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社会的社会语言学:理想与现实

 

郭熙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现在,中国社会语言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探索,取得了不少成绩。20054月,在石家庄举行的“中国语言学发展战略高级论坛”上,徐大明教授在畅谈中国社会语言学走向世界时,把我这些年所做的一些工作概括为“面向社会的社会语言学”。我觉得这一概括是准确的,这里有必要进一步进行“鼓吹”。

面向社会的社会语言学指的是指以服务社会为目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和以面向语言学研究的社会语言学相对。在社会语言学学科性质上,曾有它是应用学科还是理论学科的分歧。现在看来,这种认定把问题简单化了。社会语言学有基础研究,也有应用研究。而应用研究中同样也还有基础研究。事实上,就是典型的应用学科自身也有基础研究,例如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就需要大量的基础研究。

社会的需求是语言研究的出发点也是语言研究的归宿。从索绪尔的为语言而研究语言到布拉格学派的为人类的语言,就人类的语言研究人类的语言,始终都有研究角度的问题。强调面向社会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并不是要把不同角度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对立起来,也不是要否定一般的社会语言学研究的重要性,更不是要建立一个新的学科,而只是一个研究的侧重点。一般的语言学研究需要多样性,社会语言学研究也需要多样性。然而,在当今中国强调面向社会的社会语言学似乎显得非常迫切。

理想中的面向社会的社会语言学的核心是要探讨我们社会中面临的语言问题,为社会提供相关的高质量的语言服务。这意味着它要关心社会、关注社会、关注语言的使用者;也意味着我们的研究要为社会的需要、人的需要而展开。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需要了解我们的语言国情,需要研究社会有什么需求。

中国语言学界素有面向社会开展研究工作的学术传统。以语言规划为例。我们知道,语言权威和语言使用者之间的鸿沟是世界性的;但在中国现代语文运动历史上,它却是个例外——他们二者之间的和谐相处堪称楷模。赵元任、王力、吕叔湘、黎锦熙、魏建功、朱德熙,等等,无一不在面向社会大众方面作出了贡献,而他们的业绩也得到了社会的回报。

这种传统本来应该很好地继承下来——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现在也就没有必要提出“面向”问题了。那么,现实中我们的“面向”如何?

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汉语的国际地位越来越高,正在成为仅次于英语的新的强势语言;与此同时,由于种种原因,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不少问题是和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密切相关的。诸如:如何确定汉语国际传播的战略?如何透过语言研究来增加国家安全?如何看待“双语教育”?如何处理好母语教育、维护和外语学习的关系?如何正确认识语言学的生存环境?等等。诸如此类,虽有一些学术层面的讨论,但影响非常有限。越来越多的朋友感到,中国语言学界在社会的相关层面已经或正在失去话语权。

客观地说,中国语言学界在中国社会中话语权的丧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语言学团队自觉或不自觉的淡出加剧了这一局面的形成。的确,中国语言学界的兴奋点好像离社会十分遥远。在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双语教育”问题、中学语文新课标的制定教材编写问题、世界华人物理大会拒绝汉语的问题上,中国语言学界几乎“失语”。

忘了面向社会,工作就失去了方向,语言规划也就失去了目标。我们把精力集中在本体规划上,忽略了地位规划;把研究重点集中在微观方面,忽略了宏观的方向。50年代在中国大陆谈规划和21世纪面向汉语走向世界谈规划,应该有较大的区别;在封闭的中国谈语文教育和开放的中国谈语文教育,也应该有很大的不同。然而,我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例如,就在我们淡化汉语拼音教学和研究的时候,国际上已经开始汉语拼音教授汉语;就在我们沉湎于“做”和“作”的区分的时候,对现代语文教学的全面“颠覆”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一些面向社会的研究也逐步脱离社会。例如,上个世纪50年代就开始进行的规范化工作,现在在目标方面也似乎不考虑社会大众了。我们的规范似乎不再是为使用者提供方便,有时甚至是在给使用者添“乱”。《简化字总表》的重新公布或许就是一例。这些问题词典在编写、语言学教科书编写、语言学科普工作等等方面也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本来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的语文工作者似乎也“异化”了。

熟悉社会语言学历史的人都知道,社会语言学起源于社会应用的需求。今天重提面向社会,我们就必须清楚有哪些社会问题需要去解决。而一些理论问题也就需要进一步讨论。例如,对语言的不同看法可以就导致不同的应对措施。例如,是把语言看成一种资源,还是看成是问题?是看成一种权利,还是看成一种什么别的?看成资源,就有资源的利用、开发和保护,近年来还提出了监测和管理;看成问题,就需要设法去解决;看成权利,就需要维护或保护,等等。

就目前情况看,面向社会的社会语言学有许多热点。例如:政治生活中的语言,主体性和多样性,规范的价值,语言民族虚无主义,语言排外主义,语言霸权,话语权,海外华语,濒危语言,国人语言态度,双语教学问题以及带来的结果或后果,本体规划和地位规划的关系,语言学的生存空间、汉语的国际传播、向社会发布语言状况报告等等。

科学的发展导致了语言学研究领域越来越广泛,学科越来越细,研究的问题越来越精密和深入,让所有的语言学工作者大规模地参与“语文运动”既不现实,也无必要。因此,有必要探讨如何建设一支新的学术队伍。在我看来,从方兴未艾的社会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队伍中,集中一批力量面向社会开展研究似乎是条路子。

其一,面向社会的社会语言学研究正是处在和应用语言学的交叉点上。例如,语言规划既涉及社会语言学,也涉及应用语言学。这就需要既懂社会语言学,又懂应用语言学的人才。

其二,社会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在中国都是相对新的学科,队伍组成也相对年轻。这些学者有热情,有责任感,精力充沛,容易掌握现代的科技手段和调研方法,适于开展田野作业; 他们思想开放,没有框框,勇于创新;此外,他们中还有不少来自外语界,外语水平好,便于了解外国的语言国情、语言政策和策略。我们应该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

其三,有意识地培养一支面向社会研究的队伍有利于人才的培养。让他们直接参与科研项目,培养务实的精神,树立关心国家、关心社会的学术意识。当然,学术研究不应该搞计划模式。但我们的现实确实需要对力量的组织和整合。而这种整合是有益的。就笔者所知,目前一些学者已经组织起一批具有良好科研基础的博士生,开展了相关研究,国家有关部门也给予了大力的支持。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

我们呼吁越来越多的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积极投入面向社会的社会语言学研究。中国社会语言学应该而且可以为国家,同时也为社会语言学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原载《语言文字应用》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