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育若干问题之管见＊
（南京大学中文系 南京 210093）
[关键词]语言教育 属性 特点 内容
[摘要]语言教育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语言是语言教育的核心。语言的一系列属性决定了语言教育的相关属性。目前中国的语言教育表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重新考虑语言教育的内容，多渠道开展语言教育工作，加强语言教育的研究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Some Issues o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Guo Xi
(Chinese
Department,
Abstract: Language education is a rather complicated process, and language should be taken as its core. Certain attributes of language determine the attribute relevant to language education. The language education has shown some new characteristics due to the changed social environment at the present. Therefore it is the time to rethink about the content of language education, expand the approaches to language education and strengthen the study on language education.
Key words: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ttribute, characteristics, content
一
就笔者所知，尽管语言教育这个名称的使用率已经非常高，但是目前学术界似乎并没有把语言教育作为一个专门的术语使用。人们在谈到语言教育时多有具体的所指，而这些具体所指也常常不尽相同。有的指标准语的语文教育，即不仅包括口语和书面语，也包括文章的写作等等；有的则专指标准语的口头语言教育，例如学前儿童语言教育；也有的指民族语言教育，例如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人中开展的华语或华文教育。无论是上面所说的哪一种，通常情况下人们大多是指的对青少年所进行的母语教育。近年来，语言教育所指的范围有扩大的趋势。我国第二语言教学、尤其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界也将自己归入语言教育领域。建立语言教育学的呼声也曾经很高。我们下面打算结合我国的实际，讨论汉语标准语（含文字）教育中的问题，至于第二语言教学，本人认为和母语教育有着质的不同，这里不展开讨论[①]。有时候本文也会用“语文”这个术语，不过本文的语文专指语言文字，与传统意义上的“语文”或有不同[②]。一般意义上的语文教学主要指有文字以后的识字及书面语教学，其实也有没有文字的语言教育。据说已故的John Rupert Firth最乐意鼓励人们讨论语言问题，并且每当遇到非洲或印度不识字的人，总喜欢直言不讳地说人家的语言没有语法，而对方总是愤慨地予以否认，说他们也教孩子按照某些规则说话，避免某些不符合规则的句型。（W. W. 莱曼，1986：1）由此可见他们也有语言教育。
中国人历来重视语言教育。只不过不同时代提出的方式有所不同。中国现代的语言教育，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人们对眼下的语文教育并不满意，批评多于表扬，否定多于肯定。我们认为，笼统地对我国语言教育进行批评、否定是不恰当的，也是欠公正的，它也无助于语言教育水平从根本上得到提高。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从中国语言和社会的实际出发，客观地、理性地分析和认识有关问题，对我国的语言教育无疑会有促进作用。
语言教育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人们通过这个过程，获得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使用所学语言的能力，同时也获得关于这种语言的知识。在这个过程中，语言既是工具，又是一个获得的目标。因此，它是语言教育的核心。同时，从受教育者的角度来看，语言教育既是一种素质教育，又是一种技能教育。
语言是一种非常复杂特殊的社会现象。语言的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语言教育的复杂性。从语言教育的角度看，有必要强调语言的以下几个属性。
（1） 语言和社会的互依性
语言和社会的互依性决定了语言是动态的，从而也就决定了语言教育的时代性，决定了语言教育的不间断性即持久性；同时它也决定了语言教育必须立足于满足社会需求的性质。
（2） 语言的自然获得性和依赖学习性
语言的自然获得性决定了语言教育的阶段性，而语言的依赖学习性决定了语言教育的必要性。前者要求语言教育应该在一个适当的阶段完成其基本任务，而后者则因为（1）的理由——即语言教育并不因为原来阶段的结束而可以停止——而必须终身学习语言，如果他要想使自己的语言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交际需求的话。
（3） 语言的系统性、规律性和反系统、反规律性
语言的系统性决定了语言单位、规则的有限性和言语作品的无限性，因此它同时也就决定了语言教育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来进行，因此它又要求语言教育必须具有科学性；语言的反规律、反系统性决定了语言教育中应该正视规则操练的单一性所带来的负面效果。另一方面，语言的系统性、规律性有助于人们通过语言教育获得判定语言形式的合法性的能力，而语言的反系统、反规律性则有助于人们明白在语言教育中要尊重活的语言事实。简言之，语言教育需要辩证法。
（4） 语言的工具性和交际性
语言的工具性决定了语言教育是一种技能教育，而语言的交际性则又决定了语言教育是一种素质教育。 语言是交际的工具，这是语言的交际性赖以存在的根本，它决定了语言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的言语交际能力。语言交际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因此任何想通过单一途径达到语言教育的最终目标即提高语言交际能力的做法都是不现实的。
（5） 语言的规约性和可塑性
语言能指和所指的约定性决定了语言教育中规范教育的必要；语言的可塑性表明“人是可以影响语言的”（于根元等，1999：360），它决定了通过语言教育改变语言习惯和语码的可能性。
除了语言自身属性的影响以外，语言教育还会受到诸如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影响，有时候这种影响会是巨大的。例如，社会成员的层次性就决定了语言教育的层次性。另一方面，社会政治、经济或文化地位影响到一种语言的地位，而语言的市场价值又决定了语言教育具有功利性，这使得必定有某种语言会成为语言教育中所追逐的目标，语言教育中受教育者的语言态度也会因此而改变，这一点则将直接影响语言教育的效果。
由此可见，在语言教育问题上考虑到各种影响它的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在新的形势下，我们更应该关注这些问题，以使我们的语言教育工作适应社会的需求，取得新的成就。
二
下面谈谈我国目前语言教育的特点。
（一） 全民语言教育基础普遍提高
我们的这种看法可能和社会上较流行的看法正好相反，也或许是各自的角度不同所致。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和听到许多对今天语言状况的批评。一种较为广泛的看法是，人们的语文水平下降了。国内抱怨，国外的华人社会也在抱怨。事实上，这种抱怨是一贯的。前一代的人总感到后一代的人水平下降。且不说太远的，朱德熙先生当年就是在“一般同学的语文程度低落的情况下”编著《作文指导》一书的（朱德熙，1951）。问题在于，什么是好的语言？什么是正确的语言？这涉及到了语言观和语言应用观。赵元任（1976）曾就什么是所谓正确的汉语进行过深入的讨论。但时至近日，人们仍然总是抱怨全民语言水平下降，但好像并没有明确的依据，更没有衡量的标准。
不可否认，目前社会上的语言状况在某些方面的确让人感到不安，但是，这并不能证明全社会的语言水平下降。
在传统中国社会里，接受语言教育只是极少数人的专利。同时，由于教育形式和内容的单一，读书和作文（或做诗）成了衡量语言教育水平的唯一标准。这种语言教育的后果是，少数人成了社会的精神贵族，他们所独具的“语言能力”成了社会崇尚的目标。人民大众的语言成了为读书人所不齿的“引车卖浆者言”。五四以后，白话进入了大雅之堂，成为语言能力培养的“材料”。越来越多的人具有了与自己的需求相适应的读写能力。在我们看来，衡量语言水平或能力的唯一标准就是它是否很好地为它的使用者服务。看看今天有多少人能够使用不同的言语形式进行必要的交际，看看无数的媒体和出版物上的言语作品，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承认全社会语言教育水平提高这个事实呢？
我们认为，在当今社会里，语言不可能按照一些语言学家或语言教育家设想的那套模式或方向发展。与其将各种新的现象或变异视作洪水进行堵截，不如因势利导，使之造福社会。语言和这个世界一样，永远属于新的一代。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看似严酷的现实。
（二） 语言学习者剧增，学习动机多样化
如上所说，传统社会中接受正规语言教育的人很少，而且其目的也比较单一，不外乎识字、读书、写文章，最终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科举制度废除后，逐步形成了通常所说的“语文教育”。今天的语言教育界在以培养听、说、读、写四种能力作为目标上基本达成了共识。但是我们正在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学习者人数的剧增、学习动机的多样化，教育对象的层次化好像越来越明显。这和过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语言教育界对此似乎缺乏足够的考虑。事实上，如果我们把语言教育的目标确定为最大限度地培养有关人员所应具备的语言应用能力，那么，这种语言能力实际上是多方面的：它不仅指口头应用能力，也包括书面应用能力；不仅指具有在A环境下的应用能力，也要具有在B甚至是C等环境下的应用能力。于根元、夏中华等（2000）专门讨论语言分化问题，这也应该是语言能力的一种分化。
现代社会的一个特点是，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这必然要在语言应用上表现出来。不同职业、不同社会层次对语言能力的要求是不同的。不同的社会群体，需要具有共同的和不同的语言能力。因此现代的语言教育的目标也应该“因人施教”，区分出不同的语言教育层次，确定不同的目标。对具有不同语言背景的人进行语言教育也应有不同（如非普通话基础方言使用者的教育；基础方言使用者的教育；本土汉语使用者的语言教育；域外汉语使用者的语言教育，第二语言使用者的语言教育等等）。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能动性，掌握应具备的语言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语言教育尚有不少需要考虑改进的地方。例如，中学的语文教育中文言文的增减恐怕就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我们看来，文言文是一种死去的语言，我们不能指望学习者通过文言文的学习会去使用它，就连真正能阅读也是专业人员的事。我们不反对选择一些古典精品让学生学习和欣赏，因为那是我们祖先的语言，那是我们的文化传统。但是，选文一定要精。想通过加强文言文的教学（例如增加篇目）来提高语文水平恐怕是不现实的，同时，它也违背了语言教育规律。在当今世界竞争白热化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考虑给学习者腾出更多的时间学习学习一点有实际功用的知识。
（三） 语言交际环境和语言教育环境多元化
传统社会中的交际对象比较单纯，除了走万里路的游人，人们多厮守在家乡，语言交际环境比较单一。读书人有自己的语言，但是这种语言老百姓是不懂的，所以只用于读书人之间。如果读书人要和普通人交际，他也只好屈尊使用那些“引车卖浆者言”，否则他可能买不到浆喝。今天情况不同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交际圈，每个人又可能属于不同的交际圈。语言交际环境的多样化打破了单一的语言交际模式。人们必须学会适应各种不同的交际环境。这就给今天的语言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然而有趣的是，人们这种语言交际能力的获得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在学校的语言教育中获得的。倒是社会为人们学习语言提供了多元的语言教育环境。社会上的来自各种媒体的多姿多彩的言语作品（例如文学作品、电影电视等）的语言本身就又成为新的语言教材。这和传统社会中的四书五经式的经典语言教材相比表现出了根本性的不同。近年来的网络语言更是使传统规范的语言教育雪上加霜。面对这种强大的冲击，惶恐不安者有之，力图阻止者有之。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它正成为当今“语言教育”的一个渠道，从正反两个方面影响青少年语言的学习。我们必须冷静地寻找对策，化消极为积极。
（四）“地球村”效应增强，语言教育范围扩大
除了上面所说的情况外，由于全球一体化效应，我国的语言教育还正在遭遇以前所没有过的多元文化的冲击，语言教育的范围正在扩大。例如西方一些言语行为模式和非言语交际的手段等都在进入语言教育的范畴。例如，中国传统社会里言语行为上以谦虚为美德，因此当听到赞扬时应该说“哪里哪里”；但由于西方文化的影响，这种言语行为遇到了挑战，现在同样情况下说“谢谢”已经成了一种时尚的象征。
由此看来，社会对语言使用的要求越来越高。然而，我们已经看到，人们接受语言教育的时间越来越少（
三
现在来讨论我国新时期语言教育的内容问题。从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语言教育的一个根本问题是满足社会的需求。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需求。从新形势的特点考虑，我们认为，新形势下的语言教育至少包括以下几个内容。
（一）语言能力教育
这里所说的语言能力教育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语言能力的开发，一是语言创造力的培养。前者主要指幼儿的语言教育，后者指学龄人员的语言教育。前者学前教育界已经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后者的投入也很多，但还有一些问题。我们认为最主要是过分地强调了规范教育，忽略了语言创造性教育，导致了语言的模式化。上面提到了许多人的抱怨，其实有些抱怨没有找到根子上。我们给学生的创造的机会太少。为了激发学生的兴趣，同时也为了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我们认为语言教育中语言材料应该经常更新，吸收鲜活的语言，以满足社会的需要。语言活跃在使用中，在使用中发展，也要在使用中学习。
在语言能力教育上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是否应该进行语言知识教育。这里的语言知识不是语言能力的同义语。现有的争论中两种观点似乎都不足取：一种过分强调语言知识在语言教育中的作用，而另一种则完全忽视语言知识在语言教育中的作用。认同者主张在语言教育中加强知识教学，反对者则主张淡化知识的教学。我们认为，在语言教育中进行语言知识教学是必要的。问题是目的和尺度。在我们看来，语言知识教育是要使有关人员对所学的语言有比较系统的了解，但不能夸大语言知识对语言应用能力的提高的作用。
（二）语言规范教育
正如上面所说，传统的语言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学习和使用标准语的规范教育，这无疑是语言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又包括语言的各个方面，如语音、词汇和语法等等。其难点在于在教育中要辩证地对待规范问题。
只谈标准语的规范是不够的。即使语音、词汇和语法的使用都很标准，但是如果违反了语言行为规范，还不能说是成功的语言交际。因此，我们认为现代的语言教育还应该增加语言行为规范的教育。语言行为规范教育也可以称为文明语言教育。但是文明语言这个提法太模糊。什么是文明的，什么是不文明的，很难说清楚。事实上，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一种说法在一种场合是文明的，可能在另一场合是不文明的。因此，我们倾向于使用语言行为规范这个说法。语言行为规范是人的社会行为规范的一部分，因此应该是语言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三） 语言国情教育
这个问题在以往的语言教育中被忽略了。社会上的很多人对诸如多少人在使用汉语、汉语有多少方言、我们的语言邻居是谁、汉语在世界上是什么地位、中国的民族语言政策、方言政策以及各种语言法规等等一无所知；对汉语和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关系，汉字和汉语的关系缺乏应有的认识，进而就影响到正确的语言应用观的形成。目前社会上的所谓语言混乱与语言使用者缺乏正确的语言应用观不无关系。此外，在新的形势下，开展语言国情教育，对于正确对待祖国的语言和方言、做好语言保护工作，对于处理好民族语言教育和标准语教育之间的关系，处理好母语教育和外语教学的关系都有重要意义。事实上，这些知识是现代的语言使用者所应该具备的。我们前面说语言教育是一种素质教育也包含这个意思。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应该有现代的语言观和语言应用观。
四
最后谈谈语言教育的研究问题。
语言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是一项重要的社会工作。在今天的形势下，单靠学校已经无法全面完成语言教育，它需要全社会的重视和协助；同时，如前所说，社会对语言教育所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多，这就需要加强对语言教育的研究。这一点已经为语言学界所广泛接受。另一方面，由于语言教育涉及的学科很多，例如心理学、教育学、文化学等等，所以近年已经有不少人提出要建立语言教育学，例如张玉华（1998a，1998b）、刘珣(1998)，国家有关部门还就语言教育问题召开了两次座谈会（张旺熹，1998；李晓琪、刘晓雨，2000）。这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但是，我们和另一些学者一样，不赞成把语言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提法。我们认为，语言教育学应该是广义的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对语言教育学这个术语的切分应该是“语言教育＋学”，而不是“语言·教育＋学”，也不是“语言＋教育学”。正如我们上面所分析的，语言教育的目标是要使受教育者最大限度地获得某种语言的交际能力，其中，语言是核心。其他都是为学习和使用语言提供帮助的。
主张把语言教育学独立出来最大的理由就是说它与相关的学科接缘。接缘是事实，但是要看接缘的程度。事实上，现代语言教育之所以不同于传统语言教育，就在于它是在似乎单一化的情况下的综合教育；应用语言学之不同于本体语言学，也在于它开始考虑与语言学相关的其他学科。应用语言学本身就是一门接缘性极强的学科，但是，应用语言学也只能是语言学的分支。
另一方面，我们再看语言教育学所要关心的主要问题。我们认为语言教育学中最主要的问题还是跟语言有关。例如，语言教育的目标，语言教育的内容，语言教育的材料，包括语言教学的大纲、词表、字表、语法要点等等。语言教育当然要关心教学的方法，但是，教学方法还是为教语言服务的。如果跟教育有关就独立出某某学科的教育学，那不知道要冒出多少个教育学出来。当然，主张独立有主张独立的理由，但万不可为了一个学科的独立而影响到这一学科的中心工作。
还有一点。目前人们主张的语言教育学比较宽泛。在我们看来，无论是否要建立语言教育学，也不管语言教育学的归属最终如何，有一点比较明确的是，我们必须针对语言教育的问题开展研究工作。那么，我们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什么呢？
在理论方面，应该有：（1）语言教育理论的宏观研究：（2）新的语言教育理念研究；（3）新时期语言教育的目标和内容；（4）如何协调语言教育的阶段性和语言的不断发展所导致的语言学习的无界性的关系；（5）如何辩证地进行语言规范教育；（6）如何引导受教育者在社会学习语言；（7）如何处理好语言教育、语文教育和语言教学的关系；（8）如何在民族地区和方言地区开展标准语教育；（9）如何处理语言的发展和语言教育滞后的矛盾；（10）本土汉语教育和域外汉语教育的协调问题。
在应用方面，应该有：（1）各级各类语言教育大纲、词表、字表和其他有关标准的制定；（2）各级各类语言教材的编写；（3）各种辅助读物的编写；（4）各种教学、教育用具的研制；（5）语言教育用的工具书、参考书（如教学参考语法）的编写；（6）语言教育中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7）语言能力测试的标准。
总的来说，中国的发展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其间语言教育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发展中国的语言教育事业，使之很好地适应社会的需求，是中国语言应用研究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期待着这一领域的突破。
参考文献：
W. W. 莱曼（1986）《描写语言学引论》，金兆骧、陈秀珠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曹贤文（20000）《语言教育：如何体现留学生的素质要求》，见《汉语学习》第3期。
李晓琪,刘晓雨（2000）第二次全国语言教育问题座谈会侧记 》，见《语言文字应用》
第2期。
刘 珣（1998）《语言教育学是一门重要的独立学科》，见《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
于根元等（1999）《语言哲学对话》，语文教育出版社。
于根元、夏中华等《语言能力及其分化——第二轮“语言哲学对话”选载之一》，见《锦州师院学报》第3期。
张旺熹（1998）《语言教育问题座谈会纪要》，见《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
张玉华（1998a）《语言教育学与语言学》，见《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
张玉华（1998b）《语言教育学漫谈》，见《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第2 1卷第5期。
赵元任（1976）《什么是正确的汉语》（叶蜚声译），见《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朱德熙（1951）《作文指导·序》，北京开明书店。又见《朱德熙文集》第4卷，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