》,頁57-58

[52] . 張烈點校:《前漢紀》,頁89-90

[53] . 班固:《漢書.王陵傳》,頁2047

[54] . 班固:《漢書.王陵傳》,頁2063

[55] . 張烈點校:《前漢紀.孝平皇帝紀》(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547

[56] . 《前漢紀,孝景皇帝紀》,頁140-141

[57] . 見程樹德:《論語集釋.子路.第三章》(北京:中華書局,1990),頁886

[58] . 《前漢紀,孝惠皇帝紀》,頁64

[59] . 李學勤主編:《周易正義》,頁158

[60] . 李鼎祚:《周易集解》,頁153

[61] . 潘定武:《漢書文學論稿》,頁223

[62] . 司馬光:資治通鑑考異》(北京:學苑出版社,1998),頁17

[63] . 尹達:《中國史學發展史》(開封: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頁110

[64] . 劉躍進:《秦漢文學編年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頁275304

[65] . 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115-116

[66] . 張烈點校:《前漢紀》,頁110-101

[67] . 標點資治通鑑小組校點:《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卷十四,頁463-465

[68] . 《資治通鑑》,卷十四,頁448-450

[69] . 張烈點校:《前漢紀》,頁110-101

[70] . 張烈點校:《前漢紀》,頁96-97

[71] .《資治通鑑》,卷十三,頁451-452

[72] .《資治通鑑》,卷十五,頁491-494

[73] . 班固:《漢書.食貨志》,頁1135

[74] . 又如《前漢紀.孝文皇帝紀下.卷第八》記晁錯言兵事於文帝十四年,《通鑑》則記此事於文帝十一年,與《漢紀》異。考《漢書.晁錯傳》言:「是時匈奴彊,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錯上言兵事。」未有提及晁錯上書之時序。《漢紀》根據《漢書.文帝紀》十四年記文帝派軍征匈奴事,後插入文帝見馮唐事以及晁錯言兵事於下,可知荀悅繫晁錯事於此年下,蓋因此事與前文征匈奴事相關,故連類而敘。而《漢書.文帝紀》於文帝十一年云:「匈奴寇狄道。」《通鑑》則附記晁錯言兵事於此事下,蓋認為晁錯上書應在文帝征匈奴前,即文帝十一年,故未有繫此事於十四年,可見兩書對史料不同之處理,使其繫年出現不少差異。

[75] . 班固:《漢書.賈山傳》,頁2331-2332

[76] . 張烈點校:《前漢紀》,頁101

[77] . 吳楚材、吳調侯:《古文觀止》(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五,頁228

[78] . 班固:《漢書.司馬遷傳》,頁2729-2730

[79] . 張烈點校:《前漢紀》,頁248

[80] . 班固:《漢書.賈誼傳》,頁2249

[81] . 張烈點校:《前漢紀》,頁106

[82] . 班固:《漢書.禮樂志》,頁1036

[83] . 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禮記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卷四十八,頁1339-1340

[84] . 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頁116

[85] . 劉躍進:《秦漢文學編年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頁9

[86] . 韓兆琦、呂伯濤:《漢代散文史稿》(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

[87] . 孫立:《先秦兩漢文學史》(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9)

[88] . 聶石樵:《先秦兩漢文學史》(北京:中華書局,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