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國語文學會 文學論衡第25期 2014 年 12 月

 

《文學論衡》總第25 (201412)

 

 

 

中國傳統史學與文學*

 

胡詠超**

 

 

會稽章實齋先生徧覽群書,日與名流討論講貫,備知學術源流同異,著有《文史通義》一書,倡言立議,多前人所未發,於古今學術淵源,輒能條別而得其宗旨。其內篇〈釋通〉云:「《易》曰:『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說者謂君子以文明為德,同人之時,能達天下之志也。……《說文》訓通為達,自此之彼之謂也。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讀《易》如無《書》,讀《書》如無《詩》,《爾雅》治訓詁,小學明六書,通之謂也。」晚近學者,無視歷史事實,鄙薄漢賦,以為「漢之賦家多為宮廷御用文人,君主貴族飽食之餘,附庸風雅,皇帝以此取樂,作者以此得寵,辭賦成為離開實際社會生活之帝皇貴族娛樂品」 [1] 蓋自劉知幾《史通‧載文篇》以還,謂「馬卿之〈子虛〉、〈上林〉,揚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喻過其體,詞沒其義,繁華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裨勸獎,有長奸詐,而前後《史》、《漢》,皆書諸列傳,不其謬乎?」從而抵排非笑者,蓋不勝其紛紛矣。然子玄猶知「觀秋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國風》,以察興亡。是知文之為用,遠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載於周詩;懷、襄不道,其惡存於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為諂,屈平、宋玉為訪者,何也?蓋不虛美,不隱惡故也。是則文之將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駕南、董,俱稱直者矣。」此言文史同流也。 [2] 故實齋《校讎通義‧漢志詩賦》條云:「古之賦家者流,原本《詩》、《騷》,出入戰國諸子。……雖其文逐聲韻,旨存此與。而深深本原,實能自成一子之學,與夫專門之書,初無差別。」《文史通義‧詩教下》又云:「賦家者流,猶有諸子之遺意,居然自命一家之言者,其中又各有其宗旨焉。……是以……馬、班二史,於相如、揚雄二家之著賦,俱詳載於列傳。……漢廷之賦,實非茍作。長篇錄入於全傳,足見其人之極思,殆與賈疏、董策,為用不同,而同主於以文傳人也。」錢賓四師復謂「漢武內定制度,外攘四夷。凡所謂正禮樂,致太平者,皆導源於辭賦,而緣飾之以經術」。 [3] 是知魏文《典論‧論文》謂「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非空言也。

抑我國邃古文學,原出於史,不論其為無句讀文或有句讀文也。 [4] 劉師培《劉申叔先生遺書‧左盦集卷八‧文學出於巫祝之官說》稱:「《說文》祠字下云:多文詞也。蓋祠從司聲,兼從文詞之詞得義。古代祝祀之官,惟祝及巫。《說文》祠字下云:祭主讚詞者,從礻從几口;一曰從兌省。《易》曰:兌為口為巫.巫字下云:巫,祝也.又曰: http://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mf/archaic/5deb-1333420840.jpg ,古文巫如此。案古文巫字蓋兩口,即《周易》兌為口為巫庂義。……蓋古代文詞,恒施於祈,故巫祝之職,文詞特工。今即《周禮》祝官職掌考之,若六祝六祠之屬,文章各體多出斯。又頌以成功告神明,銘以功烈揚先祖,亦與祠祝相聯,是則韻語之文,雖非一體,綜其大要,恒由祀祝而生,欲考文章流別者,溯源於清廟之守乎。」復據史遷〈報任安書〉云:「僕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厤,近乎卜祝之間」覘之,古文學之出於史,信有徵也。

又近人奉為文學正宗之小說(傳統古小說),實起源於史傳。 [5] 《文選‧張衡西京賦》云:「匪惟玩好,乃有祕書,小說九百,本自虞初,從容之求,實俟實儲。」按:《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班固注云:「河南人,以方士侍郎,號黃車使者。」應劭曰:「其說以《周書》為本。」余嘉錫〈小說家出於稗官說〉曰:「薛綜注云:『小說醫巫厭祝之術,凡有九百四十三篇,言九百,舉大數也。持此秘術,儲以自隨,待上所求問,皆常具也。』張衡此賦,所舉皆武帝時事,篇末始稍及成、哀以後,然則虞初此書,當武帝之時,已儲之屬車矣。蓋因其中醫巫厭祝,無所不有,故巡幸之際,侍臣輒攜以自隨,以備途中倉猝之用耳。應劭乃謂『其說以《周書》為本』,所未詳也。」是《虞初周說》,猶今之百科全書,徵諸太史公自道其先人「文史星厤,近乎卜祝之間」,而《左傳》猶多載卜祝之說,古史固不若後世史書體例嚴也。然則應劭「以《周書》為本」之說,未為過也。且《漢書‧藝文志‧諸子略》所載小說十五家中,除《虞初周說》外,如《伊尹說》、《鬻子說》、《周考》、《青史子》、《師曠》、《務成子》、《宋子》、《天乙》、《黃帝說》、《封禪方說》、《待詔臣饒心術》、《待詔臣安成未央術》、《臣壽周紀,無一不與史事有關。其間雖依託,而《周考》之考周事,《青史子》載「胎教」之制,「用雞」之義,皆禮法之小事,班固注云「古史官所記也」,此真古之稗官矣,《宋子》班固謂其「言黃、老意」,則可信者也。是傳統小說與史傳之同流共貫,無可復疑也。

由於史學長期涵蓋文學,史通子之《史通》商略史學,亦涉及文學,其〈載言第三〉云:「左氏為書,不遵古法,言之與事,同在傳中(古者言為《尚書》,事為《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職)。而言事相兼,煩省合理,故使讀者繹不倦,覽諷忘疲。主於《史》、《漢》則不然,凡所包舉,務存恢博,文辭之記,繁富為多。……若韋孟諷諫之詩,揚雄出師之頌,馬卿之書封禪,賈誼之論過秦,諸如此文,皆施紀傳。切謂直古詩例,斷入書中,亦猶〈舜典〉列元首之歌,《夏書》包五子之詠者也。夫能使史體如是,庶幾《春秋》、《尚書》之道備矣。」又〈載文第十六〉曰:「文之為用,遠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載於周詩;懷、襄不道,其惡存於楚賦。……是郥文之將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駕南、董,俱稱良直者矣。……是以虞帝思理,夏后失邦,《尚書》載其『元首』、『禽荒』之歌;鄭莊至孝,晉獻不明,《春秋》錄其『大隧』、『狐裘』之什。其理讜而切,其文簡而要,足以懲惡勸善,觀風察俗者矣」。特不當非議《史》、《漢》將馬卿、揚雄、班固、馬融之賦,皆書諸列傳,此猶未達一間,前文章實齋已辨訂其失矣。又〈言語第二十〉曰:「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則知飾詞專對,古之所重也。……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詞命,語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載呂相絕秦,子產獻捷,臧孫諫君納鼎,魏絳對戮揚干是也。戰國虎爭,馳說雲涌,人持弄丸之辯,家挾飛鉗之術。……若《史記》載蘇秦合從,張儀連衡,范瞿反間以相秦,魯連解紛而全趙是也。……尋夫戰國已前,其言怕可諷咏。非但筆削所致,良由體質素美。何以核諸?至如『鶉賁』、『鸜鵒』,童豎之謠也。『山木』、『輔車』,時俗之諺也。『皤腹棄甲』,城者之謳也。『原田是謀』,輿人之誦也。斯皆芻詞鄙句,猶能潤潤若此,況乎東常立朝之士,加以多聞博古之說者哉?則知時人出言,史官入記,雖有討論潤色,終不失其梗概者也。」

綜上所述,傳統之史學與文學,實流共貫,渾然一體,故《史記》不特「發凡起例,創為全史,歷代作史者不能出其範籌」(趙甌北語),且為後世古文家奉為宗師焉。爰據陳可青、楊燕起、賴長揚之〈三十種史記研究書目提要〉,擇其要者撮錄於後,以見其文學價值,且明國內外正規著名學府之中文系,何以必讀《史記》、《漢書》等一系列史學名著之旨也。

茅坤《史記評鈔》:《史記》的文學價值很高,「屈未以來,渾渾噩噩,如長川大谷,探之不窮,攬之不竭,蘊藉百家,包括萬代者,司馬子長之文也」。

楊慎《史記題評》:集中在歷史文學方面。他詳析《史記》敍事變化多端,不拘一格。……指出《史記》文語有微辭見義、反辭見意、褒貶在言外等等特點。

吳見思《史記論文》:《史記》一書,上下舌古,三代的禮樂,劉、項的戰爭,以至律歷、天官、文詞、事業,無所不有。司馬遷撰述時,或入序事,或入議論,或以序事,常議論,或以議論代序事,全以參差錯落穿變化為奇。……總之是「史公遇一題,便成一種文字」。「一傳必傳一人。」吳氏還以如江河奔流,花木繁艷,天象變幻,龍虎騰躍之類言語,極夸司馬遷行文的意境、運筆的神妙。

湯諧《史記半解》:湯氏潛妍《史記》四十餘年,其間雖為人所拘,幽於縲紲,然在囹圄,猶日乎《史記》一篇。殫精竭慮,「於《史記》百三十篇中,揭其通身血脈,關鎖過渡,牽拂照應,於蒼茫渾噩之中,得六十八篇,而名曰《半解》。」(殷仕貽〈後序〉)。湯氏認為《史記》文章高如泰岱,深如滄海,實難攀測。而「文章之道」在意、法、神,三者意為中心。「必先有其意而後法以運之,意者一篇之主宰而文之所由生」(〈自序〉)。讀《史記》不謙其意與法,所得之神,不過「剽竊風韻,掇拾字句」而已。湯氏極意推崇宋人馬存論《史記》文章之美及論學《史記》之法的見解,主張要有縱覽天下名山大川,想見古今上下的氣魄來看待司馬遷的行文。對〈太史公自序〉評道:「《史記》一書,長江大河洞庭彭蠡之勝備矣。……此文系則追溯皇初,學則融諸家,並則遍周宇甸,志則根柢忠孝,緒則淵源周孔,道則統承列聖,用則媲配《六經》。鴻裁偉論,拔地倚天,而文氣渾論深厚,浩蕩杳冥,正如大海容納眾流,茫無涯際,其中百怪變幻,都歸一片鴻濛。宜乎二千年來,學士文人惟有為之望洋向若而漢也。」湯氏認為如能從這個角度獲得必得,就可大大提高人們的文章境界。

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此書對於司馬遷的文筆,極為稱譽。或高潔邁遠,瑰瑋極特;或事緒繁多,敍次明晰;或顧盼生姿,跌宕自喜;或反側錯綜,語南意北;或互文見異,詳略適宜;或蕩漾疏散吞吐之處,正自不可幾及。曾氏所議行文的氣勢義法,也足以闡發司馬遷作史的意旨。

李長之《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本書着重對《史記》在文學上的成就作了深入分析,稱贊司馬遷是個不朽的抒情詩人,其文「乃是純正的散文」,可用「奇而韻」稱之。「奇」,就是由於經過《楚辭》的洗禮,使疏蕩處不走入偏枝躁急。《史記》作為傳記文學,做到了文風與所記述人物性格相符,即在審美意味上的統一性。《史記》全書的組織,反映出作者有意造成整體的和各部分的建築美,並且通過宕蕩的口式,諧和的音韻等表現出來。作者指出,自唐、宋以來,《史記》一直被視為模範的散文,司馬遷成為事實上的古文運動的宗師。

茲恭錄其〈孔子世家贊〉以見其概: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尸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祗迴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6]

而備受《史記》所奉承之《春秋,「《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斷自隱公,下迄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春秋,筆則,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7] 謝無量《中國大文學史》復曰:「《記》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春秋》文尤謹嚴,《文心雕龍》嘗論之曰:『《春秋》辨理,一字見義。五石六鷁,以詳略成文;雉門無觀,以先後顯旨』」 [8] ,又《文心雕龍‧徵聖第二》曰:「陶鑄性情,功在上哲,夫子文章,可得而聞,則聖人之情,見乎文辭矣。……《春秋》一字以褒貶,……此簡言以達旨也。……〈儒行〉縟說以繁辭,此博文以該情也。……微之周、孔,則文有師矣。是以子政論文,必徵於聖;稚圭勸學,必宗於經。……徵聖立言,則文其庶矣」。 [9]

《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文章之體,凡說與序,皆肇於十翼。 [10] 自《文心雕龍》尤稱孔子《文言》,又其〈麗辭篇〉曰:「《易》之〈文〉、〈繫〉,聖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則句句相銜,龍虎類感,則字字相儷;乾坤易簡,則宛轉相承;日月往來,則融行懸合;雖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故美子實肇於孔子矣。蓋「自孔子作〈文言〉以昭模式,於是孔門著書,皆用文言,而後中國文章之規模具也。『文言』者折衷於文與言之間。在語言,則去其方音俚俗,而力求簡潔,而於文,則取其韻語偶儷,而不為典重。音韻鏗鏘以為節,語助吟歎以抒情,流利散明,蕇於辭達而已。後世議論、敍述之文,胥仍其體。自文言而益藻密,則為齊、梁之駢體。自文言而益疏縱,則為唐、宋之古文,此其大較也。」 [11]                                                                 

 

 

 

 

 

 

 

 

 



 * 題之「與」字非連詞之及與和解,乃親附之義。《易‧咸》:「兩氣感應以相與。」俗謂「好相與」之與,是其義也。

** 編按:本文由編委黃偉豪供稿。本文為2000年胡諱詠超先生 (1933-2005) 任教嶺南大學中文系期間,文學概論課講義。胡先生為香港新亞書院早期畢業生,受業於錢穆、牟潤孫、唐君毅等,1960年代末任教於嶺南學院(今嶺南大學),歷三十餘年,退休後任教於新亞研究所、能仁書院。

[1] . 見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

[2] . 班固〈兩都賦序〉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與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飾鴻業。……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郷大臣御史大夫倪寬……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欴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詳見拙著《文史論學集‧漢與美文》。

[3] . 錢穆《秦漢史》第三章第二節〈武帝之政治〉。

[4] . 無句讀之文為:圖書、表譜、簿錄、算草等。有句讀之文為:有韻文有賦頌、哀誄、箴銘、占繇、古今體詩、詞曲;無韻文有學說、歷史、公牘、典章、雜文、小說。以上無句讀文與有句讀文凡六科。各科之中又區分若干體,不暇細舉。大抵無句讀文,及有句讀文中之無韻文,多主於知與實用。而有句讀文中之有韻文,及無韻文中之小說等,多主於情與美,此其辨也。

[5] . 與西洋小說源於神話異趣,西洋小說源神話乃事實,從希臘神話至史詩,而傳奇,而小說,其文體有昭顯之演進軌迹。中國神話則非向文學方向演化,而向史傳方向發展,從而形成先秦兩漢史傳之發煌,凝成中國「史貴於文」之文化傳統觀念,文學長期容涵於史傳懷中。又,我國春秋戰國時代人文主義思潮崛興,列國賢士大夫皆懷「大道遠,人道爾」之觀念。左昭公十八年載宋、衛、陳、鄭大火,鄭大夫裨竈請子產用瓘、斝、玉瓚禳火,子產曰……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不與,亦不復火。爰及孔子,不語怪力亂神,且將神話歷史化:魯哀公問孔子:「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釋為夔為樂正,一人足矣。又《大戴禮》載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予聞諸余氏謂『以經傳所言官之職掌,考之九流所出之官職皆合。……今於小說家,既言「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涂說者之所造』,是即稗官之職掌矣。以經傳證之,采道涂之言,之於君者,其惟士乎。春秋左襄十四年傳曰:『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於市,百工獻藝。』……《淮南子‧主術訓》曰:『古者天子聽朝,公卿正諫,博士誦詩,瞽箴師誦,庶人傳語,史書其過,牢徹其。』……其言與春秋內外傳相為表裏,足見其為古義矣。……則小說家所出之稗官,為指天子之士,信而有徵,無可復疑也。」榮伊令,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耶?非人耶?何以至三百年。孔子曰:黃帝……生而民得其利百年,祀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又《尸子》載子貢曰,黃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黃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計而耦,不約而成,此之謂四面。論者以為儒家思想佔統治地位後,有意識地消滅神話之結。不知此正中國傳統文化之進境也。《禮記‧表記》謂:「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周公之制禮作樂也,誠如《禮記‧問表》所言:「非從天降也,非從地也,人情而已矣」。公元前廿三世紀,巴比侖人之文獻紀錄歷朝典亡表,追敍「大洪水」為有史記事之始。希伯來人所流傳最古之《創世紀》,亦自「挪亞洪水」說起。我國《尚書》以〈堯典〉開篇,亦說明我國有史時代自「湯湯洪水方割」發軔。足徵中外提及人類歷史開端,皆從「洪水」說起。禹平水土,自然為中國之「闢地大神;故兩周王朝與列國文一直溯遠祖歷史,竹斷自伯高也。」開於天開何代?地闢何年?人始何世?開天者何物?闢地者何物?造人者何神?宗周以前但傳「禹平水土」之故事;至於天人之成因,「訓語」(傳述前代故事以勸戒後者之著作)不足徵矣。而《楚語》觀時父所說「重黎絕地通天」之內容,即「開天闢地」之最古傳說,此殆出於瞽史之記,或祝史巫史所造之訓語。而此等神話當非孔子所樂道也。故子貢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公冶長〉)。孔子生於人文主義思潮崛興之時代,故絕口不談天道,但以倫理之觀點分析社會形態與天治亂興亡之理;對古聖先王亦以倫理之觀點書之。其贊堯舜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泰伯〉)。「舜有臣于人而天下治。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禹!吾無聞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盪。禹!吾無聞然矣」(同上)。其後司馬遷繼土撰《史記》曰:「百家言黃帝,其言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折衷於六藝。聲稱中國之言六藝者,皆折衷於夫子,其推崇孔子,溢於言表。學長之謂「一個是權威的思想家,一個是權威的歷史家,這可說是中國神話的二厄。」此未窮深詢之論,不知此正傳統文化之進境也。

[6] . 《史記會注考證》引齊藤正謙曰:「首泛言夫子之德可仰止,次言適魯觀其廟堂,留不能去,次言其布衣傳十餘世,勝天下君王,終言其道為天子王侯所折中,仰止之意。一節進一節,首曰孔氏,其詞泛,次曰仲尼,其詞親;次曰孔子,其言謹;次曰夫子,其言更謹,尊敬之言,一節進一節。」於此可見行文之道焉。

[7] . 見錢基博《中國文學史》撮錄《史記》及杜預〈春秋序〉語。

[8] . 《文學志》略字作備,與《榖梁傳》所云盡甚辭合,不當作略字。僖公十六年《公羊傳》「霣石於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曷為先言霣而後言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曷為先言六而後言鷁?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公羊傳》定公二年『雉門及兩觀災。』其言及兩觀災何?兩觀微也。然則曷為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主災者兩觀,則為後言之?不以微及大也。」

[9] . 《文史通義‧易教上》曰:「《六經》,皆史也。六經皆先生之政典也。」

[10] . 上下彖、象、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

[11] . 錢基博《中國文學史‧上古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