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編輯集團的身份背景論《眾香詞》的遺民意識
馮慧心
一. 引 言
清代為女性文學興盛的時代，女性文人不但出版自己的創作，更兼從事女性文學的評論、編集、資料整理等，在文壇上形成女性文化圈子。而其時的男文人亦注意到女性文學興盛的現象，不但鼓勵女性創作，對女性文學作評點，甚而參與編集工作，帶有為女性文學寫史、使女文人留名後世的意圖。清代女文人的創作體裁，以詩詞為主，旁及散文、辭賦，其中尤以詞最值得注意。一則因詞體特有的女性特質，似乎更適合女性作書寫載體，此與詞體的發展背景有密切關係：「詞始於晚唐，盛於北宋。其初多托之閨襜兒女之辭，以寫其鬱結綢繆之意。誠以女子善懷，其纏綿悱惻，如不勝情之致，於感人為易入。」 二則因詞由元明步入中衰，至清初復興，就此一現象，不少詞論家、文學史家皆以為與明末清初興盛的女性詞壇關係密切。如近人趙尊嶽〈惜陰堂匯刻明詞紀略〉論及明詞發展，即以女詞人興盛作為特色之一：「明代訂律拈詞，閨幨彤史，多至數百人，《眾香》一集，甄錄均詳。」 今人張仲謀亦謂：「明代女性詞人之多，創作之富，與明詞總體不振的情形構成了一種強烈的反差。」「明代中後期，女性詞人成批湧現，遂構成前所未見的詞壇景觀。」 嚴迪昌更謂：「清詞的史稱『中興』，不能輕忽女性作家所作出的努力，一代清詞之得以如此絢麗多采，女詞人們是與有功焉的。」
可惜的是，大部分明清女詞人的詞集今已散佚，要研究當時的女性詞壇，只可透過現存的明清女性詞選，而在一眾詞選中，成書於康熙年間的《眾香詞》， 被孫康宜稱為「三本主要女性詞選其中的一本」。 此集的編選者為徐樹敏、錢岳，全集共分六卷，以倫理身份為女詞人分類，分別題為禮集笄珈、樂集女宗、射集玉田、御集珠浦、書集雲隊、數集花叢， 每集各有四位文人審閱詞作，並由編者、審閱者等共撰詞人小傳。《眾香詞》採集了明末（萬曆以後）至清初（迄於康熙中期）各地女詞人的作品，共選詞人382人，詞作1493首，並附上女詞人與其他文人的唱酬作品，反映明末清初女性詞壇的特色。
二. 《眾香詞》之編選背景
明清易代乃中國歷史上之一大轉折，其意義與一般的改朝換代不甚相類，因滿清以外族入關，對一向以華夏文化為中心的漢族士大夫衝擊甚大。滿清亦不同於元室之挾武力自重而鄙視漢化，反之，入關不久即開科取士，公開政權，依照中國傳統政體的慣例作實際的讓步。 部分曾仕明室的士大夫，在明清易代之際，或反清殉國、或歸隱出家，在生者多被稱為「明遺民」。 他們多在其作品暗中表現亡國之痛，在詩歌創作方面，往往效法屈原、陶淵明、杜甫、以及宋遺民詩人。 至於詞壇，則因詞體「若隱若現，欲露不露，反復纏綿，終不許一語道破」的特點， 似更適合遺民抒發其鬱結。不少生活在明清易代的文人，其詞作或多或少帶有亡國之痛、離亂之苦。徐珂《清代詞學概論》謂：「當開國之初，京朝士大夫雖依輦轂，猶慨愴〔按：當作滄〕桑，特假長短之句，藉抒抑鬱之氣，始微布寄托。」《眾香詞》成書於康熙年間，所選的女詞人多身經明清鼎革，有些長於遺民家族，其父或其夫乃遺民，有些則因戰亂而流離無依，故筆下自不免表現其家國之思。而明末清初的女性，積極參與國家政治大事，甚而在易代之際以身殉國。她們雖未能出仕、以天下為己任，然她們對國家命運甚表關注，在詞篇中一再表達其立場、感受，有些更推動復明運動，如柳如是。《眾香詞》的編者雖非遺民，其編輯集團中卻有不少遺民，故集中收列不少帶有遺民意識、易代之感的詞作，反映明末清初女詞人對歷史轉折、國家前途的感受。清初文網未嚴，清廷為拉攏漢族士子，往往以漢族顯宦主持修纂漢文化史籍，以籠絡漢族遺民，如明史館之設即為顯例；而清廷對士人著作中所蘊含的易代之悲、故國之感，亦多加以容納，以施恩於漢士子，即以一懷柔手段籠絡漢人，並達到緩和滿漢衝突之目的。
三. 《眾香詞》之編輯集團
《眾香詞》之成書，實得力於眾多文人，其卷首雖註明編選者為「玉峰徐樹敏師魯、金閶錢岳十青」，即徐樹敏及錢岳兩人，然細察之下，即可知兩位編者的參與程度及角色有很大差異。徐樹敏乃朝廷權貴徐乾學之子，其父幕下不乏有才之士，這些幕客又往往為《眾香詞》的審閱者、校訂者，故可以說《眾香詞》的編集，背後實有一學人幕府作支持。另一編者錢岳則為家世未顯的青年文士，然《眾香詞》集中卻反映其出訪閨秀、採集詞作，故可說是編輯工作的實際執行者。除兩位編者外，《眾香詞》共六卷，每卷皆列有四位審閱者及四位族里審定者，〈凡例〉當中又記述一眾協助編集的文人共四十六人， 甚而三位撰序者亦可能有所參與。減去角色重複的九人， 則《眾香詞》的編輯集團，實有九十人之多，此使《眾香詞》在採集女性詞作、整理、編輯、校閱等各方面皆達致周全。清初文人著書，不乏多列著名文士以增聲價之例，然從《眾香詞》的內容考察，即見其編輯集團成員實亦影響是集的編選，並非只屬列名性質。另一值得注意的則為集團成員的身份背景，當中表現一滿清權貴與明室遺民的組合。明遺民的參與使集中收列不少蘊含易代之悲、遺民意識的詞作，表現女詞人在明末清初此一歷史鉅變中的立場心志、所思所感。
《眾香詞》的九十一位編輯成員，從其生平資料的考究，結合《眾香詞》集內的資料，即歸納出編輯集團的特色有五：其一、從集中所見，編者徐樹敏的參與不多，另一位編者錢岳方為編輯工作的實際執行者，徐樹敏乃以權貴子之身份得列首名；其二、編者與兩位撰序者皆來自江蘇蘇州，地域較單一，然各集的審閱者、族里審定者卻地域豐富，確保《眾香詞》作為一本全國性的女性詞選，其編選能達致周全詳善；其三、編輯集團成員多屬徐乾學幕府文人，可見編者徐樹敏因其父徐乾學的關係，其選集得力於當時名士，然《眾香詞》的編輯工作實有前後期之分，以徐乾學權勢衰退作為分界，前期參與者多為徐乾學幕府文士，後期則多為錢岳的前輩好友；其四、《眾香詞》的編輯集團成員甚多，然其不若當時一些選集藉名士宣傳，引為自重，其審閱者只作列名性質。《眾香詞》的編輯集團成員的確參與編集，部分成員更身兼多職，對編集影響甚大；其五、編輯集團為一清廷權貴與明室遺民的組合，並影響集中有關易代意識的處理。雖然《眾香詞》以存人及存詞為主要目的，集中表現遺民意識的作品所佔比例相對不大，但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明清易代之際的女性感受及思考。此外，由於本文以編輯集團的身份成份作為切入點，檢察集中對易代之感、遺民意識之處理，故只針對第五點即編輯成員的身份背景作論述，其餘的編輯集團特點，則有待他日再論。
編輯集團的身份背景：清廷權貴與明室遺民
1. 編者徐樹敏：清廷權貴之子
《眾香詞》的編輯集團成員，乃一清廷權貴與明室遺民的組合，當中包括滿清皇族、朝廷重臣、地方官員、晚明遺民，甚至反清之士。兩位編者雖非明遺民，然卻與遺民關係密切。徐樹敏之父徐乾學為當代重臣，徐家在康熙初期家世顯赫，徐乾學三兄弟皆及第，又五子皆登科。 康熙時徐乾學位高權重，「日日入南書房修書。凡有文字，非經徐健庵改定，便不稱旨。滿、漢俱歸其門。」 徐乾學進士及第後即任翰林院編修，康熙二十一年 (1682) 奉命纂修《明史》，任總裁官。此後相繼擔任內閣學士、禮部侍郎、《大清統一志》編纂局總裁、刑部尚書等官職。 徐乾學喜好延攬士子，趙翼云：「徐健庵乾學在康熙中以文學受知，方其盛時，權勢奔走天下，務以獎撥寒微，籠絡人才，為邀名計，故時譽翕然歸之。……徐方主持風氣，登高而呼，衡文者類無不從而附之。以是游其門者，無不得科第。」 可知不少士子為求科名，皆游學於其門下，如碧山堂乃徐乾學府第會客的廳堂，而著名詞人陳維崧即碧山堂常客，陳氏於康熙十八年舉博學鴻詞即住在徐家， 可知徐乾學對科舉仕途的影響力。此外，不少著名文人曾為其碧山堂題詩，如孔尚任， 康熙三十六年，孔尚任《瓊花夢傳奇》更於碧山堂演出。因徐乾學之關係，徐樹敏以其父權勢之故，得與一眾著名文士結交，而其父之幕客又多為《眾香詞》之編輯集團成員，如王士禎乃《眾香詞‧禮集》之審閱者，《射集》之審閱者為孔尚任，陳維崧則為《數集》詞人審定族里等，可見不少徐乾學的幕客充當《眾香詞》的編輯集團成員。又徐乾學交遊既廣，當時不少著名文士，雖非其幕客亦與之交遊，如曹寅、盛符升等與徐氏有詩文往來，二人亦為《眾香詞》的編集成員，前者為《樂集》審閱者，後者則為「校讐互訂，贊襄與力」者， 則徐樹敏的編集亦得到父執輩的協助。加上徐乾學富有編修大型書籍的經驗，尤其是明史館設於其京師之府第，不少著名文士共修《明史》，考察《眾香詞》之編輯集團，即發現當中不乏纂修《明史》的文人，如撰序者尤侗、《書集》審閱者柯煜、《禮集》族里審定者王鴻緒、《樂集》族里審定者龐嵦、《書集》族里審定者陳維崧、「校讐互訂，贊襄與力」者毛奇齡等。徐乾學幕下不乏有才之士，故徐樹敏雖斯時仍未有功名，其選作仍得力於當時名士。
2. 編者錢岳：青年士子、結交遺民
另一編者錢岳雖為青年士子，然其交遊者皆一時名士，且有部分為明遺民，錢氏曾出訪曹十經，並有詩題贈曹氏，曹十經即曹爾垓，乃明遺民，孫靜菴《明遺民錄》收有其事蹟。 又錢岳妻孟湛小傳中，提到錢岳之父執輩如孫枝尉、張弨等亦為明遺民。 還有〈凡例〉云：「遠方秘本，悉藉郵寄手授，如秦中得之王
山史徵
君，西蜀得之費此度殳執，黃州得之吳巢薇柱史，闕里得之
孔東塘
博士，八閩得之林西仲司理、陳叔霞大參，兩淛得之王仲昭內翰、俞璷伯高士，實賴前輩得備大觀。」〈凡例〉的撰寫者應為錢岳， 則上述八位協助採詞之前輩，皆為錢岳所交者，考當中之王
山史徵
君 (即王弘撰)、費此度殳執 (即費密)，皆為明遺民。 錢岳與遺民間有一定的關係與交誼，故其編集亦得明遺民之助。
3. 編輯集團之身份背景：廷臣與遺民
至於各集之審閱者，則表現一滿清朝臣與在野遺民的組合。清廷朝臣有王士禎、李宗孔、宋犖、劉涵、王頊齡、曹寅、崔岱齊、孔尚任、劉廷璣、狄億、柯煜、揚岱等，當中有的為朝廷重臣，與皇室關係密切，如漢族重臣曹寅、 滿洲王子揚岱；有的為地方官員，如崔岱齊、劉廷璣。至於遺民則有屈大均，屈氏甚而曾起兵反清， 另孔尚任雖曾為清廷官員，又生於清順治五年，而非明亡以前，然其〈桃花扇〉亦隱然有遺民故國之思。《桃花扇‧本末》提及此劇上演之際：「笙歌靡麗之中，或有掩袂獨坐者，則故臣遺老也。燈灺酒闌，唏噓而散。」 可知孔尚任之作有明顯的故國之思。王士禎雖為清廷朝臣，然其少作〈秋柳詩〉多被視為寄寓故國之思而作， 而《眾香詞》集中收有王士禎題贈頓文之詩，以及和王素音〈減字木蘭花〉之作，皆暗透易代之感、故國之悲。 故王士禎的身份雖非遺民，然其思想情感卻與遺民相類。至於一眾族里審定者，則大部分為滿清朝臣，未有明顯的明遺民，然當中張遠被鄧之誠目為與遺民魏禧「同心者」， 另一審定者陳維崧詞中又不乏故國之思， 故族里審定者雖未有確切的明遺民，卻不乏暗透遺民意識的文人。其他編集參與者更有不少明顯的明遺民，如校讐互訂者張彥之、余懷、楊無咎、孫琮等，以及郵寄手授遠方秘本的王弘撰及費密等，「校讐互訂」者卓爾堪更編有《明遺民詩》，收錄一眾遺民之作，可見其立場心志。
編輯集團中除明遺民及清廷大臣外，更有兩位滿清皇族，即撰序者岳端及《御集》族里審定者博爾都。兩人雖為滿清皇族，然其爵位卻相繼被削，岳端因與漢人結交而招惹康熙帝之猜疑，使其貝子之銜被削； 博爾都亦於康熙年間因事被革職，過世之時更被追削封爵，可知兩人雖為皇族，卻與漢族文士較為接近，並與清廷正統存在矛盾。岳端序云：「古天子巡狩，凡閭巷閨壼、男女情思之發於聲而成文者，采自諸侯，陳之太史，列於樂官，所以通民情、美教化、移風俗、動天地、感鬼神、洵盛典也。」即以歌頌聖主作為是集之編集動機，或乃有意申明心志，以示其對滿清朝廷之忠義，亦使《眾香詞》之編集得到皇道正統之承認。
4. 徐乾學家族：以修書連繫遺民的清廷權貴
《眾香詞》的編輯集團乃由滿清廷臣與明室遺民組成，此看似矛盾不協，然而此實為清廷以編書事業籠絡明遺民之舉措，從徐乾學主持的明史編纂即可窺見一二。康熙十八年 (1679年)，清廷詔試博學鴻儒，同時開明史館修《明史》，以籠絡不肯應考出仕之明室遺民，正如徐乾學之弟徐元文對著名遺民黃宗羲所說：「公非可召試者，或可聘之修史。」 而當時主持修史者即為徐乾學，史館更設在其京師府第之碧山堂。當時不少著名遺民學者，俱仕於其幕下，從事修書、校書等工作，如萬斯同、閻若璩、胡渭、顧祖禹等，形成清代最早出現的一個學人幕府。 論者以為此為滿清政府對遺民學者的籠絡政策，儘管此等學者拒絕接受當局授予的官職及俸祿，其參與官方的修書工作，已表明其對新朝的態度已產生微妙變化。 然而，另一方面，徐乾學之幕府亦為遺民學者提供政治保障，使受聘的學者無須顧忌清廷禁令，可在北京或其他地方自由聚會。 謝正光曾就滿清廷臣與明室遺民之關係謂：「在康熙中葉以前，清廷大吏和明遺民之間，或於論學上通聲氣，或於詩歌辭賦創作的討論上引為同道，甚或在幕府中建立起府主和賓客的關係，情誼的深淺，各有不同。」 即遺民與廷臣間並非處於對立狀態，從《眾香詞》編輯集團的組合可證謝氏之言非虛。
而除主持修史外，徐乾學家族與明遺民亦有密切關係，首先，徐乾學之舅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著名明遺民顧炎武，因顧亭林之關係，徐乾學與明遺民學者及其後代皆保持緊密聯繫，特別是協助編修《明史》的遺民，如萬斯同、劉獻廷等；而其廣致士子亦得到著名遺民黃宗羲的讚賞，其致徐乾學之信謂：「閣下具司馬公之誠一，寇萊公之剛斷，而濟濟以王文正之安和，韓魏公之弘博。從古以來，收儒者之效，非閣下而誰與？」 可見徐乾學雖為清廷親貴，其與遺民卻能保持甚良好之關係，此亦使其可於明遺民與清廷的衝突之間充當緩衝作用。如順治十四年發生的「丁酉科場案」，漢族士子吳兆騫的放還贖金，即為徐乾學所籌措，《眾香詞‧御集》收吳兆騫妹妹吳文柔詞作三首，當中〈謁金門‧寄漢槎兄塞外〉即敘此事，觀編輯集團選此首入《眾香詞》中，可見編輯集團與徐乾學一樣，皆對吳兆騫之外放深表同情。當然，徐乾學之拯救吳兆騫，不應把其動機單純地歸納為調和滿漢衝突，但此案卻反映如徐氏此等漢族重臣，在協調滿漢衝突方面實能起一緩衝作用，亦反映徐乾學與明遺民、漢族士子之間的密切關係。徐樹敏作為徐乾學之子，以其名編集之《眾香詞》自亦得到不少明遺民之幫助，故編集集團中亦不乏明遺民。
編輯集團成員的遺民背景，對其編選與明清易代有關的詞作自有一定影響，如集中選有不少含有遺民意識、亡國之痛的詞作，此與編輯集團之遺民背景關係密切。又具有遺民身份的屈大均乃《數集》審閱者，《數集》為晚明秦淮名妓立傳留名，當中暗透編者對晚明文化的懷戀，則又反映出具有遺民背景的編輯成員對是集之影響。
四. 《眾香詞》之遺民意識
編輯集團成員既不乏明室遺民，其對明清易代此一歷史鉅變深有所感，故編選女性詞作時亦選列不少蘊含遺民意識的作品。有論者以為遺民指「處江山易代之際、以忠於先朝而恥仕新朝者也。」 此種恥事新朝的立場，當中蘊含對新政權的不認同及對舊政權的懷戀，亦即遺民意識。由於古代女性未有出仕的機會，故無法從其仕途判斷其是否遺民，然女性亦有一定的國家概念與意識，其於國家變動、江山易手之時，亦有一定的感受及想法，特別是生長於明臣及遺民家庭的女性，對明清易代之感慨更為深切。筆者以為「遺民意識」實適用於男女兩性，即於易代之後，對舊政權表現追懷思憶，不願意走進新朝的體制中，並多以前朝、故國之民自處，當中表現明顯的國家意識。
1. 明言故國與亡國之痛
明亡於清不僅為朝代更替，更乃外族入主中原，故女詞人國破家亡之痛更為強烈，特別是生於遺民家族的女詞人，《眾香詞》集中即收有三首明言故國之悲的詞作，其一為《禮集》顧貞立〈水調歌頭‧寄弟梁汾〉：
身世原為客，無事嘆離居。東西南北何定，天地一舟虛。酒醒曉風殘月，夢覺池塘春草，冷暖付清娛。五六十株菊，二三千卷書。 過采石，浮彭蠡，訪小姑。漢濱拾翠，此際能無佳句乎？千古登樓王粲，萬里題橋司馬，蓬轉古人如。故國莫回首，聊且託雙魚。
考顧貞立的身世背景，詞人小傳謂其為「端文公女孫」， 而清末徐乃昌輯其生平資料，謂其「原名文婉，字碧汾，自號避秦人，無錫人。中書顧貞觀姊，同邑考授州佐侯晉室。詩詞極多，恆與王仲英相唱和。」 貞立曾祖父顧端文公即明末大儒顧憲成。 貞立之父顧樞為明熹宗天啟元年舉人，入清以後隱居不仕。 貞立生於明熹宗天啟三年(1623年)， 親歷明亡之痛，且祖父輩中多有殉節者 (如其叔顧柄死於乙酉 (1645) 之義)， 其父顧樞亦被收入黃容之《明遺民錄》， 長弟景文被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編入《前集》，可見其為明遺民。 顧貞立既生於遺民家庭，其詞中表現遺民意識實不足怪。郭麐評其詞曾云：「語帶風雲，氣含騷雅，殊不似巾幗中人作者，亦奇女子也。」 所謂「語帶風雲，氣含騷雅」，或指其蘊含家國之感的詞作。此首〈水調歌頭〉，為寄其弟貞觀之作，讚揚其弟之文才，將其比作王粲與司馬相如，然最後二句卻云：「故國莫回首，聊且託雙魚。」其弟貞觀有《彈指詞》，當中亦有不少懷念故國之作，貞立勸其「莫回首」，即國家已亡，今已成故國，回首只有不勝恨事而已，當中易代之悲，國破家亡之感，結合其羈旅之苦、勞頓之愁，更感哀痛。
另一首明言「故國」者為《樂集》王端淑〈千秋歲‧惜春〉：
鶯啼飛絮。盡是縈離緒。人有淚，春無語。春來渾不管，春去還淒楚。天意惡，將愁不去將春去。 故國笙歌處。芳草斜陽暮。回首裏，愁如許。千杯消悶酒，幾處催花雨。春解去，因伊題遍傷春句。
王端淑小傳謂：「王端淑，字玉映，侍郎次女，丁文忠公媳，永平司理丁睿子室，著有吟紅、留篋、恆心諸集，輯名媛文緯、詩緯、歷代帝王后妃古今年號行世。」 當中「侍郎次女」之侍郎，考之其姊王靜淑傳中，即為「侍郎王季重公」。 王季重即王思任，明亡後絕食殉國。 王端淑父既為殉明烈士，其對明亡的感受深切自可想見。此首〈千秋歲‧惜春〉，題曰「惜春」，詞中所言卻似非止於傷春之情。首兩句從鶯啼飛絮起興，引起其離愁別緒，與一般傷春詞似無甚分別。接兩句，人有淚而春無語，情深語痴，似有無限傷心。再接四句：「春來渾不管，春去還淒楚。天意惡，將愁不去將春去。」惜春怨春之情表露無謂，似用辛棄疾〈祝英臺近〉：「是他春帶愁來，春歸何處，卻不解、帶將愁去」之意， 上闋極言春之短促易逝，徒惹愁緒卻苦留不得。下闋一開首即明言「故國笙歌處」，考「笙歌處」或用牛僧孺《周秦行紀》之典：「太后詩曰：『月寢花
宮得奉
君，至今猶愧
管
夫人。漢家舊是笙歌處，煙草幾經秋復春。』」 此詩所謂之「漢家舊是笙歌處」正與王端淑「故國笙歌處」詞意相近。至於下闋第二句「芳草斜陽暮」，斜陽芳草又似辛棄疾〈摸魚兒〉：「天涯芳草無歸路」、「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之意。 芳草斜陽，意景衰頹，更兼一個「暮」字，故國消沉不再，王氏鋪排此一連串景象，皆極言明亡之痛與明末時局混亂、國家衰敗之哀。接二句「回首裏，愁如許」，回首者，李後主有「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之句，故國既已亡故，又如何回首？王氏父親身殉朱明，國破而兼家亡，故其筆下「愁如許」之愁，讀來更覺沉重。再接二句「千杯消悶酒」，千杯酒極言其愁之重之深，千杯酒又能消得幾許愁？千杯酒量多意重，卻接以「幾處催花雨」，李清照〈點絳唇〉云：「惜春春去，幾點催花雨。」 以極輕盈之意象言春去之茫然若失，與前句之沉重成一對比。春去花落，本已不堪，更兼幾陣風雨摧殘，更令人感春之無情短促。最後兩句，春終要離去，「因伊題遍傷春句」，表面上因詞人所寫之傷春之句，然春去又誰人管得？故此只為詞人強行自責之詞。詞人為春而傷感題句，且所題不止一句，「題遍」二字更見詞人用情之深。全首詞似言惜春傷春之情，然「故國」兩句卻似暗示詞人意不止此。事實上，詞史上實有不少以春光寄寓家國之詞，辛棄疾〈摸魚兒〉即為當中典範之作，從惜春、留春、怨春之情，層層深入，結尾更以「斜陽煙柳」寓南宋朝局之衰頹無望，而辛棄疾後，南宋詞人更喜以詠春暗寓國事， 故王端淑此詞，亦似以春言時局，以春光借寓朱明之美好江山，春光流逝不返猶如明室不復顯赫，至於詞人題遍之傷春句，豈非亡國之音乎？國已破，家已亡，即便再題遍詩詞，故國仍只能回首，甚而不堪回首矣。此詞看似為普通傷春惜春之詞，然卻從春去寫到國亡，江山易代、國破家亡之悲，躍然紙上。
2. 遺民背景與易代之悲
《眾香詞》中收列不少與明室及南明政權有關之女詞人，由於家族背景的影響，其詞作亦表現一定的亡國之悲及遺民意識，除上節所提及之顧貞立及王端淑外，尚有《禮集》之陳璘，小傳謂其「字蘭修，江蘇常熟人。瞿式耜稼軒中丞媳，伯申孝廉室，有藕花莊集。」 考其家翁瞿式耜，曾先後為朱明及南明重臣，最後更以身殉明。《眾香詞》選收陳璘之〈滿庭芳‧丁巳端陽過春暉閣述懷〉云：
紅綻葵榴。翠添榆柳。佳節喜遇新晴。清幽池館，一棹小舟輕。坐看新荷泛水，驀忽地、嬌囀流鶯。間關舌，醒人心目，欲去又遲行。 喧聲。來隔浦，龍舟競渡，錦奪標爭。看時妝艷麗，畫舫鮮明。追想當年此景，西子湖、泣荐離觥。傷心事，沉湘殉粵，今古恨難平。
此詞作於順治八年 (1651年) 之端陽節，不勝今昔之感，端陽節乃紀念屈原為國自沉之事，故詞人於端陽述懷，實有一定之家國意涵。詞之後闋有「傷心事，沉湘殉粵，今古恨難平」之句，「殉粵」一語即指其家翁瞿式耜殉明之事蹟，「沉湘」則用屈原自沉湘江之典，詞人以家翁與屈原自沉相比，可見詞人對民族節義之看重，對家翁殉明的尊敬認同。而「傷心事」、「今古恨」等語更見其對明亡之深切感慨。
另一《禮集》詞人商景蘭，「字眉生，浙江山陰人。太宰商周祚等軒公女，大中丞
祁彪佳
夫人，二媳四女皆工詩詞。」 商景蘭為明末清初之著名女文人，時人亦多有記述其事蹟，如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祁公美風采，夫人商亦有令儀，閨門唱隨，鄉黨有金童玉女之目。伉儷相重，未嘗有妾媵也。公懷沙日，夫人年僅四十有二。」 所謂「懷沙日」，即《明史》所載，順治二年時，福王之南京城破，「杭州繼失，彪佳即絕粒。至閏月四日，紿家人先寢，端坐池中而死，年四十有四。」 祁彪佳殉明守節，自沉池中，故朱彝尊以屈原懷沙言之。編者雖未於小傳中明言商景蘭在易代之際的遭遇境況，集中卻選收其作〈燭影搖紅．憶舊園〉， 有句云「遊賞亭臺，滄桑頃刻風雲換」，頃刻風雲似有所指，結合商氏及祈氏之家族背景，其所指似為明清易代的鉅變。「中宵笳吹」暗示戰亂頻繁，「惱人腸」可見詞人對社會動蕩之不安。「庭幃(闈)」乃內室，此處借指父母，商景蘭父親商周祚為明萬曆之吏部尚書，入清以後商氏之父母相繼去世，故云「庭幃遠」，而當中又暗透其作為前朝大臣之女的唏噓感歎。接著的「更可憐、子規啼遍」更暗用蜀國亡
國之
君杜宇的典故，杜鵑的啼聲更引起詞人深切的亡國之悲。全詞含蓄地表達詞人對江山易手之悲、社會動亂之痛，以及作為前朝遺民之自處與感受。
其他遺民詞人尚有《禮集》黃修娟、商景徽及《書集》之王微等， 而《禮集》之李朓更為抗清之士，其小傳謂其乃「明太僕壽生公女，大司馬猶龍沈公媳，巖生上舍室。通經史，有大智，外具文武才略，為魯王參軍，隨征閩海，島嶼峰煙，傷心灑血，指揮百萬，歌多奏凱。鼎革後屢徵不出，詩皆哀憤。」 考其家翁沈猶龍，崇禎十八年 (1645年) 於南京守城，城破後中矢而死， 而據小傳所載，李朓為南明魯王之參軍，並隨征閩海，易代後不肯出仕，更顯其遺民之身份。編者於詞人小傳中明言其身世立場，而其敘述語調亦傾向於欣賞，可知編者對反清遺民亦甚為讚賞。
總括而言，編者對明室遺民及其家人表示一定尊重及敬仰，如《禮集》為集中之首，所收者皆為「夫人、恭人、孺人、小姐」，即朝廷權貴之妻女，然上舉之詞人如陳璘、商景蘭、李朓、黃修娟、商景徽等，其父或其夫為明室大臣，然多殉於明亡或於明亡後隱居不仕，即此等女詞人只為前朝顯貴，然編者仍將其編入《禮集》，以顯其尊貴之身份地位，可知編者對明季大臣及明亡後殉國守節之士之尊敬，反映編者之政治立場。
3. 故園意識與懷古之歎
除以上明言故國易代者外，《眾香詞》中亦收有不少暗中抒發明清易代之悲的詞作，詞人多對此鉅變表現其歷史滄桑之意，且往往滲透社會亂離、家破人亡之悲。詞作中雖未有明言「故國」、「前朝」等，卻以「故園」、「故鄉」等語暗言之，並從中透現其家國之悲。眾香詞人筆下多以憶故園、望江南等語點出其易代之悲與亂離之歎，筆者嘗將之名為「故園意識」，即將「故國」之感置於「故園」之中，乃將懷鄉情愁與國家興亡結合書寫，而此於中國文學中亦有悠遠傳統。《射集》詞人湯萊有〈憶舊遊〉詞，附小引謂：「先大人節越隴汧，歸休綠野莊，名雲曲，麗甲三山，夫何曆數，中更河山頓易，昔日重樓畫閣，今成烏巷東陵。予也遠適邗江，家鄉徒夢，每逢宗戚備道，興衰回首，雲山祇增悲悼。」 即以鄉夢與河山更易並論。〈憶舊遊〉詞有云：「休休。回首處，將一種淒涼，暫付莊周。嘆勝地不常，早荒臺餘隴，三徑全休。」「荒臺餘隴」言戰亂之摧殘，呼應小引中的「河山頓易，昔日重樓畫閣，今成烏巷東陵。」乃以家園之遭摧毀，寓意家國之凋殘，江山之易代。
眾香詞人以江南詞人為主，其筆下之鄉亦多指江南一帶。江南自明末戰亂已顯得凋零殘破，如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莫不令江南士人深痛，故女詞人寫戰亂、亡國之苦時，多以「舊苑」、「荒臺」等暗言之。李清照為後代女詞人之創作楷模，易安身歷北宋淪亡，其南渡後之詞作亦有不少以「故鄉」言故國之作， 故明末清初女文人在表達亡國之悲、流離之苦時，亦往往仿傚易安。如《射集》避秦人〈西樓子‧初月有感〉：
雕闌漫倚凝眸。月如鉤。一段晚香薄霧織成愁。 淒其況，思鄉意，幾時休。除是夢中暫借廣寒遊。
此首詞作未有明言家國之悲，然其語調甚似南唐後主李煜之〈相見歡〉， 此調甚而名其為「西樓子」， 似暗指後主詞之首句，「月如鉤」更直用後主詞句。「雕闌」二字使人聯想到後主〈虞美人〉「雕闌玉砌應猶在」句，暗點國家淪亡之事。「思鄉意」一語，其所思似非止於其鄉，因末句云「夢中暫借廣寒遊」，廣寒乃月宮之稱，即詞人之愁思唯有遠離世俗方可擺脫。詞人自號避秦人，乃用陶潛〈桃花源記〉之典，借避秦言其政治立場，然清室入關已成事實，現世之江山全置之滿人治下，世上已無地可以避秦，故詞人唯有於夢中上達月宮，方可稍減其家國之悲。詞中的「思鄉意」之鄉，筆者以為並非只指涉故鄉，或為詞人借用以暗示其故國之思。又前引《樂集》商景蘭〈燭影搖紅．憶舊園〉，亦以憶舊園為題，借舊園之不復再，暗寓山河易手、滄桑變換之悲哀。此種借家園、故鄉之摧毀、不復再，表達故國淪亡之感慨，乃以故園寫故國，從家亡為起點，推展至國破的悲哀。
明清之際的詞人亦多借詠史抒發明亡之痛，於歷史興亡中深寄感慨，如余懷有〈望海潮〉諸調，分題〈金陵懷古〉、〈錢塘懷古〉、〈吳門懷古〉、〈廣陵懷古〉等，正如論者所謂「興歎之中，每見卓識，悵惋之中，時有鬱勃。其中流露的滄桑之感，有著極深刻的內涵。」《眾香詞》集中的女詞人亦多藉懷古弔古抒發其易代之悲，其所懷之古多為六朝繁華，所憶之地亦多為江南，似有以江南繁華借代明室之意。懷古之作，有《射集》中吳山〈鵲橋仙‧戊子廣陵七夕有感〉：
思量昨歲，秣陵此夕。正水閣風清天碧。六朝佳處舊繁華，細草陌燈紅月白。 今年萍寄，隋宮咫尺。歎異代煙花寥寂。情同旅燕起歸思，何處是謝庭王宅。
廣陵素有「淮左名都」之譽，為江南繁華之地，尤以六朝為最。詞人追憶六朝繁華，而歎異代寥寂，亦隱然以王謝庭宅借代漢家衣冠。《射集》選吳山詞後附鄧漢儀〈贈吳夫人〉詩四首，其一云：「江湖萍梗亂離身，破硯單衫相對貧。今日一燈花雨外，青山自署女遺民。」 可見吳山確以女遺民之身份自處，其詠史之作更見其「異代」之悲。
除了思鄉、憶故園外，其他暗言故國之思的詞語尚有桃源、屈原、《離騷》等。桃源典出陶潛〈桃花源記〉，女詞人借此言遺民避秦之意，如《射集》所收張鴻述〈減字木蘭花‧避亂〉：
山空村靜。但見飛雲依鳥定。繡陌花城。盡是悲笳帶月鳴。 桃源有洞。流水多情堪我共。恨付東流。搔首青天獨倚樓。
詞題為「避亂」，已見其時之社會動蕩、戰亂頻仍，而「繡陌花城。盡是悲笳帶月鳴」兩句，更充滿戰禍蹂躪後的蕭條淒清。「桃源」兩句，表現詞人尋找靜地避秦、遠離人世紛擾之心志。最後兩句更見此恨悠悠，愁思不盡。至於屈原、《離騷》，更為中國文學傳統中亡國之悲的象徵，清初遺民詩人往往於作品中以此暗言江山易代之痛，《射集》李茝之〈小重山‧端午〉下闋謂：「感時懷古欲沾巾。湘江渺，何處弔靈均。」「感時懷古」四字，似意有所指，將「懷古」與「感時」並置，顯然其悲並不止於懷古，而復感傷時局。「湘江渺」更顯蒼涼，似言復國無望，似屈原此等盡忠之士今已無處尋覓。
五. 總 結
《眾香詞》成書於清康熙年間，清廷之統治已漸趨穩定，且清室往往透過漢族權貴籠絡明室遺民，以編書修史等形式，緩和滿漢之間的民族衝突。遺民意識與否定清室之民族思想，雖為敏感之政治題目，然其時清室對這些異端、非正統之思想，其態度及處理手法不若雍乾以後之嚴厲，可謂給予明室遺民一定之空間與容忍。而《眾香詞》編輯集團之身份背景，既有滿清皇室、朝廷顯貴，亦有前明遺民、漢族士子，此表面看來充滿矛盾與對立，卻透現清室有意融和滿漢之懷柔策略，亦讓《眾香詞》在編採詞作時，對牽涉政治議題之詞作能作出較大自由度之處理。《眾香詞》集中表現遺民意識的作品所佔比例雖然相比不大，但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明清之際的編集特色。從考察《眾香詞》編集成員之身份背景及集中之遺民意識，可見明清易代之際，女詞人與編集文人之立場及感受，亦反映清初女性對國家命運、歷史轉折的參與及自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