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多语言多文化背景下官方语言的推行与华语的拼争[1]
郭 熙
（作者简介：郭熙，河南社旗人，暨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目前主要从事应用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研究。）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广州 510632）
[摘要] 多语言多文化背景下官方语言的推广和弱势族群母语的传承和维护是一对矛盾。马来西亚的经验表明官方语言推广中语言地位规划优先于本体规划，地位规划的实现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处于弱势的族群的拼争可以延缓其母语走向衰落，但其生命力取决于多个方面。华语在马来西亚的前景不容乐观，它给学界提出了许多值得进一步思考的课题。
[关键词] 多语言；语言规划；母语维护
引 言
语言传播理论认为，一种语言的传播和范围扩大，必然会导致另一种语言范围的缩小。[1]在一个多语多文化的国家里，有关当局会根据自己的目标确定相关的语言政策，扩大某种语言，特别是官方语言的影响，提升它的地位。这样做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处于弱势群体的语言的继承和使用就会受到影响。如果使用这种语言的群体不肯轻易放弃自己的母语，就会努力尝试以各种方式来进行母语维护。本文将以马来西亚为例，就多语言多文化背景下官方语言的推行和华语的拼争等问题作些初步的介绍和探讨。
一、马来西亚的语言概况
马来西亚位于东南亚，面积约33万平方公里，人口2500多万，首都为吉隆坡。
马来西亚是个多民族的国家，约有30多个民族。据报道，截至2004年3月为止，华裔人数为610万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23.96%。马来人口占最多数，达1300万人，占总人口百分之51.8%；[2]其余为印度族和其他民族，其中印度族大约8%。
马来西亚的华人人口是海外除新加坡以外华人比例最高的国家。马来西亚政府以马来人为土著居民，政治基本上由马来人控制，他们在教育、就业和购买房产上享有一定的特权，（例如，在教育、就业等方面实行所谓“固打——即配额——制”），而华人则掌握了国家经济的大部分。作为非土著的华人和印度人也拥有保留自己的文化、习俗和宗教等方面的自由。就华人来说，有华语学校，出版有华文报纸、图书，电台、电视台有华语节目。
马来西亚的语言主要有：马来语、英语、华语、泰米尔语（当地作“淡米尔语”）。马来语是马来西亚的国语和官方用语。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或通用语言被广泛地使用在行政、工商业、科技教育、服务及媒体等方面。除未受过正规教育的老年人外，马来西亚大部分人都能说马来语和英语。华语和泰米尔语则在华人和印度人族群社会中广泛使用,这包括日常生活、学校、商业、娱乐及媒体等。
华语是华人社会的共通语，同时也在华校和一些国民学校、国民型学校的教学中使用。在华人社会，能讲华语的人很多。除了华语以外，一些汉语方言也在不同地区甚为流行。如当地所谓广东话、福建话、客家话、海南话、潮州话等等。广东话在吉隆坡和怡保比较通用,而福建话在新山、槟城和巴生等地区有自己的天地。其他族群也有会使用华语和汉语方言的。在不少地方都能遇到会讲华语的马来人和印度人,或是会讲泰米尔文的华人和马来人，构成了马来西亚的一道独特的语言景观。
在马来西亚，语言掺杂现象极为普遍。人们在讲马来语或华语等的时候，常常会借用英语词汇,这些语言使用者甚至可以用两种以上绝然不同的语言相互对话交谈(如英语对华语或方言，英语对马来语，马来语对福建话或广东话等)。
马来西亚并不限制其他少数民族语言，但社会商业领域很少使用它们。
马来西亚的语言阶层分布大体如下：
高阶语言：英语和马来语
中阶语言：华语和泰米尔语
低阶语言：华人方言及其他少数民族语
二、官方语言的推广
为了推行官方语言马来语，马来西亚政府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其中不少方面很值得研究。
（一）地位规划
马来西亚宪法第152章规定，马来语是国语。马来西亚原是英国殖民地，独立以前，英语是官方语言。独立后的前十年，直到马来西亚国会颁布相关法令之前，英语仍被用作官方语文。
在官方语文的使用方面，政府做了不少具体规定。例如，为了突出国语的地位，各民族语文的牌匾用字，尺寸上不得大于马来文。而相关机构也规定国家电台、电视台华语广播中涉及到非华族人名、当地地名，要采用马来语的读法等。例如，马来西亚现任总理阿卜杜拉·艾哈迈德·巴达维的封衔是拿督斯里[3]，当地华文报纸经常会有有这样的句子：“首相拿督斯里阿都拉说……”，但华语广播则读成“首相Datuk Seri ABDULLAH Ahmad Badawi说……”。
马来语的国语地位决定了它被采用为教学媒介语。政府在教育事业上定下了明确的目标，即以十年的时间作为过渡期，达到由小学到大学都以马来语为教学媒介语的目标。（杨贵谊，1999）。政府规定，所有政府中学，媒介语是马来语；小学媒介语视源流而定：国小媒介语是马来语，华小是华语，印度族小学是泰米尔语。马来语是所有的中小学的必修课。
上个世纪70年代,马来西亚政府要求以英语教学的学校转变成以马来语教学的学校。其中，到1975年，所有的英文小学都改成了马来文学校。1982年，政府中学乃至先修班，除了语文科，也都以马来语作为教学媒介语；与此同时，本地大学也开始以马来语授课。
马来西亚政府的这些措施对于推广马来语和提升马来语的地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互联网的发展，近年来马来西亚政府又意识到英语的重要，采取了一系列的新措施。1996年《私立高等教育制度法》同意私立大学和学院用英语授课。这一转变离开了早期坚持用马来西亚国语授课的政策。（李莫莉，2004）[2]
（二）本体规划：拼写和标准语音问题
马来语是马来人的民族语，属于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族。主要应用于马来西亚以及马来西亚的邻国，如泰国、新加坡、文莱等地。1945年以前，印度尼西亚列岛的许多地区也使用马来语，但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建立后，语言的命名方式发生了变化，该国使用的马来语被称为印尼语。在马来西亚，以马来语为母语的大约有1000万人，占总人口的一半。在泰国有100万人，新加坡有25万人。
从14世纪开始，随着越来越多的马来人皈依伊斯兰教，人们开始使用一种成为Jawi的阿拉伯文书写体的变体。19世纪，英国人设计了现在普遍使用的基于罗马字的马来文，而印尼文则是由荷兰人设计的。除了拼写之外，印尼文和马来文没有太大的区别。
在语音标准化方面，1988年，马来西亚政府规定，所有学校的马来文考试或比赛都必须使用马来标准语音。2000年1月，马内阁决定放弃这个实行了10多年的标准音。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立即停止使用这种发音，说它“不符合马来西亚社会的日常生活情况”。这一决定引起马来文教团体的强烈反应，而认为政府这项行动是开倒车。在有关团体的反对下，1月24日，内阁又决定暂缓学校取消使用马来标准语音，“因为学校向来是以马来标准语音教学的”。广播电台及电视台并不受内阁新决定的影响，因为除（私营的）第三电视和MTV采用马来标准语音外，其他电台电视台向来都不采用马来标准语音[4]。
对政府取消标准音的决定，也有支持的。支持者认为，推广这种被称为Bahasa Baku的标准音的一个目的是缩小和印尼语差异，创造一个能使大约二亿人口互相沟通的语言；但这种标准语音与日常所用的马来语相差甚远，老师和家长都没有把握，而市面上更难有一本具权威性的字典可以确定这些字的“巴古”读法。这些“巴古”发音，仅属少数马来研究学者的标准，没有人用（也许除了古代的马来人或印尼人）的语言，如何成为标准？对于大部分的马来语使用者，甚至高层的马来人领袖和知识分子来说，这种标准是反自然的，是与民间所使用的普通马来话有隔阂的。[5]他们认为，如果“巴古”语继续被“标准化”下去，最终受害的是马来西亚的民间马来语。因为在限制的范围中，一个语言不能生动活泼，充满朝气地发展；而一个没有朝气的语言，最终难逃淘汰的厄运。
事实上，马来语本体规划出现这一波折有着多重因素。一是缺乏规划的理论准备，没有处理好地位规划和本体规划的关系，推广不力。二是受政治因素干扰，这种标准语的倡导人政治上受挫，使得这种规划政策不具有连续性。三是社会思潮的变化。“巴古”发音之成为马来语的标准，与上个世纪70年代新经济政策下的大马来人主义思潮有关，当时出现了马来群岛－－主要是印尼和马来西亚统一文化与语言的学术构思。后来，这种思潮受到了反对标准化者的抵制。
就理论而言，官方语言在推广中进行规范化是必要的。尤其是读音和拼写。而马来西亚正好在这个方面出现了反复。没有标准语音，又没有正词法，这直接影响了马来语的使用。例如上面谈到的“拿督”至少就有两种不同的拼法：一是Dato’，一是Tatuk。
同时，马来语又是吸收外来语相当多的一种语言。英语词汇、阿拉伯语词汇、汉语（包括方言）词汇有许多进入了今天的马来语。对这些词语，马来语采取的是转写的方式。例如：polis, politik, sekolah, plastik, kampus,
kolej, kolonial。
总的来说，这种官方语文不像华语文那样，有诸多规范。取消了标准读音，拼写也不统一，大量的外来词，但这些似乎并没有影响官方语言的使用和地位的提升。相反，不少华人的孩子因为华文的太多规范而不愿意学习，甚至痛恨。从规范的角度看马来西亚语言的本体规划当然是有问题的，但是否还有问题的另一面？比如，是否正是没有严格的规范，穿插大量的外来语，使得人们在学习和使用语言方面的压力大大减少？马来西亚人的语言天才显然是与环境不可分的，但是否也与这种语言使用的随意有关呢？当然，这是另外的问题了，留待以后研究。
关注马来西亚语言问题的人都会认识到，马来西亚对马来语地位规划是成功的，与之相比，本体规划并没有什么大的成就，但后者至少在目前看并没有影响到马来语的地位，而且还可能相反。由此可见，更能影响一种语言前途的是语言地位规划。
三、华人母语教育问题
在马来西亚，由于华语从来不是官方语言，华语文的教育从来都是靠华人自己的努力。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始于1819年槟城的华文私塾五福书院。（郭熙，2003）[3]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马来西亚华社始终站在维护母语教育的立场而力争。（谢诗坚，1984）[4]它们强调母语的传授是一个民族的基本权利。在华社的努力下，母语教育曾拥有从小学、中学乃至大学的完整教育体系。
按照目前马来西亚的教育体系，小学按不同的教学媒介语，可区分为三种类型即国民小学（马来语）、国民型华文小学（华语）以及国民型泰米尔小学（泰米尔语）。
在中学阶段，学生可自由选择进入政府办的国民中学或是民间开办的华文独立中学。上述两者间最大的差别在于国民中学使用马来语（国语）作为教学媒介语；而华文独中则以华语为主，兼授马来语和英语。
1960年代，政府规定，只有国民型华小及国民型华文中学，政府才给予津贴。国民型小学是强制性的，必须归属；中学可以自己决定。因此，原来的一些独立中学，例如著名的钟灵中学就接受政府改制，成为国民型中学。国民型中学不同于国民中学，后者的教学语言是国语。改制后的国民型中学虽然也使用华语作为教学语言，但显然已经不再是主要语言了。这里无法详细讨论国民型学校的情况，有兴趣的读者可参杨贵谊（2000）[5]、柯嘉逊（1999）[6]、郑良树（2003）[7]。
总的来说，马来西亚华校在殖民地时代推行双语教学制度，主要是华语和英语；独立后，则改成了三语教学。
华文学校的教学语言主要是华语。这里所说的华文学校主要是指以下几种学校：
（1）华文小学 指以华语华文作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政府小学，除了马来语和英语外，其他科目都是以华语华文进行教学。华文小学向来是华裔子弟接受基础教育的地方。据统计，到1998年1月31日，全马有华小1283所，华小学生599520人，[6]。同时，非华人进入华校的也越来越多，据最新的报道，目前在全马各华小就读的非华裔学生接近70,000人。[7]
（2）华文独中 由华人自己出资举办的独立中学，目前全马有60所，1997年六十所华文独中的学生总数有55,143人。独立中学中也有非华裔孩子就读，人数也逐年增长。除了玻璃市、丁加奴和彭亨三州，其他州都没有华文独中。其中，37所设在西马，而东马也有23所，其分布情况如下（林水濠等，1998）[8]：
|
州属 |
独中数量 |
各州学生人数比率(%) |
|
柔佛 |
8 |
26.15 |
|
马六甲 |
1 |
2.85 |
|
森美兰 |
2 |
5.51 |
|
雪兰莪 |
4 |
7.45 |
|
吉隆坡 |
4 |
16.44 |
|
霹雳 |
9 |
10.37 |
|
吉兰丹 |
5 |
6.67 |
|
槟城 |
1 |
0.74 |
|
吉打 |
3 |
2.14 |
|
沙巴 |
9 |
12.47 |
|
砂劳越 |
14 |
9.26 |
|
总数 |
60 |
100 |
（3）华文学院 除了华文幼儿园、华文小学、独立中学、国中的华语母语班之外，还有屈指可数的高等华文教育机构，如马来西亚大学的中文系、博特拉大学中文系、南方学院中文系（1996）、新纪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1998）和韩江学院中文系（2000），目前韩江学院中文系还和中国南京大学合作办有中国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班。
马来西亚华人一致致力于建一所独立大学，但到现在只有华文学院，这一目标尚未能实现。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主要由董教总（华校董事会和华校教师总会）牵头，民间戏称之为“马来西亚第二教育部”。
华人坚持母语教育，但并不排斥其他语言的学习。在对待其他语言的态度上，华人是开放的。华人都承认掌握马来语的必要，同时也认为学习英文是很重要的，但他们仍然要孩子们懂得阅读和书写华文。
有必要提及马来西亚华社的语言规范化工作。马来西亚华人，尤其出身于华文教育家庭者，认为若不捍卫华教，母语将被消灭。这里所指的母语，是说通晓华文，能用华语学习及阅读，并书写汉字。他们关注标准华语（指华语书面语，即华文）的存亡，较之闽方言和粤方言等为甚。另一方面，讲华语也以看作是华人（主要是受华文教育者）寻求认同的行动。华教人士和华社领袖认为，现在华人各说各自的方言，造成了华人社会的分歧；当大家都讲华语以后，团结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同时，在大家不讲方言只讲华语后，华裔学生学习华文的效率将可提高。
马来西亚的华语规范工作原来由董教总属下的华语规范工作执委会负责，为了加强规范化工作，去年在新闻部下设立了华语规范理事会。理事会致力于词语规范化工作，目前已经公布了一批地名的统一华语名称。
四、几个重要事件
（一）宏愿学校计划
所谓宏愿学校，就是“将两所或三所不同语文源流的小学，不分种族或宗教信仰，安置于同一个校地及同一座建筑物里的小学。其目的是逐步实现以国语为各源流学校的统一教学媒介。”（庄兆声，2003）[9]宏愿学校仍保留不同源流的课程，但基本设备，如操场、礼堂、资源中心、食堂、音乐室等共享。该计划的着眼点是，把各源流学校集中在一起，共享校地和设备，可以直接和有步骤地促进各族学生的来往和交流，以便从小学阶段起就在学童之间灌输多元社会价值观及培养种族之间互相了解和容忍的精神。当局认为，宏愿学校将为不同源流的小学生提供一个在“同一屋檐下”互相交流的环境，以更好地培养各种族学生之间的团结精神，并希望藉此塑造一个“团结一致的马来西亚民族”。这有点像新加坡倡导的“新加坡族”的理念。
按照马来西亚《1961年教育法令》，马来西亚教育最终要达到的目标是：逐步发展一个以马来语为主要教学媒介的国家教育制度。这一目标本身已经使华社忧心忡忡，而《1996年教育法令》中，有关上述最终目标的阐述中“逐渐”二字已被去掉，因此华社的担忧进一步加大，他们担心政府改变从前“不能操之过急”的理念，加速将“一种语文、一种源流”的政策付诸实施。这种担心并非濠无根据。1995年教育部草拟的“宏愿学校计划”再一次重申了关于以统一教学媒介语作为团结国民工具的政策建议（最早由1956年“拉萨[8]报告”提出）。尽管政府高级官员对华文教育的生存和发展不断有各种口头承诺，然而，有关法令条文的长期存在和政府制定的一些政策，还是使华人社会时刻感受到生存的危机。因此，宏愿计划从一开始就受到了董教总和其他一些华社机构的坚决抵制。
然而，政府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自己的计划。教育部表示，即使华小不参与，也要在国民小学和泰米尔语小学之间推行这项计划。[9] 2002年6月，第一所宏愿学校开学，随后在当年第二所也开了学。直到2004年，政府仍然表示，不会强迫拒绝被纳入宏愿学校的小学，接受宏愿学校的概念，希望华社能消除对宏愿学校的疑虑[10]。
现在看来，尽管华社仍在努力为母语的继承和维护而坚决抵制宏愿计划，但政府推行官方语言的决心不会改变，作为多语言多文化国家的一项教育政策，它对华文母语教育造成的影响是无法避免了。
（二）白小事件
白小是白沙罗华文小学的简称。该校创办于1930年，关闭时学生规模为1400人。2001年1月，白小董事部决定关闭白小原校，让学生暂在另一学校上课，等待六公里外新校舍的建成。搬迁的决定遭到了部分家长的抵制。这起迁校表面看只是迁址问题，但一些有关人士认为，问题的实质与政府不能公平对待各源流学校有关。因为受到不公待遇，市区华小过度拥挤，学额不足现象严重，而地处偏远地区的微型华小又不被获准搬迁，政府对增建华小持消极态度，使华小的发展空间受到限制。为了清楚起见，我们根据庄兆声（2003）[9]提到的数字列表如下：
|
年份 |
华小人数 |
华小数量 |
国小人数 |
国小数量 |
|
1968 |
43万 |
1332所 |
68万 |
？ |
|
2000 |
62万 |
1284所 |
221万 |
？ |
|
增减 |
19万 |
48所 |
153万 |
2637所 |
根据相关数据，我们可以用下表来反映出华文中小学逆增长的情况（1957-1999）：
|
年份 |
华人人口 |
华文小学 |
华文中学 |
|
1957 |
230万 |
1,342所 |
86所 |
|
1997 |
530万 |
1,281所 |
60所 |
|
差距 |
+300万 |
-61所 |
-26所 |
资料来源：柯嘉逊(1999)[6]
由此可见，白小迁校风波可能不只是与当地村民利益有关的孤立事件，而涉及现实政治和种族情感等复杂问题，足以说明华文母语教育面临的生存危机。
（三）数理科以英文教学问题
上面说过，马来语作为国语在1970年代得以确立后，英语失去了作为教学用语的地位，仅成了一门必修的外语课。作为观照，国民型华语小学和泰米尔语小学也意识到自己的生存危机。
2002年5月，马来西亚政府突然要求各源流学校以英文进行数理科教学。理由是，英文是吸收科技知识的重要语文，面对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挑战，只有提高青少年学生的英文程度，才能提高国家竞争力。这一政策随即引发了争议。华族内部的看法也严重分歧。董教总、主要华团、反对党及执政党一些华族领袖则表明反对立场。政府最后还是执意推行这一计划，不过只是要求国小、国中和大学先修班一年级的数理科从2003年起以英文教学，不再要求所有源流学校都使用英语教学。政府决定2002年起7年内共拨款50亿林吉特来实施既定计划。（庄兆声（2003）[9]
华社对于中学使用英文教数理科基本上没有争议，争论的焦点在于华文小学是否在数理科放弃母语教学。华社担心，一旦推行英语教学，不仅数理两科用英语，英语科的课时也必须增加，这样一来，母语教育势必受到严重的冲击。再者，目前华小师资严重紧缺，数理科改为英语教学以后，大量不谙华文的马来教师将进入华小，而随着非华裔师资的增加，华小的行政语言必然也跟着改变，华小将名存实亡。
2002年10月，官方最终同意华小保留以母语教学数理科，同时增加2节英文课、4节以英文教学的数学课和3节以英文教学的科学课。围绕数理科以英文教学的争议暂时落下帷幕。
以上3个看来彼此孤立的事件实际上围绕着一个中心进行的，这就是，华人社会一直在尽全力为母语的继承和维护进行拼争。这种拼争实际上一直是和官方语言地位规划的贯彻和实施的较量。这是社会语言学研究中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
五、展望与思考
总的看来，马来西亚官方语言推行中采取的一系列渐进措施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就前景来看，马来语的一体化将是主流。这个结论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1）英语的地位将会得到提升。
当年反殖民胜利后的强烈独立意识已经淡化，继之而来的是英语国际化的大背景，语言的市场价值在起杠杆的作用。
（2）泰米尔语等弱势语言将走向衰落。
本文的重心不在于讨论其他弱势语言，这里只举泰米尔学校的例子来说明泰米尔语的地位。马来西亚刚独立时，共有888所泰米尔文小学，但是到2001年，只剩下535所，减少了353所。柯嘉逊（2001）[10]指出，以目前情况来看，泰米尔小学根本谈不上发展，它们能不能继续生存，都还是一个问题。.
（3）华语不再必然是华人的标志。
一方面，一些华人因为种种原因逐步放弃华语；而另一方面，同样是语言市场价值起作用，随着中国的崛起，非华裔的华语学习者还会进一步增加。
（4）华语作为母语可能会走向弱势。
首先是经济因素。母语教育得不到政府的经济支持。老一代有对母语的强烈感情，其中更不乏经济实力雄厚者，他们乐意倾力支持母语教育。但就我的感觉而言，新一代已经明显不同了。
其次是多语言多文化接触的环境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马来西亚政府多年来倡导的马来西亚族的观念正在逐步形成（郭熙，2002）[11]，新一代母语意识正在淡化，加上多语环境下汉语汉字学习相对困难等等，母语学习态度发生变化。
三是人口因素。按照最新的人口调查数据，马来西亚华人人口占总人口的23.96%[11]。但是，马来西亚华族人口比例自1957年马来亚独立后就一直往下滑，从1957年的37.2%减少至2000年的25.5%，目前华人的比例还在下降。一些人士预料，100年后华族将只占马国总人口的5.5%，并将在2020年时减少至18.7%。到了2100年，华族将只占5.5%[12]。决定一种语言前途的是使用该语言的人，由此看这必然会影响到华语。
四是居住方式的改变。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华人已由原来的聚集型居住改为分散居住，内部语言交流少了，而和其他族群的接触多了，这对语言的影响是可以想见的。
当然，我们也看到一些有利因素在增长。一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语言的市场效应会对马来西亚华语的前途带来一些新的希望，事实上这种影响已经有了明显的表现；二是政府至少是在理论上开始放弃“同化”，也为华人母语的继承和维护提供了空间。这里转引一段马哈蒂尔1996年的一段话：
以前的想法是，为了要成为马来西亚人，人民就该成为百分之的马来人。我们现在承认，这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我们应该把桥搭起来，而不是想办法把我们之间的障碍完全除掉。我们无意要全体华人皈依伊斯兰，我们也告诉我们的穆斯林同胞，“你们不要想办法强迫人民改变信仰”。（柯嘉逊，1999：130）[6]
马来西亚语言问题也引起我们一些思考。例如：
（1）作为中国人，如何对待华语国际化大背景下的域外华语的维护和发展？
（2）一个强势文化的境外语言和所在国主体语言的关系应如何处理？
（3）应如何处理坚持母语教育和融入主体社会的关系？
（4）多语环境下必然出现各种语言的倒退？如何对多语使用者的语言进行评价？
（5）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应该如何看待马来西亚政府的官方语言政策？
（6）如何才能使华语在马来西亚得以维持？
类似这样的问题还很多。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这方面的课题。
参考文献
[1] 郭熙．中国社会语言学（增订本）［Ｍ］．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2] 李莫莉．全球挑战和国家应对：马来西亚的教育改革［Ｊ］．全球教育展望，2004（6）．
[3] 谢诗坚．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史[M].马来西亚槟城友达企业有限公司，1984.
[4] 郭熙．马来西亚槟城华人社会的语言生活［Ｊ］．中国社会语言学，2003（创刊号）；又见《南大语言学》２００４（第一编）．商务印书馆．
[5]杨贵谊．新马华社与马来语文近况［Ａ］．李如龙．东南亚华人语言研究［Ｃ］．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6]柯嘉逊．马来西亚华教奋斗史（第3版）［Ｃ］．马来西亚董教总教育中心，1999.
[7]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Ｃ］．马来西亚华校教师总会出版，２００３．
[8] 林水濠等．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Ｍ］．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出版，1998.
[9]庄兆声．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生存状况［Ｊ］．粤海风（网络版）２００３（6）．
[10]柯嘉逊．马来西亚政治景观中的种族歧视现象［Ｊ］．当今大马（电子报），2001－03－28
[11]郭熙．域内外汉语协调问题刍议［Ｊ］．语言文字应用，2002，（3）．
Official
Language Promotion Vs. Chinese Prospect: A Case Study of
Abstract: It is always contradictory
between the promotion of official language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mother
tongues in the society with multi-lingual background. The experience in
The
efforts paid by the minorities to preserve their mother tongues do work to some
degree, but the final destiny of the language is also decided by many other
factors. It cannot be optimistic
toward the prospect of Chinese as a minority mother language in
Key words: Multi-lingual; Language
planning; Preservation of mother tongue
（原载《暨南学报》2005年第3期）
[1] 本文根据作者2004年12月12日在澳门语言学会年会的主题报告和2005年1月9日在第四届双语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讲演稿整理而成。本研究得到了暨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基金的资助。
[2] 见凤凰网2004年4月18日。
[3] 拿督斯里是马来西亚的州封衔中的最高封衔，比拿督略高，但低于联邦封衔的敦和丹斯里。国内一般把“拿督”译作达图。但有误译作名字的一部分的，如有的媒体就曾把马来西亚前总理的名字和封衔混起来：身着中式服装的APEC领导人——马来西亚总理达图•斯里•马哈蒂尔•宾• 穆罕默德 （见人民网2001年10月21日）。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网页对马方人员的介绍也有同样的问题。
[4] 《联合早报》2000年1月25日。
[5] 马来西亚《中国报》2000年1月27日特稿《让马来语“回到民间”》。
[6] 资料来源：大马华文教育网站:www.catcha.com.my
[7] 香港《文汇报》2004年8月13日。
[8] 中国译作拉扎克。
[9] 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年10月30日。
[10]马来西亚《南洋商报》2004年1月5 日。
[11] 凤凰网2004年4月18日。
[12]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