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王韜九言長篇
〈寄黃六上舍、潘大、楊三兩茂才〉
羅婉薇
王韜 (1828-1897) 是近代中國著名的報人和思想家,在十九世紀中國知識分子中,他是少數學術深醇又能擔當起溝通中外的新型士人。他生於道光八年 (1828),卒於光緒二十三年 (1897),在這七十多年間,他歷經鴉片戰爭 (1839-42)、太平天國 (1850-64)、英法聯軍 (1858-60)、中法戰爭 (1883-85) 與甲午之戰 (1894-95) 的重大外憂與內患。年輕時,他便居於當時中外接觸中心之一的上海,後來又生活在英人統治下的香港,並有機會在英國居留兩年半,更是第一個中國人獲邀在英國牛津大學演講。 後來他又於1879年訪問日本四個多月,目睹西方國家的富強;又感受到日本受到西方勢力衝擊後,朝野奮發的力量。他眼見國家積弱萎靡,長此下去,國運堪虞,因而他積極地探求國家富強的方案,提出變法自強的思想。1871年 (同治十年) 初,他在香港成立了中華印務總局;1872年,他創立了《循環日報》,並自任主筆。此報是早期國人創辦的民營報紙,也是第一份“華人資本,華人操權”的中文報紙,此報的一項特色是每天報頭必有一篇論說,如今天的報紙社論。此論說是由王韜主筆,內容著眼於議論時政,介紹西方的成就,鼓吹中國改革自強。
事實上,王氏提出的變法革新,較康有為 (1858-1927) 等人早二十多年。 1884年 (光緒十年),王氏離開香港重回上海居住,仍然著書做文,銳意將西方科學技術介紹給國人。1894年 (光緒二十年),時王韜已年近七十,健康不佳,但他仍心繫國事;是年,國父孫中山 (1866-1925) 擬赴天津上書北洋大臣李鴻章 (1823-1901),提出革新變法圖謀富強的方案,後在鄭觀應家中見到王韜,二人談論甚歡,王氏特致函李鴻章得力幕友羅豐祿 (1850-1901),託羅氏設法為孫先生引薦。 甲午戰爭失敗後,王氏的心情十分沉重,悲憤交并;但他仍望英賢再起,革新圖強。光緒二十二年 (1896),《萬國公報》主筆教士林樂知 (Young, J.
Allen, 1836-1907) 編著《中東戰紀本末》,記述並檢討中日戰爭,王氏獲邀撰寫序文,文中他仍力主變法。 翌年 (光緒二十三年),王氏逝世。王氏一生充滿傳奇,他所處的時代是國家多事之秋,他與西方思想接觸後,衡量過當時世界和中國的形勢,提出變法自強的思想,這種想法較之晚清“康 (有為)、梁 (啟超,1873-1929) 變法”還要早二十多年。維新派倡議的民主政制,王韜亦早於光緒初年已提出,即“君民共主”的君主立憲制度, 因此,王韜不但是最早接觸並認同西方政治思想的改革者,而且是大力鼓吹變政的先行者,若要追溯中國民主政治的演進,王氏肯定是開拓時期的功臣。
1860年以前,王韜因居於上海,有機會與洋人 (主要是墨海書館中人) 接觸, 並瞭解西方的事物,但對中外情勢,以至世界的變局,體察仍未深入。轉捩點應是同治元年 (1862),他因向太平天國上書之事,為清廷通緝追捕, 不得已逃難香港。在香港他見聞大增,對世界形勢瞭解日深,這才造就了他的變法自強的思想。王韜初來港時,恐怕沒想到自己會在這彈丸之地逗留二十多年;雖然在港所接觸的人和事都十分豐富,但是香港畢竟是異鄉,他在香港的心情,大概可從他的筆名中得知,他一生的筆名和別號極多,其中甫里逸民、松北逸民、天南遯叟、遯窟廢民等或可反映其情其意。王韜居港期間曾寫過一些詩篇,數目不多,大部分收錄在《蘅華館詩錄》,本文選取了其中一首〈至粵已逾一載,辱江南諸故人投書問訊,作九言一首寄黃六上舍、潘大、楊三兩茂才〉,以此考察他初到港時的心情,以及香港開埠初期的面貌。
王氏的〈至粵已逾一載〉詩是一首長篇九言詩,有關九言詩的起源和體制,過去討論的不多,有關九言詩之起源,一般採納任昉 (460-508)〈文章緣起〉所說:“九言詩,魏高貴鄉公 (曹髦,241-260) 所作”。 北宋 (960-1127) 張耒 (1054-1114)〈明道雜志〉提到:“余嘗讀沈休文集,中有九言詩,休文雖作者,至牽於鋪言足數,亦不能工,僅成語耳。” 沈約 (441-513) 所處的齊梁時代為文人唱和極盛的年代,寫作九言詩者恐怕並非只有沈約一人;可是,曹髦、沈約之詩皆不存。此後歷朝有關九言詩的記載都不多,元 (1271-1368) 天目山釋明本 (中峰) 有〈九字梅花詩〉:
昨夜西風吹折中林梢,渡口小艇滾入沙灘坳。
野樹古梅獨臥寒屋角,疏影橫斜暗上書牕敲。
半枯半活幾個擫蓓蕾,欲開未開數點含香苞。
縱使畫工奇妙也縮手,我愛清香故把新詩嘲。
明代 (1368-1644) 李東陽 (1447-1516)《懷麓堂詩話》評此詩“貴在渾成勁健,亦備一體”。 明、清 (1644-1912) 兩代頗有九言詩,楊慎、 王世貞 (1526-1590)、 朱彝尊 (1629-1709)、 查慎行 (1650-1727) 等大家俱曾染指,而清代的九言詩更日漸偏向長篇, 因難見巧,騁博見才, 頗成為一種風氣。
有清一代論九言詩, 往往著眼於構作之難。清劉廷璣 (1654?-?)《在園雜志》說:“九言詩起於高貴鄉公,不獨作者甚少,知者見者亦少。” 九言詩難成主流,應與難得佳構有關。 清陸以湉 (1802-1865)《冷廬雜識》謂:“九言詩最難自然協律。” 唐錡便批評釋明本的〈九字梅花詩〉:“此詩不佳,影不可言敲,又後四句有齋飯酸餡氣。” (清) 宋長白提到“詩忌”時,亦批評“元人七古好用長句,九字至十三字總不見佳。” 可是矜奇逞能的,偏偏就選用九言詩,前引陸以湉《冷廬雜識》續云:
﹝九言詩﹞用以頌聖尤難,嘉慶己卯年﹝1819﹞六旬萬壽,鄭笏君孝廉代某尚書作九佳全韻詩,端莊流麗,傳頌一時。
因難見才,尤其是用來頌聖,難上添難,由是而博取時譽,並廣宣傳,這早在康熙(1661-1722)、乾隆 (1735-1795) 兩朝,其實已經屢見不鮮。康熙朝有沈樹本〈萬壽恭紀九言詩百句〉, 乾隆時有吳壽昌〈恭紀九言詩〉一冊,“體制新穎,詩句藻麗。”吳應枚有〈乾隆三年 (1738) 聖主躬耕耤田九言詩〉, 朱玉階又有“駕幸翰林院作九言詩”,據說朱玉階之詩“頗為京都傳誦”。
清代的九言詩有這樣一種夸才逞能以邀譽當世的社會文化氣味,王韜和他的當代讀者,當然是知道的。而王韜到港逾一年,以九言體寫成〈至粵已逾一載,辱江南諸故人投書問訊,作九言一首寄黃六上舍、潘大、楊三兩茂才〉,全詩長160句,80韻,通押下平十一尤,一韻到底。難度之高,極為矚目,騁才之意,顯然可見,說不定他是期望此詩能以難奇勝人,廣為傳誦,藉此上達當事,以待罪之身稍向朝廷輸誠的。詩中不乏對朝廷歌功頌德之辭,其中兩句:“眾樂升平悲我不得預,尚冀聖恩祝網開蛛蝥。”這首九言詩的用意,幾乎是溢於言表了。而從現代讀者的角度來看,此詩內容非常豐富,從中既可窺見開埠初期香港的面貌,亦可探索王氏作為早期南來文人的心態,因此,這首九言詩無論在內容,還是體式上,都有相當的研究價值。
王韜於1862年避走香江,事非得已,倉卒登程,他自傷“阮郎則不名一錢,王粲(177-217) 竟孤行萬里。傷心此別,豈第黯然銷魂而已哉!” 王氏居港初年給友人的書信,處處流露出他飄泊無奈的心情:
酒杯逼仄乾坤小,淪落天涯淚數行。
戟門長揖客,此日困傳經。……而今成寂寞,同我話飄零。
飄零游子仍天地,慟哭良朋半死生。
海角覊人餘涕淚,陣前諸將策功勛。
炎方滯跡劇艱虞,莽莽乾坤困腐儒。
詩酒窮鄉唯子在,文章亂世奈吾何。……
地北天南飄泊裡,幾時歸話故園蕪。
感懷身世如塵夢,閱歷憂危託嘯歌。……
淒絕瘴煙荒雨裡,閉門經歲獨君過。
王韜在香江的心情,亦可從他的自號得見:“天南孤島之中峰有隱者焉,非粵產,而以避兵僑寄於粵,居久之,自號曰‘天南遁叟’。”“僑居客旅”的心態躍然紙上。
居港一年多,王韜對流落於這蕞爾小島仍不能釋懷,他在這首成於一周年的九言詩作中,流露出他居港的無奈,以及被逐的不平:
嗟我昔年出門作近遊,今乃放眼萬里來番州。
不因被謗亦不得至此,天之厄我乃非我之尤。
……
生平嗜好多足累學問,自遭放廢棄之如贅疣。
吳中徵逐每苦不得息,今常閉戶任聽先生休。
……
有時默念我生之所作,百無一慊悔恨兼慚羞。
王韜上書太平天國事敗後,在1862年5月18日抵達上海,暫居黃春甫 (錞,按:即本詩其中一位受文者) 家;後於5月23日至麥領事署,從此閉置一室,經一百三十五日,在這半年中,他也曾為自己叫屈:
嗚呼!即使韜銜冤斧鑕,飲恨刀鋸,於正典明刑,攻城殺賊,亦何所裨,徒成殺士之名,自取忌才之實,此堪憤而又堪笑者也。
據王韜自述,他遁逃香江前,最引以為憾的是“生逢亂世,死被惡名,不能早自建立,以身殉國。” 未能殉國,還要飄洋過海至“番州”,這種冤屈和牢騷,在他的九言長篇中也可得見。王韜又以韓愈 (768-824)、柳宗元 (773-819) 被貶不得意的事自況,表達自己心靈的愁苦:
嗚呼古來賢豪南遷者,不免蹈海性命委輕舟。
不見昌黎上疏苦恩貸,訴陳疾厄深慮填渠溝。
子厚詩文滿幅皆悲怨,劍鋩割腸自恨為山囚。
盍思土著生長亦人耳,彼何安樂我何多煩憂。
“彼安樂,我煩憂”一句,可謂道盡“南來者”的心聲,究其“煩憂”的原因,一來他們深覺此地非中國之土,王韜在詩中便說:“此島已非我皇之疆域,追論僨事令我久咿嗄。” 二來是他們歸鄉之心極強,只是能否如願,則為未知之數。王韜在詩中也不免流露出此種徬徨之情:
我本三吳甫里之狂客,盍容我歸學圃安鋤耰。
空抱此願未識何時遂,鳥驚弋繳獸恐羅置罘。
王氏身處香江,在地域上,雖然此地與內地相距不遠,但是在他眼中筆下,這裡卻是“其俗侏儷,其人猱雜”的“番州”,與羊城相比,此地的人和物都相差極遠。 心之所想,在王韜詩中的香港真的不堪之至。他不諱言:
炎方景物入目傷我意,氣候不常迥非中土侔。
視天常低視日近若炙,冬或著絺盛夏或披裘。
……
飛蟲細蚋經冬猶尚活,炎飆毒霧白晝鳴鵂鶹。
我初來時厭此土性惡,常畏煩熱委頓病泄嘔。
四季不宜,水土不服,自然環境的折磨,導致身體不適,這更增加了南來客旅的思鄉愁緒,“山風海濤,終宵如怒,因此哭親之涕綆縻,思家之心縷結。” 除了客觀環境的不如意之外,王氏主觀地亦覺得當地人對他充滿敵意:
出見販監傭牧亦低首,時雜嘲弄譏笑哄楚咻。
俗惑鬼怪詐悍吁可畏,小嫌裂眥動如夙世仇。
因此,他看周遭的環境極不順眼,他覺得此地狹小,形同一孤島:“此間一島大小來環繞,四顧茫無涯涘興百憂。” 在世界地圖上,香港的確只是一個不起眼的小點,王詩中有關地理的描述是客觀的,炎夏盛暑有飛蟲蚊蠅,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從歷史而言,香港島自1842年為英人管治後,此地的衛生條件和居住環境已日漸得到改善。
王韜在詩中提到所住的地方狹小,租金高昂,不但自己不順心,連帶妻女都無法適應此地的生活:
瘦妻嬌女啼哭思歸土,一家四人臥床無一瘳。
半椽矮屋月費錢半萬,風逼炊煙入戶難開眸。
這四句真的道出了香港寸金尺土的艱困,王氏於1863年搬離英華書院後,“與趙子如同居小樓半椽,月賃五金。”“五金”即銀五兩,銀一兩換1000文左右,銀五兩就是詩裡所謂的“錢半萬”。“錢半萬”當時究竟值多少,這對身處二十一世紀的我們來說,或許有點難于想像。我們以王韜在1887年擔任上海格致書院山長的薪水來作比擬計算:“院中並不送脩脯,惟歲饋筆墨百金,端節五十兩,冬節五十兩。” 一年合起來,山長的收入是二百兩,每月平均是十六兩左右。但1860年代在香港擔任寫手,薪金之數,一定比不上1880年代擔任格致書院的山長,那麽香港“半椽”租金的“五金”,就大概已佔去王韜月薪三分一以上,規規整整租一椽樓房,費“十數金”之多,他是萬萬負擔不來的。可見十九世紀後半期的香港,其實已居大不易。理雅各牧師提到他在1843年末,由灣仔摩理臣山遷居至中環德己立街,地方面積減半,月租為130元。 他其後又從德己立街搬往荷里活道,在那兒自資建築,設立英國倫敦差會的印刷所,那裡也是英華書院的所在地,更是王韜到港時 (1862) 的住處。 香港房租騰飛,其來自有因,太平天國之亂席捲大半個中國,華南一帶,一批有錢人帶著財寶和家屬“避難”香港;清朝鎮壓太平天國後,一批參加過太平天國的勞動人民,又跑到香港;再加上1850-1860年間,葉名琛 (1807-1859) 任兩廣總督時,民不聊生,不少國人從廣東逃難來港。 1845年,香港的人口只有二萬三千八百一十七人,1861年卻跳升至十一萬九千三百二十一人, 增幅之大,令人咋舌,因此房屋需求甚殷,屋租大幅增加,小市民的居住環境擠迫不堪。 然而,中國動盪的政治環境卻為香港帶來很大的改變,不少勞動人口南來,英國殖民政府大加建設,不少建築物便是在這段時間相繼落成,計有:畢打街的鐘樓、中環大會堂、西環水手館等, 這也印證了王韜所記的香港情況:“四重金碧多喜居層樓。”可是香港輝煌燦爛的背後,卻隱藏了港人的辛酸。王韜居港三年後撰寫的〈香港略論〉,對詩中所謂“半椽矮屋月費錢半萬,風逼炊煙入戶難開眸”這種草根小民的生活環境,有進一步的解述:
港中之屋,層次櫛比,……華民所居者率多小如蝸舍,密若蜂房。計一椽之賃,月必費十餘金,故一屋中多者常至七八家,少亦二三家,同居異炊。尋丈之地,而一家之男婦老稚,眠食盥浴,咸聚處其中,有若蠶之在繭,蠖之蟄穴,非復人類所居。蓋寸地寸金,其貴莫名,地球中當首推及之矣。
可見香港地價之高,源來已久,甚至在一百五十年前,其土地之貴,竟已被目為世界之首。
無疑,王氏對香港的居住環境極為不滿意,但從他的九言詩來看,有一事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香港的物資十分豐饒:
南村楊梅北村之盧柑,香蕉黃橙不論錢可售。
紫綃紅繒徑寸之荔枝,玉珧下酒風味欺蝤蛑。
粵西善鮓粵東尤善鱠,薄肌細理沃醪雜薑蔞。
此其小者不過誇口腹,若臨山水閱歷深綢繆。
香港土地有限,物產主要來自鄰近地方,特別是鄰近的新安縣,那裡盛產大米、甜薯、各種蔬菜,內陸山區地方則出產大量水果,主要有鳳梨、香梨、橙、芒果、荔枝、龍眼等,此等農產品的出口地為廣東及香港,由於產量多,所以價錢極相宜。此外,新安縣沿海的地方,亦有不少漁船前往香港,魚、蟹、水鴨等水產也運往香港售賣, 各式食品應有盡有,這也直接造就了開埠初期香港的貿易。面對豐富的物產供應,王氏仍是百般挑剔,諸多不滿,認為是“賈胡居奇光怪炫列貨”,“港民取給山泉,清洌可飲,雞豚頗賤,而味遜江南,魚產鹹水者多腥,生魚多販自省城,為時稍久,則味變矣。”
王韜此九言詩在某程度上的確反映了香港開埠初期房屋、飲食等日常生活的面貌,然而令人奇怪的,是當時獲委任為第五任總督的夏喬士‧羅便臣爵士 (Sir Hercules Robinson, 1824-1897,1859-1865年在任) 履新後,他對社會進行了很多重大的興革,如成立香港煤氣公司,以煤氣街燈取代傳統油燈,築建薄扶林水塘,設立公立書院等, 但王氏詩中隻字未提,反之,他只是記述了不少負面的感受。歸根究柢,這或許和他不甘飄泊南來的心情有極密切的關係:
嘻吁今日非猶昔之比,安得鄭俠繪圖陳冕旒。
書生饒舌豈不憚罪戾,……
終年俯首讎校已短氣,……
王韜是最早期的南來士人,也是近代提倡西學,鼓吹變法的維新思想家,政論家,他一生中三分一的時間都在香港度過,在香港接觸的人和事,對他一生影響甚大,也造就了他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人物。可是,他似乎由始至終都沒有打算在這彈丸之地落地生根,他早年寫的這首九言詩,處處流露出鄉思和鄉愁,“鄉淚如綆昏眼嗟頻揉”, 流落異地彷似飄萍,“唏噓懷古令人意盡矣,感愴身世瀛海一浮漚。” 正正是這種無法生根的飄泊感,令他無論在此地取得怎樣的功業,回鄉仍是他的終極選擇。王氏的選擇和經歷,不單是他個人的經歷,而且側面地反照出後來無數南來香港的文人墨客的過客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