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海峡两岸汉语差异的起源

 

郭熙

 

海峡两岸汉语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这一点已为人所注目,近年来不断有研究这些差异的著述问世。著述中,多有这样的看法,认为海峡两岸汉语的差异始于1949年——因为自该年起,两岸中断了公开的和通畅的语言交流渠道,导致了汉语在两个相互封闭的社会里随着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的发展而发展。[1] 这种推论在一般情况下应该说是无可争辩的。然而,中国社会特有的历史的状况却使我们对这一推论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在我们看来,两岸汉语差异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它们各有自己的“源头”。本文试图正一正这些差异的“本”,清一清这些差异的“源”。

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

1919年,发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现代史上这场深刻的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作为它的一个组成部分,文言与白话之争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一论争的历史性结局是以白话文登上大雅之堂为标志,汉语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一个日渐成熟、完美的时期。

显然,我们可以把“五四”起开始“合法化”的白话文看成是今天海峡两岸汉语的共同源头。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此时的汉语书面语尚未能形成自己确定的规范。一方面,它的脚跟尚未站稳,因为那些力倡文言的遗老遗少不堪忍受这种“鄙俚浅陋”“不值一”的“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 [2];另一方面,力倡白话的人也因观念、动机、素质等的差异而未能在规范上达成共识。不同的人或不同的集团在白话文的使用上还存在一定的分歧。一般说来,当时的白话文至少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用的是道地的汉语口语。例如1919715日长沙各报纸在刊登《湘江评论》出版的消息时这样写道:

学生联合会的“湘江评论”已于昨日出版了,内容仿北京的“每周评论”,分西方大事述评、东方大事述评、世界杂评、湘江杂评、新文艺等等,全用白话,很是精彩。

这一消息中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消息本身用的是白话;第二,它说明了《湘江评论》语言特点;第三——这一点很值得玩味——它用“全用白话,很是精彩”来介绍刊物以引起读者注意,可见当时白话文在广大民众中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第二种则夹杂着许多文言词语和句式。例如,192051日出版的《新潮》杂志刊出该刊一则“特别启事”:

本社出版品,有《新潮杂志》与《新潮丛书》两部分。丛书之筹备,远在一年以前,而第一种《科学方法论》及第二种《迷信与心理》之出版,迄今已六阅月,其广告除本志外,并登在京沪各报,为国人所共知,乃本年六月底上海泰东图书局始另有所谓“新潮丛书”之广告发现。与本社《新潮丛书》名目虽则混淆,其实并非一事。再另有命名“上海新潮社”者与本社毫无关系,其出版品当然与本社无涉。因滋误会特此声明。

第三种是欧化。所谓欧化,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行文中加进一些外国语词,一是在语法上采取西洋语法的结构。这种现象当时“往往只在文章上出现”,“有知识社会的人用惯了它,一般民众并没有用惯”。[3] “此外,即便是知识界,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例如,《文学旬刊》就曾在19217月举行了“语体文欧化问题”的讨论。[4]“尽管“五四”文白之争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汉民族共同语使用上存在的“言文”不一等问题,没有确立能为使用者共同遵守的规范,但是,因为白话文顺应了汉语书面语发展的总趋势,成为一股新潮,所以到1920年,当时的北洋政府教育部在白话文取代僵化了的文言文已成事实的情况下,终于承认白话为“国语”,并通令国民学校采用。

“五四”文白之争跟我们要讨论的海峡两岸汉语差异的起源有密切关系。第一,从口语和书面语的关系看,虽说口语是第一性的,书面语是第二性的,但书面语对口语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在我们这个传统上十分重视书面语的国度里,由于言文长期脱节,书面语对口语的影响似乎并不明显,因而也就不为人所重视。白话文的“合法化”,解决了传统上言文不一的问题,书面语对口语的影响明显增大了。在其后的几十年里,在汉语的变化中,书面语的确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二,自“五四”起,文白之争依然是语言运用中的矛盾焦点之一。不同的人或集团都试图根据自己的认识或需要去干预这一交际传播工具。自然,社会中的个人或集团对语言的干预在语言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但一旦一个人的力量化为一个集团乃至一个社会的力量时,上面的结论便黯然失色了。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白话文一经提倡即不可遏止且能迅速登上“大雅之堂”。

上面的叙述旨在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汉语的书面语又是完成了一种不彻底的转轨。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不彻底的转轨必然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出现一些新的问题。“五四”留下来的这条“尾巴”,居然成了导致海峡两岸汉语差异的因素之一。

就在汉语书面语由文言改为白话脚跟并未站稳的情况下,中国的历史上又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这就是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的破裂。这次国共合作的破裂为汉语后来的逐步分化播下了一颗无形的种子。

如前所述,“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扭转了文言文的统治地位,但在实际语言运用中仍抱着一条尾巴。在对它是割还是留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明确地表明了自己要割的立场。其中明确提出自己主张的共产党代表人物是瞿秋白和毛泽东。

19326月,鉴于文言文的“回潮”及“新文言”的产生,瞿秋白以宋阳为笔名在《文学日报》创刊号上发表《大众文艺问题》一文,认为当时的那种白话跟人民大众的口语相距太远,实际上已成了一种新文言,他主张再来一次“文学革命”。这次“文学革命”不仅要肃清文言的余孽,推翻当时的这种新文言,而且要严格地反对旧小说的白话,一切都用中国人的话来写,尤其是“新兴阶级的普通话”和“当地的主要方言”等等。瞿秋白提出的问题在当时的思想界引起了很大反啊,从而开始了“大众语讨论”。这次大众语讨论实质上是“五四”文白之争的继续,它狠狠批评了当时白话文的不健康现象,提倡写作时要面向人民大众。但这次讨论所涉及的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都没能真正得到解决。正因为如此,即使是在大众语论争后,国统区的报刊也没有废掉半文不白的语言。

如果说瞿秋白的语言观还只能在理论上加以表现的话,毛泽东则是一个理论提倡与实践贯彻的统一者。如前所说,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用的全是白话,但限于当时的情况至多也只能是“独行其事”,想推至一般却并非易事。然而,国共合作的破裂,却给了毛泽东大力施展自己的语言才能、贯彻自己语言主张的机会。

4·12”事变后,共产党建立了一个个“红色政权”,使得中共有了一个个控制区——根据地,因而也就有可能去实践自己的语言主张。国共两方在语言运用上的差异最初表现在书面语的使用上。下面两段话都产生于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它们分别来自国共两党的最高指挥部:

1)本政府今后当恪遵总理建国大纲、建国方略中之计划,权衡情势,决策实施,期使训政期内之民生问题,获得相当之解决……吾国政治恶劣,强半由于官吏贪污,贿赂公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宣言》,1927920日)[5]

2)我们应当将工人阶级的先锋——共产党,组织得更好,扩大到工农群众之中去,吸取一切优秀的革命分子。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应当更加和工农群众密切联系,努力地反对国民党军阀的统治,反对一切军阀及帝国主义。[6](《中国共产党反对军阀斗争的宣言》,19271023日)

这两段引文表明,国共两党在文告语言运用上迥然有异。前者近乎文言,后者则是地道的白话,共产党人更乐意采用“五四”倡导的白话,而国统区则相对更乐意采用“文”些的书面语。他们各自的传统深深地影响了以后几十年的语言运用。在今天的海峡两岸,我们只要浏览一下报章,就不难发现各自传统的烙印。

不仅如此。国共两党除在书面语运用上出现了差异之外,其他方面也随着武装割据力量的加强出现了差异。而这些差异之形成,与中国共产党人开展革命宣传及同时对人民的文化教育是分不开的。在我们看到的史料中,一些为共产党所专用的词语在当时的根据地使用频率已相当高,例如“解放”“阶级斗争”“红军”“苏维埃”等。这些词语之所以在当时的根据地广为流传,并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我们看看下面的一些资料就一目了然了。

第一,报刊的种类及印数。据不完全统计,从19301933年,共产党办的报刊有61种。其中红军最早的机关报《红星报》在根据地时期发行量为17300份,[7] 苏区中央报《斗争报》印数达27100份,而《红色中华》则高达45000份,《青年实话》也达28000份。[8]“这些报刊均用通俗语言来写,主要是宣传革命。

第二,文化教育组织。据不完全统计,1933年赣、闽、粤苏区有小学3052所,学生89710人;补习夜校6462所,学生94517人;识字组32888个,组员155371人。其中的兴国县1933年扫盲统计中识字小组组员就达22519人。1934年,上述地区建列宁小学3052所,学生89710人;识字组32388个,人数为155371人;另有俱乐部16562个,工作员达49668人。[9]

此外,“红军中以师为单位设俱乐部,以连为单位设列宁室”。“列宁室是单位进行政治教育、文化教育、体育、娱乐各项工作最基本的一个组织”[10]

第三,文化教育的语言和内容,无论是地方还是军队,在教育中都贯彻下述原则,即反对帝国主义基督教育、国民党文化教育、复古教育和私塾教育。

尽管如此,国统区和根据地的语言差别不能被认为是汉语已经分化。因为第一,书面语的差别只是语体差别,而且这些差别并非处处都是分明的,事实上,国统区也有白话,而共产党人也有用半文不白的语言的。第二,两个地区并非出现大批专用的同语和特殊句式。第三,苏区一则地盘小,再则也不稳定,在语言上不可能同国统区抗衡。尤其是随着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撤出苏区,只剩下30000人,中共领导的“语言区”也就“消失”了。然而,苏区所深深埋下的语言分化的种子却在伺机萌芽。

如果说“五四”文白之争的尾巴还只是给汉语后来的分化留下了一个诱因,而苏区的建立又埋下了汉后分化的种子的话,那么中共延安根据地的建立以至整个解放区的扩大和蓬勃发展则使得汉语的分化日趋明显化了。

以中共延安整风为标志,解放区开始形成一种可以称得上是标准化的革命工作语言,语言问题在整风运动中之所以受到空前重视,是因为语言被当作宣传的媒介,被当作表现思想作风的重要工具。这次运动在理论上取得了成功,它解决了“五四”及“大众语”讨论两次语言运动中没能解决的问题。怎样对待汉语?应当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进行革命工作?应当向谁学习语言?应该怎样改进语言能力,以便更准确地传递信息和表达思想等等。

跟国统区相比,解放区在用语上有下面几个主要特征:l)政治军事等术语社会化,例如“矛盾、斗争、阶级、党外布尔什维克、战线、战斗、突击队、苏维埃、官僚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等。2)表达通俗化,报纸、刊物、广播和书籍等使用的语言都采用通俗的语言形式。一部分方言土语或一般群众口头上用的词语堂堂正正地进入正式的言语活动中,例如“搞、小青年、整”等。3)个别性词语运用范围扩大化,例如“抓”本义是指用指甲轻刮、用手或爪取物、逮捕、捉拿等,解放区又用于指加强领导,或特指着重、主管、负责某方面的工作,又例如“爱人”一词本指恋爱中男女的一方,解放区又用来指配偶的任何一方。4)借词苏俄化。例如“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乌拉”等。5)表示特有的事物。如“整风、两忆三查、党八股”等。不难发现,上述几点大都跟红军时期有某种“血缘”关系。汉语在解放区的变异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背景,有一定的必然性。

首先,中国共产党人认为,要想取得革命的成功,就必须发动和依靠广大工农群众,要发动广大工农群众,就必须给他们讲他们之所以受压迫受剥削的道理。因此,中国共产党人想方设法宣传革命的理论,这样,一批政治术语来到寻常百姓中间。另一方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认为,中国革命必须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必须开展人民战争,这样,军事术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来到了百姓中间,而“军民大生产”则又把军事术语由专用推向一般,“战线”的无所不在,均与此有关。打开一本反映革命战争时期的小说,我们差不多都能找到这样的例证;目不识丁的普通农民常常可以说出一连串的政治军事等术语。可见它们影响之大。

其次,中国共产党人十分重视语言运用在宣传中的作用,他们确信只有用工农大众能接受的语言进行宣传才能收到最佳效果。早在1931年苏区普遍举办《时事简报》时,毛泽东就指出:

地方的《时事简报》要完全用本地的土话。从别处报纸抄下来的那些文字不通俗的新闻,要把原文完全改变。红军《时事简报》,不会写本地的土话,也要用十分浅白的普通话[11]

在延安整风时,他又在《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中援引季米特洛夫的话,提示人们改正那种说人们听不懂的话、写人们看不懂的文章的毛病。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切实领会下面这条起码的规则,把它当作定律,当作布尔什维克的定律;当你写东西或讲话的时候,始终要想到使每个普通工人都懂得,都相信你的号召,都决心跟着你走。要想到你究竟为什么人写东西,向什么人讲话[12]

为了做到通俗化,毛泽东还提出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学习活的语言。解放区使用语言通俗化,自然与此有关。

第三,与国民党的各级官员比起来,共产党的干部队伍的文化素质实在不高,即使是一些高层干部。这也决定了共产党人使用语言要俗(或曰“土”)一些。(当然,共产党中也有不少“文化人”,但毛泽东常常觉得他们的语言有学生腔”,要他们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学习群众的语言。)干部文化素质低的有利的一面是其易于与普通群众沟通,但也就带来了一些不足之处:他们说话或写东西常有语病。另一方面,由于各级干部乃至群众出于对上级的信任(抑或是他们自己无能力察觉),语误也会层层不折不扣地下传,久而久之,即“积非成是”。当然,中国共产党人对错误语言也并非任其自然,事实上,作为最高决策人的毛泽东,就曾一次又一次地提出要花大气力学好语言。

第四,国际关系也是解放区语言变异的因素。由于中共和苏共的特殊关系以及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敌视,解放区从俄语中借了一些词,而对英语中的一些词采取了排斥的态度。

第五,个人对语言的使用也因个人的特殊地位对解放区语言产生影响。中国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形成了领袖人物的特殊地位,他们的一些用法也就流行开来。前面提到过的“抓”的词义的发展可以算是一个典型例子。毛泽东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谈到工作方法时说:

要“抓紧”,就是说,党委对主要工作不但一定要“抓”,而且一定要“抓紧”。什么东西只有抓得很紧,毫不放松,才能抓住。抓而不紧,等于不抓。伸着巴掌,当然什么也抓不住。就是把手握起来,但是不握紧,样子像抓,还是抓不住东西。我们有些同志,也抓主要工作,但是抓而不紧,所以工作还是不能做好。不抓不行,抓而不紧也不行。[13]

这段一连用14个“抓”字的论述对后来的影响很大,“抓”义扩大也就不难理解了。

另一方面,占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国统区在运用语言上也有自己的特点。

在政治上,出于反共、防共的需要,国民党当局对报刊使用语言加了一定的限制。从1941年到1945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检查局接到出版物审查的二百多种指示,“这些指示甚至对报刊使用的名词都作了具体的规定。如‘抗日政权’、‘国共合作’、‘解放’、‘三民主义为中国之必须’、‘争取民主’、‘抗日统一战线’、‘各阶层人民’、‘新文学’等一律被当作‘谬误名词’,不准使用。”[14]

在文化方面,国统区在报刊上大多仍采用文言或半文言的语体,以追求所谓高雅的风格,而这种对“雅”的追求的风气在今天的台湾仍在延续,海外一位学者不久前在讨论台湾地区流行新词与社会心理的关系时还这样说:

……许多大陆流行的词语也出现在台湾报章的“大陆版”上,令在台湾生长的人感到好奇……如“抓”、“搞”这两个语意粗鄙的动词,使用范围相当广泛,从抽象的权柄,劳动,到具体实物,都可一贯使用。如“抓生产”、“搞研究”,我们看到流行新词在破坏传统语言甚至社会结构。[15]

国统区语言的“雅化”与国民党各级军政人员等受教育的程度有关。从中央到地方的军政人员大部因其特有的家庭条件受过某种教育,而传统的语文教育则养成了他们更注重“规范”“高雅”习性,当今的文艺作品中凡国民党的官讲起话来大都文绉绉的,这虽不免有公式化、脸谱化倾向,但也不能不承认它们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在外来词的使用上,国统区也跟解放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如上所述,解放区从俄语中借了一些词,而国统区则因政治、经济、文化等原因而从英语中借词。这一点稍具当时历史知识即可理解,不再—一引例。

总之,国统区和解放区的各自的背景,决定了汉语的两种变体的形成。这一点现在已经很明确了。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海峡两岸汉语的差异的“源”不是1949年,它是伴随着中国几十年的风风雨雨逐渐形成的。其中,“五四”兴起的白话文可以说是两岸汉语书面语的共同源头,但两岸却又各有所承地接受了当时的差异;苏区的建立埋下了分化的种子,而延安根据地的建立则使得汉语的分化日益明显。1949年以后,两岸各自继承了在大陆时各自的语言传统,而同时又由于交往中断,使得原有的分化加剧了。我们今天在研究两岸汉语差异的时侯,不能不考虑形成这些差异的历史因素,因为只有认识到两岸汉语各自的源流,才能对两岸出现的各种语言现象作出系统的解释。从长远的眼光看,它有助于“从中找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待两岸“分隔的局面最终结束时,及时加以引导,使‘统一’进行得快一些”。[16]

 

注释:

[1]见邱质朴《大陆和台湾词语差别词典》序言,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2]见林纾《致蔡鹤卿太史书》,北京公言报,1919318日。

[3]见王力《中国现代语法》,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335页。

[4]参该刊19217月号。

[5]见《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三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页。

[6]见上书第167页。

[7]参见毛泽东《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方针和任务》,载《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34页。

[8][9]见马守平等《中国:昨天与今天》,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439页,44页。[10]见《老解放区教育资料》,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5页。

[11]见毛泽东《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载同[7],第29页。

[12]见毛泽东《反对党八股》,载同[7],第86页。

[13]见毛泽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443页。

[14]见梁家禄等《中国新闻事业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84页。

[15]见亓婷婷《略论台湾地区流行新词与社会心理之关系》,载香港《语文建设通讯》199012月第31期,第2425页;原载《华文世界》19893月及6月第5152期。

[16]见拙作《论大陆与港台汉语在词汇上的差异》,载《双语双方言》,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6页。

 

(原载《语言学通讯》1993l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