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論衡》總第24期 (2014年6月)

古代文體價值論之再估價

歐明俊^*

「文體價值」是指各具體文體的價值，有別於「文學價值」即不同文體的共同價值。古代文體價值是一大系統，體現在各個方面。文體價值論是古代文體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歷代學者所論有許多真知灼見，亦有偏頗處。本文試做系統探討，對其再估價。

一

古代文體價值觀念獨具民族文化特色。正統文人認為，「經」的價值至高無上，地位獨尊，任何文體皆無法比擬。從文體的本源著眼，所有文體均可溯源至「五經」，或者說正是「五經」生成了眾多文體。劉勰《文心雕龍•宗經》曰：

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參物序，制人紀，洞性靈之奧區，極文章之骨髓者也……故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贊，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盟、檄，則《春秋》為其根。並窮高以樹表，極遠以啟疆，所以百家騰躍，終入環內者也。 ^[1]

顏之推《顏氏家訓•文章》曰：

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 ^[2]

宋濂〈《 徐 教授文集》序〉曰：「夫自孟氏既沒，世不復有文。賈長沙、董江都、太史遷得其皮膚，韓吏部、歐陽少師得其骨骼，舂陵、河南、橫渠、考亭五夫子得其心髓……斯文也，非宋之文也，唐虞三代之文也，非唐虞三代之文也，『六經』之文也。文至於『六經』，至矣盡矣，其殆無愧於文矣乎！」 ^[3] 以為北宋五子之文上追三代，可以比侔「六經」，「六經」即文，且是「至文」。

古人正統觀念，文章只是道德、政事、經術之「餘」，分品第等級。古代「四部」，經最高，史次之，集部最低，子為「異端」。「經」為「本」，在「經」面前，文學只是「末」，價值低下。戴震〈與方希原書〉曰：「得足下手書，言足下大肆力古文之學，僕嘗以為此事在今日絕少能者，且其途易歧，一入歧途，漸去古人遠矣。古今學問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於義理，或事於制數，或事於文章。事於文章者，等而末者也。」 ^[4] 讀或研究經、史、子、集，態度不同，明代宋懋澄〈與家二兄〉曰：「吾妻經、妾史、奴稗而客二氏者，二年矣，然侍我於枕席者文、賦，外宅兒也。」 ^[5]

而各文體又有高下尊卑之分，文至尊，其次詩、賦，其次詞，其次曲，小說更是等而下之。這點只要看《四庫全書》收錄標準、範圍和比重即可明瞭。關注〈《石林詞》跋〉曰：「右丞葉公，以經術、文章為世宗儒。翰墨之餘，作為歌調，亦妙天下。」 ^[6] 丁澎〈《定山堂詩餘》序〉曰：「文章者，德業之餘也，而詩為文章之餘，詞又為詩之餘。然則，天下事何者不當用其有餘者哉……詩餘者，《三百篇》之遺而漢樂府之流系，其源出於詩。詩本文章，文章本乎德業，所謂詩餘為德業之餘，亦無不可者。」 ^[7] 正統文人多以詞為「詩餘」，曲為「詞餘」，「詩餘」、「詞餘」的「命名」即有其隱含的價值判斷，即認為詞不如詩，曲不如詞。如《四庫全書總目•集部•詞曲類總序》曰：「詞、曲二體在文章、技藝之間，厥品頗卑，作者不貴，特才華之士以綺語相高耳。然《三百篇》變而古詩，古詩變而近體，近體變而詞，詞變而曲，層累而降，莫知其然。究厥淵源，實亦樂府之餘音，風人之末派。其於文苑，同屬附庸，亦未可全斥為俳優也。」 ^[8] 「附庸」二字正反映了主流文學觀對詞、曲的態度。《四庫全書總目》在存目中僅著錄張可久和王九思的散曲集，〈《張小山小令》提要〉且斥關漢卿等人寫散曲「可謂敝精神於無用」， ^[9] 散曲的價值比詞更低。姚華《論文後編•目錄下》第四亦認為：「詞與曲同源，詞者詩之餘，曲者詞之餘也。」 ^[10] 實際上即認為曲不如詞。「詩餘」、「詞餘」觀念，是站在正統文學立場上的文學「退化」觀，反映出復古、崇古觀念。這樣評判詞、曲價值，與文學史實際並不相符。

在古代文體譜系中，常以文體排列先後順序暗示文體的價值高下。《文選》以賦、詩、騷、七先於詔、冊、令、教、策、表等文體，而宋人對此持有異議。趙文〈《文選補遺》序〉述陳仁子《文選補遺》曰：「以為詔令，人主播告之典章；奏疏，人臣經濟之方略。不當以詩賦先奏疏，矧詔令？是君臣失位，質文先後失宜。」 ^[11] 因此《文選補遺》將「詔誥」置於書首。《三國志文類》分詔書、教令、表奏、書疏、諫諍、戒責、薦稱、勸說、對問、議、論、書、箋、評、檄、盟、序、祝文、祭文、誄、詩賦、雜文、傳等二十三門，各文體中，詔書是「王言」，最為尊貴顯赫，位居首位，體現了以王權政治為本位的文體價值秩序，政治色彩濃厚。真德秀《文章正宗》雖不是以體敘次的總集，但其文體的排列次序與《文選》大相徑庭，首列「辭命」體，曰：「漢世有制，有詔，有冊，有璽書，其名雖殊，要皆王言也。文章之施於朝廷，布之天下者，莫此為重，故今以為編之首。」 ^[12] 而將「詩賦」置之末類，「辭命」類「獨取《春秋》內、外傳所載周天子諭告諸侯之辭、列國往來應對之辭，下至兩漢詔冊而止」，收入詔、告、諭、赦令、賜書、遺書、璽書、丹策、賜策、策問等「王言之體」的文章。對於將「詩賦」歸於末類的編纂方式，清王之績評曰：「西山《正宗》亦列詩賦於敘事、議論後，誠以詩賦雖可喜，而其為用則狹矣。」 ^[13]

二

歷代文人多輕視貶斥「時文」。時文在明憲宗成化以後與清代，與八股文同義，李漁〈《笠翁餘集》自序〉敘述清初狀況曰：「三十年以前，讀書力學之士皆殫心制舉業。作詩、賦、古文辭者，每州郡不過一二家，多則數人而止矣，餘盡埋頭八股，為干祿計。是當日之世界，帖括時文之世界也。」 ^[14] 顧炎武〈生員論〉曰：「國家之所以取生員，而考之以經義、論、策、表、判者，欲其明『六經』之旨，通當世之務也。今以書坊所刻之義謂之時文。捨聖人之經典、先儒之注疏與前代之史不讀，而讀其所謂時文。時文之出，每科一變，五尺童子能誦數十篇，而小變其文即可以取功名……故敗壞天下之人才……夫然後寇賊奸宄得而乘之，敵國外侮得而勝之。」 ^[15] 顧氏《日知錄•擬題》曰：「愚以為八股之害等於焚書，而敗壞人才有甚於咸陽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餘人也。」 ^[16] 《日知錄•程文》曰：「唐之取士以賦，而賦之末流最為冗濫；宋之取士以論策，而論策之弊亦復如之；明之取士以經義，而經義之不成文又有甚於前代者。」 ^[17] 梁份〈復賀天修書〉曰：「蓋制科取士，三百年來，豪傑士亦出其中。然所學非所用，童而習之，以至老死，皆無用之空言，故不足以得真才，而適售其偽。又取之不必公，文運日衰，士氣日弱，學校未廢而廢莫或過之矣。」 ^[18] 尤侗〈艮齋雜說〉卷三曰：「或謂楚騷、漢賦、晉字、唐詩、宋詞、元曲，此後又何加焉。余笑曰：只有明朝爛時文耳。」 ^[19] 抨擊八股文不遺餘力。廖燕〈明太祖論〉曰：「故吾以為明太祖制義取士，與秦焚書無異，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則一也。」 ^[20] 閻若璩反思明代歷史，曰：「三百年文章、學問，不能直追配古唐、宋及元者，八股時文害之也！」 ^[21] 徐大椿〈道情•時文歎〉曰：「讀書人，最不齊。爛時文，爛如泥。國家本為求生計，誰知道變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題，兩句破題，擺尾搖頭，便道是聖門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宋皇、漢祖是那一朝皇帝？案頭放高頭講章，店裏買新科利器。讀得來肩背高低，口角噓唏。甘蔗渣兒，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負光陰，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騙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氣。」 ^[22] 對時文八股，可謂及盡挖苦諷刺之能事。

「桐城派」多重古文而輕時文。方苞致慨於時文是章句無補之學，而力勸他的友朋後進與時文決絕，〈與章泰占書〉曰：「使能絕意於時文，以從所當務（指用力於古文），雖古人不難至。」 ^[23] 吳汝綸早年工時文，後來反思傳統教育的弊端，認為那是愚民教育，光緒二十四年（1898） 五月十五日 ，〈與李季高〉尺牘中主張「廢去時文，直應廢去科舉，不復以文字取士。」 ^[24]

平心而論，八股時文自有其價值。明清不少文人看重自己時代的八股文，給予高度評價。茅大芳〈《鄉試小錄》序〉主張：「先之經術以詢其道，次之論、判以觀其學，次之策時務以察其才之可用。詩、賦、文辭之誇乎靡麗者，章句、訓詁之狃於空談者，悉屏去之。」 ^[25] 李贄〈童心說〉曰：「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降而為六朝，變而為近體，又變而為傳奇，變而為院本，為雜劇，為《西廂》曲，為《水滸傳》，為今之舉子業，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時勢先後論也。」 ^[26] 推崇八股文為「至文」。艾南英〈答楊淡雲書〉曰：「弟以為制義一途，挾『六經』以令文章，其或繼周，必由斯道，今有公評，後有定案。吾輩未嘗輕恕古人，後來亦必苛求吾輩。使有持衡者，衡我明一代舉業，當必如漢之賦、唐之詩、宋之文升降遞變，為功為罪，為盛為衰，斷斷不移者。則兄以為今日置我輩於功乎、罪乎？」 ^[27] 王思任〈《唐詩紀事》序〉曰：「一代之言，皆一代之精神所出，其精神不專，則言不專。漢之策、晉之玄、唐之詩、宋之學、元之曲，明之小題，皆必傳之言也。」 ^[28] 焦袁熹〈答曹諤庭書〉曰：「明三百年詩道之衰，仰晞宋人，未敢以季孟相許，而況於唐人乎？其力能與唐人抵敵無毫髮讓者，則有八股之文焉。」 ^[29] 焦循盛讚八股文，將其與弈、詞曲並稱為「造微之學」，〈時文說一〉云：「余嘗謂學者所輕賤之技而實為造微之學者有三：曰弈，曰詞曲，曰時文。」 ^[30] 八股時文不僅有實用價值，亦有文學價值、思想價值。

姚鼐也認為文體本身無雅俗高卑之分，批評時人輕視八股時文，〈《陶山四書義》序〉曰：

論文之高卑以才也，而不以其體。昔東漢人始作碑誌之文，唐人始為贈送之序，其為體昔卑俗也。而韓退之為之，遂卓然為古文之盛也。古之為詩者，長短以盡意，非有定也；而唐人為排偶，限以句之多寡。是其體使昔未有而創於今世，豈非甚可恥笑者哉！而杜子美為之。乃通乎《風》、《雅》，為詩人冠者，其才高也。明時定以經義取士，而為八股之體。今世學古之士，謂其體卑而不足為，吾則以謂此其才卑而見之謬也。 ^[31]

直至現代，八股文雖然廢除，但文人學者亦有肯定其價值者。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下編〈新文學〉論邏輯文曰：「就耳目所睹記，語言文章之工，合於邏輯者，無有逾於八股文者也。」 ^[32] 周作人〈論八股文〉說：「八股是中國文學史上承先啟後的一個大關鍵，假如想要研究或瞭解本國文學而不先明白八股文這東西，結果將一無所得，既不能通舊傳統之極致，亦遂不能知新的反動的起源。」 ^[33]

古代尺牘是私人書信，是親友間私下傳遞資訊、交流思想感情的一種應用文體，與表、疏、上書、箋、啟、教、狀、奏、議等屬官樣文章的「公牘」有本質區別。明清人對尺牘的「文學」特徵有明晰的認識。楊慎、王世貞編《尺牘清裁》，已注重尺牘的清雅特色；陳仁錫編《尺牘奇賞》、張一中編《尺牘爭奇》，看重欣賞尺牘時驚奇解頤的藝術感受。鍾惺〈譚友夏〉一書曰：「奇俊辨博，自是文之一體。以施之書牘題跋、語林說部，當是本色。至於鴻裁大篇，深重典雅，又當別論。」 ^[34] 認為「本色」的尺牘「奇俊辨博」，別是一體，與「鴻裁大篇」即正宗「載道」古文有顯著區別。周亮工《尺牘新鈔•選例》將「文人贈答之篇，一時揮灑之制」的尺牘與「經國大業」的「文章」對舉，強調尺牘「篇無定格，幅不同規。要於抒寫性情，標舉興會」的特質，要「新致宜標，陳言務去」, 指出文人向「以詩、古文為大業」，尺牘「既非吟詠之音，又異縱橫之筆」，但「綢繆雁羽，多屬風人；寄託瑤函，類稱爾雅」。他把「一時揮翰之文，非關著作，或興會所至」的尺牘與風雅之詩相提並論，又強調尺牘要有「理趣」、「風趣」，尺牘雖「小道」，但要「繩檢」，必有關大道，裨益古心。 ^[35] 孔尚任〈與徐丙文〉認為，「詞為詩之餘」，「尺牘亦詩之餘也」。 ^[36] 洪錫豫〈《小倉山房尺牘》序〉引袁枚語曰：「尺牘者，古文之唾餘，今之人或以尺牘為古文，誤也。蓋古文體最嚴潔，一切綺語、諧語、排偶語、詞賦語、理學語、佛老語、考據、注疏、寒暄酬應，俱不可一字犯其筆端。若尺牘，則信手任心，謔浪笑傲，無所不可。」 ^[37] 他嚴分「古文」與尺牘的界限，強調尺牘的文體特徵、文學價值。可見，尺牘是獨立於傳統詩、古文之外的一種別具特色的文體，已受到明清文人的重視，但觀念上視為「詩餘」、「小道」，文體價值是比不上詩、文的。尺牘文體遭到正統觀念的排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晚明清初尺牘基本上是否定的。姚鼐也站在正統古文家的立場，認為尺牘一體，有別於正宗古文，梅曾亮〈《 姚姬傳 先生尺牘》序〉引姚鼐語曰：「為文不可有注疏、語錄及尺牘氣。」 ^[38] 把尺牘排斥到「文」的範圍外，實質上是否定尺牘小品的價值。曾國藩以正統古文家自命，在《求闕齋日記類鈔》中，他批評說：「古文中唯書牘竟鮮佳者，八家中韓公差勝，然亦非書簡正宗，此外則竟無可采。」 ^[39] 以古文家的眼光看待尺牘，當然是「鮮佳者」，「竟無可采」。 ^[40]

三

文體有「原生」價值與「衍生」價值之別。不同文體在時人心目中的「原生」價值是不同的。如詞、曲二體，宋人普遍輕視詞，詞的「原生」價值極低，元人不少則重視曲，觀念不同。宋人看重的首先是文，其次是詩，對於新興的詞是鄙視的，認為不登大雅之堂。

歐陽修《歸田錄》卷二載：「錢思公雖生辰富貴，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時，嘗語僚屬言：『平生唯好讀書，坐則讀經、史，臥則讀小說，上廁則閱小辭。』」 ^[41] 經史、小說都是「讀」，而小辭是「閱」；讀經、史時正襟危坐，讀小說臥床即可，至於小辭則上廁時閱覽。這裏反映的不僅是錢惟演的文體價值觀，亦間接體現歐陽修及宋代文人的文體價值觀，講究文體的尊卑等級，輕視詞體，小詞等而下之。魏泰《東軒筆錄•佚文》載：

歐陽文忠素與晏公無他，但自即席賦雪詩後，稍稍相失。晏一日指韓愈畫像語坐客曰：「此貌大類歐陽修，安知修非愈之後也。吾重修文章，不重他為人。」歐陽修亦每謂人曰：「晏公小詞最佳，詩次之，文又次於詩，其為人又次於文也。」豈文人相輕而然耶？ ^[42]

晏殊認為歐陽修為人不及其文章，歐陽修輕視晏殊，反唇相譏，認為晏殊詞最佳，詩次之，文又次之，人品最下。古人觀念，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人生價值的實現，道德、事業、文章，輕重有序。而文章各體中，高下尊卑分明。歐陽修把晏殊的成就整個兒顛倒過來，以示蔑視之意。這說明，在他的觀念中，詞的價值是無法與詩、文相比的。魏泰《東軒筆錄》卷五記載，王安石閑日因閱晏殊小詞而笑曰：「為宰相而作小詞，可乎？」 ^[43] 不少文人年輕時填詞，後來成為名家後卻「悔少作」。陸游〈《長短句》自序〉曰：「予少時汩於世俗，頗有所為，晚而悔之，然漁歌菱唱，猶不能止。今絕筆已數年，念舊作終不可掩，因書其首以識吾過。」 ^[44] 胡寅〈《酒邊集》序〉曰：「詞曲者，古樂府之末造也。古樂府者，詩之旁行也。」 ^[45] 是將詞當作詩的衍生文體，是詩的「傍行」和「末造」，地位不及詩。蘇軾的「自是一家」，李清照的「別是一家」，只是對時人過分鄙視詞體觀念的矯正。他們努力將詞與詩並提，正是說明詞的地位低下。

北宋人多輕視詞，稱為「小辭」即「小詞」、「小歌詞」，視為「小道」、「末技」。直到南宋，趙以夫〈《虛齋樂府》自序〉仍說：「文章，小技耳，況長短句哉！」 ^[46] 即是認為，長短句（詞）更是不如「文章」的「小技」。趙與訔〈《白石道人歌曲》跋〉曰：「歌曲，特文人餘事耳。」 ^[47] 理學家更是認為詞是文藝中地位最為低下者，劉克莊〈《黃孝邁長短句》跋〉曰：「為洛學者皆崇性理而抑文藝，詞尤藝文之下者也。」 ^[48] 詞地位低下，因此，有身份的正人君子是不願填詞的。王灼《碧雞漫志》卷二載，萬俟詠自編詞集分兩體，一名《雅詞》，一名《側豔》，後召試入官，「以側豔體無賴太甚，削去之」。 ^[49] 文人一般不願在文集中收入詞作，而另外刊行，實為無文字表述的自我評價，即輕視詞體。宋人將詞與詩相提並論時，亦認為詞不如詩。

宋人觀念上一般輕視詞，而實際上又樂於創作，重視詞。我們今天認為宋詞為「一代之文學」，只是就創作實際而言，不能認為宋人觀念上重視詞，宋詞的「原生」價值是極低的。

宋人輕視詞體，元人卻肯定自己時代的散曲價值。元初劉祁《歸潛志》卷十三曰：「唐以前詩在詩，至宋則多在長短句，今之詩在俗間俚曲也。」 ^[50] 羅宗信〈《中原音韻》序〉曰：「世之共稱唐詩、宋詞、大元樂府，誠哉！」 ^[51] 直接將曲與唐宋詩、詞並列，以抬高曲的價值。虞集〈《中原音韻》序〉曰：「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絕藝足稱於後世者：漢之文章，唐之律詩，宋之道學，國朝之今樂府，亦開於氣數音律之盛。」 ^[52] 更將元曲抬高到與漢文、唐詩、宋理學並列的地位，甚至勝過宋代詞體。元人稱散曲為「大元樂府」、「北樂府」、「今樂府」，而以「院本」、「傳奇」指稱雜劇，是有意識與古之一切合樂可歌的詩歌相區別，這當中自然包括和詞的區別。稱散曲為「樂府」，是尊體的表現，強調散曲可與唐宋詩、詞相提並論。

不同文體在後代的「衍生」價值是不同的。詞、曲二體，金、元以來，部分學者以宋詞為「一代之文學」，詞體價值是後人「追認」的。元人輕詞而重曲，自不必說，明人亦多輕詞而重曲，仍視詞為「小道」「末技」，對曲則推崇備至。如王驥德《曲律》卷四曰：「晉人言：『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以為漸近自然。吾謂：詩不如詞，詞不如曲，故是漸近人情。夫詩之限於律與絕也，即不盡於意，俗欲為一字之益，不可得也。詞之限於調也，即不盡於吻，欲為一語之益，不可得也。若曲，則調可累用，字可襯增，詩與詞，不得以諧語方言入，而曲則唯吾意之欲至，口之欲宣，縱橫出入，無之而無不可也。故吾謂：快人情者，要毋過於曲也。」 ^[53] 他認為曲韻律自由，可用方言口語，因而較詞更「漸近人情」、「快人情」，即更能自由地抒發人的感情。他從新、變角度肯定元曲勝過宋詞。不少學者推尊曲體，將曲與詩並列。崇禎時的愛蓮道人於〈《鴛鴦絛傳奇》序〉中說：「詞曲，非小道也。」 ^[54] 閔光瑜〈《邯鄲夢記》小引〉說：「若曲者，正當與三百篇等觀，未可以雕蟲小視也。」 ^[55] 王驥德《曲律》卷四曰：「王渼陂好為詞曲，客有規之曰：『聞之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公何不留意經世文章？』渼陂應聲曰：『子不聞其次致曲乎？』」 ^[56] 這是對以詩、文為正統的主流文學觀的突破，曲的價值和地位得到充分肯定。王國維在〈《宋元戲曲考》序〉中則以「自然」為最高標準，推崇元曲勝過宋詞，將元曲的價值推向極致，這是對「詞餘」觀念的「顛覆」。

陳維崧是清人較早推尊詞體者，他有意救治明以來詞風頹靡之弊，努力擺脫詞為「小道」的傳統束縛，〈《詞選》序〉認為文體之間沒有貴賤之分，詞亦能「存經存史」， ^[57] 不只是娛樂消遣。為體現自己的詞體觀，他身體力行，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卷八稱讚陳維崧創作時敢於「拈大題目，出大意義」， ^[58] 寫出不少豪邁奔放的「言志」詞。

宋詞中許多詞作的價值被詞學家反復「追認」，原來低的被「追認」抬高，原來的「潛」價值「追認」後變成「顯」價值。「追認」促成了宋代詞作「經典」的形成，如柳永的《雨霖鈴》（寒蟬淒切）、蘇軾的《念奴嬌》（大江東去）、李清照的《聲聲慢》（冷冷清清）、陸游的《卜算子》（驛外斷橋邊）、辛棄疾的《摸魚兒》（更能消幾番風雨）等，此類例子，不勝枚舉。若沒有歷代反復「追認」，意義疊加，價值遞增，詞作便不可能成為「經典」。《全宋詞》中肯定還有一些優秀詞作，但歷代皆無人發現欣賞，沒有「追認」其價值，如同美女「藏在深閨人未識」，有待我們去發現。文體價值的「追認」，無追認為有，低追認為高。

將「宋詞」與「漢賦」、「唐詩」並提，以「宋詞」代表「一代之文學」，是元代以後「追認」的，是對詞體文學價值和文學史地位的「追認」。宋人自己原本十分輕視詞，詞體在宋人心目中的價值和地位無法與詩、文相比，宋代絕無一人認為詞體可代表自己時代「一代之文學」。「曲子詞」在唐五代興起時，是音樂而非文學，重聲曲韻律而輕辭藻文采，供歌唱而非誦讀，是娛樂消遣而非言志、教化，文學價值是後世「追認」的。 ^[59] 「追認」詞為宋代「一代之文學」，自有其「創新」價值和現實意義，但不是詞體價值的「原生態」，沒有將其放在「歷史語境」中評價，宋詞變成後人「觀念」上的「宋詞」，而不是宋人心目中的「宋詞」。宋人自己輕視詞，後人卻硬是代表宋人看重詞，是對歷史「當事人」宋人「自評價」的不尊重。

胡適以「進化論」解釋文學史演進現象，認為新文體必然勝過舊文體，可代表「一代之文學」。他「追認」白話文學為中國文學正宗，「追認」南宋白話詞為詞體正宗，〈南宋的白話詞〉一文中，他認為宋詞和元曲、明清小說等通俗文學的價值超過正統文學的詩、文。 ^[60] 詞、曲之尊，達到極致。〈《中古文學概論》序〉中，他又說：「從前的人，把詞看作『詩餘』，已瞧不上眼了……近三十年中，不知不覺的起了一種反動……於是我們對於文學史的見解，也就不得不起一種革命了。」 ^[61] 胡適確立了現代詞體觀念，對「宋詞」的重視和價值「追認」，是對傳統的主流文學觀的「反動」、「革命」，是完全「顛覆」，自有「歷史進步性」。這時，「宋詞」徹底擺脫了卑下的「身份」，與「唐詩」比肩甚至等值，成為現代觀念中的文學史上的主流文體。將原來被宋人自己輕視的詞體「追認」為文學正宗，宋詞價值大增，這對矯正輕視「純文學」的古代主流、正統文學觀念，是有積極意義的，應充分肯定。但因此「矯枉過正」，認為宋詞勝過宋文、宋詩，代表「一代之文學」，則是與文學史實不相符的。

西方「純文學」觀念，強調文學的抒情性和審美娛樂，文學與政治、倫理疏離，與中國傳統「大文學」觀念不同。西方文學觀念，「詩學」即文學、文藝，「詩學」涵蓋其他文體，中國傳統文學觀念，文章學包括其他文體，散文體最尊最高，中西文學觀念基本上是相反的。現代學者接受西方文學觀念，重詩、詞、戲曲、小說，輕散文，拋棄傳統「大文學」觀念，將古代文體的尊卑等級秩序幾乎全顛倒過來。這正與新文化運動反傳統、反主流，「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相一致，故詞體地位大大提升，傳統「小道」、「末技」的卑下詞體，由「邊緣」文體上升為「正宗」文體，地位甚至超過散文。這種觀念影響深遠，至今不衰，今天有必要作學理上的深刻反思。 ^[62]

依主流觀念，如要選出某文體代表「一代之文學」，只能是詩、文，而不可能是其他文體。詩、文在各代都是代表文體，都是「一代之文學」，其「至尊」地位是其他文體無法企及、無法替代的。

四

文體價值是一大系統。文體在傳播與接受過程中價值增、減、變異，大體上看，詞、戲曲、小說三體價值，歷代遞增，「層累」提升。一些應用文體，如詔、策、奏、啟等，則價值「遞降」。文體有顯價值，又有潛價值或隱價值，有些價值長期處於潛隱狀態，又被後人「挖掘」出來。文體價值理解存在個體差異。曹丕《典論•論文》認為文章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世」，程頤則認為「作文害道」，極力貶低文章的價值。歷代皆重文言而輕白話，近代裘廷梁〈論白話為維新之本〉則認為「愚天下之具，莫文言若；智天下之具，莫白話若」， ^[63] 極力讚美「白話」，貶低「文言」。文體價值是絕對性和相對性的統一。

近代文人對小說、詞、曲的重視，具有革新精神與進步意義，但輕視或否定傳統古文的價值，是偏激的。梁啟超認為小說是「文學之最上乘」，這是通過「顛覆」傳統重文的主流觀念，來提升小說的價值，又是對傳統「另類」文學觀念的承繼，如李贄、袁宏道、金聖歎等重視通俗小說的文學價值，袁宏道即認為《水滸傳》比「六經」和《史記》還要高。

歷代「尊體」與「卑體」之爭不斷，可分幾種情況：一是卑視文學各文體，如宋代理學家程頤認為「作文害道」。二是雅文體尊，俗文體卑。三是同一文體尊卑觀念因時因人而異。四是歷代「尊體」運動，如詞、戲曲、小說愈來愈尊，到現代被視為主流文體，是對傳統觀念的「顛覆」。

文體價值有時代差異，不同時代，文體價值不同。陳師道曰：「余以古文為三等：周為上，七國次之，漢為下。周之文雅；七國之文壯偉，其失騁；漢之文華贍，其失緩；東漢而下無取焉。」 ^[64] 「退化論」者崇古，厚古薄今，認為「六經」至上，文體去古愈遠愈卑下。何孟春《餘冬敘錄•論詩文》曰：「『六經』之文不可尚已！後世言文者至西漢止，言詩者至魏止，何也？後世文趨對偶而文不古，詩拘聲律而詩不古也。文不古而有宮體焉，文益病矣。詩不古而有昆體焉，詩蓋病矣。復古之作是有望於大家。」 ^[65] 作者論文重散體輕駢體，論詩重古體輕律體，所以輕視東漢後文，晉以後詩，這代表後代不少人的觀點。郎瑛說：「常言唐詩、晉字、漢文章，此特舉其大略，究而言之，文章與時高下，後代自不及前。漢豈能及先秦耶？晉室能草書，至如篆、隸，較之秦、漢，古意遠不及也。唐詩較之晉、魏古選之雅，又不可得矣。」 ^[66] 王世貞《藝苑卮言》卷三曰：「西京之文實。東京之文弱，猶未離實也。六朝之文浮，離實矣。唐之文庸，猶未離浮也。宋之文陋，離浮矣，愈下矣。元無文。」 ^[67] 「退化」論者眼中，新體制的新文學仍沒有地位，也就是認為，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新體，但這種新文體品格和價值未必高。

不少論者重詩輕文，司馬光〈《趙朝議文稿》序〉曰：「在心為志，發口為言，言之美者為文，文之美者為詩。」 ^[68] 詩乃眾體之精，詩是各文體中最美的。宋末元初劉將孫〈《胡以實詩詞》序〉曰：「文章之初，唯詩耳，詩之變為樂府。嘗笑談文者鄙詩為文章之小技，以詞為巷陌之風流，概不知本末至此。」 ^[69] 詩乃各體文的本源。有人認為詩、文等值，不分高下，葉燮〈《南遊集》序〉曰：「詩、文一道，在儒者為末務。詩以適性情，文以辭達意，如是已矣，初未嘗爭工拙於尺寸銖兩間。」 ^[70]

清畫家龔賢曰：「畫者，詩之餘。詩者，文之餘。文者，道之餘。不學道，文無根。不習文，詩無緒。不能詩，畫無理。固知書、畫皆士人之餘技，非工匠之專業也。」 ^[71] 文體品第分高低。尊體與卑體，詩為文之餘，詞為詩之餘，曲為詞之餘，都是一種價值評判。

清人有平等看待詞、曲的。毛先舒反對「詩餘」、「詞餘」說，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卷八引其語曰：「填詞不得名詩餘，猶曲自名曲，不得名詞餘。」 ^[72] 田同之《西圃詞說》亦曰：「謂詩降為詞，以詞為詩之餘，詞變為曲，以曲為詞之餘，殆非通論矣。」 ^[73] 黃圖珌《看山閣集閒筆•文學部•詞曲》曰：「宋尚以詞，元尚以曲，春蘭秋菊，各茂一時。」 ^[74] 因此，「詩餘」、「詞餘」說只是對「宋詞元曲」觀念上的價值評判，並不能代替事實判斷。楊恩壽《詞餘叢話》卷一曰：「昔人謂『詩變為詞，詞變為曲，體愈變則愈卑。』是說謬甚。不知詩、詞、曲固三而一也，何高卑之有？」 ^[75] 楊氏與《四庫全書總目》作者「退化論」唱反調，認為詩、詞、曲無高卑之分，不是退化，見解深刻。沈祥龍《論詞隨筆》曰：「以詞為小技，此非深知詞者。詞至南宋，如稼軒、同甫之慷慨悲涼，碧山、玉田之微婉頓挫，皆傷時感事，上與風騷同旨，可薄為小技乎！」 ^[76] 宋詞、元曲各有價值，不必強分高低，這是科學的態度。

一種文體的文學價值認定，可從「觀念價值」和「實際價值」兩方面來看。所謂「觀念價值」，是指主觀性較強的價值認定，是憑某種既定觀念或主觀好惡評定文學價值高低，與實際價值可能距離較大，甚至完全相反。所謂「實際價值」，是指比較客觀的價值認定，與客觀實際基本相符，是一種理性的評判，觀點得到較普遍的認可。如唐宋人對自己時代詩、詞的認識，唐人觀念，唐詩是不如先秦漢魏古詩的，亦比不上唐文。宋人觀念，詞只是「小道」、「末技」，其價值是極低的，「一代之文學」只能是詩或文，而不是詞。但「唐詩宋詞」的「實際價值」絕對比時人的「觀念價值」高，所以得到元代以來部分學者的肯定。唐宋時代詩、詞的「實際價值」是一種客觀存在，但歷代學者皆有自己的理解，「觀念價值」一直在變化。代表「一代之文學」的「唐詩宋詞」是歷代特別是現當代人觀念上的「唐詩宋詞」，而不完全是歷史事實上的「唐詩宋詞」，更不是歷史「當事人」唐宋人觀念上的「唐詩宋詞」。 ^[77]

文體價值觀有主流與非主流之別。文體的價值，包括當世價值和後世價值、原生價值和衍生價值、時效價值和恒久價值、正價值和負價值，只有將這些結合起來綜合評價，才是合理公正的。如「詞曲」並稱，但不意味兩者等值，詞、曲二體在時人心目中的「原生態」價值是不同的，衍生價值也有差異。八股文的時效價值極高，而恒久價值較低。

對古代文體價值的認識，「遮蔽」現象普遍存在。「純文學」文體即所謂「文學文體」，「遮蔽」了「大文學」、「雜文學」文體的價值，主流、中心文體「遮蔽」了邊緣文體的價值，「一代之文體」「遮蔽」了前後各代同一文體及同時代其他文體的價值，「正體」文體「遮蔽」了「變體」文體的價值，古文「遮蔽」了駢文、時文、八股文的價值，古文「遮蔽」了小品的價值，正宗文體「遮蔽」了筆記的價值，文言文體「遮蔽」了語體和白話文體的價值。對此，我們應有清醒的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