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國語文學會 文學論衡第22期 2013 年 8 月

 

《文學論衡》總第22 (20138)

   

 

敘事為經,辭令為緯

 

《尚·金縢》辭章探析

 

廖蘭欣*

 

 

. 前言

《尚書》之名始於漢初,在先秦時代僅稱為《書》,乃上古三代的官方文告檔案彙編。《文心雕龍·宗經》云:「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 [1] 歸納《尚書》為後世散文之起源。《尚書》中的篇章雖然多是政治應用文,但已經在注意語言的藝術性了。後世文人常常把奏摺一類的官樣文章作得文采斐然,尋其根源,是受了《尚書》的啟發。 [2] 班固云:「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 [3] 已清楚指出《尚書》是記言之書。《尚書》雖為記言之書,然亦有例外。民初吳闓生《尚書大義》論〈金縢〉篇時指出:「《尚書》記事之文,惟〈帝典〉、此篇、及〈顧命〉三篇而已。」 [4] 〈帝典〉即〈堯典〉,以人為綱,主要紀錄帝堯觀測天象、治水、禪讓,及帝舜制定典章制度、委任賢臣等事蹟。〈顧命〉紀錄周成王駕崩、康王即位時的儀節。相比之下,〈金縢〉則以一器具(即存放周公祝詞的金縢)為切入點,將與周公有關的幾個歷史事件貫串起來,形成一個具有故事情節的有機整體,文學色彩視前二篇為濃。今古文《尚書》皆有〈金縢〉篇。近年發現、今藏北京清華大學的戰國竹簡(省稱「清華簡」)有〈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一篇(省稱〈武王有疾〉篇),主體內容與〈金縢〉相近。但學者指出,〈武王有疾〉記載周公祈禱後,武王同年就去世了。而今傳本〈金縢〉則改為武王次日康復,以突出禱祠的功效。此外,「清華簡」謂周公居東三年,今傳本〈金縢〉則作二年。學界目前基本認同周公居東為東征,三年平定叛亂。而今傳本說居東二年,可以看作是著重論述周公東征之伐殷、踐奄二年,則今傳本〈金縢〉和清華簡〈金縢〉的記載大體相合。 [5] 其後司馬遷撰《史記》,於〈周本紀〉及〈魯周公世家〉中亦多采今傳本〈金縢〉之文。

由此可知,今文《尚書》雖非梅賾偽造,但也不一定全係當事人所作,有可能是後世追述,如〈堯典〉篇首云「若曰稽古」即是。 屈萬里 先生也認為〈金縢〉非周公所作,而當成於戰國或以前。 [6] 然而戰國以降,儒生於《尚書》傳承不輟,可以說明兩點︰第一,《尚書》中有不少三代當時的文獻(如周初八誥),權威性不容挑戰。第二,《尚書》中也有一些追記的文字(如〈堯典〉),寫作年代較早,內容也合乎儒家思想,故未遭儒生質疑。如〈金縢〉一篇,劉起釪認為言語部份與祝禱儀式的相關文字成於西周,敘事部份則是東周史官所追記。 [7] 也就是說,是東周(確切些說是春秋)史官將西周遺文作了黏合、增補與修飾,成為這篇〈金縢〉,故文字較其他原始文檔更富於文學性。

偽古文《尚書》中如〈太甲〉、〈說命〉言及伊尹放太甲及武丁夢傅說,也頗有敘事成份、文學色彩。然據清人閻若璩、孫星衍諸人所論,此二篇乃伏生所授以外的東晉偽作,故吳闓生亦不齒及。此外,清華簡中的〈保訓〉篇記載文王駕崩、武王繼位的儀節,與〈顧命〉甚為相似,然係先秦佚文,不見於〈書序〉。職是之故,上述諸篇皆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其次,吳闓生謂今文《尚書》記事之文惟〈堯典〉、〈金縢〉及〈顧命〉三篇,而如前所論,〈金縢〉的文學色彩又濃於其餘二篇。換言之,〈金縢〉的敘事性的文學價值在《尚書》中是僅有的。有見及此,本文在釐析〈金縢〉的作者及寫作年代後,先將之與《尚書》其他篇章相比較,窺其敘事風格,再從標題、結構、辭令等方面來探討該篇的辭章特色,以見其文學上的獨特性。

 

. 〈金縢〉的作者及寫作年代釐析

關於〈金縢〉篇的作者,〈書序〉認為是周公旦︰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為請命之書,藏之於匱,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之。金縢遂以所藏為篇名。 [8]

清華簡〈武王有疾〉篇前亦有序,所言略同︰

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 [9]

然而,這個說法在漢代便有不苟同者。如王充《論衡·感類》認為〈金縢〉作於周公歿後︰「當此之時,周公死,儒者說之,以為成王狐疑于周公,欲以天子禮葬公。」 [10] 宋人洪邁進一步質疑道:

《尚書》孔氏所傳五十九篇皆有序。其出於史官者不言某人作,如〈虞書〉五篇, 紀一時 君臣吁咈都俞及識其政事。如〈說命〉、〈武成〉、〈顧命〉、〈康王之誥〉、〈召誥〉自「惟二月既望」至「越自乃御事」、〈洛誥〉自「戊辰王在新邑」至篇終、〈蔡仲之命〉自「惟周公位冢宰」至「邦之蔡」皆然。如指言某人所作,則伊尹作〈伊訓〉、〈太甲〉、〈咸有一德〉,〈盤庚〉三篇,周公作〈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是也。惟〈金縢〉之篇,首尾皆敍事,而直以為周公作。按此篇除冊祝三王外,餘皆周史之詞。如「公乃自以為功」、「公歸納冊」、 「公將不利於孺子」、「公乃為詩以貽王」、「王亦未敢誚公」、 「公命我勿敢言」、「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 「公勤勞王家」之語,「出郊」、「反風」之異,決非周公所自為,今不復可質究矣。 [11]

洪邁根據〈書序〉的內容,先歸納出《尚書》諸篇有史官所作,也有當事者所作。然後,又指出〈金縢〉篇中除了祝詞為周公之作外,首尾的敘事部份當係周代史官之言,其據有二︰一、周公不宜自稱為「公」,二、周公不可能紀錄災異以自我抬高。所言有理。與洪邁同時的葉夢得亦指出,伏生所撰《尚書大傳》中,〈金縢〉列於〈大誥〉之後;究其原因,當是〈金縢〉作於周公歿後。 [12] 以此推之,葉氏當亦認為此篇非成於周公之手。清人孫星衍云︰

《史記》載周公卒後,乃有暴風雷雨,命魯郊祭之事。是經文「秋大熟」以下,必非〈金縢〉之文。孔子見百篇之《書》,而〈序〉稱周公作〈金縢〉,周公不應自言死後之事,此篇經文當止於「王翼日乃瘳」。或史臣附記其事,亦止於「王亦未敢誚公」也。其「秋大熟」以下,考之〈書序〉,有成王告周公作〈亳姑〉,則是其逸文。後人見其詞有「以啟金縢之書」,乃以屬於〈金縢〉耳。 [13]

孫氏以為今本〈金縢〉可分為三個部份︰從篇首至「王翼日乃瘳」包含了祝詞,直接與周公祝禱自代有關,應係周公所作。其後至「王亦未敢誚公」乃史官補記事件的後續發展情況。「秋大熟」以下則係〈亳姑〉篇的逸文,闌入〈金縢〉而已,此說皮錫瑞從之。 [14] 吳闓生則云︰

金縢之書於公卒後始發,史官所由寄其深鬱。 [15]

亦以祝詞為周公原作,其餘則為史官所記。近人屈萬里除了繼承洪邁「自稱為公」的說法外,又從列出三個理由否定〈金縢〉為周公所作︰

. 本篇文辭淺易。

. 本篇謂占兆之辭為書,言「下地」不言「下土」,接東周以來之語。

. 《孟子.公孫丑上》引〈鴟鴞〉「迨天之未陰雨」五句後,復引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尚未以〈鴟鴞〉之詩為周公所作。似孔子、孟子均未見本篇。

基於以上數點,屈氏認為本篇之著成「蓋當戰國時也」。 [16] 今人李民繼而提出︰

〈金縢〉雖寫成於戰國時代,但現今見到的〈金縢〉篇,亦並非戰國的本子,即非秦火前之底本。這是由於秦火後至漢代重出《尚書》時,又經過了漢代人的再度整理,觀《史記.魯周公世家》對〈金縢〉的錄用,並不相連貫,即是說,三段文字並沒有連在一起,而且也未點出〈金縢〉之篇名。以此看出,在司馬遷時期,〈金縢〉篇尚有散亂痕跡,至漢中葉後,才有人復將散亂處加以整理。無疑,這時整理的〈金縢〉本子,與戰國底本,必會大同而有異。 [17]

李民從《史記》切入,以為司馬遷上距戰國末年不過百年,《史記》錄用〈金縢〉之三段文字必有所據。儻戰國時〈金縢〉未問世,司馬遷不會大量錄用。以他寫史的慎重,是不會抄用秦漢間人所造之文字的。

 

筆者綜合諸位前賢之見,謹就〈金縢〉篇的作者及寫作年代提出以下幾點看法︰

. 祝詞部份為周公原作,視後文為古雅。祝詞中言「下地」不言「下土」,當為形訛或東周時人之妄改。

. 祝詞以外的部份大抵為周代史官所追記,然孟子尚不以〈鴟鴞〉為周公所作,則經文中「於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至「故欲讓公而未敢」數語,當係孟子以後所增補。其為戰國晚期傳鈔者之文末小註而竄入正文者,也未可知。

. 「秋大熟」至篇末一段與前文一氣呵成,似非割裂而闌入者。且〈書序〉云︰「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於畢,告周公,作〈亳姑 [18] 此段內容與〈書序〉不甚相合,殆非〈亳姑〉逸文。

. 由於〈金縢〉並非一篇獨立的文告,也非紀錄一個短期而連貫的事件,故司馬遷將之切割成三段,依照時序穿插以其他史事,這與《春秋經》、《資治通鑑》的方式類似。

在下文中,筆者將論證〈金縢〉風格之一致、情節之一貫,繼而從標題、結構和辭令入手,探析其辭章。

 

. 〈金縢〉的敘事風格

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以「互注別裁」之法收錄〈金縢〉之文:卷二十二「敘記之屬」首列〈金縢〉、〈顧命〉二篇,卷十六「哀祭之屬」又另錄〈金縢冊祝之辭19 可見曾氏已注意到〈金縢〉篇以敘事為經、緯以辭令的特色。曾氏再傳弟子吳闓生則評〈金縢〉篇云:「專以發明周公之忠藎,其妙遠之旨,尤於含鬱嗚咽中見之。最為敘事文之高致。」20 已充分注意到此篇的文學價值。朱熹評韓愈文云:

退之要說道理,又要則劇,有平易處極平易,有險奇處極險奇。21

指出韓愈作品中,說道理時多採用平易風格,提高讀者閱讀興趣的遊戲文字以險奇(則劇)風格為主。一切作品皆可分為奇、正二類,非僅韓文而已。如〈金縢〉一篇,吳汝綸認為整體風格為奇,其言曰︰

此周史故為奇詭,以發揮周公之忠藎,所謂精變天地以寄當時不知之慨,不必真以天變。為因周公而見也,後來左氏、史公多用此法,韓退之〈羅池碑〉,亦此類。皆明知其妄,而故為之辭。此不可為不知者道也。22

在吳氏看來,《左傳》、《史記》雖以記事為主,仍是史書,故於〈金縢〉的藝術特徵有所繼承。如《左傳》申生的鬼魂、令尹子玉夢河神、《史記》高祖醉斬白蛇等皆亦神奇詼詭。柳宗元與韓愈友善,柳宗元死後,韓愈為之撰寫〈柳州羅池廟碑〉一文,以看似荒誕的內容來歌頌柳氏。這都與〈金縢〉一脈相承。吳汝綸以〈金縢〉一篇為奇,似乎主要是就內容有超自然成份而言;而所謂超自然成份,一為周公祝禱後武王痊癒,二為天降災異。進而言之,這兩處的超自然書寫依然有節制,若將「王翼日有瘳」及「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解釋為偶發性的巧合,也並不妨礙閱讀。更何況,武王在「有瘳」不久仍然駕崩,是否可見祝禱的神力畢竟有限?故此,此篇以祝禱體現周公的孝弟,以災異烘托人心皆知周公含冤莫白,其渲染力並不因超自然力量的不存在而有所削弱。

除體現於內容之外,奇詭的風格也可體現在章法、修辭和用字上。但就〈金縢〉篇而言,其修辭和用字與《尚書》其他篇章相比並非特別艱深,整體的文字風格卻是以正為主的。比如周公、成王等人的對話,以及祝詞,都可謂平正優雅的文字典範。如楊義所說,敘事作品須具備順序性、連結性、對比性三要素:

順序以見結構的模樣和層次感,連結使結構的各部份承接、轉折、組合、貫穿,形成整體,而對比則使結構參差變化、波瀾曲折,使整體性中增添了生命感。23

而〈金縢〉無疑已經充分具備敘事小說的結構。如周公祝詞的風格本身雖然平正雍容,但在前後文的對比和襯托下(包括前文的不讓二公占卜,以及後文的武王康復、天降災異、成王開金縢等事件),令這段祝詞產生了特殊的效果。進而言之,此篇之奇主要體現於章法,而章法之奇則來自於文字的剪裁、敘述的留白――雖然抽離去看這些文字,依然都是雍容平易的。在不影響情節推進的前提下,〈金縢〉的作者略去不少重要的細節,讓後世讀者驟眼看去未能馬上瞭解對話、事件之間的邏輯關係,故有波詭雲譎之感。比如說,周公僅以「未可以戚我先王」一語阻止二公占卜,在讀者看來似乎說服力不夠。實際上,除了前文所言凶禮的忌諱外,還另有他因︰所謂「非其鬼而祭之,諂也」,24 比起姻親的太公和旁系的召公,作為三代先王直系後裔的周公自然更有祝禱的資格。又如周公在祝詞中自稱多才多藝似乎嫌於自矜,與先王討價還價又近乎不敬;然而讀者往往只注意到先王的神格以及周公的重臣身份,卻忽略了周公與先王為祖孫父子的關係。事死如事生,在熟知狀況的親人面前沒有過度的謙虛,而較直接地提出要求,似乎更能體現親情。復如災異之後,成王罪己固是分內之事。但其罪何在?成王未必馬上會聯想起死去已久、且早遭邊緣化的周公,而是做了許多應變的動作。然而〈金縢〉的文本中,天有災變,成王接著就發金縢。可見文本主線主要強調因金縢發展的事件,故其他的事件便作了敘述上的省略。因此〈金縢〉這篇的詭奇,不在於文字的艱深,而在於敘述的虛實。文中有不少細節刻意未作詳細交代,省略、留白之處營造出懸疑感。故今人譚家健指出:

情節相當曲折,已經有意製造懸念,有些細節顯然經過誇張渲染,因而富於傳奇色彩,甚至帶有幾分小說的味道。周公和武王的言語都能表現出特地的感情色彩和心理狀態。這種寫法無疑對《左傳》、《史記》乃至野史小說都有所啟發。25

留白和懸念使得〈金縢〉情節曲折,得以讓讀者發揮想像,盡情渲染,故云此篇已經具備小說的敘述方式。今人朱淵清則認為今本〈金縢〉是在古〈金縢〉基礎上虛構創作的故事,這背後有神化周公的價值企圖,及相應關於周公史實的一些不同解釋。由於是虛構文學作品,這樣前後連續構成因果意義的「事件」只能是創作者想像編造,不是在真實時間中所能「看」到並記錄。但是,從中卻也能體味社會實用的檔案不僅是書寫歷史之源還可以是文學創作之源。26 朱氏謂今本〈金縢〉乃虛構之說尚待商榷,然其言此篇包含了「前後連續構成因果意義的『事件』」,同樣也注意到敘事手法的縝密。

 

《尚書》雖是記言之書,但有不少篇章富有敘事成份。吳闓生在《尚書大義》指出,《尚書》之中具有敘事成份的篇章,除了〈金縢〉之外,就是〈堯典〉與〈顧命〉兩篇。27 與〈堯典〉、〈顧命〉相比,〈金縢〉的省略、留白更見顯著。今文〈堯典〉是記敘堯舜事蹟的書,第一段頌揚堯的品德和功績,第二段說明堯制定曆法節令的情況,第三段說明堯選拔官吏的情況,第四段敘述堯提拔虞舜代替自己的經過,第五段敘述舜在攝政期間的功績,第六段記敘舜任用百官的情況,第七段讚美舜畢生為國鞠躬盡瘁而死。〈書序〉曰:「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於位,讓于虞舜,作〈堯典〉。」28〈堯典〉的撰寫,主要是為了彰顯堯的功德,段落之間並沒有連貫,每個段落皆可以獨立成篇,以記事為主,記言為輔,並沒有像〈金縢〉富有緊湊而連貫的情節。如帝堯要找人治水,眾人推薦鯀,帝堯卻不贊成: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29

從對話可以輕易看出,堯為什麼不允許鯀去治水,而大家卻要力請的原因。〈堯典〉中的對話都能反映出言者的心理,讀者不難知道人物的態度如何,不像〈金縢〉有所隱蔽。讀者要瞭解〈金縢〉中人物的態度為何,恐怕不能單憑對話,甚至還要從人物行為上來觀察,如:

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30

周公作〈鴟鴞〉詩送給成王,成王的反應卻是不敢責備周公。成王的表現,原因何在?文本並沒有進一步清楚交待,讓生疑惑的讀者繼續思考。

再看〈顧命〉,〈書序〉曰:「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31〈顧命〉內記載成王臨終前對顧命大臣們的訓示,以及康王繼位的儀式內容,為單一事件記載。時間跨度僅十日,地點也不出王畿之外,相對比較單純。如其紀錄成王遺言云︰

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尊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32

可謂言無不盡,沒有任何保留之處。又如其紀錄康王即位儀式︰

入即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叱。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33

亦復鉅細靡遺。相形之下,〈金縢〉卻是由許多小事件所組成的,而這些事件的發生背景並不是一時一地。從「王有疾」到「武王喪」至「周公居東二年」,時間的跨度相當漫長,地點也一直在變化。因此,這也為作者的省略、留白提供了便利。

 

. 〈金縢〉的標題、結構與辭令特色

〈金縢〉篇是《尚書》篇章中,文章結構完整,情節最為連貫的一篇。本節將從標題、結構、辭令幾方面來觀照其辭章特出之處。

 

() 標題特色

考察現存先秦古籍,可知各書中的篇名有一個變化過程。如《易經》、《儀禮》、《春秋經》,因分別以卦名、禮儀與君主為次,篇名自然形成。《詩經》、《論語》、《孟子》的篇名如〈關雎〉、〈學而〉、〈梁惠王〉等皆取各篇篇首數字,無論為著者或編者所添加,都不具有題目的性質。至若《墨子·明鬼》、《荀子·勸學》、《韓非子·五蠹》等有概括全文的功能,則有所進步。《尚書》時代較早,其中大部分的篇章標題的命名,皆包含特別指涉的人物、地點、事件或言詞內容。舉例而言,以人物為篇章標題者有〈堯典〉、〈禹貢〉、〈湯誓〉、〈盤庚〉、〈微子〉等篇。以地點為篇章標題者有〈甘誓〉、〈牧誓〉等篇。以事件為篇章標題者有〈高宗肜日〉、〈西伯勘黎〉、〈旅獒〉等篇。以言詞內容為篇章標題者有〈洪範〉、〈多士〉、〈無逸〉、〈酒誥〉等篇。至於〈金縢〉,誠如〈書序〉所言︰「〈金縢〉遂以所藏為篇名。」然而,「金縢」既非堯、禹、盤庚、甘、牧野等專有人名或地名,也非洪範、無逸等獨特概念。其指涉者雖為一個(或一連串)事件,但遠不及〈高宗肜日〉、〈西伯勘黎〉等篇名具體。孔穎達云︰「『金縢』是匱之名也。」又云︰「『縢』是束縛之義。『藏之於匱,緘之以金』,若今釘鐷之,不欲人開也。」34 今人史傑鵬對於這個故訓提出了疑問︰

如果他們的看法正確,則「金縢」是一個狀中式結構的詞組,是修飾櫃子的,譯成語體就是「用金片捆束的」。用這樣一個詞組來當一篇文章的題目,本來就有點莫名其妙。更重要的是,「金縢」這個詞在整篇文章中出現了兩次,當成狀中式結構的詞組不能使兩處文義貫通無礙:

1. 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

2. 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

如果把「金縢」當成修飾語,修飾「匱」,放在第一句中,可以講通,第二句卻講不通,因爲「金縢」不可能既用來形容「匱」,又用來形容「書」。換言之,我們不能把「金縢之書」解釋爲「用金片捆束的書」。

史氏進而認為,「金縢」即《莊子·胠篋》中「緘縢」的通假,「乃捆綁、束縛、封閉的意思」,「所謂『金縢之匱』,就是封緘好的匱子;『金縢之書』,就是封緘好的冊書,這比把『金縢』理解爲匱名,似乎要合理得多。」35 其說甚辯。不過,漢語時有將動詞或動賓詞組轉化為名詞的情況。如執事指執掌事務之人,盤纏指盤纏於腰間的錢。以此類推,金縢既可指「緘縢之匱」,也可指「緘縢之書」。進而言之,誠如孔穎達所云︰「是秘密之書,皆藏於匱,非周公始造此匱,獨藏此書也。」36 則不論意指「緘縢之匱」抑或「緘縢之書」,皆為普通名詞,非如堯、湯、洪範、無逸般有明確的專屬性或針對性。

「金縢」作為文中的核心意象,除了具有情節功能之外,還具有宗教象徵意義。37 篇名採用「金縢」一語,符合《尚書》篇名以二字為主的習慣。一如錢宗武、杜純梓所說︰「為了突出金縢中冊書的作用,於是名叫〈金縢〉。」38 正因其為普通名詞,反而成功製造了懸念,引發讀者無限的想像。「金縢」作為收藏人神盟約見證,事件敘述以此進入。以「金縢」作為篇章標題,使讀者對「金縢」的開啟造成懸念,並增添了文章的神秘感,使全文充滿蓄勢無限的情節張力。

 

() 結構特色

在《史記·魯周公世家》中,司馬遷首先完整載錄〈金縢〉的前半部,錄到「周公乃告二公」後,並沒有接著引錄「周公居東」,而是接敘了其他以下史事:(一)周公相成王,使其子伯禽就封魯國。(二)管、蔡、武庚叛,周公東伐,作〈大誥〉,誅殺管叔等。(三)作〈餽禾〉、〈嘉禾〉等篇。並在此處插錄了三句〈鴟鴞〉詩。然後又接敘(四)營成周雒邑。(五)還政成王。(六)簡敘〈蒙恬傳〉中為成王揃爪沉河的片段。(七)作〈多士〉。(八)簡錄〈無逸〉篇文。(九)作《周官》。(十)作〈立政〉。然後引錄了今文家所謂「葬疑」的一大段,最後才於「周公卒後」接錄「秋,大熟,未穫」到篇末的一大段。39 為了依照時間順序而記事之故,《史記》在引用〈金縢〉時頗有穿插其他文字,這樣自然無法顯現完整的原篇脈絡。

〈金縢〉篇共分三大段落。第一段,自「既克商二年」至「王翼日乃瘳」。第二段起「武王既喪」至於「王亦未敢誚公」。第三段起於「秋大熟」,止「歲則大熟」。進一步講,〈金縢〉是由幾個小事件串連起的歷時性故事,茲條列於下︰

事件一:武王克商後二年,得了重病。

事件二:二公貞卜,周公拒之,親自為武王祝禱。

事件三:武王死後,周公攝政,管叔、蔡叔放出周公將不利於成王的流言。

事件四:周公寫了〈鴟鴞〉詩給成王,成王雖有疑慮卻未敢誚公。

事件五:天災降臨,邦人大恐,成王開金縢之匱。

事件六:匱中得周公禱書,成王執書而泣。感到十分內疚,立即以國王之葬禮改葬了周公,於是,天氣恢復了正常,獲得了當年的大豐收。

全篇以武王染疾作為整個故事的起因,所以接著才有二公的貞卜,周公反對,提出以身自代武王的祝禱情節。在事件三中,管叔、蔡叔放出流言,周公在居東前對二公說:「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40 這埋下了後面事件的伏筆。周公的善意隱瞞,導致了成王誤會的產生,所以才會有事件四――周公寫〈鴟鴞〉詩貽成王以及事件六:匱中得周公禱書,成王執書泣的環節。全篇情節的鋪排相當緊湊。這六個小事件的時間跨度大,缺漏了任何一個環節便不成文章。透過結構與章法的分析,可以得知〈金縢〉一篇的文章發展脈絡及變化之處。

〈金縢〉篇有完整的起、承、轉、合文章結構。可分別由此四處觀之:

(1) 引發動機的起筆――將「武王有疾」一事,作為全文綱領,貫串全文,文章情節以此作為發展主線,進行鋪陳。

(2) 先因後果的承筆――承接「武王有疾」,乃有二公貞卜、周公拒之,以身自代的祝禱情節書寫。經由周公的禱告,武王在禱告完的第二天,病就痊癒了。

(3) 情況驟變的轉筆――前文才說武王因為周公的祝禱,身體痊癒。此處卻急轉直下,武王病故,管叔及其群弟散佈周公將不利於成王的流言,成王對周公產生了隔閡。周公居東,作〈鴟鴞〉貽成王。

(4) 先縱後擒的合筆――應是收穫的季節,卻毫無所得,大自然頻頻出現異象,邦內居民感到恐慌,迫使成王打開金縢。成王在金縢中,發現了周公請求代替武王死的文書,深深受到感動,執書而泣,感懷周公的恩德。

全篇文章運用順序法,依照時間的推移,事件發生,依序有了進展。

進而言之,〈金縢〉篇的三大段落又各自運用了不同的寫作方法。第一段中,此篇運用了對比原則。41 對比原則又稱審美對立原則,是文學鑑賞這一系列的審美活動的過程中具有共通的普遍性原則。例如:醜作為一種背景,用來襯托美的寫法,更能激發深刻的美感。42 篇中武王有疾,太公、召公主動提及要前往宗廟為武王占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此句為開筆,開啟「公乃自以為功」的後續下文。周公在此段的祝詞中,兩次採取對比原則來說服三王︰

第一次運用:「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以自己與武王作為對比。

第二次運用:「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圭。 」以璧與珪的歸向結果作為對比。

兩次對比原則的使用,除了顯現周公得宜的說話技巧,亦使周公的祝禱意象,更為傳神生動。

第二段先使用了預伏法。周公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43 埋下成王與周公之間的隔閡。周公為了成就周國大業,以謙讓為德,希望太公、召公能為此次祝禱之事保密。然而,周公的善意隱瞞,卻導致了成王的誤會產生。接著是周公居東二年,將叛逆平定:

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44

成王讀周公所貽〈鴟鴞〉詩後的心理活動,有學者認為史官是無從知曉的。45 然而朱熹云︰「然成王雖得此詩,亦只是未敢誚公,其心未必能遂無疑。」46 所言極是。故文中對成王心理活動的敍述雖是簡短一筆,卻隱含了深意。吳闓生便評論此段道:

此下敘事,隱見斷續,尤極神妙。夫管、蔡流言,而周公東伐,雖周公以天下之重,不得已而出此。然成王之心,蓋不能毫無所疑,此公之所以有〈鴟鴞〉之作也。王得詩仍未能盡喻公之指。47

此處雖無直敘成王疑周公之心,但成王的行為已經顯現對周公的隔閡之意。

第三段自成起承轉合。此段先以異象製造懸疑,再以為求民安開金縢之匱領起故事高潮,最後以天象回歸正途,周公彷若感通作結︰

起筆:大自然頻頻出現異象。

承筆:因為異象,導致邦內居民的恐慌。

轉筆:於是成王打開金縢,希望消除邦人的恐慌。

合筆:成王對周公的誤會冰釋,於是出郊謝天,大自然的異象乃止。

其次,第三段還運用了賓主法:

秋,大熟,未獲,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48

成王得書反應為文中之賓,史官的反應為文中之賓,旨在彰顯周公仁德,文中之主乃周公仁德。賓主法旨在烘托,透過該法的運用,文中精神所在昭然若揭。

投射是導致審美體驗必須的心理動作。49 成王對周公有愧在先,心中已有主觀的心理定向,以致天象有異之時,投射至客體的天災之上,認為上天動怒,是為了彰顯周公的仁德。

由上列論述可以得知,〈金縢〉全篇運用了對比、預伏、賓主等手法,成功製造文章起伏變化,產生了絕佳的藝術效果。

 

() 辭令特色

〈金縢〉裡的角色,都有親戚關係。太王、王季、文王都是武王和周公的直系祖先。武王、周公、三叔(管、蔡、霍)是親兄弟,周公是成王的叔叔,召公是武王、周公的遠房堂兄弟,太公則是武王的岳父。從〈金縢〉的語言紀錄中,可以窺見西周初年宗法制度下周公、成王乃至三叔等人物的性格。如周公對於三王的禱告詞中,表現對三王的尊敬與親暱,也展現了對武王的關愛之情,與二公的對話顯現出他對宗族和國家的承擔。成王與史官的對話,不僅體現出周公人格的高尚,也讓讀者瞭解醒悟後的成王終於重新認同了自己與叔父周公的親情紐帶。至於武王逝世後,三叔在王畿內放出「公將不利於孺子」的謠言,50 打擊周公輔政。三叔破壞了家族的團結,不僅妒忌周公攝政,更與殷商餘孽夥同叛亂。他們雖沒有達到奪權的目的,但也成功疏離了成王與周公間的關係,令親者痛,仇者快。周公在面對三叔謠言時,即使再如何顧及手足親情,也始終要國家的利益放在最優先的位置,於是選擇居東二年,討伐破壞家族團結的罪人。如果周公不攝政,不僅無法告慰先王之靈,國家更將陷入動盪不安的局面。本目將以祝詞與對話為中心,體察人物性格與辭令之美。

 

(1) 祝詞

〈金縢〉一文中,周公為武王祝禱,是段重要的情節。我們可由周公所祝禱的祝詞,觀其辭令之美: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於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於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於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於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圭。」51

周公先對三王表明自己比武王更能侍奉鬼神,接著言明武王不能侍奉鬼神, 卻有人 君之用,能佑助四方之民,安定三王的子孫;讓武王好好活著,可以守護國家、百姓。周公並不直接對三王請求放過武王的性命,卻陳述以身自代武王的種種好處。縱使周公對三王有所請求,但表現出來的態度是不卑。三王若答應請求,周公就願將璧、圭獻給先王,此則是不亢。52 周公這段祝禱之辭可謂呈現了神聖而崇高的美感。

周公欲使四方人民免遭塗炭,是仁。在一線希望尚未幻滅前不肯放棄職守,是忠。既仁且忠的他,終於完成了「三龜一習吉」的願望。53 在禱告後,周公講了這樣的話:

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54

見到占卜結果,周公立刻安慰旁邊的史官,武王不會有什麼災害。接著才抒發心中的欣慰之情。無論發生好事還是壞事,周公始終以他人感受為優先,最後才考慮自己。從祝詞可見周公捨己為國的精神,從禱後之語可見其敦厚的性情,形貌躍然紙上。

周公祝詞的目標讀者主要是三王在天之靈。而在宣讀的時候,卻勢必得顧及在場的巫官、史官等其他聽眾。因為自己的身份,說話必須得體,故祝詞中不得不呈現崇高之美。此外祝禱完畢,祝詞按照禮數必須收置金縢中存放。故而不僅當時在場的人能夠看到這份祝詞,後世讀者的目光也務必考慮在內。

 

(2) 對話

〈金縢〉篇的辭令,除了周公的祝詞外,還有對話部份,如周公與二公的對話及成王與史官的對話等。這些對話的篇幅雖短,人物性格卻躍然紙上,茲依次論之。

 

a. 周公與二公的對話

武王在平定商朝後兩年,身體有恙,太公、召公基於職責所在,於是提議為武王占卜: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55

周公何以阻止太公、召公?皮錫瑞在《今文尚書考證》一書中提到:

蓋公唯恐卜而不吉,憂怖先王,故必先禱請身自代,而後敢卜,庶卜無不吉,故止二公而自以為質也。56

周公擔心武王生病的事情會使三王感到憂慮,希望占卜的結果是吉祥的,於是決定以身自代,然後才敢進行占卜。有自身作為人質,占卜的結果就不會不吉利了。這就是周公阻止太公、召公占卜的主因。如果依照二公按常規占卜,可能使先王在天之靈憂戚,反而不能達到救助武王的效果。57 換言之,周公深知宗廟只能行吉禮的規則,58 一旦在宗廟行兇禮,恐上天會降災於武王與二公。因此他拒絕了二公的犧牲,提出以身自代武王死。從對話中,可看出周公深謀遠慮及關愛同儕的性格。

曾運乾則釋「戚」字曰︰「戚,近也。讀如《禮·喪服大傳》『 君位』之『戚』,言親附也。」59 說亦可通。由於事關武王性命,祝禱者必須兼具曉之以理和動之以情的才能。如前所論,周公所以阻止二公占卜,除因宗廟不得行兇禮外,還由於他是三王的直系後裔,在血緣關係上比起姻親的太公、旁系的召公更為接近,感情自然也深厚得多。他在祝詞中說自己的才藝優於武王,旁人看來或有自矜之嫌,但作為直系先輩的文王、王季等卻不會不知道這一點。既然祝禱的目標聽眾是自己的父祖,故能在點出眾所周知的事實後,復如孩童般以璧、珪跟長輩討價還價,一如親人在生之日的撒嬌,可謂奇絕。

 

b. 成王與史官的對話

金縢開啟之後,成王與史官之間的對話雖然簡短,卻可看出二者的性格:

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60

這裡雖然並沒有直接描寫成王開啟金縢時的神態,但比起成王,二公更為急切的想要知道當時祝禱的情況。句子一開始是「王與大夫」、其後卻變成「二公及王」。觀《朱子語類》中朱熹與弟子吳必大的問答︰

先生卻問必大曰:「成王因何知有〈金縢〉後去啟之?」必大曰:「此二公贊之也。」又問:「二公何故許時不說?若雷不響,風不起時,又如何?」必大曰:「聞之呂大著云:『此見二公功夫處。二公在裡面調獲,非一日矣,但他人不得而知耳。』」61

〈金縢〉此節的起首將王置於前,顯現成王主動開啟金縢是想要解決邦民的恐慌。其後將二公置於王前,則因周公曾與二公商討占卜之事,如今上天莫名降災,二公已心中有數,於是拉著成王去詢問當時在場的史官及執事,此即調護之功。未詢問前,成王對周公還是存在隔閡和懷疑,所以並沒有主動要瞭解事情的始末。成王心態的轉化,身為當年占卜參與者的二公有所促成。而史官作為目擊者和記錄者,既要替周公保守金縢內的秘密,又為成王對周公的誤解而擔憂。62 因為周公當時的吩咐,史官必須謹守諾言,故先僅答以一「信」字,隨後卻情不自禁抒發了感嘆:「噫!公命我勿敢言。」縱然他並未將當時的情況親口描述給成王知道,但金縢中的祝詞已經說明了一切。

  成王拿著祝詞就哭了起來:

王執書以泣,曰:「昔公勤勞王家,惟予衝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63

自責當時少不更事,不知道 周公忠 君愛國的苦心。參照前文「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一事,成王此語顯示他對周公的懷疑和誤會終於得到冰釋。成王得到金縢之書時的驚愕,涕淚交縱、追悔前行的自白,以及史官和百執事應對的恭敬小心,無不形神畢肖,如在目前。64 天有異象,開啟金縢,才得知周公的用心,成王感到悔恨不已,想要彌補周公,所以後來才會有出郊祭祀的舉動出現。

由本節之討論可見,〈金縢〉篇的標題匠心獨運,結構縝密緊湊,辭令精簡動人,不僅顯示作者有高超的辭章技法,也足見《尚書》體打破記言常規,以敘事為經,辭令為緯,向記事體發展的嘗試。

 

. 結語

〈金縢〉具備了順序、連貫、對比的三個小說敘事要素。從標題命名已可窺見作者的巧思,以「金縢」作為篇章標題,使讀者對「金縢」的開啟造成懸念,並增添了文章的神秘感,使全文充滿蓄勢無限的情節張力。起、承、轉、合的完整結構布局與章法,不僅具有小說審美效果,亦可看出文章謀篇的用心。全篇採用了對比、預伏、賓主等手法,成功營造了文章的起伏變化。此篇旨在突顯周公之仁德,以周公為中心點,由周公與二公、史官、成王的互動,一層一層逐漸擴展,達到作者預期的效果。文章善於運用辭令,周公祝詞展現了對三王的親情與對武王的友愛,面對國家危難,依舊處變不驚。而開啟金縢過程的紀錄,更體現了成王與史官細緻的心理活動。西周初年政局的涯略,就如此精簡而有條不紊地成功敘述開來。

〈金縢〉的風格詭奇,不在於文字的艱深,而在敘述的虛實。文章整體的文字風格雅正,情節卻相當曲折。作者常常有意製造懸念,營造出詭譎之感。參看《尚書》中或記言、或呈現單一事件的其他篇章,〈金縢〉的內容與敘事模式更富於文學性︰時間跨度長,情節有連貫性,像一部具有組織結構、情節豐盈的短篇小說。《尚書》篇章中,〈金縢〉充分結合了「記言」、「記事」的長處,是一篇以敘事為經、以辭令為緯的佳作。                                                                                                                                          

 

 

 

 

 

 

 



* 廖蘭欣女士國立東華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台灣,花蓮市)

[1] . 王更生《文心雕龍讀本》(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4),頁35

[2] . 劉一沾《中國散文史》(臺北:文津出版社,1995),頁10

[3] .【漢】班固撰《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59),頁1715

[4] . 吳闓生《尚書大義》(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6),頁44

[5] . 李銳〈〈金縢〉初探〉(《史學史研究》第2期,2011),頁120

[6] . 屈萬里《尚書集釋》(臺北:聯經出版社,1983),頁127

[7] . 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1253

[8]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李學勤主編《尚書正義》(臺北:臺灣古籍出版社2001),頁392

[9] .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上海:中西書局,2010),頁75

[10] .【漢】王充撰、楊寶忠校箋《論衡校箋》卷18(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頁602

[11] .【宋】洪邁《容齋隨筆》卷一〈周公作金縢〉(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631

[12] . 皮錫瑞《今文尚書考證》(北京:中華書局,1989),頁290

[13] .【清】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323

[14] . 皮錫瑞《今文尚書考證》,頁290

[15] . 吳闓生《尚書大義》,頁46

[16] . 屈萬里《尚書集釋》,頁127

[17] . 李民〈《尚書金縢》的製作時代及其史料價值〉,《中國史研究》(1995年第3),頁109-116

[18]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李學勤主編《尚書正義》,頁393

19. 分見【清】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長沙:岳麓書社,1987),頁1099-1102、頁778

20. 吳闓生《尚書大義》,頁44

21.【宋】黎靖德《朱子語類》第139卷〈論文上〉(臺北:正中書局,1982),頁11

22. 吳闓生《尚書大義》,頁47

23. 楊義《中國敘事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頁65

24.【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60

25. 譚家健《先秦散文綱要》(臺北:明文出版社1991),頁24

26. 朱淵清〈說《尚書·金縢》〉,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

http://chinaconfucius.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2312 20081128 瀏覽。

27. 吳闓生《尚書大義》(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6),頁44

28.【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李學勤主編《尚書正義》,頁26

29. 同前註,頁47

30.【清】孫星衍《尚書金古文注疏》,頁334

31.【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李學勤主編《尚書正義》,頁582

32. 同前註。

33. 同前註,頁583

34. 同前註,頁393

35. 史傑鵬〈《尚書「金縢」二字新詁,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

http://www.chinaconfucius.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2854 2010423 瀏覽。

36.【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李學勤主編《尚書正義》,頁393

37. 于文哲《尚書·金縢》的敘事學解讀〉,《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第11卷,第3 (20095),頁120

38. 錢宗武、杜純梓《尚書新箋與上古文明》(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頁153

39. 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頁1249

40.【清】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331

41. 邱明正《審美心理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3),頁94

42. 童慶炳《中國古代心理詩學與美學》(臺北:萬卷樓出版社,1994),頁206

43.【清】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頁331

44. 同前註,頁333-334

45. 于文哲《尚書·金縢》的敘事學解讀〉,《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頁120

46.【宋】黎靖德《朱子語類》第79卷〈尚書二〉,頁47

47. 吳闓生《尚書大義》,頁46

48.【清】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頁334-339

49. 童慶炳《中國古代心理詩學與美學》(臺北:萬卷樓出版社1994),頁143

50.【清】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頁331

51. 同前註,頁327

52. 按︰如李學勤所說,講條件是先秦時代禱告常有的慣例。見氏著《文物中的古文明》,頁410

53. 張元夫《尚書述聞》(臺北:臺灣商務出版社,1980),頁798

54.【清】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頁328-329

55. 同前註,頁324

56. 皮錫瑞《今文尚書考證》,頁291

57. 李學勤《文物中的古文明》,頁409

58. 案︰吉禮者,天神之禮、地祇之禮、宗廟之禮,祭祀郊廟宗社之事是也。據《周禮》所載,吉禮為五禮之一,而五禮之用分別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嘉禮親萬民」。五禮之下又各有細目,不贅。

59. 曾運乾《尚書正讀》(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頁149

60.【清】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頁337

61.【宋】黎靖德《朱子語類》第79卷〈尚書二〉,頁47

62. 于文哲《尚書.金縢》的敘事學解讀〉,《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頁116

63.【清】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頁337-338

64. 劉一沾《中國散文史》,頁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