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論衡》總第22期 (2013年8月)
細節的解讀
—— 嚴歌苓《寄居者》對寄居的反思
李仕芬
一. 從中國人到猶太人――嚴歌苓的異地書寫
嚴歌苓的創作一直緊扣自己的生活經驗，1989年移居美國後，異地的生活體驗更成了她筆下的重要題材。〈少女小漁〉、〈紅羅裙〉、《扶桑》、〈橙血〉、〈花兒與少年〉 等等，均以中國人異地生活為敘寫層面。人性在嚴苛寄居環境中的考驗，其中的辛酸、困惑、掙扎或無奈，成了作者每欲顯示之焦點所在。對於異地生活的深切感受，嚴歌苓多年來從未忘懷，早於1993年出版的《少女小漁》後記中，已表示人離故土就像把植物連根拔起，裸露的根鬚一如裸露的神經，極其敏感。 敏感的心靈，觸動了作者對移民生活的強烈感受，體現在文字上，成就了一系列相關作品。
要數嚴歌苓有關中國人異地生活的故事，1996年出版的《扶桑》無異是代表作。唐人街華人妓女的傳奇故事，帶出了求存的掙扎及韌性。事隔十三年，嚴歌苓的《寄居者》 再以異地生存為題，書寫另一傳奇故事。這一次嚴歌苓除表述中國人在異地的辛酸外，更把筆觸放在中國的猶太人身上， 加上戰爭無時無刻的威脅，異國求存的艱險更不在話下。故事的張力亦隨著德國與日本對敵方的迫害而形成。這裏以傳奇故事來形容嚴歌苓以上兩部小說並無貶意，反而是想藉此來說明其創作特色。她的作品內容並不艱澀模糊，讀者容易為其緊湊劇情吸引。富於戲劇性，情節峰迴路轉，故事性強，人物形象化等均是其慣見特色。論者曾以「通俗劇的深度示範」 來說明嚴歌苓小說的特色，正是對其以藝術技巧轉化故事能力的肯定。不過，反過來說，亦可以說明嚴歌苓小說的通俗取向，而所謂通俗，或許正是嚴歌苓小說故事性強、富於戲劇性的另一表述。嚴歌苓卻以情節源於現實來為自己的小說護航，為其戲劇性作出辯解。她一再向媒體指出《寄居者》內容梗概來自於1993年參觀柏林圍墻展覽館展出的故事。
本文嘗試透過對細節的解讀，剖析《寄居者》如何表達異國寄居者的生存困境、難以釋懷的思想狀態。敘述如何利用回憶手法，穿梭不同時空，帶出猶太人以至中國人在嚴苛環境下的掙扎求存，為其中的硏析方向。與此同時，亦希望探討的是︰敘述如何遊走於虛實之間，以虛構故事演化歷史事實，推演情節。
二. 細節的解讀――小說的虛構與歷史的真實
1933到1941年間，中國上海因為門戶大開，受到政治迫害的歐洲猶太人蜂擁而至，一時成了數以萬計猶太難民的避難所︰「無家者的家園」。在艱難的生活條件下，在與自己民族文化迥異的陌生國度中，這些猶太人如何苦苦地掙扎求存，成了嚴歌苓筆下的關注面向。另一方面，就在這樣一個也被視為「冒險者樂園」、「東方巴黎」的上海，浪漫同樣可以得以滋長。 嚴歌苓一向善寫男女感情，在《寄居者》中自然不乏發揮。故事即以中國女主角與猶太男主角的相遇相交為軸心，層層開展，然而不容忽視的是，虛構的小說敘事文體，無礙作者對歷史事實的「鍾情」。《寄居者》銳意拓展的正是在內容中博採史實之餘，再用想像建構具體細節。
事實上，故事中不僅男、女主角的命運其來有自，其他諸如二次世界大戰背景、上海猶太人遭迫害的情況等，均有史實根據。水晶之夜、終極解決方案等歷史事實，一一給搬上小說之餘，更成了刻意的文學設計及考量。所謂終極解決方案，是德國納粹迫害上海猶太人的措施，而約瑟夫．梅辛格 (Joseph Meisinger) 便是當時的主事者。種種具體殺害猶太人的細節在小說中猶如歷史實錄，製造了緊張的氛圍。 其實歷史事實是，隨著太平洋戰爭爆發，終極解決方案並未實行，《寄居者》最後也没對此交代，然而，結果的交代可說無關宏旨，最重要的反而是小說對此段史實的利用，如何達到了推展劇情的效果。終極解決方案本身的張揚或陳述，已足以形成「大災難」（頁112）的恐懼效應，推動女主角拯救猶太愛人的連串行動。在小說敘述的帶領下，隨著死亡威脅日益接近︰
那時離猶太新年只有一個半月，就是說，逃脫或制止這項大屠殺，是有四十幾天時間。（頁144）
故事刻意製造的懸疑及戲劇張力也因而形成。大屠殺日子的迫近變成了催命符咒，而拯救行動的必要及驚險性遂成為故事焦點。
在《寄居者》的時代背景或內容上，作者嘗試貼近歷史的努力，一直可見。水晶之夜固然與史實吻合，連一再批核猶太人入境上海的何姓總領事也直指歷史人物何鳯山。 男主角彼德一家落腳之虹口，亦是歷史記載猶太人聚居的地方。其他諸如舟山路、福州路、九江路等多處地名，在小說中頻繁出現，有時更到了過於刻意及氾濫的地步，似乎要為故事「建造」一個「真上海」，然而，從研讀小說的角度來看，饒富興味的更是敘述如何在歷史基礎上虛構種種細節。由於這些細節能與歷史有機地組合，小說達到了虛實互為表裏的敘述效果。用現代文論的說法，也就是通過虛構與歷史對話、互文，豐富了文本的意義。霍斯特．達姆里奇 (Horst S. Daemmrich) 即指出，文學作品的細節描寫可以符合現實，但非必然，細節著重的是如何與其他元素配合，以使文本的詮釋更為深入。 在《寄居者》中，虛構的敘事魅力與歷史的傷痛沉重渾然一氣，真假互摻，虛實之間，故事益顯跌宕豐富。
歷史學者在述及猶太人與中國人的交往時指出︰猶太人到中國有千年以上的歷史，從早期的開封到近代的上海，均為猶太人主要聚居地。歷史上中華民族與猶太民族一向相處和洽。從古至今，中國從沒有反猶太主義，而猶太人對中國人也有好感。兩族文化有其共通之處，如重視教育及家庭倫理、善於經商等。 種種情況，在《寄居者》中亦有所反映。中猶的和平共處，便首先體現在華人女主角與猶太男主角的愛情關係上。男主角彼德家人之間的親密，而彼德又如何囤糧攢錢，在人命危急關頭仍不忘苛索，以至猶太人如何借鑑中國人的經商營運方式等等，作者均不忘交代，而這種交代，即以細節講述的方式呈現。以下一段，便透過視覺及聽覺的敘述，建構畫面︰
店堂內像中國人的商店那樣，在空中拉開一根根鐵絲，上面拴了許多鐵夾子，每根鐵絲從各種貨櫃、各個角落伸出，往中央一個高高的收錢台集中，因而形成一個放射狀的網……我（筆者按︰指女主角）為彼得付的襯衫錢就被一個猶太店員夾在鐵夾子上，手一劃，「刺啦」一聲，鐵夾子和鈔票便乘著高空纜車到了收款臺。收款員取下鈔票，把收據和找還的零錢夾到鐵架子上，又是一劃……交易已經在那根鐵絲上成功地完成了。（頁35）
這些細節，從生活的日常買賣入手，加入想像，補充了大歷史往往忽略的部份，建構起觀察事物的另一維度。以下段落，則可看到作者在交代猶太人重視教育的同時，如何以輕鬆調侃方式帶出其富功利色彩的一面︰
我和傑克布一次次去燈塔礁酒吧，他和我講到他的家庭。他說他的大哥、二哥小時候會乘一輛兒童車，由他祖母推到公園去散步時，人們
和老
太太搭訕，說兩個天使真可愛呀，幾歲了﹖老太太正色回答：律
師
先生三歲，內科醫生一歲半。這是人們編的笑話，挖苦猶太人功利心的，但老祖母一點兒也不覺得它是個笑話。（頁101）
讓笑話變成非笑話，預先計劃，努力實踐，猶太人的認真成了足堪玩味的敘寫。格奧爾格．齊美爾曾提出外來人的概念。對於一個國家、種族或城市的外來人來說，其個人特徵不會受到重視。外來人是作為抽象類型，而不是作為個體被感知。 在《寄居者》中，作者卻主要從個體敘寫入手，把猶太人作為類型的慣見特質予以深化及具體化。形成的藝術趣味，使到作為個體的猶太人的特性更形突出，也能進一步刺激讀者的思維，如寫到猶太人如何善於營生、如何改變自己，適應惡劣的環境，作者便從猶太人權充理髮師的片段切入，具體而微地交代其獨特動作表情︰
棚子四周插滿色彩鮮豔的紙風車，表示開張大吉。棚子是石棉瓦搭的，支了一個大鐵皮灶，豎著長長的煙囪。灶上坐了四個鐵皮水壺，蒸汽在落山的太陽中成了粉紅的。這是難民們自己開設的低價理髮店。難民們試圖讓自己的錢財和技能形成個內巡圈。用中國語言，就叫「肥水不流外人田」。理髮師們是他們自己開設的職業訓練班培訓的。一個前律師穿的工作服就是一個完整的麵粉口袋，上端和左右兩端各掏出三個洞，成了領口和袖口，背後，一個紅豔豔的國際紅十字會徽章。另外兩個理髮師有六十多歲，背弓下來，從脖子下端到腰部凸出一根脊椎骨，清晰得可以去做人骨標本。年歲大的一個理髮師態度極其認真，目光直得可怕，嘴巴也半張開，吐露一截舌頭，每動一下剪子，舌尖就一抽，再一伸，毛森森的鼻孔裏的清鼻涕也一抽一伸。我在棚子裏站了兩分鐘，才認出那個老理髮師是
寇恩
先生。前銀行家對著密密麻麻的賬目，一定不會如此緊張。 (頁228-229)
敘述以嚴歌苓一向擅長美化事物的演繹方式，從外在環境帶入。本來粗糙簡陋的佈置，在自然景觀的渲染襯托下，形成另一種藝術審美韻味。為了生計，猶太人權充理髮師的種種日常行為細節，也得到較為立體的展現。對角色寇恩前銀行家身份轉變的敘述，形象化之餘，更帶著戲謔味道。這種藝術加工，除了貫徹作者個人寫作風格外，同時也演繹了猶太人如何在艱苦環境中發揮人生智慧。 在以「家國想像」為題的討論中，李有成曾以猶太人的成就為例，說明離散經驗如何有助於刺激人的創造力，更不無企盼地從人的心理、情感反應指出︰當代意義上的離散經驗，必須超越悲情、苦難、寂寞、怨懟等傳統層面。 嚴歌苓雖然能夠輕鬆地表達猶太人逆境中綻發的生活智慧，但對於寄居亦即離散經驗中的悲情與苦難，似乎無意超越。未能扎根於自己國土的流亡者，在其筆觸下，無論是猶太人或中國人，同樣表現出永難磨滅的心靈苦痛。
三. 中國人與猶太人的共同命運 ――《寄居者》對寄居的沉痛反思
在《寄居者》中，猶太人淪落異鄉的哀痛，觸發的是華人女主角心底潛藏的國族傷痛。猶太人流落上海令中國人對自己流徙的命運作出反思。作者從寄居者受打壓的相同困境出發，不時順勢把敘述焦距由猶太移民調校至中國移民身上。以下段落，便可見作者如何從甫踏入異地即受欺凌來鋪寫猶太人及中國人的相同遭遇︰
有時候，在上海靠岸的遠洋輪嘩啦一下打開底艙，裏面裝成緊緊實實：一個巨大的人餅。那就是從集中營直接上的「貨」。這樣的船一靠岸，日本兵便會戴著防毒面具，用刺刀撥拉開上海本地猶太人的迎接隊伍，沖進底艙，把殺蝨子、跳蚤，以及種種已知未知微生物的藥粉慷慨揚撒。刹那間，一片黑的人餅就成了一片雪白。這和我的祖父在十九世紀末的美國得到的待遇相似：一船船梳辮子的中國男人被消防龍頭當街沖洗，沖得大醉般東倒西歪。毒猛的水柱把他們從站著沖成蹲著，然後跪下，最後全趴成一片。（頁2）
以上段落把猶太人及中國人進入他國時受到的惡待聚焦表達。被撒藥、射水，人由黑變白、站著變趴下。敘述直接從身體受到的非人化對待，帶出人對非我族類的排斥。人物動作及外在形態的變化更迭，隨著起伏有致的語調節奏，得到立體的展現，畫面強烈而富動態。以移民入境他國，在海關受到惡意刁難為書寫場景，《扶桑》中早已可見。初到異地，入境者與海關官員的對立，為作者提供可供發揮的素材。兩種文化的異同，以及被剝奪權力一方與坐擁權力一方的不平衡關係，輕易地形成嚴歌苓筆下常見的戲劇性場面。在《寄居者》中，《扶桑》故事那種華人嚎哭造假，充滿「東方主義情調」的刻板場面雖然不復再見， 但華人肢體在所謂檢疫前提下受到的戲劇性擺佈依然同樣突出。在堂而皇之的衛生藉口下，入境者承受的卻是種族間的惡意侮辱，反映的更是意識形態上對非我族類的肆意否定。在《寄居者》中，敘述利用女主角回憶之便，更一再提及相同的場景︰
我祖父乘坐著蒸汽船靠近美國西海岸──就從我和傑克布常常攀登的燈塔旁邊駛過──停靠在舊金山東海灣的港口，還沒站穩腳，就被消防水龍頭噴射的水柱擊倒。一注注可以打穿沙土的高壓水柱劈頭蓋臉而來，紅色的高錳酸鉀水柱，把大洋彼岸來的瘦小的中國佬沖得像決堤洪流中的魚。襤褸的衣服被水注撕爛，從一具具瘦骨嶙峋的軀體上剝下來。那是什麼樣的消毒程序﹖碗口粗的紅色高錳酸鉀液體活剝了人的衣服和體面。（頁167-168）
色澤濃烈的強力水柱，剝出破爛衣服下瘦骨梭棱的身體，形成了強烈的敘述畫面。這樣的視覺構圖，本身已內藏了女主角對自己民族的主觀認同及對異己肆意打壓的反感。細緻的敘述下，女主角最後的反詰質疑，以至說明，更一再顯示出敘述欲以帶出的國族立場。洪流中游魚的比喻，也為後文以剖魚為題，側寫中國人寄居命運的段落，先作前導。在《寄居者》中，寄居異國的辛酸是不可或忘的心理傷痛。不同的段落，同類的內容片段，散落全書，卻以女主角的記憶及敘述作為串連。
以下段落同樣表述了如何從猶太人的異鄉經驗聯想到中國人的體驗︰
歧視和迫害到處都有。迫害別人是有快感的，有巨大快感。「水晶之夜」那死了的九十一個猶太人和碎裂的幾千扇窗玻璃給人們帶來多大快感，簡直不能想像！正如1869年火燒唐人街、追殺華人給美國人帶來了快感……迫害是自卑的表現。迫害者都是心理殘缺，內心孱弱的人。迫害是個非常幼稚的把戲，把比他高大比他強的人用非自然的力量──比如武器，比如輿論，比如氓眾，壓低，壓成他腳下的糞土，嗬，他就感覺好極了。（頁85-188）
作者以輕盈語調，帶出嚴肅話題，更從人性追求「快感」來詮釋種族迫害的基本邏輯。如此把問題簡單地歸結為本能欲望，使種族嫌隙更成了難以紓緩的人性困境。於是水晶之夜對猶太人的屠殺也好，火燒唐人街對華人的殺戮也好，兩者都成了流徙異域的寄居者被荼毒殺害的見證。這種對異族身體的殘害，除可見於另一男主角傑克布被敵方擒獲受到的虐打外，亦可見於女主角曾一度飽受的肉體折磨。值得注意的是女主角如何以冷靜而細碎的方式闡述自己被毆打的過程︰
少佐沒法繼續抽耳光，就上來踢我。他頭一腳把我踢得翻向右邊，第二腳把我踢得膝蓋碰胸口。然後我就在他腳下一曲一張，一會兒是條蟲，一會兒是個球。我的身體內部有什麼給踢碎了似的，血大股地從我嘴裏湧出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慘叫了。大概叫了吧。我覺得他踢夠了，周圍似乎安靜了好一會兒。我慢慢轉過身，想撐著地面坐起來，突然看見他的左腳向後撤一步，抬起右腳，中鋒要射門了──那臨門一腳之準之狠，我聽見自己身體發出一聲悶響。（頁58）
肉體以至心靈的麻木，成為受虐者應付被虐打的心理防禦法門。女主角以一種仿似抽離的姿態，見證自己如何被人用拳腳狠揍。這樣的抽離方式，製造了距離感，使人更能客觀地審視、觀察整個過程。施虐者對受虐者因國族不同而觸發的非理性戕害於是更形突出。 抽離而客觀的方式，也使得黑色幽默的敘述變成可能。「中鋒要射門了」等形容，正是主角在險峻環境下仍能冷靜審視的結果。嚴歌苓在《扶桑》中，同樣曾交代華工被白人虐打的情況。雖然敘述主要以抒情方式帶出，但其中受虐者仍像能自我抽離般審視自己的身體狀況。 路云亭在《暴力藝術》一書指出︰暴力行為在人類歷史上從没停止過，而藝術家視野的介入，使暴力行為成了可供品味的審美對象。 嚴歌苓的《扶桑》早已為我們示範了如何利用抒情的審美效果，演示種種暴力場面。在《寄居者》中，身體暴力場面也同樣以故意製造的抽象客觀敘寫方式，體現了這種藝術觀照。以下活魚被剖的具體過程，更從視覺效果入手，細緻地交代︰
白男孩們讓一個老中國佬當著他們的面把魚的鱗剝下來，要像表演那樣，細細地刮，讓他們不錯過任何細節，看著魚怎樣扭動痙攣，尾巴狂掃。一面看，他們一面說中國佬真殘忍，簡直是沒有進化好的動物。天哪，看他們就這樣刮魚鱗，慢慢處死一條魚！然後他們叫老中國佬剖魚肚子，從裏面取出五臟六腑和魚卵，魚繼續彈跳掙扎，在自己一堆臟器旁邊扭過來扭過去，嘴巴張到最大限度，腮幫子支起來，支得大大的，露出一鼓一鼓的血紅的腮……我希望魚的心臟不要再徒勞地跳下去。它原本是為一個生命跳動的，是為了一樁使命跳動的，而它並不知道它的使命早已結束了，只是為了一些居心不良的眼睛在跳，在演出。（頁200-202）
《扶桑》中老華工被洋人虐打之後，為解除身體的苦痛，曾哀求對方順勢結束自己的生命。在個體無法反抗別人加諸自己身上的壓迫時，死亡反而成了解脫的方法，然而，洋人卻在老華工的哀求聲中揚長而去。《寄居者》中，折射華人命運的活魚同樣不得「好死」。魚在給刮掉魚鱗並剖開後，內臟被掏出。敘述卻赫然安排魚身在自己內臟旁邊不斷彈跳扭動，加上張大的魚嘴，血紅的魚腮，場面觸目；另一方面，魚的心臟亦同時被安排在不停奮力躍動，而這種心臟的博動更持續多時。這樣的敘述，與現實狀況或許不盡吻合，但卻極具情感煽動力。魚的被剖，魚的掙扎，成了意味深遠的象徵，反映的是西方種族歧視下，華人掙扎的徒勞無望。魚垂死仍然奮力掙扎的場面，顯得動態血腥之餘，更讓人不忍卒睹，而這種感覺折射的更是人自身受到的傷害。歷史上曾有公開展示罪犯受刑的情況，而米揭爾．傅柯 (Michel Foucault) 則指出，這種示眾方式有時反使罪犯受到觀眾讚頌或憐憫。 通過從魚到人的移情，作者要帶出的未嘗不是受虐一方被惡意示眾引來的更多人道關懷。洋人對華人的歧視，成了根深蒂固的問題所在。長篇小說可以容納的篇幅，讓敘述能從容地以整整三頁建構情節，而女主角一再表示這樣的場面在自己一生中不時湧現，說明的更是作為異鄉寄居客，心底永遠無法消除受盡惡意傷害的民族夢魘。女主角對自身民族的愛憐及認同，也就通過這樣的敘寫展示出來。
最後，要說明的是，以上剖魚情節發生所在地為美國唐人街。唐人街在嚴歌苓小說中，慣以充滿神秘詭異的所謂東方情調出現。《扶桑》中白人少年對唐人街的獵奇心態，在《寄居者》中透過剖魚的血腥場面得以延續之餘，背後隱含的居心叵測更是敘述寄意所在。蘇珊．桑塔格 (Susan Sontag) 曾引述蘇格拉底 (Socrates) 及柏拉圖 (Plato) 等人的說法，指出人有觀看他人損傷、痛苦的嗜欲。這種旁觀他人痛苦的天性在《寄居者》的宰魚場景中，更成了恰切反映種族歧視的表現方式。白人男孩有意地策劃安排，卻又對宰魚過程的殘忍嗤之以鼻，把責任推卸給中國魚販，然而，敘述更為著意的卻是暴露白人男孩其實深受血腥場面吸引的潛在慾望。尼古拉斯．米爾佐伊夫 (Nicholas
Mirzoeff) 在談及觀看的概念時，也指出觀看者本身的欲望如何加諸現實 (Reality) 之上。白人男孩觀看宰魚過程時不經意流露的興奮，正是這種主觀欲望投射的結果。
除了以魚身被剖割的敘述，影射白人刻意挑釁華人的意識形態之外，敘述同樣通過反影的黑色視覺畫面，表達中國人在自己土地上如何被日人殘殺︰
我順著他走去的方向張望，滙豐銀行對面，傳來人類在獵殺時從喉底和臟腑中發出的聲響。就是那種平時絕對發不出來的聲音。路燈下日本兵成了一大團長有拳腳的黑影。不久，一大團黑影上方出現了一把長軍刀，只在燈光裏劃動一下，就劈砍下去。……日本兵砍累了，慢慢走開，一面在地面上搓著鞋底板。剛剛蹚在血裏，總得把鞋底擦乾淨。我和父親都沒有再上前去，不用湊上前了，從我們站的地方就能看見地上那堆形骸一動不動，暗色的血從馬路牙子上傾瀉。一個小小的暗色瀑布，從我的角度看油黑油黑的。英國騎警沒有下馬，從鞍子上向我們轉過身，聳聳肩。這是個多麼討厭的動作！中國人，死了。就這麼回事。或者：你們瞧，五分鐘前還惦著回家吃老婆做的飯呢。或者：又一個任人宰割的中國人，連叫都沒叫一聲。（頁81-82）
敘述並不直接對準屠殺現場，巨細無遺地加以描述，而是著墨於燈光下造成的黑影反照。黑色成了畫面的主要色調。黑影折射出的輪廓，代替紅色的血淋淋畫面，卻同樣傳達出華人在種族主義下，無辜被宰殺的命運。黑色展現的正是嗜殺的人性陰暗面。舉重若輕，沉重的主題，以平和的態度帶出，彷彿不經意的閒閒敘述筆調，正好配合著外國人不把中國人生死當一回事的輕慢態度。嚴歌苓在其他小說中，寫到華人被外國人肆意以暴力對付時，往往順勢從西方人對中國人的刻板印象入手，然而，中國人所謂怯弱，只會逆來順受的性格特徵，在嚴歌苓筆下，卻更成了彰顯外國人對中國人殘暴不仁的反證。《扶桑》如是，《寄居者》亦然。還念著回家吃飯的卑微人生願望，以及任由宰割、不哼一聲的無力感，正是敘述意欲傳達的民族悲痛。托馬斯．福斯特 (Thomas C. Foster) 指出文學中的暴力，往往隱含了象徵意義。作家在作品中關注的並非暴力本身，而是希望透過這樣的場面引發更深廣的反思。 對於一向在小說中重視抒情美感的嚴歌苓來說，暴力場面除了常以較隱晦、曲折的形式表達外，意欲帶出的深層意義，自然亦值得注意。
雖然歷史學者曾言及中猶兩族人民的良好關係，而在《寄居者》中，兩個猶太男子與中國女子的情愛關係，也成了支撐整個故事的主線，但作者卻同樣從生活瑣事入手，表達兩族共處時無能迴避的民族嫌隙。中國人與猶太人同樣淪落的命運，没有使兩者全然和諧共處，反再次突顯了民族間迥異的生活態度。女主角在與猶太人相處時自覺受到的歧視成了敘述關注所在。女主角費盡心思打扮以拜會猶太男友彼德的家人，卻落得成了「他們記憶中最狼狽的中國人」(頁209)。本來無關宏旨的生活小事的出岔，因為女主角有意識的國族自尊與自憐，反成了昭示國族受歧視的見證。在會面過程中，彼德家人在處理家居瑣事時刻意改用女主角不懂的德語交談，置後者於局外。女主角卻仍能鑑貌辨色，覺察到猶太人在面對中國人時不經意流露的倨傲。張德明在討論流亡文學時曾提及「深層的失語」的概念。他認為這種失語狀況指的是不同民族在相異語言背後體現的文化價值的難以融會貫通。《寄居者》女主角經歷的正是這種深層失語帶來的心理挫敗，其實，在她記憶深處，早已對國族間不能彼此包容、和平共處有深切體會。弱肉強食正是其親歷的國族相處模式︰
我心想，我表哥一次去猶太人住的豪華社區送洗乾淨的衣服，回來時腦瓜讓猶太男孩們開了瓢。同一個表哥，有一次和幾個唐人街的男孩開了一個黑人小伙子的瓢。美國是個好地方，各種人都能找著歧視的對象，形成一個歧視的大環鏈。（頁15）
從以上提及以快感解釋民族迫害到這裏以歧視大環鏈解構國族關係，可見敘述者如何直接急欲申明對國族問題的看法。正如前面已有論及，嚴歌苓小說的理念，一般來說，並不隱晦。《寄居者》以老年女主角接受訪問，回顧昔日種種，更有利於這方面意見的表述。不能諱言的是，《寄居者》有時太過熱衷於表達，反使敘述流於過份直白。以下一段，則見到作者在陳述猶太歷史之餘，如何嘗試以較為具象的手法，解讀猶太人的宗教信仰︰
從那以後，猶太種族從自己的土地上消失了。五十八萬人被屠殺，剩下的人被作為奴隸帶出了耶路撒冷。就連耶路撒冷也不再存在，因為海德安皇帝在地圖上抹去了她的名字。所有猶太人的城鎮，都從地圖上塗抹殆盡……但這時的會堂裏，誦經的聲音低沉渾厚，像是低低沸煮的聲音，沸煮著無論怎樣尖銳的區別和差異，熬得所有分歧都融化，成了一大片，那熱烘烘的雄渾律動，震動在含著一場雨的大氣層裏。（頁152）
有關猶太歷史，敘述者足足花了一大段加以講述，這裏只援引了其中幾行。作者意欲貼近歷史的努力，清晰可見。從公元二世紀說起，到耶路撒冷的失守以至在地圖上消失，猶太人四處流徏的命運，敘述都不忘交代。 面對沉重的民族苦難，宗教成了失國者的精神出路。作者以「沸煮融化分歧」的延伸形容，對猶太人一起誦經時發出的聲音予以形象化敘述。在宗教的凝聚力下，不同聲音得到混和的可能。唸經之聲，因此成了化解個體分歧，團結國族成員的具體意象。蒙塞拉．吉伯諾 (Montserrat Guibernau) 指出，心理上或感情上的認同是構成國族身份的元素。當受到威脅時，國族成員有時會表現得更為團結一致。《寄居者》中，被打壓驅趕，時刻活在死亡陰影下的猶太人，通過宗教的力量，更能取得彼此的情感聯繫，築起了對抗外來威脅的堅實心理圍牆， 然而，在表達過宗教對猶太人心靈的慰藉作用後，敘述者反由此更觸起自己精神上「無家可歸」的情緒。政局動蕩之際，流寓他國的顛沛流離固然可悲，但身為中國人的女主角無論身在何方，心靈依然無所依托，更是敘述欲以言說之悲痛。就如朱莉亞．克里斯蒂娃 (Julia Kristeva) 指出，人在異地所以成為外來者，是因為內心先已把自己視作外來者。 女主角未能釋然，是由於心理上的孤立、隔絶︰
我感到從未有過的孤單。我是個在哪裏都融化不了的個體。我是個永遠的、徹底的寄居者。因此，我在哪裏都住不定，到了美國想中國，到了中國也安分不下來。（頁152）
遊走於不同地域，無論是他國或己國，內心卻無法取得安穩，心靈上永遠寄居，正是嚴歌苓筆下難以忘懷的沉重母題。「寄居」一詞在小說中屢次出現，更清楚傳達出敘述意欲釀就的悲愴情緒及氛圍。蒂莫西．韋斯 (Timothy Weiss) 在解釋流徏 (exile) 的經驗時，指出流徏雖以決裂開始，但卻可能成為個人認識自我、文化及社會的契機。通過他人的視角，人可以更好地加深這方面的認識。 在《寄居者》中，所謂寄居，正是一種流徏經驗。故事中的敘述者，不但專注於猶太人的中國生活經驗，也藉此作出反思，加深對自我以至國族的認識，只是，這種認識，卻使敘述者更加明白到一己的無力與愴痛而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