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國語文學會 文學論衡第17期 2010 年 12 月

 

 

讀王韜九言長篇

 

〈寄黃六上舍、潘大、楊三兩茂才〉

 

羅婉薇*

 

 

王韜 (1828-1897) 是近代中國著名的報人和思想家,在十九世紀中國知識分子中,他是少數學術深醇又能擔當起溝通中外的新型士人。他生於道光八年 (1828),卒於光緒二十三年 (1897),在這七十多年間,他歷經鴉片戰爭 (1839-42)、太平天國 (1850-64)、英法聯軍 (1858-60)、中法戰爭 (1883-85) 與甲午之戰 (1894-95) 的重大外憂與內患。年輕時,他便居於當時中外接觸中心之一的上海,後來又生活在英人統治下的香港,並有機會在英國居留兩年半,更是第一個中國人獲邀在英國牛津大學演講。[1] 後來他又於1879年訪問日本四個多月,目睹西方國家的富強;又感受到日本受到西方勢力衝擊後,朝野奮發的力量。他眼見國家積弱萎靡,長此下去,國運堪虞,因而他積極地探求國家富強的方案,提出變法自強的思想。1871(同治十年) 初,他在香港成立了中華印務總局;1872年,他創立了《循環日報》,並自任主筆。此報是早期國人創辦的民營報紙,也是第一份“華人資本,華人操權”的中文報紙,此報的一項特色是每天報頭必有一篇論說,如今天的報紙社論。此論說是由王韜主筆,內容著眼於議論時政,介紹西方的成就,鼓吹中國改革自強。

事實上,王氏提出的變法革新,較康有為 (1858-1927) 等人早二十多年。[2] 1884(光緒十年),王氏離開香港重回上海居住,仍然著書做文,銳意將西方科學技術介紹給國人。1894(光緒二十年),時王韜已年近七十,健康不佳,但他仍心繫國事;是年,國父孫中山 (1866-1925) 擬赴天津上書北洋大臣李鴻章 (1823-1901),提出革新變法圖謀富強的方案,後在鄭觀應家中見到王韜,二人談論甚歡,王氏特致函李鴻章得力幕友羅豐祿 (1850-1901),託羅氏設法為孫先生引薦。[3] 甲午戰爭失敗後,王氏的心情十分沉重,悲憤交并;但他仍望英賢再起,革新圖強。光緒二十二年 (1896),《萬國公報》主筆教士林樂知 (Young, J. Allen, 1836-1907) 編著《中東戰紀本末》,記述並檢討中日戰爭,王氏獲邀撰寫序文,文中他仍力主變法。[4] 翌年 (光緒二十三年),王氏逝世。王氏一生充滿傳奇,他所處的時代是國家多事之秋,他與西方思想接觸後,衡量過當時世界和中國的形勢,提出變法自強的思想,這種想法較之晚清“康 (有為)、梁 (啟超,1873-1929) 變法”還要早二十多年。維新派倡議的民主政制,王韜亦早於光緒初年已提出,即“君民共主”的君主立憲制度,[5] 因此,王韜不但是最早接觸並認同西方政治思想的改革者,而且是大力鼓吹變政的先行者,若要追溯中國民主政治的演進,王氏肯定是開拓時期的功臣。[6]

1860以前,王韜因居於上海,有機會與洋人 (主要是墨海書館中人) 接觸,[7] 並瞭解西方的事物,但對中外情勢,以至世界的變局,體察仍未深入。轉捩點應是同治元年 (1862),他因向太平天國上書之事,為清廷通緝追捕,[8] 不得已逃難香港。在香港他見聞大增,對世界形勢瞭解日深,這才造就了他的變法自強的思想。王韜初來港時,恐怕沒想到自己會在這彈丸之地逗留二十多年;雖然在港所接觸的人和事都十分豐富,但是香港畢竟是異鄉,他在香港的心情,大概可從他的筆名中得知,他一生的筆名和別號極多,其中甫里逸民、松北逸民、天南遯叟、遯窟廢民等或可反映其情其意。王韜居港期間曾寫過一些詩篇,數目不多,大部分收錄在《蘅華館詩錄》,本文選取了其中一首〈至粵已逾一載,辱江南諸故人投書問訊,作九言一首寄黃六上舍、潘大、楊三兩茂才〉[9],以此考察他初到港時的心情,以及香港開埠初期的面貌。

王氏的〈至粵已逾一載〉詩是一首長篇九言詩,有關九言詩的起源和體制,過去討論的不多,有關九言詩之起源,一般採納任昉 (460-508)〈文章緣起〉所說“九言詩,魏高貴鄉公 (曹髦,241-260) 所作”。[10] 北宋 (960-1127) 張耒 (1054-1114)〈明道雜志〉提到“余嘗讀沈休文集,中有九言詩,休文雖作者,至牽於鋪言足數,亦不能工,僅成語耳。”[11] 沈約 (441-513) 所處的齊梁時代為文人唱和極盛的年代,寫作九言詩者恐怕並非只有沈約一人;可是,曹髦、沈約之詩皆不存。此後歷朝有關九言詩的記載都不多,元 (1271-1368) 天目山釋明本 (中峰) 有〈九字梅花詩〉:

昨夜西風吹折中林梢,渡口小艇滾入沙灘坳。

野樹古梅獨臥寒屋角,疏影橫斜暗上書牕敲。

半枯半活幾個擫蓓蕾,欲開未開數點含香苞。

縱使畫工奇妙也縮手,我愛清香故把新詩嘲。[12]

明代 (1368-1644) 李東陽 (1447-1516)《懷麓堂詩話》評此詩“貴在渾成勁健,亦備一體[13] 明、清 (1644-1912) 兩代頗有九言詩,楊慎、[14] 王世貞 (1526-1590)[15] 朱彝尊 (1629-1709)[16] 查慎行 (1650-1727) [17] 等大家俱曾染指,而清代的九言詩更日漸偏向長篇,[18] 因難見巧,騁博見才,[19] 頗成為一種風氣。

有清一代論九言詩, 往往著眼於構作之難。清劉廷璣 (1654-)《在園雜志》說“九言詩起於高貴鄉公,不獨作者甚少,知者見者亦少。”[20] 九言詩難成主流,應與難得佳構有關。[21] 清陸以湉 (1802-1865)《冷廬雜識》謂“九言詩最難自然協律。”[22] 唐錡便批評釋明本的〈九字梅花詩〉:“此詩不佳,影不可言敲,又後四句有齋飯酸餡氣。”[23] () 宋長白提到“詩忌”時,亦批評“元人七古好用長句,九字至十三字總不見佳。”[24] 可是矜奇逞能的,偏偏就選用九言詩,前引陸以湉《冷廬雜識》續云:

﹝九言詩﹞用以頌聖尤難,嘉慶己卯年﹝1819﹞六旬萬壽,鄭笏君孝廉代某尚書作九佳全韻詩,端莊流麗,傳頌一時。[25]

因難見才,尤其是用來頌聖,難上添難,由是而博取時譽,並廣宣傳,這早在康熙(1661-1722)、乾隆 (1735-1795) 兩朝,其實已經屢見不鮮。康熙朝有沈樹本〈萬壽恭紀九言詩百句〉,[26] 乾隆時有吳壽昌〈恭紀九言詩〉一冊,“體制新穎,詩句藻麗。”[27]吳應枚有〈乾隆三年 (1738) 聖主躬耕耤田九言詩〉,[28] 朱玉階又有“駕幸翰林院作九言詩”[29],據說朱玉階之詩“頗為京都傳誦”。

清代的九言詩有這樣一種夸才逞能以邀譽當世的社會文化氣味,王韜和他的當代讀者,當然是知道的。而王韜到港逾一年,以九言體寫成〈至粵已逾一載,辱江南諸故人投書問訊,作九言一首寄黃六上舍、潘大、楊三兩茂才〉,全詩長160句,80韻,通押下平十一尤,一韻到底。難度之高,極為矚目,騁才之意,顯然可見,說不定他是期望此詩能以難奇勝人,廣為傳誦,藉此上達當事,以待罪之身稍向朝廷輸誠的。詩中不乏對朝廷歌功頌德之辭,其中兩句:“眾樂升平悲我不得預,尚冀聖恩祝網開蛛蝥。”這首九言詩的用意,幾乎是溢於言表了。而從現代讀者的角度來看,此詩內容非常豐富,從中既可窺見開埠初期香港的面貌,亦可探索王氏作為早期南來文人的心態,因此,這首九言詩無論在內容,還是體式上,都有相當的研究價值。

王韜於1862年避走香江,事非得已,倉卒登程,他自傷“阮郎則不名一錢,王粲(177-217) 竟孤行萬里。傷心此別,豈第黯然銷魂而已哉!”[30] 王氏居港初年給友人的書信,處處流露出他飄泊無奈的心情:

酒杯逼仄乾坤小,淪落天涯淚數行。[31]

戟門長揖客,此日困傳經。……而今成寂寞,同我話飄零。[32]

飄零游子仍天地,慟哭良朋半死生。[33]

海角覊人餘涕淚,陣前諸將策功勛。[34]

炎方滯跡劇艱虞,莽莽乾坤困腐儒。

詩酒窮鄉唯子在,文章亂世奈吾何。……

地北天南飄泊裡,幾時歸話故園蕪。[35]

感懷身世如塵夢,閱歷憂危託嘯歌。……

淒絕瘴煙荒雨裡,閉門經歲獨君過。[36]

王韜在香江的心情,亦可從他的自號得見:“天南孤島之中峰有隱者焉,非粵產,而以避兵僑寄於粵,居久之,自號曰‘天南遁叟’。”[37]“僑居客旅”的心態躍然紙上。

居港一年多,王韜對流落於這蕞爾小島仍不能釋懷,他在這首成於一周年的九言詩作中,流露出他居港的無奈,以及被逐的不平:

嗟我昔年出門作近遊,今乃放眼萬里來番州。

不因被謗亦不得至此,天之厄我乃非我之尤。

……

生平嗜好多足累學問,自遭放廢棄之如贅疣。

吳中徵逐每苦不得息,今常閉戶任聽先生休。

……

有時默念我生之所作,百無一慊悔恨兼慚羞。[38]

王韜上書太平天國事敗後,在1862518抵達上海,暫居黃春甫 (錞,按:即本詩其中一位受文者) 家;後於523至麥領事署,從此閉置一室,經一百三十五日,在這半年中,他也曾為自己叫屈:

嗚呼!即使韜銜冤斧鑕,飲恨刀鋸,於正典明刑,攻城殺賊,亦何所裨,徒成殺士之名,自取忌才之實,此堪憤而又堪笑者也。[39]

據王韜自述,他遁逃香江前,最引以為憾的是“生逢亂世,死被惡名,不能早自建立,以身殉國。”[40] 未能殉國,還要飄洋過海至“番州”,這種冤屈和牢騷,在他的九言長篇中也可得見。王韜又以韓愈 (768-824)、柳宗元 (773-819) 被貶不得意的事自況,表達自己心靈的愁苦:

嗚呼古來賢豪南遷者,不免蹈海性命委輕舟。

不見昌黎上疏苦恩貸,訴陳疾厄深慮填渠溝。

子厚詩文滿幅皆悲怨,劍鋩割腸自恨為山囚。

盍思土著生長亦人耳,彼何安樂我何多煩憂。[41]

“彼安樂,我煩憂”一句,可謂道盡“南來者”的心聲,究其“煩憂”的原因,一來他們深覺此地非中國之土,王韜在詩中便說:“此島已非我皇之疆域,追論僨事令我久咿嗄。”[42] 二來是他們歸鄉之心極強,只是能否如願,則為未知之數。王韜在詩中也不免流露出此種徬徨之情:

我本三吳甫里之狂客,盍容我歸學圃安鋤耰。

空抱此願未識何時遂,鳥驚弋繳獸恐羅置罘。[43]

王氏身處香江,在地域上,雖然此地與內地相距不遠,但是在他眼中筆下,這裡卻是“其俗侏儷,其人猱雜”的“番州”,與羊城相比,此地的人和物都相差極遠。[44] 心之所想,在王韜詩中的香港真的不堪之至。他不諱言:

炎方景物入目傷我意,氣候不常迥非中土侔。

視天常低視日近若炙,冬或著絺盛夏或披裘。

……

飛蟲細蚋經冬猶尚活,炎飆毒霧白晝鳴鵂鶹。

我初來時厭此土性惡,常畏煩熱委頓病泄嘔。[45]

四季不宜,水土不服,自然環境的折磨,導致身體不適,這更增加了南來客旅的思鄉愁緒,“山風海濤,終宵如怒,因此哭親之涕綆縻,思家之心縷結。”[46] 除了客觀環境的不如意之外,王氏主觀地亦覺得當地人對他充滿敵意:

出見販監傭牧亦低首,時雜嘲弄譏笑哄楚咻。

俗惑鬼怪詐悍吁可畏,小嫌裂眥動如夙世仇。[47]

因此,他看周遭的環境極不順眼,他覺得此地狹小,形同一孤島:“此間一島大小來環繞,四顧茫無涯涘興百憂。”[48] 在世界地圖上,香港的確只是一個不起眼的小點,王詩中有關地理的描述是客觀的,炎夏盛暑有飛蟲蚊蠅,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從歷史而言,香港島自1842年為英人管治後,此地的衛生條件和居住環境已日漸得到改善。[49]

王韜在詩中提到所住的地方狹小,租金高昂,不但自己不順心,連帶妻女都無法適應此地的生活:

瘦妻嬌女啼哭思歸土,一家四人臥床無一瘳。

半椽矮屋月費錢半萬,風逼炊煙入戶難開眸。[50]

這四句真的道出了香港寸金尺土的艱困,王氏於1863年搬離英華書院後,“與趙子如同居小樓半椽,月賃五金。”[51]“五金”即銀五兩,銀一兩換1000左右,銀五兩就是詩裡所謂的“錢半萬”。“錢半萬”當時究竟值多少,這對身處二十一世紀的我們來說,或許有點難于想像。我們以王韜在1887年擔任上海格致書院山長的薪水來作比擬計算:“院中並不送脩脯,惟歲饋筆墨百金,端節五十兩,冬節五十兩。”[52] 一年合起來,山長的收入是二百兩,每月平均是十六兩左右。但1860年代在香港擔任寫手,薪金之數,一定比不上1880年代擔任格致書院的山長,那麽香港“半椽”租金的“五金”,就大概已佔去王韜月薪三分一以上,規規整整租一椽樓房,費“十數金”之多,他是萬萬負擔不來的。可見十九世紀後半期的香港,其實已居大不易。理雅各牧師提到他在1843年末,由灣仔摩理臣山遷居至中環德己立街,地方面積減半,月租為130元。[53] 他其後又從德己立街搬往荷里活道,在那兒自資建築,設立英國倫敦差會的印刷所,那裡也是英華書院的所在地,更是王韜到港時 (1862) 的住處。[54] 香港房租騰飛,其來自有因,太平天國之亂席捲大半個中國,華南一帶,一批有錢人帶著財寶和家屬“避難”香港;清朝鎮壓太平天國後,一批參加過太平天國的勞動人民,又跑到香港;再加上1850-1860年間,葉名琛 (1807-1859) 任兩廣總督時,民不聊生,不少國人從廣東逃難來港。[55] 1845年,香港的人口只有二萬三千八百一十七人,1861年卻跳升至十一萬九千三百二十一人,[56] 增幅之大,令人咋舌,因此房屋需求甚殷,屋租大幅增加,小市民的居住環境擠迫不堪。[57] 然而,中國動盪的政治環境卻為香港帶來很大的改變,不少勞動人口南來,英國殖民政府大加建設,不少建築物便是在這段時間相繼落成,計有:畢打街的鐘樓、中環大會堂、西環水手館等,[58] 這也印證了王韜所記的香港情況:“四重金碧多喜居層樓。”可是香港輝煌燦爛的背後,卻隱藏了港人的辛酸。王韜居港三年後撰寫的〈香港略論〉,對詩中所謂“半椽矮屋月費錢半萬,風逼炊煙入戶難開眸”這種草根小民的生活環境,有進一步的解述:

港中之屋,層次櫛比,……華民所居者率多小如蝸舍,密若蜂房。計一椽之賃,月必費十餘金,故一屋中多者常至七八家,少亦二三家,同居異炊。尋丈之地,而一家之男婦老稚,眠食盥浴,咸聚處其中,有若蠶之在繭,蠖之蟄穴,非復人類所居。蓋寸地寸金,其貴莫名,地球中當首推及之矣。[59]

可見香港地價之高,源來已久,甚至在一百五十年前,其土地之貴,竟已被目為世界之首。[60]

無疑,王氏對香港的居住環境極為不滿意,但從他的九言詩來看,有一事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香港的物資十分豐饒:

南村楊梅北村之盧柑,香蕉黃橙不論錢可售。

紫綃紅繒徑寸之荔枝,玉珧下酒風味欺蝤蛑。

粵西善鮓粵東尤善鱠,薄肌細理沃醪雜薑蔞。

此其小者不過誇口腹,若臨山水閱歷深綢繆。[61]

香港土地有限,物產主要來自鄰近地方,特別是鄰近的新安縣,那裡盛產大米、甜薯、各種蔬菜,內陸山區地方則出產大量水果,主要有鳳梨、香梨、橙、芒果、荔枝、龍眼等,此等農產品的出口地為廣東及香港,由於產量多,所以價錢極相宜。此外,新安縣沿海的地方,亦有不少漁船前往香港,魚、蟹、水鴨等水產也運往香港售賣,[62] 各式食品應有盡有,這也直接造就了開埠初期香港的貿易。面對豐富的物產供應,王氏仍是百般挑剔,諸多不滿,認為是“賈胡居奇光怪炫列貨[63]“港民取給山泉,清洌可飲,雞豚頗賤,而味遜江南,魚產鹹水者多腥,生魚多販自省城,為時稍久,則味變矣[64]

王韜此九言詩在某程度上的確反映了香港開埠初期房屋、飲食等日常生活的面貌,然而令人奇怪的,是當時獲委任為第五任總督的夏喬士‧羅便臣爵士 (Sir Hercules Robinson, 1824-18971859-1865年在任) 履新後,他對社會進行了很多重大的興革,如成立香港煤氣公司,以煤氣街燈取代傳統油燈,築建薄扶林水塘,設立公立書院等,[65] 但王氏詩中隻字未提,反之,他只是記述了不少負面的感受。歸根究柢,這或許和他不甘飄泊南來的心情有極密切的關係:

嘻吁今日非猶昔之比,安得鄭俠繪圖陳冕旒。

書生饒舌豈不憚罪戾,……

終年俯首讎校已短氣,……[66]

王韜是最早期的南來士人,也是近代提倡西學,鼓吹變法的維新思想家,政論家,他一生中三分一的時間都在香港度過,在香港接觸的人和事,對他一生影響甚大,也造就了他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人物。可是,他似乎由始至終都沒有打算在這彈丸之地落地生根,他早年寫的這首九言詩,處處流露出鄉思和鄉愁,“鄉淚如綆昏眼嗟頻揉”,[67] 流落異地彷似飄萍,“唏噓懷古令人意盡矣,感愴身世瀛海一浮漚。”[68] 正正是這種無法生根的飄泊感,令他無論在此地取得怎樣的功業,回鄉仍是他的終極選擇。王氏的選擇和經歷,不單是他個人的經歷,而且側面地反照出後來無數南來香港的文人墨客的過客心態。[69]

 

 

 

 

附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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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rardot, Norman J. The Victorian Translation of China.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p.57.

按:此圖為王韜與理雅各牧師一家於1869年在英國的合照。

 

 

 

 

附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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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rardot, Norman J. The Victorian Translation of China.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p.57.

按:1860, 英華書院當在此處。

 

 

附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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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kes, Givenneth. Queen’s College, 1862-1962. ( Hong Kong: Queen’s college, 1962), p.33.

按:此為王韜生活、工作的環境。

                                                                      

 

 



* 羅婉薇女士,香港城市大學 專業進修學院 (香港)

[1]. 當時牛津大學 (王氏在《漫游隨錄》中音譯之為“哈斯佛書院”) 已是歐洲著名的學府,學生達一千多人。王韜於1867 (同治六年) 旅英,獲邀以華語發言,由理雅各牧師 (James Legge, 1815-1897) 擔任即時傳譯,演講完畢,獲得如雷的掌聲。事見於王韜:《漫游隨錄》(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頁99。按:附圖一為理雅各牧師一家與王韜在英國蘇格蘭合照。

[2]. 光緒二十年 (1894) 廣學會舉辦一次論文比賽,題目為興築鐵路、鼓鑄銀幣、整頓郵政、敦睦中西關係五道,向直隸、江蘇、浙江、福建、廣東五省徵求作者,王韜為主要審定人。次年 (1895) 結果公佈,廣東康有為獲得錄取。是年,康有為創立“上海強學會,因慕王韜之名,託鄭觀應 (1842-1922) 介紹,親訪王韜。事見〈王韜年譜〉,《弢園老民自傳,頁214-215;呂實強〈王韜〉,《中國歷代思想家 (十八) (台北:商務印書館,1999),頁143

[3].〈王韜年譜,載《弢園老民自傳,頁214

[4]. 王氏在文中再一次呼籲“前車之覆,後車之鑑;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現在中國力圖變法自強,仍然可及。應切記以堂堂絕大之中國,反厄於藐然日本一小邦,是如何可恥!恥心生,悔心萌,踔厲奮發,以求日益上進,即此一戰而迫我不得不變。他日轉敗而為勝,因禍而為福,均基於此一變。……”(參呂實強〈王韜,頁144)

[5]. 王氏主張國家採用英國式的民主制度,在甲午戰爭前,與王氏呼應者,僅鄭觀應一人,但戰後則維新派的重要人物,如康有為、梁啟超、汪康年等,想法都如王韜一樣。有關王氏的主張,參氏著〈重民 () 〉,《弢園文錄外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卷1,頁18-20

[6]. 王韜提出的變革,涉及多方面,包括軍事、外交、政治、經濟、學術教育,以及社會制度,有關論述,可參呂實強〈王韜,頁129-198Paul A., Cohen.Wang Ta’o ’s Perspective on a Changing World. in Albert, Feuerwerker. Rhoads, Murphey. & Mary C., Wright. (ed.), Approaches to Modern Chinese History.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pp.133-162. and Paul A., Cohe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7]. 墨海書館是由英國倫敦差會麥都思傳教士 (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 1843年在上海創立的,以譯印宗教和其他西書為務。1847年,王韜在上海認識麥都思;1849年,王父逝世後,韜開始在墨海書館佐譯西教、西學書籍。(見王韜《弢園老民自傳,頁26-28)

[8]. 據史載,向太平軍上書的人以黃畹為名,有關史事,歷來討論甚多,可參羅爾綱〈上太平軍書的黃畹考〉,《國學季刊42期,19346月;忻平《王韜評傳》(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頁58-70

[9]. 此詩載於王韜《蘅華館詩錄》(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卷三,葉十七下至二十上,頁470-471;亦見錄於氏著《弢園老民自傳》(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頁140-143。按《弢園老民自傳》中的詩題明寫了此詩的對象為“黃六舍錞、潘大詒准、楊三引傳,其中只知楊三引傳為蘇州吳縣人,其餘二人已無可考。(見馮桂芬【1809-1874】:《【同治】蘇州府志【清光緒九年,1883】刊本,卷二十四) 另外,兩詩在文字上偶有出入,但基本上意思相同,拙文以《蘅華館詩錄》所載為本。

[10]. 引錄自章如愚《群書考索》(欽定四庫全書),卷二十一;亦見於《詩談,錄自《說郛,卷七十九下。

[11]. 引錄自《說郛,卷四十三下。

[12]. 引自楊慎 (1488-1559)《升菴集,卷五十七“九言詩”條。

[13]. 李東陽《懷麓堂詩話》(清知不足齋叢書本),頁8

[14]. 楊慎以同題〈梅花〉作一九言詩回應釋明本之作,載《升菴集,卷五十七“九言詩”條。

[15]. 王世貞〈苦熱,載《弇州四部稿,卷539

[16]. 朱彝尊〈九言題田員外秋泛圖〉,《曝書亭集,卷8

[17]. 查慎行〈匡山讀書圖歌為南麓都諫賦〉,《敬業堂詩集,卷36

[18]. 按:楊氏之梅花詩及王氏之作均為8句,朱氏之作為24句,查氏之作為38句。

[19]. 劉錦藻 (1862-1934)《清續文獻通考》指出:(吳壽昌) 九言詩“用韻分叶,體製新穎,詩句藻麗,其詞章雖屬可觀,不免有騁博見才之意。”(94〈學校考 (1) ,頁1829)

[20]. 劉廷璣《在園雜志,卷二,清康熙五十四年 (1715) 刻本,頁25

[21]. 同上。劉廷璣在《在園雜志》中提到楊慎的梅花詩時,有言“不過存此一格,恐難得佳也。”

[22]. 陸以湉《冷廬雜識,卷五,咸豐六年 (1856) 刻本,頁142

[23]. 楊慎《升菴集,卷五十七“九言詩”條。

[24]. 宋長白〈詩忌〉,《柳亭詩話》(清康熙天茁園刻本),卷十,頁100

[25]. 陸以湉《冷廬雜識,同註22

[26]. 載張廷玉 (1672-1755)《皇清文類》(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六十五,頁850

[27]. 慶桂 (1735-1816)《國朝宮史續編》(清嘉慶十一年【1806】內府鈔本),卷四,頁22

[28]. 張廷玉《皇清文類,卷六十五,頁851

[29]. 錢陳群〈送朱玉階編修省親歸里〉,《香樹齋詩文集》(清乾隆刻本)“詩集”,卷十一,頁129

[30]. 王韜〈答楊醒逋,載《弢園尺牘》(北京:中華書局,1959),頁70。按:此信寫於1862113,即抵港約一個月。

[31]. 王韜〈贈楚香兼述懷 (四章之一) 〉,《弢園老民自傳,頁131。按:此詩成於18631月。

[32]. 王韜〈述懷簡李鏡洲五律四章 (之一) 〉,《弢園老民自傳,頁131。按:此詩成於18631月。

[33]. 王韜〈聞官軍復崑山寄里中補道人即用其寄粵原韻 (之二) 〉,《蘅華館詩錄,卷三,葉十六下。按:此詩成於1863年。

[34]. 王韜〈聞官軍復崑山寄里中補道人即用其寄粵原韻 (之四) ,同上,葉十七上。

[35]. 王韜〈月中寄補道人〉,《弢園老民自傳,頁136。按:此詩成於1863年。

[36]. 王韜〈粵中贈卓司馬〉,《蘅華館詩錄,卷四,葉一下。按:此詩初成於18631月,後因不愜意重改而成。

[37]. 王韜《弢園老民自傳,頁153

[38]. 王韜〈至粵已逾一載,辱江南諸故人投書問訊,作九言一首寄黃六上舍、潘大、楊三兩茂才〉,《蘅華館詩錄,卷三,葉十七下。

[39]. 王韜〈答楊醒逋,載《弢園尺牘,頁70

[40]. 同上。

[41]. 王韜〈至粵已逾一載〉詩,葉十八下。

[42]. 王韜〈至粵已逾一載〉詩,葉十八下。註:英國佔領香港後,在香港實行一整套的殖民統治政策,嚴格劃分華洋界線,歧視和壓迫華人的政策,包括限制華人的行動自由和住房自由等,因此,很多居港的華人都對殖民政策大為反感。

[43]. 王韜〈至粵已逾一載〉詩,葉二十上。

[44]. 王韜〈致吳子登書〉,《弢園尺牘,頁76

[45]. 王韜〈至粵已逾一載〉詩,葉十八上。

[46]. 王韜〈答楊醒逋〉,《弢園尺牘,頁70

[47]. 王韜〈至粵已逾一載〉詩,葉十八上。按:時香港的居民除華人外,還有為數不少的歐洲人和印度人,王韜詩句中的“鬼怪,可能是指這些非華人而言。

[48]. 王韜〈至粵已逾一載〉詩,葉十七下。

[49]. 理雅各於1872年在香港大會堂演說時,便提到1843年的香港因衛生條件不佳,導致極多居民生病。其後英國殖民政府改善渠務和食水設施、建設房屋、遍植樹木等,這些都大大地改善了民生1843 was, no doubt, a very sickly year,The Colony, I have said, is now (1872) one of the healthiest, in the East.from a speech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delivered by Rev. James Legge on 5 November 1872.  The China Review, Vol. 1 (1872), pp.165-166.

[50]. 王韜〈至粵已逾一載〉詩,葉十八上。

[51].《弢園老民自傳,頁130

[52]. 王爾敏、陳善偉編《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盛宣懷珍藏書牘初編,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編《史料叢刊 (第三輯)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7),〈手札461。又參張敏〈晚清新型文化人生活研究—以王韜為例〉,《史林2000年第2期,頁46-55

[53].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p.166. 按:此應為不小之數,理雅各在文中提到當時有樓收租的人最快樂。

[54]. 見附圖二 (英國倫敦差會印刷所),原載 Girardot, Norman J. The Victorian Translation of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p.57. 附圖三 (1865年皇后大道中雪廠街附近) 為王韜當時生活過和工作的地方,引自Stokes, Givenneth. Queen’s College, 1862-1962. (Hong Kong: Queen’s College, 1962). P.33.

[55]. 詳見元邦建編著《香港史略》(香港:中流出版社,1988),頁114;另見蔡榮芳《香港人之香港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1),頁27

[56]. 據資料顯示,1845624,香港政府第一任人口登記處處長貴亞倫發表的人口統計數字,當時全港人口有二萬三千八百一十七人,其中二萬二千八百六十人為華人;1861年,南九龍被佔領後,人口為十一萬九千三百二十一人。(見元邦建《香港史略,頁112123)

[57].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p.171.

[58]. Soyer, Geoffrey Robley. Hong Kong (1841-1862): Birth, Adolescence and Coming of Ag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reprinted b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7). pp.196-197. 按:畢打街的鐘樓於1913年拆卸、西環水手館亦於1930年代中期拆除。

[59]. 王韜〈香港略論〉,《弢園文錄外編,卷6,頁148

[60]. 然而,香港於1842年初割讓與英國時,地租卻一點不貴。查理‧義律爵士 (Sir Charles Elliot1801-1875) 為推動香港的貿易發展,將維多利亞灣劃出40幅地段,公開拍賣。每幅底價很便宜,只需10英鎊;英商競相投買,結果最低價投到每幅20英鎊。(見元邦建《香港史略,頁111)

[61]. 王韜〈至粵已逾一載〉詩,葉十八下。

[62]. Krone. MR. (Rev.),A Notice of the Sanon District, C.B.R.A.S. Transactions, Vol.6 (1859).  Reprinted in J.H.K.B.R.A.S, Vol.7 (1967), p.122-124.

[63]. 王韜〈至粵已逾一載〉詩,葉十九上。

[64].《弢園老民自傳,頁130

[65].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pp.173-174; & Soyer, Geoffrey Robley, op.cit.pp.194-195. 有關港督羅便臣爵士的建設,可參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北京:朝華出版社,2007),頁65-80

[66]. 王韜〈至粵已逾一載〉詩,葉二十上。

[67]. 同上,葉十九下。

[68]. 同上。

[69]. 有關此點,可參計紅芳《香港南來作家的身份建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