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論衡》總第23期 (2013年12月)

 

 

 

從問題意識的反省重讀幾個《棋王》文本

 

黎國威^*

 

 

一. 前 言

象棋自北宋定制以來， ^[1] 歷年多有詩詞民歌以之為題，也有小說旁及相關情節。惟長篇大論的文本（包括小說、電影）只見於近代。鍾阿城、張系國、徐克為何偏偏選上在現代少有人參與的象棋為題材？其中一種可能回答，當是象棋的歷史悠久，故可以之象徵傳統，書寫一種尋根話語。 ^[2] 至於張系國、徐克於自述或受訪時，均表現其「中國結」， ^[3] 那麼以中國的象棋入題，表現中國文化情懷，以致作為一種國族寓言，似乎順理成章。

然而，閱讀這些文本，很容易他們對「傳統」的認識不深：稍通象棋者，不難找到描述象棋的疏漏。 ^[4] 隨意將「象棋」與「傳統」劃上等號，然後推論文本的意涵與文化尋根或國族論述有關，不見得妥當，且很容易忽略、錯判「象棋」於文本的意義，從而無法判別與之相關的問題，局限閱讀文本的可能性。

既然「象棋」為文本重要的道具，認真閱讀文本，似乎不應一開始便把「中國」、「傳統」套進分析。故此，本文的進路是尋找一些文本證據，看看象棋如何呈現於文本，即作者如何藉象棋某些特質，以詮釋它於其文本的意義，從而提出作者自己所關注的問題。要留意的是，各文本涉及、思考的問題繁多，惟本文打算緊扣象棋於各文本的意義，及其帶出的問題，故不深論與之無關的問題。至於要理解藉象棋提出的問題，須將文本重置於其產生的語境，比對印證。經此一步，或許可以發現三個文本即使於不同時代完成 (張系國小說於1975年出版，阿城小說1984年發表於《上海文學》， ^[5] 至於徐克電影則於1992年公映。 ^[6] ) 其回應的社會狀況及背景，其實互相勾連。對照它們所回應的社會，跟其提出問題的關係，或許可以發現一些分析幾個文本的評論，未能觸及的面向。

這些文本發表距今畢竟已有數十年，技巧上又非圓熟之作，而且象棋只屬小道，何解要大造文章？要回答這問題，或許需要更後設地思考閱讀與閱讀者的關係：「書寫或創作，所為何事？」「作品寫成多年，它所對應的時間、事件、人物或已成過去，當下再讀又所為何事？」要將這兩道問題勾連，有兩條可能進路。其一，是預設作品能提出一些值得讀者思考、超越時代局限的問題 (problem)。 ^[7] 其二，是將一些文本按時代序列，發掘某些連結各文本的觀念、內涵，縷析當中演變的動因或意義。基於以上兩點，本文期望透過重讀三個以象棋為題材的文本，思考重讀的意義。

 

二. 文本的問題意識

(一) 阿城：人於困頓時，個體自由的實現如何可能？

阿城的小說以文革為背景，他曾於《一些話》中自言，自己寫的不是知青的故事，而是人的故事。 ^[8] 故事以「我」為敍事者，馬征從敍事結構分析，指「我」在「看取對方的過程中，『我』個人的精神世界也經歷了重構的過程。」 ^[9] 馬征認為「我」的精神於現代與傳統中不斷搖擺，始終未有定局。然而，若從文本裏王一生如何安置物質與精神層次的追尋，或可找到較為妥切的解釋。

雖然阿城曾於訪談中，坦白承認自己不懂象棋，只是借題發揮。 ^[10] 而且，本文也曾指出小說描述象棋的內涵時有誤，不過不代表他寫不出象棋的獨有特質。王一生與「我」的對答，頗堪玩味：

我說：「是呀，你覺得一切都好，幹嗎還要下棋呢？下棋不多餘嗎？」他把煙卷兒停在半空，摸了一下臉說：「我迷象棋，一下棋，就什麼都忘了。呆在棋裡舒服。就是沒有棋盤，棋子兒，我在心裡就能下，礙誰的事兒啦？」我說：「假如有一天不讓你下棋，也不許你想走棋的事兒，你覺得怎麼樣？」他挺奇怪地看著我說：「不可能，那怎麼可能？我能在心裡下呀！還能把我腦子挖了？你淨說些不可能的事兒。」 ^[11]

文革期間，知青的娛樂有嚴格的限制，很多玩樂只能偷偷幹。其他娛樂如看戲、打麻雀、讀書等，要麼需要他人陪伴，要麼需要器具輔助。王一生與「我」的一番對答，便帶出象棋的「閉目棋」自娛特性。阿城捕捉到此一特性，將之轉喻為心靈的自我追求。因其屬心靈活動，無人能橫加干涉，外力無可能也無法禁制。象棋在此成為追求個體自由的象徵。故筆者認為，阿城藉象棋提出的問題是「人於困頓時，個體自由的實現如何可能？」

要回答這問題，便不得不注意物質層次如何排序安立的問題。王一生剛迷上象棋，他母親打他罵他，說：「小祖宗，我就指望你了！你若不好好兒唸書，媽就死在這兒。」 ^[12] 為甚麼王一生母親不讓他下象棋？全因為她曾在妓院待過，其所認知的象棋是有錢人玩意，「不指着下棋吃飯」， ^[13] 沉迷下棋的話，影響王一生求學，進而令其前途蒙陰影。不少論者指出「吃」和「象棋」分別代表物質和精神層次的追求， ^[14] 卻鮮有留意王一生母親如何分辨兩者的次第問題。她對兒子的教誨是先吃飯後下棋：「可你記住，先說吃，再說下棋。等你掙了錢，養活家了，愛怎麼下就怎麼下，隨你。」 ^[15] 她教王一生要「先吃後棋」。

楊曉帆指阿城曾將小說投稿至《北京文學》卻遭退稿，「《上海文學》雖然發表，卻要求阿城修改原本不太積極的結尾」， ^[16] 馬征的文章提及原本結局的兩個版本：「據李陀所言，小說故事原來是這麼結束的：『「我」從陝西回到雲南，剛進雲南棋院的時候，看王一生一嘴的油，從棋院走出來。「我」就和王一生說，你最近過得怎麼樣啊？還下棋不下棋？王一生說，下什麼棋啊，這兒天天吃肉，走，我帶你吃飯去，吃肉。』朱偉在一篇文章中也談到小說的結尾：『第三段「車輪大戰」過後，第四段描述的又是若干年後，我返城後回鄉，王一生甘願放棄入省隊獻技的機會，甘願留在地區棋隊，原因只因地區棋隊伙食好，「吃好了比什麼都強。」 ^[17] 如果小說依李陀、朱偉所提的方式結局，那麼可以總結王一生最後是選擇了「吃」，放棄了「棋」。「棋」在王一生而言，是指月之指，其歸宿只不過是「吃」。姑勿論是甚麼原因使阿城修改成現在「較為積極的結局」，從現在小說的流通結局來看，也不見得如許子東、馬征、王洪娟所言，小說重視以「棋」表現「士」或「道」的精神，即中國的傳統。 ^[18]

老者很感動的樣子，說：「今晚你是不是就在我那兒歇了？養息兩天，我們談談棋？」王一生搖搖頭，輕輕地說：「不了，我還有朋友。大家一起來的，還是大家在一起吧。我們到、到文化館去，那裡有個朋友。」畫家就在人叢裡喊：「走吧，到我那裡去，我已經買好了吃的，你們幾個一起去。真不容易啊。」 ^[19]

若然王一生認為「棋」重要，那麼他應該跟老道士一塊談棋去，他卻拒絕其邀約。縱使沒原結局般露骨，但已夠含蓄表達「道」並非王一生孜孜不倦的追求，反而經過長時間的體力腦力消耗，他只想從「棋」逃開，找吃的去比較快活。由此可見視《棋王》為「尋根小說」開山作，說法未見得太牢固。因為結局的處理，不像是「在『文革』後重新認識和整理民族文化支柱或檢討當代革命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傷害」， ^[20] 反而，更像是人在物質條件不太充裕的環境裏，如何在求生存與求精神滿足之間取捨。正如阿城曾說：「他首先要解決的是溫飽的問題，解決了之後，才找到另外的一點寄託。」 ^[21] 故阿城提出的問題，其答案或許是在吃得到基本滿足後，可進而有一些精神追求，方法是進入向內求的心靈活動。

 

(二) 張系國：面對歷史決定論，個體意志或價值的彰顯如何可能？

陳玉燕轉引張系國於《一羽毛》的說話，認為張系國相當重視歷史問題，從而延伸至人類的處境。 ^[22] 張系國的歷史問題，其實就是思考「歷史決定論」與個人自由的關係。小說裏提到「歷史決定論」的文字不少，茲列舉部份如下：

「你相信不相信世界上有人能未卜先知？」「不相信。」程凌說，「昨晚還和馮為民吵。我就是不相信歷史決定論。他們學歷史的，動不動就是歷史潮流怎麼樣。我不信這一套。我不是一顆螺絲釘。我愛怎麼樣就怎麼樣，沒有人能預測我的行動。」 ^[23]

「你知道你這話的意思是甚麼？如果你說得對，歷史就不完全是決定的。我們的行動可以影響歷史。」「當然。我本來就不相信歷史決定論。神童的天賦，能預先告訴他行動的後果，並不是說他的行動沒有作用。」 ^[24]

神童不願意朝未來看，祇希望安安靜靜的下五子棋。如果神童洞悉未來，歷史的重擔會壓得他透不過氣來。一切都明白之後，就必須對歷史負責。你確實知道你要做的事，你就不能再逃避，再沒有藉口搪塞。你必須努力使未來的歷史發展成為事實。 ^[25]

馮為民以手指天說：「我們必須對歷史負責。歷史潮流會決定我們存在的價值。」「去你的歷史潮流。我不管甚麼歷史潮流，我要自由。我祇要賺錢，錢就是自由。」 ^[26]

王聖方的超能力，顯然是脫胎自象棋預測對手下一步的特性，並將之轉喻為預知能力。其預知能力發現了歷史早有定數，人們只是執行者。故此，歷史決定論跟人的自由意志對舉。程凌初時不相信神童未卜先知，是因為他相信人不是一顆螺絲釘，沒有人能決定、預測他的行動。即使認同神童具預知能力，仍然肯定個人行動有作用。重視個人行動自由，是因為不想「對歷史負責」。從以上文字，張系國在小說裏思考的問題，或可概括如下：「面對歷史決定論，個體意志或價值的彰顯如何可能？」

小說裏，多次出現「錢就是自由」的論調。 ^[27] 程凌所詮釋的自由，是依靠金錢推砌起來的。陳韋廷認為這代表了「知識分子在社會進步的過程中迷失了自我」，只在乎追求個人享樂。 ^[28] 筆者認為焦點不妨放在神童的選擇。李家旭指王聖方所表現的「自由」，「並非想做什麼就做什麼，而是『我要做什麼，我偏偏不做什麼。』」。其論據為王聖方放棄未卜先知，用自己的能力下棋，從而展現「自由的抉擇」。 ^[29] 但如果再細緻分析，可發現王聖方擺脫的不只是未卜先知能力，還有其他人給他安排的路向。

程凌曾買棋書《橘中秘》、《梅花譜》幫助拆棋， ^[30] 又與其弟跟王聖方一起拆 解劉 教授棋路，方製成比賽用的棋譜。王聖 方與劉 教授比賽時，於第二局不再跟棋譜下棋，不只代表捨棄自身的預知能力，同時是拒絕他人介入其個人戰鬥。通過象棋詮釋的自由，其內涵是脫離其他人左右包括程凌的制肘，按自己的心意活動。王聖方在電視節目裏表演下象棋，本身已非其心意，故他曾兩次問程凌及其弟，為何不讓他下五子棋：

五子棋神童靜聽著，看看弟弟，又看看程凌，突然小聲說：「我喜歡下五子棋，為甚麼你們不讓我下五子棋？」

五子棋神童不安的說：「可是我祇喜歡下五子棋。他們為甚麼不讓我下五子棋？」 ^[31]

引文中的「你們」是指程凌及其弟，「他們」是指電視台的人包括張士嘉、丁玉梅等。這些人象徵外在的壓力，逼使王聖方不能按自己心意活動。是以，到最後王聖方跟程凌下的棋，是他最喜歡的五子棋。 ^[32] 不只是於遊戲的過程中彰顯自由，王聖方更後設地從選擇遊戲這一方面，實現其自由。這才是他幾次說「我自己會下」的意義。 ^[33]

面對歷史決定論，張系國透過王聖方的故事，展示就算身負能力，也不一定必須履行使歷史實現的責任，並非「能力愈大，責任愈大。」能力跟責任無直接關係，最重要的是能否實現個體自由。至於要實現個體自由，關鍵在於能否找到合適的時機、場域，以個人抉擇的決心。當他與 劉 教授決戰時，他不必受程凌等人擺佈，可以選擇決戰的方式；當他回到自己家，離開受監視、控制的畛域時，他可以下回自己喜歡的五子棋。

 

(三) 徐克：一般人能否介入社會，創造其現實？

袁夢倩分析電影《棋王》時，曾說王一生與王聖方在電影末段跨時代相遇，是透過「非線性的敍事時間，完成了某種潛在的、想像性的歷史對話，鼓勵觀眾重新體驗文本中沒有解決的社會和政治矛盾，反思中國人的未來命運。」 ^[34] 這種解讀從王一生與王聖方的角度出發，本文認為焦點其實可以放在程凌身上，發掘另一條解讀進路。

電影將「王一生車輪戰」與「王聖方對決 劉 教授」平行剪接，嘗試將兩場比賽的意義交纏互捲。這兩場比賽於電影搬演時，並非單純影像化，而是有些微的改動，從而改寫其意義。其中的關鍵，便在於串連兩個故事的角色：程凌。電影《棋王》裏的程凌，結合了阿城小說中的「我」和張系國小說的程凌，年幼時是倪斌從香港來探親的表弟，長大後則是到台灣發展的廣告人。在「王一生車輪戰」裏面，程凌只是一個小孩子，無力參與大時代，但只有選擇認同的方向。到了「王聖方對決 劉 教授」，他便能參與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筆者認為，徐克透過旁觀者程凌參與象棋比賽，探問的是「一般人能否介入社會，創造其現實？」

小程凌如何認同王一生，可以從電影並置三組鏡頭看出：「小程凌振臂大叫」（圖一）、「毛澤東像前握拳舉手」（圖二）、「王一生擬佛相舉手打坐」（圖三）。王一生擬佛像，象徵他展現了強大的力量。目擊王一生參與棋賽的小程凌，體會到前者於過程中展示的力量，故其振臂高呼是受王一生觸動而為之。至於小程凌做這動作時，身處毛澤東像後，則暗示這種力量的展現背後，有無法擺脫的陰影：即以毛澤東為象徵的中共政權。 ^[35] 說到底，王一生展示力量後，所得到的機會其實是於建制安排下的好生活。

 

圖一

圖二

 

圖三

 

至於王聖 方與劉 教授棋賽的改編，可見諸程凌如何教導王聖方下棋。跟小說一樣，王聖方完全不懂象棋。不過，程凌於電影中不像小說般，要王聖方預測 劉 教授的棋路，反而要他記熟電腦展示的棋步。 ^[36] 換言之，電影裏王聖方第一局不是靠預知能力獲勝，而是靠其記憶力。當王聖方第一局得勝後， 劉 教授發現程凌等人手上拿着一堆紙，第二局一開始便走了步帥五進一（見圖四）。

 

圖四

 

由於這一步出於程凌等人算計以外，不懂象棋的王聖方無法依靠先前的準備應對，很快便輸棋。 ^[37] 為補救劣勢，程凌教王聖方盡量拖時間，因為直播時間告終，自動判為和局。可是，王聖方沒有理會他的話，仍然與 劉 教授下棋。這表明程凌嘗試介入決戰的努力失效。兩次親臨象棋比賽現場，就算年紀長了，能力強了，程凌依然無力介入，依然是局外人。能夠改變現實、主導事情發展的人，都是一些具有與別不同能力的人，例如王一生和王聖方。故此，兩人在電影末段的跨時空相遇，喻示異質於時代的人，比芸芸眾生更能看透前路，走向只有他們洞悉的前路。

 

三. 問題背後的認識結構

(一) 阿城、張系國、徐克的中國結

上述幾個《棋王》文本透過象棋相關情節帶出的問題，其背後是否分享接近的認識結構，是本文接下追問的問題。這或許可以先從三人的創作意圖入手理解。從其自述或訪談資料中，可見他們或多或少流露了「中國結」。

《棋王》雖然令阿城於文壇聲名鵲起，屢獲獎項， ^[38] 但阿城指小說未盡足取：「以我陋見，《棋王》尚未入流，因其還未完全浸入筆者所感知的中國文化，仍屬於半文化小說。若使中國小說能與世界文化對話，非要能浸出豐厚的中國文化。」 ^[39] 阿城認為理想的小說應該是能夠書寫中國文化的小說，因為只有這種小說才能使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對話。這是從文化角度講中國於世界的位置，小說是使中國和世界接通的橋樑，從而走向世界，成為世界的一份子。

身為台灣人的張系國，其中國結較為曲折，因為他必須處理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對我國作家而言，無論身在何處，我們的根第一是在台灣，其次是在全中國。但我們絕不能停止我們特殊的經驗世界。分析到最後，我們的經驗，仍是中國人整體經驗的一部分。這一條根是折不斷，也不應折斷的。」 ^[40] 他以「我國」來稱呼台灣，說明他認同的中國乃由台灣政府所代表，故而「台灣」、「中國」變成地理概念。同時，他又沒忘記政治現實，台灣人作為群體，其經驗只是「中國人整體經驗的一部分。」不過，「台灣」與「中國」之間，有一條不能也不應折斷的根連繫。這裏，「台灣」與「中國」又變成政治群體而非地理概念。張系國透過置換地理概念為政治群體概念，構造其中國結。

甚至，他將地理概念徹底改寫為認同概念。「這些年來，困擾著我的，始終是一個問題：我們這一羣植根於台灣的中國人，究竟是怎樣的中國人？我們是什麼？我們應如何安身立命？我說『植根於台灣的中國人』，因為在我看來，籍貫不重要，出生地點不重要，甚至現在身在何處也不重要。祇要關心台灣，自認是這個社會的一分子，就是植根於台灣的中國人。」 ^[41] 只要關心台灣，就是他所假定的「中國人」。由於是從關心——即認同趨向——界定中國人與否，故此籍貫、出生地不重要。至於所謂經驗，張系國認為小說創作是其中一種傳遞交流的方式，「我始終認為，我們的文學將來一定會對中國文學有積極的貢獻。所以我們絕不能自外於民族文學的主流。」 ^[42]

至於徐克他是帶着懷疑的眼光看「中國」，他說：「我們一向認識的中國文化其實是假象，國民黨有國民黨的中國，共產黨有共產黨的中國，香港人甚至不提中國」。 ^[43] 透過將「中國」變成各政治群體的自說自話，將認同「中國」的問題犬儒地消解。可是，一談到「中國人」，他的立場便一百八十度扭轉。「香港人是中國人，這是逃不掉的。我覺得中國人不是政治立場，而是文化來源。」 ^[44] 是怎樣的文化徐克沒明言，但他認為「身為中國人是值得驕傲的，只是政治、經濟因素，使我們自卑、自我抹殺。」 ^[45] 與阿城一樣，他的「中國結」是從文化去講，但與之不同的是，他區分了「中國」和「中國人」，着眼的是後者。

阿城、張系國、徐克的創作，或多或少受其「中國結」左右。借此觀照三個《棋王》文本，可以發現它們都以「中國」作為其對話對象。

 

(二) 共同對話單位：中共政府

阿城小說雖然是80年代成書，但其回應的時代最早，是文革十年。文革以「破四舊，立四新」為口號，象棋當時被視為四舊，因為它是「封、資、修的產物」。當時國手楊官璘、陳松順，曾遭下放至幹校接受勞改。兩人分別擔任正、副社長的廣州棋社遭勒令解散，轄下的《象棋》月刊被查抄一空，長年累月積下來的資料幾乎盡失。 ^[46] 自1956年起舉辦的全國象棋個人賽，也因為文革停辦八年。不只是棋手遭殃，連寫關於象棋歷史的人也不能倖免。朱南銑曾撰寫三篇關於象棋歷史的文章，中華書局輯成《象棋史叢考》，編輯部於後記說：「作者致力於中國象棋史研究多年，還有一篇〈唐代象棋與北周象戲〉，終因『文革』而擱筆，未能終篇。」 ^[47] 朱氏於1970年逝世，趕不及後來的「平反」，不如楊、陳二人幸運。象棋於1973年方解禁，當時已是文革末期。

從這些歷史資料，可知象棋於文革時期，給賦予了「舊」的象徵意涵，與當時中共政府所提出的「新」，即「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相對。其實小說裏也有提及象棋是「四舊」：

王一生很沮喪地說：「我每天帶在身上，反覆地看。後來你知道，我撕大字報被造反團捉住，書就被他們搜了去，說是四舊，給毀了，而且是當著我的面兒毀的。好在書已在我腦子裡，不怕他們。」 ^[48]

王一生從撿爛紙老頭手上得到的棋譜，被紅衛兵搜出來後遭毀掉。如果說文化大革命名義上是一套脫離舊有傳統的桎梏，趨向現代的方案，那麼以給打成「舊」的象棋為題材，縱未必表示相當重視傳統，但其背後表現一種反抗威權政治的心態，當無疑問。換言之，阿城回應的正是中共政府帶來的一套現代化論述。

文化大革命鬧得火熱之際，中共政府於外交亦動作頻頻。1971年，時任美國總統尼克遜宣布翌年訪華。 ^[49] 同年，便發生著名的「乒乓外交」，兩國結束長達廿年的斷交局面。該年於聯合國舉行的第二十六屆會議，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獲通過，中共正式入聯。對此，民國政府退出聯合國，以示抗議。「退出聯合國之後，短短幾年內陸續有三十幾個國家與台灣斷交，台灣的國際地位因此一落千丈」。 ^[50] 外交挫敗，令台灣政府備受挑戰，須從其他渠道建立其正當性。

1968年，由中華全國棒球委員會邀請當年的日本少棒明星隊，與當時已經打響名號的紅葉少棒隊，以及垂楊少棒隊、中華聯隊交手。」 ^[51] 結果，紅葉少棒隊以 7 比 0 打敗日本少棒明星隊，使台灣掀起棒球熱潮。及後，金龍少棒隊遠赴美國威廉波特 (Williamsport) 參加世界少棒賽，奪得冠軍。「當時全國因媒體的大肆報導和渲染之下陷入一片棒球『瘋潮』，棒球也因為『為國爭光』四個字，而注入了難分難解的『國家主義』」。 ^[52] 林冠年認為，此舉一如杭廷頓在《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所言，是透過樹立敵人以重建身份認同。棒球以運動方式，打敗來自世界各地的「敵人」，凝聚民心。 ^[53]

這種以棒球凝聚民心的手段，跟電視轉播有密切關係。上世紀60至70年代，電視機於台灣日趨普及，令台灣少棒赴海外比賽的片段能直播或轉播，製造電視狂熱。 ^[54] 當時，民國政府牢牢控制電視媒介，三家電視台均為黨國結構的延伸。故以下一段描寫並非隨意為之，而是暗合當時複雜的社會脈絡：「程凌微感失望。張士嘉聰明一世，糊塗一時，甚麼事都安排好，唯獨棋賽的時間沒有選對。人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少棒賽上面，誰會去看一個平凡的小孩下象棋？」 ^[55]

張系國沒有忽視少棒吸引人們目光的威力，但同時於處理上盡力將之壓低。從敍事選取角度看，這是以「象棋」對抗當時氣勢正盛的「三級棒球」，有重塑認同論述的意味。無論其論述為何，重點是張系國透過小說回應的，正是致力回應中共外交擴張，台灣政府所生產的現代國族論述。這論述並非建基於血統，而是用共同分享的文化體育活動，作為認同根據。

結合兩部小說改編而成的電影，陳家樂、朱立在認為是借文革時期的歷史傷痕來諷喻、批判「六四事件」，是一種迂迴曲折再現「六四事件」的手法。 ^[56] 袁夢倩的分析更細緻，她認為「創傷」母題將兩個迥異的兩岸故事串聯。 ^[57] 電影透過交差剪接程凌的回想與當下，暗示歷史一直與當下時空有着難離難捨的關係。尤其是程凌當下某些行為的抉擇，跟過去的創傷有關。例如當廣告商拒絕繼續贊助《神童世界》時，他回憶起小時候目睹擅長下象棋的表哥倪斌，卻給安排加入籃球隊，在球場上表現庸庸碌碌。想起曾見證的失敗，令程凌不甘重蹈覆轍，故而將神童的超能力向廣告商展示，爭取其支持。

帶給程凌創傷的，正是搞出文化大革命的中共政府。它害得知識份子無法於合適的地方發揮其能力。於是，小程凌在毛澤東像後振臂高呼，面對「造反有理」的壁報，其含意或可解讀為向造成知識份子悲劇的政府說不。

電影曾兩次圍繞「一九九七」做文章：眾人在電腦打上數字「1997」，測試王聖方是否具超能力，猜中後眾人歡喜若狂；王聖方失蹤後，眾人悲觀失落，台灣人罵香港人害怕一九九七。「九七焦慮」是九十年代香港電影的重要主題，徐克於電影透過程凌的經歷，將「九七焦慮」連結「文革創傷」，藉由後者象徵等同「六四」給予香港人的傷害，投射九七後中共政府接掌香港，香港人對前路不信任的情緒。程凌看着表親受委屈，雖然跟自己無關，但感同身受，情緒與六四事件相似：香港人眼見內地同胞為爭取民主自由而受苦，紛紛起而支援，百萬人上街遊行，甚至協助受中共通緝的異見份子逃往外地。程凌跟香港人一樣，以為可以參與歷史，但最後只能發現自己的無力。面對前途抉擇，三腳櫈方案卻遭否定，正如程凌以為可以左右王聖 方與劉 教授的對決，原來根本非自己控制之內。渴望介入控制，全因面對着中共國家機器，期望能有多一點自由。電影思考對話的對象，跟阿城、張系國小說一樣，都是中共所代表的威權政治。

 

四. 總 結

本文第二章鉤沉的三道問題：「人於困頓時，個體自由的實現如何可能？」、「面對歷史決定論，個體意志或價值的彰顯如何可能？」、「普通人能否介入社會現實？」其實都與主體性的建立，即個體自由有關。經過第三章分析，可以看到幾個《棋王》文本都分享相同的認識結構：他們都面對中共這個大他者 (Big Other)。中共是思考主體性建立時，無法繞過的一部份。如果現代性的承諾是自由，那麼中共便是渴望介入社會者，獲得自由的障礙。

理解文本提出甚麼問題之餘，筆者認為還需要同時了解問題呼應甚麼時代背景，從而比較過去與當下是否仍存在對應的可能。事隔數十年，可以看到這些問題依然值得思考。個人自由、主體性至今仍要爭論不已的話題。可是，似乎不能從文本附帶的時代氣息切入，而是對應當下的現實社會、政治狀況特點，重新思考問題的意義，以及回應的方法。阿城、張系國、徐克創作文本時，主要是以「中國」或「中國人」的框架思考問題。到今天，認同論述百花齊放，本土、大中華也是可能出路。而且，於全球化時代一個人可能身兼多國護照，於世界各地流通移動方便的情況下，國族認同的必要性、正當性，難免受到挑戰與質疑。

本文無意介入各認同論述孰是孰非，只想指出思考相關問題時，阿城、張系國、徐克參照的認識結構也許已過時。不過，由於問題至今只是延擱，並非解決，故仍然有思考的必要與價值。誠然，跟從阿城、張系國、徐克的「中國結」進路也無不可，但筆者認為必須謹記的是，這不是唯一可能。換言之，重讀幾個《棋王》文本的意義，是打開思考某些值得深思問題的契機，但並非要依從幾個作者提供的答案或回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