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國語文學會 文學論衡第21期 2012 年 12 月

 

《文學論衡》總第21 (201210)

   

 

曹聚仁《魯迅評傳》中的魯迅形象再現

 

楊傑銘*

 

 

. 前言:曹聚仁 與《魯迅評傳》的撰寫經過

曹聚仁一生傳奇他的生命見證了現代文學發的顛沛痕跡。一九○○年出生於浙江浦江蔣畈村一九二二年整理國學大 師章太炎 先生的演講出版了《國學概論》轟動了全中國先後成為復旦大學暨南大學的教授並擔任《濤聲《芒種》等雜誌主編。到了抗戰時期加入蔣經國主辦的《正氣日報》,與國民黨關係良好,在國共鬥爭的時代是少數能往來兩黨的作家。一九五○年開啟在香港的寫作生涯,一直到一九七二年病逝於澳門鏡湖醫院,終其一生為報章雜誌撰稿賣文為生,也成為南來文人中最多產的一位作家。

 

香港作為他人生的中繼站 (終點站),也是其歷史書寫的重要場域。我們可以發現他多部傳記在香港的時期寫成,像是:《魯迅評傳》(1956)、《蔣百里評傳》(1963),甚或是關於自己一生的記憶都在香港留下紀錄。至於《蔣經國傳》(1948) 則是先在上海寫成、出版,後於香港、台灣再版流通。除了上述的個人傳記之外,他也為民國時期的文化圈留下大量的紀錄以及自身觀察,包括了:《文壇五十年》(1954)《文壇五十年續集》(1955)《人事新語》(1963) 等等,香港是曹聚仁一生中留下最多文字記錄的地方這包含了歷史紀錄傳記書寫等等,曹氏曾經說到自己來到香港的任務是寫傳記寫歷史除了魯迅以外也包括了自己的自傳

幾年前,有一回,我答覆一位比較知心的朋友的問話﹙他問我,究竟為什麼到香港來?﹚道:我是為了要寫許多人的傳記,連自傳在內,才到香港來的。第一部,就是要寫《魯迅評傳》。 [1]

曹氏清楚的回答來港是為了撰寫多人的傳記《魯迅評傳》是第一本想寫的作品。為何會選擇香港做為書寫傳記的地方,我想,這與當時的國共內戰情勢有極大的關係。一九四五年中日戰爭結束之後曹聚仁回到上海,面對中國的國共內戰,曹氏逐漸感受到中國所陷入的另一場動盪。直到一九五○年上海被中國共產黨接收,他感受到中共統治政權的不穩定,因此離開上海轉往香港,成為香港南來文人的一份子。 [2]

 

綜觀他的多部傳記著作《魯迅評傳》所受到的關注最多,也成為研究魯迅的經典。曹聚仁共編撰過三本與魯迅相關的書籍,分別為《魯迅手冊》(1948)《魯迅評傳》(1956)、《魯迅年譜》(1967),為魯迅的生平歷史留下珍貴紀錄。特別是在擁魯與反魯旗幟鮮明的大時代下,曹聚仁的書寫卻不為任何政治服務,寫下他所認為人性化的魯迅形象,這是實屬難得的堅持。

 

《魯迅評傳》序言的一段文字往往被人提及,可以視作曹聚仁書寫魯迅的重要立場與位置。他是在〈引言〉的一開頭這樣陳述的:

1933年冬天的一個晚上,魯迅先生在我的家中吃晚飯,一直談到深夜。他是善於談話的,忽然在一串故事中,問了我一句:「曹先生,你是不是在準備材料替我寫傳記?他正看到我書架上有一堆關於他的著作和史料。我說,我知道我並不適一個適當的人,但是,我也有我的寫法。我想與其把你寫成為一「神,不如寫成一「人好。 [3]

將魯迅書寫成一個人在中國大陸或是台灣都是一九八○年代以後的事情了,但早在一九五六年曹聚仁的《魯迅評傳》就已提出如此的看法,而不是將魯迅視為中國共產黨的思想領袖人物,或是將其看成是中共同路人的匪類作家,如此的說法在當時候可謂先進。

 

也因為這樣不左不右的身分,讓曹聚仁飽受左派與右派的雙面夾擊,初到香港時的曹聚仁,為新中國成立下的社會環境給予高度讚賞,認為共產黨比國民黨更讓人民信任。此話一出,讓恐共、右派的在港文人大為光火,圍剿曹聚仁的擁護共產黨言論。除了馬兒、聶紫秋、天涯等人外,國民黨所屬的報紙也加入攻擊的行列,這一場圍剿行動不僅於香港而已,在台灣的報紙也同時進行批判曹聚仁的運動。與此同時左派文人也對曹進行攻擊,包含了聶紺弩、馮英子、胡希明等人,也都站在中國共產黨的立場批判,認為曹聚仁散播毒素、立場搖擺。根據當時的紀錄,在短短 20 個月中,罵曹的文章加起來有 800 篇之多。從這數字除了可以看到曹聚仁在文化圈的份量外,也可以了解到在國共極度對峙的緊張情勢中,左、右派作家們是如何焦慮的、鮮明的為自我陣營意識形態作辯護。 [4]

 

雖說曹聚仁在港受到左、右兩派的夾擊,但這並未消磨他力求客觀的立場撰寫《魯迅評傳》。在此著作發表前,曹聚仁多年來蒐集、整理魯迅的相關資料,並編纂過《魯迅手冊》,一直到香港才開始動筆為魯迅作傳。這裡有個值得討論的問題:從魯迅生前就說要為其作傳的曹聚仁,卻到魯迅逝世二十年才出版了《魯迅評傳》,究竟這長達二十多年的等待心境是有何轉折變化,又或礙於何種原因使他不動筆撰寫魯迅傳記呢?

我也期待了許廣平、許壽裳、孫 伏園諸 先生的《魯迅傳》出來,尤其期待周作人所寫的。誰知忽忽二十年,依然沒有影子。坊間,只有王士菁的《魯迅傳》,那簡直是一團草,不成東西,而鄭學稼的《魯迅正傳》,更是胡鬧,不僅侮辱魯迅,也侮辱讀者。因此,我要試寫這一部《魯迅評傳》­­不是魯迅所預料的傳記。 [5]

在曹的認知裡,魯迅的傳記應該交給他身邊最親近的人,長期觀察他的人來為他作傳。像是同窗好友許壽裳、妻子兼學生許廣平、學生孫伏園、曾經是戰友也是親兄弟的周作人都是作傳的人選。遺憾的是這些人並未為魯迅作傳反倒是王士菁鄭學稼等人卻寫出了顛倒是非黑白的魯迅傳記,讓曹聚仁決定以自己方式寫魯迅的傳記。一九五六年《魯迅評傳》的出版終於實現了他所謂人性化的魯迅形象描繪在那國共海峽戰爭激烈的對峙情勢中為魯迅留下可受研究與討論「真實形象。

 

從上述的討論我們可以了解到,曹聚仁寫《魯迅評傳》是為建構起「人的魯迅」的觀看視角。接下來將在下面先討論曹聚仁的史學意識,從中了解在《魯迅評傳》如何呈現?其後繼續討論《魯迅評傳》究竟建構怎樣的魯迅形象,而如此的形象?而這在分裂的兩個中國中存在著如何的意義?

 

. 新歷史主義態度下的《魯迅評傳》書寫

前面我們已經概略述及曹聚仁書寫《魯迅評傳》的動機,曹氏一方面在等不到魯迅身邊的友人為其書寫傳記,一方面又看見王士菁、鄭學稼等人帶起有色眼鏡,在魯迅傳記中變造魯迅樣貌,於種種壓力下決定自己寫一部魯迅傳記,為魯迅留下自己所知所感的紀錄。

 

在國家權力之至上的時代那文學必須服務政治的時代個人變得渺小與微不足道鬥垮政敵豎立自我權威形象成為必要也必然的作法一九五五年胡風集團被整肅代表著過去承襲魯迅永遠的反叛者的聲音在共產黨體制的建立下被迫犧牲。如此的犧牲也許包含著文人之間的權力場域鬥爭,但更重要的是,胡風集團的潰散讓同樣是烏鴉的曹聚仁必然感受到:身為「烏鴉」無法在當時的中國生存的窘境,而認同「烏鴉精神」的魯迅,將不再是中國共產黨所允許的魯迅形象。

 

換言之為魯迅留下紀錄也是為自己留下紀錄在魯迅身上體認到反叛者角色的精神是與自身的「烏鴉精神」相契合透過為魯迅作傳談論他的思想同時也是為自身的精神留下最美好的印記。也因此,當他見到王士菁、鄭學稼的傳記內容才會如此的生氣:

而說魯迅的,也只能讓聶紺弩、王士菁、鄭學稼顛倒黑白,亂說一陣了;我要把真實的事實,魯迅的真面孔,擺在天下後世的人的面前。﹙那些接近魯迅的人,都已沒有膽量把真實的魯迅說出來。﹚ [6]

在曹氏的眼中他們的傳記都是服膺於政黨為政治而服務將魯迅作為攻擊他人抹黑他人指責他人的工具而曹聚仁想把魯迅「真實面孔」擺在天下人面前表現出他所認為的真實。特別是與魯迅相近的人沒有膽量撰寫魯迅傳記,為魯迅留「真實的身影,而這樣的工作也落到長期關注魯迅,想為他寫下一本傳記的曹聚仁頭上,成為他赴港後的重要使命。

 

不可否認的是「真實的記憶與歷史早已在時間的一去不復返中消失,同樣的,王士菁與鄭學稼也認為自己的傳記才是表現魯迅的真實樣貌,所謂的「真實」似乎在不同立場、意識形態的前提之下,成為眾說紛紜的情況。舉例來說,鄭學稼在­《魯迅正傳》中就曾經這樣寫道:

聶紺弩和王士菁對魯迅「顛倒」了什麼,不是我的事。我的初版《魯迅正傳,只力說魯迅不是「革命家」,不是「革命的青年導師」,不是「前進的中國思想家」,與曹聚仁的《魯迅評傳》若干觀點並無不同。如果當時我對魯迅說得不完全,那由於我未閱全部魯迅的著作。它的基本觀點,並沒有與魯迅的真實生活相反,更未曾「顛倒黑白。我所以要改增舊版,為著閱讀二十卷版的《魯迅全集、十卷版的《魯迅全集、兩本《魯迅書簡、兩本《魯迅日記和魯迅 夫人許景宋,魯迅的好友學生們著作,有更多的資料,可供我更客觀地評論魯迅 [7]

此文是在《魯迅正傳》再版時,針對曹聚仁對其批判的反駁文字,並認為自己所撰寫的魯迅與曹聚仁無太大差異。曹聚仁與鄭學稼之間對於魯迅看法的交鋒,僅出現於兩人各自的「魯迅傳記」書中,並未在其他地方繼續擴大但從中可以看到兩人對於何為真實的魯迅形象都秉持自己的本位主義立場認定自己所展現的才是真實的魯迅形象

 

義大利的歷史學家克羅齊曾說過:「一切的歷史都是現代史」,人們對於過往的歷史閱讀所反映的除了「過去」也包含「現在」,當歷史研究或歷史書寫從過往的求真,到了後現代世界不再在乎真實,那是對於真實/真理不可尋的態度展現,同時也不再相信有真實/真理的存在。

 

新歷史主義雖屬後現代歷史思潮下的思想體系,但其所展現對於歷史的態度卻並非如此全面的否「真實」,它雖同樣的明白意識形態、權力在歷史詮釋上的影響,但同時仍相信有個真實/真理的歷史存在。一如希臘神話中的薛西佛斯,在受到天譴後被迫不斷的推著石頭上山頂,不過每當巨石即將達山頂時又會滾落回山腳下,薛西佛斯不斷的重複著將巨石推向山頂,以打破受到天譴的詛咒。

 

新歷史主義者就宛若薛西佛斯一般雖然知道歷史的真實是不可得但是在歷史研究中卻不斷的追求、嘗試趨近於真實。換言之,當權力無所不在的影響著歷史書寫,新歷史主義者雖自覺無法達到歷史的真實書寫,卻不會否定真實歷史的存在。這也讓歷史不但存在著開放的態度,同時也不違背歷史存有終極真實的可能。而曹聚仁的史識就像是新歷史主義學者一般,一方面批判王、鄭、聶等人的魯迅傳記顛倒是非黑白,不符合真實的魯迅樣貌,但另一方面也認知到自己的魯迅傳記同樣也無法達到真實,因而不將《魯迅評傳》視為傳記,而是自己對魯迅觀察後的紀錄與理解。

筆者雖是一個史人,有志於寫一個比較合理近情的傳記;但我知道我自己也無法成為一面鏡子,反映出那真實的形容來。我有我的偏見,我自以為很公正的批判,也正是透過《中塵》的《新論》。有一回,社會教育學院學生和我談到魯迅,要我說我自己的看法。我說:「人總是人,人是帶著面具到世界來演戲的,你只能看他演得好不好,至於面具下面那個真實的人,那就不是我們所能看見了。你們要我說真話,說了真話,你們一定很失望,因為我把你們的幻想打破了。你們要聽假話,那就不必要我說了。依我的說法,魯迅為人很精明,很敏感,有時敏感過分了一點。 [8]

曹聚仁了解自己的書寫必然只是其中的一種角度,更重要的是,歷史存在著終極的真實,也就是面具下的魯迅,那也許只有他本人才能看見的真實魯迅。換言之,偏見之所以存在,並非曹聚仁刻意以自我偏見來描繪魯迅,而是在力求真實的同時難免帶有部分的主觀想像,而自己的筆無法成為一面真實反映面貌的鏡子,表現出魯迅真正的樣子。

 

在如此得情況下即便《魯迅評傳》已具有傳記的架構,曹氏仍自謙此書不是魯迅所預料的傳記:「因此,我要試寫這一部《魯迅評傳》不是魯迅所預料的傳記。 [9] 」曹氏的這番談話,一方面是回應內心無法完全掌握魯迅形象的心情,另一方面又是面對坊間幾部魯迅傳記的顛倒黑白提出控訴,在真實與虛構之間的矛盾與掙扎,最後決定以折衷「評傳形式來書寫傳記。

 

從書名《魯迅評傳》我們就可以看到,此書不單只是傳記而已,更包含了曹聚仁個人對於魯迅的文學、思想的評述,他讓傳記的被書寫者與作者之間產生共構的交互關聯。沿著這脈絡來看我們必然在《魯迅評傳》遇到新的問題是假若曹聚仁書寫《魯迅評傳》不是傳記形式而是他所謂「評傳」,那兩者的差異在哪裡?我們可以從書的內容看到再現如何的魯迅形象?關於這部分我在下一個段落會深入討論。

 

. 《魯迅評傳》中魯迅形象再現

前面所提及的曹聚仁認為自己的《魯迅評傳》並不是傳記這所反映的是自己對魯「真實形象無法觸及的焦慮,同時卻又有必須書寫魯「傳記的掙扎。在前面的分析中,我將曹聚仁的史學視角定位為新歷史主義的歷史觀,反映的是真實的不可得,卻要求自己盡力的朝向真實的歷史書寫邁進。

 

曹氏的《魯迅評傳》在內容架構分成兩大部分一到十七章是寫魯迅個人的生平傳記,十八章到二十九章則是以各種角度來討論魯迅個人。如此的書寫不但能打破追求真實歷史的焦慮,同時也解決線性史觀所造成的歷史漏洞。我們可以看到前十七章的書寫是以魯迅的生命歷程按照時序堆疊,交代生活中發生的大小事,並將魯迅的家庭、文化活動、文學創作做了概略性的介紹。後面的十一章則可作為輔助線性的歷史所造成的漏洞,透過對魯迅的性格、日常生活、社會觀、與青年的交往、文藝觀、人生觀等等不同層面的觀察與側寫,豐富了魯迅個人的形象,將其不再是單一的線性角度,而是多軸心的全景式視域展現出魯迅的立體形象。

 

雖說當時中國的史學傳統仍以編年方式為主流,胡適的《章實齋年譜》或是曹聚仁編撰的《魯迅年譜》都是如此,都反映五四新文學、新思潮下,對於歷史的紀事仍是以按年編撰的方式進行。但曹聚仁在魯迅傳記中,在線性的編年體上做了補強,跳脫歷史的線性發展脈絡,以議題的形式建構魯迅不同的面相。

 

曹聚仁一直以來都認為人是複雜的而魯迅亦是一位複雜的作家若單就文學作品來了解一個人那是非常危險的事情。也因此,他在許多地方不曾一次的表示,不可單從魯迅的文學作品來了解他本人,因為內部牽扯許多複雜的因素。

我們絕不能說是看了幾部魯迅的作品,幾篇魯迅的散文,就算了解魯迅了。魯迅表現在文章的是一面,而他的性格,也許正和文章所表現的完全不同。那些要把魯迅吹捧入孔廟的人,怕不使魯迅「明於禮義而陋於知人心之嘆呢? [10]

究竟魯迅的文章與本人之間有何種關係,曹氏沒有明確的談及,只是表示其中有很複雜的關聯,並不能將兩者視為等號來看。如此的說法在他的回憶錄有更明確的論述:

許多朋友問我:「魯迅究竟是怎麼一個人?我說:「知人則哲,要了解一個人,談何容易。雖說,文如其人,人如其文,但從一個人的文章來了解其人,比以貌取人還要渺茫一些呢! [11]

文章是否可以等同於個人,這向來是眾說紛紜相似「相是的情形下,將魯迅的小說發生背景、人物描繪投射成為魯迅本人或是其生命歷程,很可能無法解決文學的虛構性,以及存在於流動的心理意識狀態。但可以發現的是,他的說法仍是希望與當時其他談論魯迅的人對話。像是先前所提過的王士菁、鄭學稼,又或是蘇雪林、聶紺弩的說法,往往會利用魯迅的小說或雜文作為佐證,以斷章取義的方式將其剪裁成自我設定的形象。

 

曹聚仁的批判當然也有引來回應,像是鄭學稼就為自己沒有讀完魯迅著作提出澄清:「如果當時我對魯迅說得不完全,那由於我未閱全部魯迅的著作。它的基本觀點,並沒有與魯迅的真實生活相反,更未曾「顛倒黑白」。 [12] 換言之,曹聚仁的《魯迅評傳》出版後確實對中、港、台之間的魯迅論述產生一定的效用,提出了國、共兩黨都不能接受「人性化魯迅視角,試圖讓魯迅形象的發展回歸到「正常」的路途。

根據前面十七章來看,曹聚仁將魯迅放回人的行列,而不若共產黨筆下的將魯迅視為神,基本上可以看到他描寫魯迅幾個方面的缺陷。最明顯的部分是曹聚仁在描繪魯迅形象時,形容他是一「紹興師爺的調兒」,並且為魯迅的論敵作了某種程度的平反:

周氏兄弟的性格與文章風格,都是屬於紹興,有點兒刑名師爺的調門的。……刑名師爺,可以運用法律,卻也可以玩弄法律,深文周納,入人於罪,玩弄文句,規避刑法,這都是他們的特長。 [13]

筆者特地要提請讀者注意,並不是魯迅所罵的人都是壞人,如陳源 (西瀅)、徐志摩梁實秋都是待人接物很有分寸學問淵博文筆也不錯而且很謙虛 [14]

曹氏透過對魯迅的刻薄不饒人的描寫展現魯迅的性格缺陷同時也為其論敵平反,認為這些作家們許多都是學識淵博的,並不像魯迅的筆下所顯現的形象一般有問題。

 

曹聚仁有意平衡兩造的說法,採取中性的角度來看魯迅與其論敵的關係。有趣的是,《魯迅評傳》中沒有談及魯迅及其論敵的爭論過程,內部的問題、矛盾都略而不談,僅以幾句話帶過事件的發生。從這可以思考的問題是:為何作為史家的曹聚仁不去探索魯迅及其論敵之間的辯駁過程,再給予兩造客觀的評價,而只是談論魯迅及其論敵的人格而已?這問題林曼叔在〈評曹聚仁的《魯迅評傳》〉也有提出,他認為曹氏違背史學家應有的態度,掩蓋論戰事實的真相。此外,林曼叔質疑陳西瀅與曹聚仁之間的關係,認為曹氏較為坦護陳西瀅希望博取他的好感。 [15]

 

筆者認為林曼叔的質疑是有其一定的道理,這確實是《魯迅評傳》中的問題,而曹聚仁並沒有面對、梳理這些在魯迅生命經歷中的論戰細節。但從另一個層面來看,作為史家的要務在「蓋棺「論定,魯迅的論敵們多數仍還活在世上,所以沒有討論論戰的始末是可以理解的。若從這個層面上來解釋,也許我們比較能夠貼近曹聚仁的思維,了解他無法書寫爭論發生始末的難處。

 

曹聚仁是少數以同理心的方式描述魯迅的性格缺陷的史家,並不會為魯迅的性格缺陷做辯護,也不會為此批判他的人格有問題。這樣的研究一直到現今仍屬難得可貴,尖刻與多疑似乎是魯迅一直以來給予他人的印象,但多數研究者不是不願意面對魯迅性格上的缺陷,就是以此攻擊魯迅,仍坦白面對魯迅性格問題,並以同理心來討論者少之又少。

就像是一九二四年「 楊樹達 君的襲來事件」,一開始魯迅以為是文壇的敵人們刻意找人來攻擊他的,在文章中強烈譴責敵人們找一位青年到他家鬧事,事後證明魯迅的猜測是錯的之後,魯迅也立刻道歉為整件事情止住風波。 [16] 對此,錢理群曾在〈「多疑」、「尖刻」中的現代智慧──魯迅思維方法論〉如此詮釋魯迅性格上的多疑與尖刻:

是這樣病態的社會環境;四面充溢著陰謀、流言和陷阱,人與人之間滿懷敵意與猜忌,魯迅精神上時時處於高度緊張狀態,他不得不「橫站」,提防八方來的,魯迅之「太易於猜疑,太易於憤怒」正是病態社會、病態人際關係對魯迅心理、性格的扭曲與損傷,也是魯迅自我保護的反應與反抗。 [17]

如今世人只知批評魯迅多疑、尖刻,而不注意批判製造多疑、尖刻的病態社會,這同樣是「萬分古怪」的。對於我們民族最優秀的代表魯迅心靈的這種損傷與曲扭,正是不合理的舊社會的最大罪惡之一。難道不應該這樣提出並思考問題嗎?

錢理群為魯迅性格的缺現做出了很好的解釋,並認為這是舊社會下的產物,在魯迅身上所留下來的影響。如此的論述與曹聚仁相似,曹聚仁同樣認為魯迅性格上的缺點是舊社會的弊病,魯迅以小說、雜文批判中國人的陋習與性格,而這批判對象也包括了自己。曹聚仁在《魯迅評傳》中是這樣提到的:「從《阿Q正傳》所發生的社會意義來說:阿Q是一個中華民「乏的方面的典型人物,我們中國人,誰都有點阿Q相,連魯迅自己也在內。­ [18] 在曹氏的認知中,魯迅在小說中尖銳、諷刺性的批判也包含自己內。換句話說,這樣的批判並非將自己置身事外,而是把自己包括其中,對於他人無情、犀利的人性解剖,也是對於自己體內愚昧國民性的反思。

 

除了描繪魯迅的文筆刻薄是刑名師爺的調調外,曹聚仁表示魯迅是共產黨的同路人,而不是共產黨的領導者。如此的觀點有意與一九三六年後神格化的魯迅,將魯迅視為共產黨領導人、精神領袖的共產黨論述進行對話。他在文中是這樣描述魯迅的:

所以魯迅又說:「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不許過問。我卻要問,要估量這是的價值,所以我不能夠做革命者。在《兩地書》中,魯迅也曾說過:「凡做到領導的人,一須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細,一仔細,即多疑慮,不易勇往直前。二需不惜用犧牲,而我最不願意使別人做犧牲。也就不能有大局面。所以景宋說魯迅終生是一個思想的領導者,而不是實際行動者。 [19]

曹聚仁注意到魯迅的反叛性,永遠都站在反叛者、批評者的立場來討論問題,也因此往往因為自己的過「仔細而無法做一個勇往直前的革命者。曹聚仁刻意引出這段文字,說明他不斷思辯的個性,其實與刻薄的刑名師爺文風有很大的關聯。換言之,也因為魯迅的永遠批判者的立場,讓他對任何事情往往都是站在批判的角度,在不斷的質疑中就無法放手一搏的全力衝刺革命事業。這也呼應了《魯迅評傳》談論魯迅與革命之間的關聯,不論是早期與革命黨之間的關 [20] ,或是日後與左聯之間的合作,在曹聚仁看來魯迅與他們是保持一定的距離,特別是左聯時這是左聯依靠著魯迅,而不是魯迅領導著左聯呢 [21]

 

回溯整個魯迅與共產黨的交往過程魯迅一直與共產黨都保持著合作的關係魯迅死後逐漸出現被納入成為共產黨的一份子的說法,使「同路人」的位置逐漸移轉成「精神領袖」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 ,共產黨在延安為魯迅舉行逝世周年的紀念會,毛澤東在紀念會上說道:「我們紀念魯迅,就要學習魯迅的精神,把他帶到全國各地的抗戰隊伍去,為中華民族的解放而奮鬥。……他的思想、行動、著作,都是馬克思主義的…… [22] 面對日本侵華戰爭最劇烈的時候,毛澤東透過魯迅精神向人民喊話,這段話中可看到兩個意義:第一,全國人民必須統一戰線一致對外。第二,魯迅精神就是馬克思主義思想。換言之,建構如此的魯迅形象是希望將參與抗日戰爭的人民吸納為共產黨份子,擴大共產黨的勢力,以彌補多年來受到國民黨追擊下的損傷。

 

至此之後魯迅成為共產黨的重要符碼作為抗日抗蔣對最佳工具。曹聚仁在抗戰時期投靠蔣經國,對於魯迅符碼成為共產黨專屬的工具必然有很深的感觸,所以在撰寫傳記時,也會將這樣的情形提出來作澄清,並將魯迅回溯為同路人的立場,來談魯迅與共產黨的關係。當然這不代表他支持國民黨的魯迅論述,而是嘗試與國、共的魯迅論述進行對話。

 

中國共產黨在一九四九年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後便開始了一連串的階級鬥爭清除內部的小資產階級胡風、徐懋庸、周起應、丁玲潘漢年馮雪峰等人都遭受到肅清特別是小資產階級的文藝作家與民眾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的鬥爭對象曹聚仁必然知道一九五○年以後中國大陸所發生的鬥爭事件所以將魯迅視為小資產級某種程度也是對於共產黨政策的批判利用指桑罵槐的方式批判中共的階級鬥爭路線

魯迅的社會圈子,本來是很狹小的;他的生活經驗,也是很單純的;他的朋友和他的敵人,也都是這一小圈子中人。這一小圈子,便是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而且屬於文人方面的多;和他接近的青年,也都是對文藝有興趣的﹙他和教育界人士的關係也並不多﹚。 [23]

曹氏明確的將魯迅定位「小資產階級「中共的同路人的位置,刻意張顯與共產黨不同調的魯迅論述,雖未明言針對共產黨的階級鬥爭政策,但已然透過魯迅形象的再造給予讀者重新反思共產黨政策的空間。

 

究竟曹聚仁將魯迅形象定位為何呢?筆者認為除了前述「永遠的反叛者」、「共產黨的同路人」、「小資產階級」立場之外,曹氏也將魯迅劃歸為「愛國的民族主義」立場,除了早期的的革命運動之外,其後在反帝國主意侵略的態度上也頗為強硬,呈現民族主義的思想:

魯迅當時是站在愛國的民族主義觀點上學習醫學,也就站在同一觀點上便而為提倡文藝活動了。周作人說:「魯迅那時的思想,我想差不多可以用民族主義包括之,如所介紹的文學,亦以被壓迫的民族為主,或則取其反抗壓制也。這話是不錯的。 [24]

必須進一步說明的是曹氏所認知魯迅的民族主義立場仍然是利基於前述的「永遠的反叛者」「共產黨的同路人兩點上而來的,與王平陵等人的民族主義路線有所不同。簡言之,魯迅的民族主義立場是必須經歷辯證的,在思辯與討論的過程中不斷的修正民族主義的路線。魯迅不僅質疑右派的民族主義觀點,左派的周揚等人提出國防文學的口號也同樣受到魯迅的批評,質疑如此的陣線合流是否會犧牲人民的權利。

 

曹聚仁之所以強調魯迅的民族主義與他本人的立場有關,不論是抗戰時期或是國共對峙時期,曹聚仁基本上都持著國共合作一致對外的態度,也因此能夠在左、右派陣營中尋找合作的可能,同樣的也同時受到兩派人馬的攻擊。也因為自身的立場,讓他在觀看魯迅時不自覺的將自我思考角度投射在上,使所謂人性化的魯迅其實只是再現自我形象罷了。

 

也就是說,不論是形容魯迅的「永遠的反叛者」「小資產階級」、「共產黨的同路人或是「愛國的民族主義」最終所再現的不只是魯迅而已,更包含曹聚仁本身的想法,甚至將自己的立場投射到魯迅身上,讓魯迅形象成為自我的代言人而發聲。

 

如前所述,在新歷史主義的觀點下任何的歷史書寫都無法反映真實,所以曹聚仁本人也知道自己的著作必然只書寫的其中一種角度,而《魯迅評傳》並不是原本想為魯迅所做的傳記,只是添加自我評論色彩的評傳而已。不過,綜觀《魯迅評傳》整本的內容,曹聚仁不自知的將自身的意識形態加諸在魯迅形象上,讓文本所再現的「永遠的反叛者「小資產階級」、「共產黨的同路人」、「愛國的民族主義等等,其實只是反映曹聚仁本人的立場而已。

 

我們可以明確的看到,《魯迅評傳》與兩岸魯迅思潮有著對話的關係,不論是曹聚仁或是王士菁都是其對話的對象。如此的魯迅傳記書寫所反映的不僅是魯迅所生活的時候,更包括曹聚仁所生活的時代,歷史書寫的權力網絡與關係,在魯迅傳記中的兩岸三地對話中一覽無遺,完全體現了克羅齊所言:「一切的歷史都是現代史。」。

 

不僅如此,從曹聚仁對於魯迅形象的描繪中可以發現,曹氏除了給予魯迅人性化的形象外,同樣的也在魯迅身上投射自我想像,無意識的從建構魯迅形象的過程中展現自己人生哲學與處事態度。就像是自己的「烏鴉精神與魯迅「永遠的反叛者就是相同的理念,除此之外,曹聚仁一直以國共兩岸交流的仲介者自許,希望國、共雙方能夠和談,解決海峽兩岸對立的情勢,於此而同時,曹氏在《魯迅評傳》中就將魯迅定位成民族主義的作家,這與曹聚仁在一九五○年代在國共之間扮演的角色是一致的。或許我們可以大膽的說,曹聚仁透過《魯迅評傳》所要表現的真實魯迅中,某種程度上也表現了自己的意識形態,以及對於當代政治、文化氛圍的態度。

 

. 結 論

曹聚仁曾經在〈魯迅與我〉中轉引魯迅的話內容是這樣說道

「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擊和被冷落,一暝之後,言行兩亡,於是無聊之徒,拖謬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銜,又以賣錢,連死屍也成為他們沽名獲利之具,這倒是值得卑哀的。或許我也是這樣的無聊之徒呢! [25]

也許魯迅早已預料到自己死後的形象會受到政治力量介入操控,也因此生前的這一段話在現今聽起來格外諷刺無聊之的蜂起在不同的目的將死屍做為自我沽名獲利的工具。有趣的是,曹聚仁同樣認為魯迅所指涉的「無聊之徒」很可能包括自己。曹氏這樣的說法並不是自謙之詞,而是一種反省的態度。曹聚仁的烏鴉性格與魯迅永遠的反叛者的精神相同,總是時時刻刻的批判他人並檢視自己,讓他們的人生旅途中樹立了不少的敵人,也結交了不少的朋友。

 

從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了解曹聚仁的《魯迅評傳》撰寫的不只是他所認知的魯迅形象而已某種程度上來說投射了內心自我理想化的形象,並透過談論魯迅來與當代的文化、政治圈進行對話。

 

總結來說在那樣變動的時代下兩岸政治肅殺氣氛濃厚香港做為自由之地雖然可以自由創作但同樣存在左右翼勢力的對峙曹聚仁能夠不受政治力干擾不畏懼強權寫下人性化魯迅形象的《魯迅評傳》實屬不易畢竟當沒有任何一個與魯迅親近的友人願意執筆為魯迅作撰的時候曹聚仁以自己與魯迅的交往經驗,以及特別的史識和史觀寫下《魯迅評傳》,為後人留下與魯迅相關的珍貴資料與思考路徑。    

 

 

 



* 楊傑銘先生嶺南大學中文系 (香港)

[1] . 曹聚仁《魯迅評傳》(北京三聯書店2011)142

[2] . 羅孚〈曹聚仁在香港的日子,收錄於鄧珂雲、曹雷編《曹聚仁卷》(香港三聯書店1998)277

[3] . 曹聚仁《魯迅評傳》,1

[4] . 參考自李偉《曹聚仁傳》(開封: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275。李勇〈在香港為繞曹聚仁的兩場論戰,收錄於《曹聚仁作品評論集》(香港:香港文學評論出版社,2009)

[5] . 曹聚仁《魯迅評傳》,3

[6] . 曹聚仁《魯迅評傳》,142

[7] . 鄭學稼《魯迅正傳》(台北:時報,1978),頁4

[8] . 曹聚仁《魯迅評傳》,139

[9] . 曹聚仁《魯迅評傳》,3

[10] . 曹聚仁《魯迅評傳》,144

[11] . 曹聚仁〈魯迅與我《曹聚仁回憶錄我與我的世界》上 (山西:北岳文藝出版社,2001),頁419

[12] . 鄭學稼《魯迅正傳》(台北:時報出版社,1978),頁4

[13] . 曹聚仁《魯迅評傳》,10

[14] . 曹聚仁《魯迅評傳》,79

[15] . 林曼叔〈評曹聚仁的《魯迅評傳收錄於璧華編著《曹聚仁作品評論集》(香港香港文學評論出版社2009)

[16] . 魯迅《魯迅全集 集外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11)

[17] . 錢理群〈「多疑」、「尖刻」中的現代智慧─魯迅思維方法論〉,《與周氏兄弟相遇》(香港:三聯書店,2008.10),頁11

[18] . 曹聚仁《魯迅評傳》,65

[19] . 曹聚仁《魯迅評傳》,35

[20] . 我們看了這一段記載可以知道當時當人的浪漫氣氛也可見魯迅和光復會人關係的密切也許這一類浪漫氣氛不合魯迅的口味所以他就不正式參加革命的組織了。引自:曹聚仁《魯迅評傳》,34

[21] . 曹聚仁《魯迅評傳》,101

[22] . 參考葛濤《魯迅文化史》(北京:東方出版社,2007),頁87

[23] . 曹聚仁《魯迅評傳》,160

[24] . 曹聚仁《魯迅評傳》,28

[25] . 曹聚仁〈魯迅與我〉,《曹聚仁回憶錄我與我的世界》上 (山西:北岳文藝出版社,2001),頁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