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大陆汉语与海外汉语的融合及其原因

 

刁晏斌

 

 

本文中所说的大陆汉语,是指在中国大陆范围内使用的汉民族共同语,而海外汉语,则是指在台湾、香港、澳门以及其他海外华人社会中使用的汉语。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末),由于人为的隔绝,大陆汉语与海外汉语在各自相对封闭的社会中,随着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发展而发展,最终在汉字字体、语音、词汇、语法以及表达方式等方面都产生了较多、较大的差异。

    台湾著名作家柏扬先生在谈到大陆与台湾的文化差异时说:“海峡两岸已经隔离40年了,这是一次最长久、最严密的隔离。它造成文化的断裂。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两岸文化的差异,如果我们再隔离四十年,那就会形成两种文化。”

    文化的断裂自然也包括了语言的断裂,文化的差异自然也应该包括语言的差异。

    大陆与台湾是这样,而在那段相当长的时间内,与其他海外汉语社会差不多也是如此:人为隔离,很少交流。

    与此不同的是,各海外汉语社会却在大致相同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条件下一直处于较为密切的联系之中,由此就使得海外汉语在很多方面都保持了相当的一致性,从而在整体上与大陆汉语形成了鲜明的、多方面的差异。

进入新时期(1978年至今)后,大陆与海外汉语社会的联系和交往日益增多,从而使两地的汉语获得了相互交流的机会,进而在这种交流中逐渐地达到了某种程度上的融合。

本文主要以台、港地区使用的汉语书面语作为海外汉语的代表,对大陆汉语与它的融合消况及造成原因进行一些考察和分析。

新时期大陆汉语与海外汉语的融合,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 汉字字体

大陆自1956年国务院公布《汉字简化方案》以后,就一直以简化汉字作为标准的汉字字体,而在海外汉语社会,则主要通行繁体字。进入新时期后,“繁体字回潮”愈演愈烈,到现在,它已在大陆的书写和印刷字体中占有一席之地,特别是在社会用字(如广告、牌匾、标志、证书等)方面,用得更多。

总之,在人陆,目前汉字字体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进入一个繁简并存的时期。

另一方面,某些大陆常用的书写形式也影响到海外汉语社会中汉字的书写,比如台湾的不少餐厅,由于受大陆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以及日常简省书写形式的影响,也有一些减省的写法。

2. 语音

    这方面,主要表现在大陆的某些人放弃了一些字的原有读音,而改读(说)其在海外汉语中的音。比如,前些年某些歌星等人张口“我系”(是),闭口“西西”(谢谢),用(模仿)的就是香港音。后来,许多人(主要是年轻人)把“什(shén)么”说成“shěn么”,把“和”(hé)说成“hàn”,则又是受了台湾音的影响。

    但是,总的说来,语音方面的融合还只是个别的,带有偶然性的现象,还体现不出什么规律性来,同时也不像其他方面那样,使大陆汉语的原貌发生较大的变化或某种程度的改观。

    3. 词汇

    这是融合得最明显、最充分的一个方面。

    本来,大陆与海外汉语词汇之间,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差异,即:

    A. 同一事物用不同的词语表示,例如:出租汽车—的士、计程车,公共汽车一巴士、公车,激光—雷射;

    B. 同一词语表达不同的事物,例如“借词”,大陆指从另一种语言中吸收过来的词,而在台湾则义为托词或借口;

    C. 此有彼无或此无彼有,大陆有而海外无的如“四清”“上山下乡”等,海外有而大陆无的如“秀”(表演或显示某方面的才能)“水喉”(水龙头)等。

    进入新时期后,特别是近些年来,上述情况大为改观,通过大陆汉语大量地引进吸收海外汉语词语,许多词语已经成为两者共同使用的了。例如,前边提到的“的士”、“雷射”、“秀”等,目前在大陆就很常用,再如指一类人或事物的”族”(如“工薪族”、“追星族”、“精品一族”等)、“炒鱿鱼”等,也都是由海外引进的,现已成为大陆的常用词语。

    由此,还导致了大陆原有的某些词语趋于消亡或降低了使用频率,例如“饮食业”目前就基本上已被“餐饮业”所替代,“的士”流行后,“出租汽车”用得也少了,再如“炒”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原有的“倒”,等等。

    另外,某些大陆汉语词语也开始在海外汉语中使用,如在台湾就有“领导班子”“好人好事”等,只是还不很多。

    4. 语法

    关于新时期以前大陆汉语与海外汉语在语法方面的差异,到目前为止还不见有人论及,实际上,差异还是有的,井且还比较明显,下边我们谈到的几个方面,就是其中比较显著的。

 新时期里,大陆汉语语法开始向海外汉语语法靠拢,其最主要的变化有以下几点:

     1)名词用如形容词

这主要是通过在名词前边加副词(主要为程度副词)来构成的。这种用法以前在海外汉语中比较多,现在大陆也较为多见了。例如:

    (1)麻将是一种很中国的游戏。(《单身贵族》《黄河》l993.3)

2)他们彼此说了一些很不逻辑但很诗意的话。(《永远的约会》,《深圳商报》1994.5.19)

    可与前一句相比较的是台湾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凌峰先生的一句“名言”:“我的长相很中国”,而在琼瑶的小说中,“好诗意”之类的用法也很多。

     2)及物动词范围扩大

这里指的是不及物动词带宾语的用法,这样的用法海外汉语中比较多,例如:

3)不吃了,别我。([香港]《为你已陶醉》41页)

4)妈妈也放心我一个人出来。([香港]《悄然回眸》14页)

 以前在大陆汉语中很少见到类似用法,而现在却很多了,例如:

5)最高决策者焦虑中国命脉(《中国青年》1993.8)

6)你庄老师就这么唠叨我。(《废都》37页)

    此外,动宾词组带宾语的用例现在也同样常见,这对大陆汉语来说,也是一个较大的变化。以下我们海外、大陆各举一例:

7)我有一次陪同一位学姊应证某杂志社的编辑。([台湾]《爱火》28页)

    (8)(他)到经济电台应聘编辑、记者。(《大连广播电视报》1993.12.2)

     3)形容词重叠范围扩大

目前,大陆汉语中形容语的重叠范围扩得很大,许多以前只见于海外汉语中的重叠形式现在大陆汉语中也很常见,例如“开开心心”、“真真正正”、“正正式式”、“彻彻底底”等,再如以下的句子:

    (9)场长是逍逍遥遥踱过来的。(《雾季故事》,《北京文学》1993.6)

    (10)女人愉愉快快地走了。(《傻子领奖》,《天津日报》1993.9.10)

    除上述三方面外,语法的融合还涉及到其他许多方面。例如,介词省略,以前大陆汉语中极少,而海外汉语中时能见到某种用例,现在大陆也能见到一些。以下各举一例:

11)进门之前,士怡还兴高采烈,提着元朗(按,香港地名)买来的老婆饼直说母亲一定喜欢吃。([香港]《悄然回眸》81页)

12)老太太巷口买馄饨回来  (《花道》,《苏州杂志》19993.3)

    5. 表达方式

    在这方面,新时期以前大陆汉语与海外汉语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异,如“文革”期间大陆的某些同义重复形式(如“最最最”,“万岁、万岁、万万岁”)以及“红”、“黑”等表示颜色的词特殊的政治含义及其大量运用等,都不见或极少见于海外汉语中。这样的一些表达方式随着”文革”的结束,早已消亡,现在,更具有“时代特征”的是一些与海外汉语几乎完全一致的表达方式。

    比如以下这则商业广告:

    (13)反应凌厉,一度断市,全城触目大采购;美丽动感,传真生活,至尊追求,王者享受(《大连日报》1994.1.15)

    汉语中夹杂外文词语(主要是英文,包括缩写形式),这在海外汉语中是十分常见的,例如“你为什么赶走我的friend?”(香港电视连续剧《胜者为王》中人物语)

    时下,这样的表达方式在大陆也十分流行,例如:

    (14)更有甚者,一个生日party竟花销上百元。(《中国教育报》1993.12.7)

    (15)老包用大哥大Call文管办的主任。(《裸云》,《新生界》1994.3)

总之,新时期大陆汉语与海外汉语之间的融合是相当全面的,几乎包括了语言及语言运用的一切方面。

 

    大陆汉语与海外汉语的融合,有一些形式或用法及许多词语大致经历了海外——广东——内地这样一个过程。因为广东毗连港澳而又与之同属粤语区,粤语在海外汉语中有相当大的势力,因此,很容易的是粤语内部的交流(主要是广东粤语由海外粤语中引进),然后才是广东粤语的“北上”,影响及于全国。例如:“炒鱿鱼”、“煲电话粥”(指长时间地打电话)等,均是由香港到广东,再由广东到全国的。

    当然,随着大陆与海外汉语社会交流的日益扩大化和多渠道化,也有越来越多的词语、形式或用法不经过广东粤语这一中间环节而直接进入大陆汉语中。

总的看来,大陆汉语与海外汉语的融合,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A. 目前所达创的融合,几乎并不是通过双向交流、互相影响,从而使二者都发生某些变化而最终靠拢到一起的,它主要是通过大陆汉语对海外汉语多方面的引进和吸收而实现的。

    B. 融合是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的。这一过程开始于新时期以后,从1978年算起,到现在只不过二十多年的时间,而实际上,真正的融合只不过是近十几年,特别是近八七年来的事。

C. 目前的融合现象还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性主要表现在某些融合形式尚未取得完全“合法”的地位,因而没能最终成为“规范形式”;而在具体的运用中,则有载体不同(如文艺语体、口语中多用,政论语体中少用),使用者年龄的差别(年轻者多用,年长者少用)等许多因素引起的差异,所有这些,正好反映了融合的现象目前仍处于动态的发展阶段。

 

    前边,提到目前的融合主要是通过大陆汉语对海外汉语的引进吸收而达到的,当然,这只是简而言之的。实际上,另一方面,还有大陆汉语对某些传统形式的“回归”,由此也可能造成一些形式的“复活”。例如,在词汇方面,“股票”、“老板”等早在建国前就十分常用;在语法方面,不及物动词使用范围的扩大早在二三十年代的作品中就能见到一些用例,只是它们在后来相当长的时日里已经或趋于消失了。

    但是,上述“复活”与前边的引进吸收还是有关联的,甚至是一致的,因为许多这样的传统形式仍然存留于海外汉语中。这样,从某种意义上说,二者实际上就成了一回事,或者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因此,我们说,所以会出现融合局面,归根到底还是大陆汉语向海外汉语靠拢的结果。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一边倒”的局面,其造成原因是什么?我们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l. 经济原因

经济因素在语言的流播及变易中起很重要的作用,历史上汉语多次在民族间的语言融合中居于主导地位,就是明证,而这一点,在当今的社会条件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充分。前一时期,不少人都在谈论广东话“北上”的问题,那么,广东话为什么会成为一种强势方言,井且在相当的程度上进入更大的使用范围呢?最主要的就是经济上的原因:广东是全国的经济大省,广东的产品、广东的生意人遍布全国……

    就大陆与海外汉语社会比较而言,经济上的差距远比广东和内地的差距大,大陆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落后的经济地位,就决定了只能是大陆更多地引进吸收海外的东西(其中也包括某些语言形式),而不可能相反。所以,在目前的经济条件下,就语言来说,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大陆汉语向海外汉语靠拢,在这个基础上使二者达到某种程度上的一致和融合。

    2. 文化原因

文化对政治、经济有很大的依赖性,特别是在现代的社会条件下,它更是与经济有直接而又密切的关系。以发达的经济为后盾,海外汉语社会的文化也不断地“内侵”,大量的精神和文化产品涌入大陆,诸如文学作品、影视剧、歌曲等,充斥大陆的文化市场,并且拥有大批的大陆读者、观众和听众,由此,对大陆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对大陆的语言……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

    3. 社会心理原因

    一定的社会心理,是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产物,同时它又反过来对政治、经济、文化等产生巨大的影响,实际上,它们不仅仅是一致的,而且,往往还是交积在一起的。时下,“崇洋崇外”仍然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心理,许多人嘴上虽然不会承认“海外的月亮比大陆的圆”,但实际上还是对海外的事物有一种喜爱、认同的心理趋向的。

    就语言运用来说,也是如此,比如以海外汉语的某些形式或用法为时髦,由此而乐于接受或加以模仿。当然,有这种趋向的并不仅仅是某些个别的人,时下许多传媒的导向也是如此,如广播、电视广告中的“海外腔调”,某些报刊中的海外汉语表达方式,以及一些作品对海外汉语中某些形式的刻意模仿等,既迎合了上述的社会心理,同时又进一步促进了这种社会心理的强化和深化。

4. 政治原因

从古到今,政治在语言的融合中从来都不是一个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以今天而言,大陆的政治地位远非海外汉语社会所能比,但却不能保证大陆汉语不被“同化”。但是,语言融合毕竟也不能完全排除政治方面的原因。在今天,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进入新时期以来,国家实行开放政策,与海外汉语社会(特别是台湾)不再处于尖锐的政治对立状态,并且以一种开明、宽容的政治态度来对待外部的事物,在这样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对海外汉语社会的事物(包括语言形式)的引进和接受才成为可能。因此,政治因素在客观上为大陆汉语与海外汉语的融合提供了大的背景和可能的条件,并且成为这一结果的一个宏观上的原因。

 

 

 

 

〔注  释〕

 

①见《文艺报》1988年11月12日。

黄沛荣《大陆地区社会用字的现况》,(台湾)《华文世界》1993年总第66期。

③关于这种语言现象,许多人已经注意到了,但是对这种名词的性质等看法不一,详见许匡一《性质名词及名词性质化试论》,《语文建设通讯》(香港)1994年总第45期。

黄国营《台湾当代小说的词汇语法特点》,《中国语文》1988年第3期。

大陆汉语中以前只有“很科学”“挺艺术”等为数不多的用例。

关于语法方面的详细情况,笔者在《新时期大陆汉语的发展与变革》一书(台湾洪叶文化公司1995年版)中,有比较多的叙述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