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华语视角下的中国语言规划*
郭熙
（暨南大学 华文学院 / 海外华语研究中心 广东 广州 510610）
摘要：不同时代的语言规划有不同的侧重点和不同的视角。和平崛起中的中国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语言规划。华语视角下的中国语言规划有自己的特点和任务，也有可行性。
关键词：华语 视角 语言规划
Language Planning of
Abstract: Language
planning focuses on different emphasis under different situations.
Key words: Huayu, perspective, language planning
一、引言：语言规划及其影响因素
“语言规划”(或“语言计划”，Language Planning)作为一个术语使用后，学界在规划的意义、依据、类型以及规划实践的总结等方面作了不少探讨，但到底有哪些因素会影响语言规划，目前还缺乏系统的研究。推究起来，以下几个方面似乎值得注意。
一是政府的力量。在以往的研究中，政府的力量一直很受重视。维因斯坦(Weinstein
1984)认为，语言规划是指政府授权的、长期进行的、有意识的努力，旨在改变某语言在社会中的功能，从而解决交际中出现的问题。（参胡壮麟，1993）这里实际上强调了语言规划的政府性，即尽管个人或一些社团的努力可有助于语言规划，但若无政府授权，很难成功。“权力在语言事务中的作用，不亚于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Tauli 1974，参胡壮麟，1993)。
的确，一般说来，政府对语言规划的影响最大，规划能否成功与权力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它毕竟只是语言规划过程中实施的方面；而且，这里似乎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即，政府的规划是否顺应了社会和语言的发展规律。一个政府如果所作的规划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就会带来社会问题；如果政府所作的语言规划违背了语言发展规律，也只能以失败而告终。巴基斯坦语言规划失当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典型的例子（蒙苏尔·穆萨，2001）。
过分强调政府的力量还可能导致另外一个结果，即，会让人觉得语言规划只能在一个国家内部进行。而实际上，它也可以是跨国跨境的。这种规划历史上已经有过，例如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语言协调（李宇明，2000：33）。我们将要证明，在今后一个时期里，从跨国跨境的角度来思考中国的语言规划将会是非常有意义的一项工作。
二是语言观念。语言规划实际上是要改变一种语言的功能。它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语言观念、对语言性质的不同角度的认识对规划的影响可能会是巨大的。例如，把语言看成是“问题”，那么，规划的目标就是“解决问题”；如果把语言看成是“文化”，那么规划中就会考虑如何保护这种文化；如果把语言看成是一种资源，规划中就会考虑如何开发和利用这种资源。（郭熙，2005）
三是语主的实力。我们把一种语言的主体使用者称为“语主”。语主的经济、文化或政治实力会影响到对该语言或方言的“市场价值”（郭熙，2004b：10 ），进而影响到该语言或方言的推广与传播。当今英语之成为“国际语言”，许多国家的语言规划中开始重视汉语的学习，都与此不无关系。
四是对一种语言的定位。语言地位规划中常常要选择一种或多种语言作为官方语言，并打造成为标准语加以推广。在中国的语言规划中，普通话具有国家通用语言的地位，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它在中国大陆获得了非其他语言或方言所能企及的地位。另一方面，就一种被“规划”的语言来说，出于不同的考虑，可以制定不同的规划。一种或多种被选择的语言可能属于一个国家，也可能是跨国跨境的。若某种语言的“核心国”把该语言定位为本国的内部语言问题，会有一种规划方式；相应地，若该国考虑到更大范围的使用者而展开语言规划，那么就会采用另外的方式。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并不排除两种视角同时的可能性。
五是语言使用者的认同和接受。对一种语言的认同有助于对该语言的学习，也有助于对该语言的相关规划的接受。
上述5个因素①实际上涉及到了语言规划的不同方面，都不可忽视。只强调其中的一个方面都是不完整的。总的来说，语言观念影响到规划的制定，政府和规划者的权威则影响到规划的落实；语主的实力、语言使用者的认同和接受则影响到入选语言的社会支持力，进而影响到规划的结果；而我们下面将证明，一种语言定位的视角也会影响到各相关方面。
二、华语视角下语言规划的意义和特点
前面已经说过，不同的视角会导致不同的语言规划政策和规划思路。随着社会的发展，在规划者、语言观念和语主都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我们觉得有必要提出在华语视角下开展语言规划工作。
不同时代的语言规划有不同的侧重点和不同的视角。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的语言规划，例如，推广普通话、简化汉字、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等，是汉语视角的语言规划。这些规划为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功绩不容抹煞和否定。而这些成就的获得显然与这些规划符合那个时代的社会语言实际有密切的关系。陈章太（2005：125-147）已经对中国的语言规划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认真的总结，我们非常赞同他的结论。事实上，即使是今天我们仍然需要汉语视角的语言规划。
然而，从当今汉语国际传播以及跨国、跨境使用方面看，汉语视角下的语言规划显然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中国的语言规划从汉语视角走向华语视角，是历史的必然。我们曾经讨论过汉语和华语的关系，把华语定义为全球华人的共同语。（郭熙，2004）我们后来又认识到，应该从华语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重新审视各种语言规范和标准的制定。语言规划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应该随着社会发展的进程和社会需求及时作出调整。在全球一体化进程加快的情况下，中国的语言规划不再只是中国内部的事务，不应该只着眼于中国的汉语使用者，而应该从全球的角度考虑汉语；不仅要看到汉语的今天，还要看到汉语的明天。规划就是服务。中国的语言规划不仅要为中国使用汉语的人服务，还要为全世界学习和使用汉语的人服务。中国的语言规划既要应对各种各样面临的问题，也要抓住机遇，从长远出发，为汉语的国际传播战略作好准备。因为汉语的传播可以加强世界人民之间的沟通和了解，对维护世界和平，构筑和谐的社会生活，避免或减少冲突，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总之，在世界范围内、面对整个华人社会、从华语的角度考虑语言规划，会使汉语的国际传播更具活力，而作为海外华人的母语的“华语”的维持也就更有长劲。
和汉语视角下的语言规划相比，华语视角下的语言规划将会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一）适用范围的广泛性
汉语视角下的中国语言规划的范围限定在中国内部，就上个世纪50年代来说，更多考虑的还只是中国大陆地区，而华语视角下的中国语言规划则不仅要考虑中国，还要考虑到海外华人社会；不仅要考虑到汉语为母语者，还要考虑到不以汉语为母语者；而就中国来说，不仅要考虑大陆，还要考虑到港澳台。也就是说，华语视角下的语言规划必须考虑到所有使用华语或可能使用华语的人。
（二）各华语区的合作性
华语视角下的中国语言规划，政府行政命令的力量将会减弱。要取得既定的效果，须得到全球各地华人社会的配合和支持；而要取得他们的配合和支持，必须体现出合作精神。同时，作为华语的核心地区，考虑到语言意识形态的客观存在，也有必要在一些原则问题站稳立场，并就相关规划、规范、标准提出主导性意见，做到既坚持原则，也有灵活性。例如，现在有一种观点，希望中国大陆放弃简化字，回到繁体字上来，以求华人社会用字一致。我们认为，这是个原则问题。中国语言规划当然要考虑到各地汉字使用者的方便，但绝不应以牺牲13亿人的利益为代价。事实上，使用简化汉字已经汉字社会的主流。就整个华人社会而言，我们觉得刘泽鹏“提倡简体字，但不反对繁体字②”的说法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三）一体化和多样性并存
华语视角下的语言规划的目标是全体华语使用者，这种规划理念要求我们关注点从中国转向世界。它表明，为了全球华人的沟通，必须强调规划的统一标准；但各地华人使用华语的情况千差万别，各地有各地的具体情况，所以，在统一标准的前提下必须有一定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必须采取统一和协调的措施。（郭熙，2002）
李宇明（2004）在谈到信息产业语言文字标准的制定的时候指出，语言文字标准制定的主体也需要多样化，除了国家、学术团体和标准化委员会之外，应大力提倡企业和个人提出标准。标准的落实，也不能全靠行政命令，而是要建立市场准入制度，通过评测认证来实现。在新的时期，应努力探索“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的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建设之路。我们认为，对于华语视角下的语言规划来说，这是应该充分考虑的。
（四）华语资源的共享性
华语作为全球华人的共同语表明，汉语已经不再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作为一种资源，华语属于全球华人，全球华人有权利共同开发和利用这一资源。但有一点不容忽视的是，和其他资源一样，我们面临的一个事实将是，谁先开发谁将先受益。因此，国家的语言规划也应该考虑到教材、教辅、媒体等市场占领问题，而不管谁占领市场，产品都要共享。
（五）短线规划和长线规划并存
和其他领域一样，语言规划也有短线和长线的分别。短线规划以应急需，长线规划则是战略性的。华语视角下的语言规划是汉语国际传播战略的一个重要部分，和传统上已有的汉语视角的规划相比，它更多的是长线规划。例如，上个世纪50年代简化汉字在某种意义上看就是短线的：当时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为了在快速扫除文盲，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有的规划则是长线的，例如推广普通话，直到今天，任务仍然非常繁重。历史地看，长线和短线也常常是相对的。在某个时期看是长线的规划，随着社会的发展，可能会被发现是短线的。就推广普通话而言，当时是长线的；但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到全球，就会发现，仅就中国大陆开展的“推普”似乎又是短线的了。
（六）层次性
于根元（2003：118）再次提出了语言规范的层次性，他1992年还提出把语言方面的标准分为指令性的和指导性的（于根元，1999:127）。华语视角下的中国语言规划本身也应该考虑到各种层次。吴英成（2003）依据扩散的种类、华语在居留地的社会语言功能域、语言习得类型等因素，把全球华语划分为三大同心圈：内圈、中圈与外圈。这种划分是符合实际的，对于语言规划的分层具有重要的启发。按照这样的理念，我们可以把内圈的华语称为“核心区华语”，中圈的可以称为“次核心区华语”，外圈的则称为“外围华语”。“核心区华语”不同区的华语在贯彻“标准”上会形成自己的特点，形成不同的层次。就普通话水平测试来说，目前分为3级6等，不同的岗位有不同的要求。目前，核心区以外的华语使用者也开始探求获取华语教师能力证书，考虑到各种客观因素，分出不同的层次对待应该是合理的。
三、华语视角下语言规划的可行性
以华语为视角进行语言规划在实践上也是可行的。
首先，它顺应了全球华人社会的需求。语言信息标准化、规范化是信息社会的要求。国际华人社会需要华语的各种标准和规范。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华人社会的交流日益增加，一些华人社会在与所在国主流社会的接触中也遇到了语言教育的各种问题，例如，如何提高语文教育效率、更好地在当地的华人社会保持中华文化等。以各种媒体为例。在过去各地华人社会封闭的状况下，各地的媒体可以各自为政，受众限定在自己的社会中。现在各地交流的速度加快，语言的沟通成了当务之急。例如“我很窝心”在大陆、台湾、新加坡就可能因不同的理解直接影响沟通。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统一规划的重要性。海外华人社会也有关方面有了越来越高的需求呼声，这为中国的语言规划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遇。换句话说，过去中国的语言规划可以通过政府或领导人的威望来实现，现在条件下的规划则是要靠“市场”了。
其次，如上所说，尽管和汉语视角下在中国内部进行语言规划相比，华语视角下的语言规划无法利用政府行政命令，但它却有了一个重要的优势——业已形成的中国语言规划者的威望——它已经形成了对世界的影响力。事实上，一些华人社会在语言使用中也正在向中国的各种规范靠拢，而这中间，语言规划的科学性和实用性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中国应用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近年的研究成果为华语视角下的中国语言规划进行了语言学理论上的准备。例如，华语的地位在学术上也得以确立，人们的语言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以纯洁的观念来看待语言规范，使得语言规划越来越注意多样性、包容性，给予各地华语变体更多的宽容，取得了各地华人社会的认同。汉语正在以华语的身份走向世界，从世界的角度规划语言不是海市蜃楼。
第四，在语言传播中，语言实力是本，语言规划是标。中国各方面的快速发展和各种变革，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快速提升，促进了本来就有维持中华文化传统的海外华人社会的文化认同，也提升了核心区语主的语言影响力，其语言规划可以获取更多的社会支持。这为华语视角夾中国语言规划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在“标本兼治”上，充分利用“语主”的影响力的可能性已经具备。
最后，华语视角下展开语言规划，不是语言沙文主义，也不是语言扩张。它和老牌帝国主义的语言扩张的根本区别在于，它是建立在保障各种语言使用者语言权利的基础上，以扩大各地华人沟通、方便华语使用者而进行的，不具有强加于人的性质。只要我们的规划科学实用，必将会得到华人社会的广泛认同和接受。
四、华语视角下语言规划在当前的任务
从目前的情况看，华语视角下的中国语言规划有几项重要的工作。
（一）加强地位规划
确立华语作为华人母语标准语的地位，以中国大陆普通话为核心进行普及和传播，以方便、服务全体华人的沟通为目标开展相关工作。这应该是总任务。中国过去的语言规划非常重视本体规划，出台了大量的标准、规范，比较起来对地位规划重视不够。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地位规划要比本体规划更重要，因为“更能影响一种语言前途的是语言地位规划”（郭熙，2005）。李宇明（2003）提出了汉语的“固本强体”问题。把这一理念运用于华语规划，应该就是固核心区华语之本，强核心区华语之体。核心华语体壮力强，具有活力了，华语的各种标准和规范的贯彻执行就有了基础和保障。
（二）依新的视角对已有的规范、标准等进行修订和补充（举例）
1.普通话水平测试标准
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开展以来，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种基于中国大陆（后来也延伸到了香港等地）的普通话水平有自己的标准。随着工作的开展，这一测试的局限性也开始暴露出来：因为这一测试或许只适合中国，而对台湾和海外一些华语社会可能就不太适合。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大陆普通话的字音和台湾国语的字音差异很大（李青梅，1992），而这直接影响到普通话水平测试的结果。在词汇方面问题也很多，例如，《普通话水平测试纲要》（商务印书馆，2004）中列出了测试的词表，问题在于，该词表的包容性到底如何？像“地道”和“道地”、“出租车”和“计程车”等如何处理？“道地”和“计程车”是方言词吗？这都需要认真对待。在这个方面，轻声和儿化在普通话水平测试中也有值得重新思考的地方。
2.常用汉字表和词表
现有的《现代汉语常用汉字表》是上个世纪80年代公布的，实践中已经遇到一些问题。如果以华语为视角来看，问题可能更多一些，因为在制定这些字表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其他华人社会的用字。词表也有类似的情况。在汉字方面，近年来情况有了一些变化。据报道，国家有关部门正在研制规范字表，其中已经考虑到整个汉字文化圈的用字问题，这样的着眼点很好。类似的措施也正在其他领域出现。《现代汉语词典》（2005）第5版收入了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常用的“榴梿”、作为“榴莲”的异形词，受到了当地华人的欢迎，尽管这个用法中国大陆地区过去很少见到。新马地区还有一个常用字“峇”，按来源此字应该读阳平，有“峇厘岛”，其中的“峇厘”在当地与“巴黎”不同音，我们后来规范为“巴厘”与“巴黎”就同音了；除此以外，还有许多词用到“峇”字，例如“峇峇”。卢绍昌（2003）提出，“峇”字的字音可以是“巴”，但如果用“巴”字全盘取代“峇”字却有困难。因为“峇”字有本身的字义，如“峇峇”是“土生男性华人”的意思，不能写成“巴巴”。当地的人名用“峇”字的，根据“名从主人”的原则，最好也不要改动。类似的情况应该引起语言规划者注意。当然，对于中国的语言规划者来说，目前要做到什么都知道是不可能的，而这更说明对海外华人社会的语言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已经是势在必行了。
3. 汉语拼音方案的功能
华语视角下的语言规划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做好华语的传播工作。而要做好这个工作，除了探讨行之有效的语言教学和学习方式，为语言学习者提供各种必须的工具等等之外，深入开展华语记录和传播工具的改革的研究工作也是不可少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十八条规定：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和注音工具。
《汉语拼音方案》是中国人名、地名和中文文献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并用于汉字不便或不能使用的领域。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这些规定是极具远见的，遗憾的是社会上一般只把拼音作为汉字的注音工具，还有的人把它当作一种装饰，而忽视了“拼写”汉语的功能，未把汉语拼音拼写汉语落到实处。
我们曾提出了区分汉字和现代汉语书面记录系统（郭熙，1992），论证汉字只是现代汉语书面记录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语言是不断发展的，汉语的书面记录系统也必应随之发展。传统上，汉语的书面记录系统是通过新增汉字来满足汉语发展需要的。然而，人们已逐渐认识到，汉字的数量必须受到控制。汉字数量的控制必然导致它在适应记录新事物、新概念方面的局限性。在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地球成了地球村。语言接触的机会和相互影响的速度加剧，语言的发展速度加快，汉语表达中又出现了许多新的表现形式。这两年众说纷纭的字母词现象就非常典型。用什么方式丰富汉语的书面记录系统应该是一件大事。
从华语和汉语国际传播的角度看，华语的书面形式的变革研究也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在华语传播中，有必要考虑到外国学华语者的目的和层次。就笔者的经验来说，不少外国人学习汉语就是被汉字吓坏了。吴元华（2004：119）曾指出，新加坡电台和电视台的接收率远远高于英语频道，但年轻人还是喜欢阅读英文报纸。这是因为他们阅读英文报纸比较方便，吸收也比较快。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考虑在一些语言学习者中不教汉字？是否可以提供一些反映中国社会生活的拼音读物给他们？当然，现在的汉语拼音也的确还不完全适合拼写汉语。这就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需要试验。这里提出的这个问题比较敏感，但是考虑到配合汉语国际化的大背景，我们觉得有必要重新提出这个话题。我们应该避免极端的做法。许多人不赞成拼音化的重要原因是它会引起许多问题，如感情、语义辨识等。有问题就需要研究，需要试验，不进行试验怎么知道问题到底是什么？汉字是中华文化的象征。我们深刻理解这种情感，我们也同样热爱我们的汉字。但当我们需要把汉语传向世界，传向世界上不同目的的汉语学习者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看得更远一些呢?
汉语的拼写问题涉及的范围很广，除了上面说的，其他迫切需要新视角的规划有《汉语拼音正词法》、《地名和外国人名的转写规则》等。目前《汉语拼音正词法》的修订作为国家语委的科研项目正在进行中，我们期望这个工作早日完成，尽快为汉语的国际传播作出自己的贡献。
（三）开发新的规划增长点
华语作为一种资源，需要开发利用。华语视角的语言规划也有自己的增长点。 例如：(1)面向全球华人的规范词典③；(2)海外华人社会所在国地名、人名、机构等专有名词的翻译④；(3)华文水平测试标准；（4）汉字测试等级标准；（5）非核心区华语教师华语教学能力资格考试大纲；（6）职业华语考试；（7）应用文体式；（8）汉字信息处理的一体化；（9）面向全球华人的华文教学语法。
上面几点是笔者在实际工作中感到急需解决的，应该还有很多，需要进一步的调查研究。
五、规划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从世界华人的角度考虑语言规划工作因为涉及面广，问题复杂，有政治的，又有学术的，还有技术上的，这给语言规划的制定者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技术上的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要重视语言规划理论的研究
作为一个系统工程的语言规划研究还不多，虽说中国的语言规划实践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在理论方面的关注还很不够。一些基本问题还没有解决。例如，进行规划的理论依据是什么？跨国跨境的语言规划的原则是什么？影响语言规划的因素到底有哪些？等等。本文一开始虽然做了些分析，但显然很不够。我们应该进一步展开调查研究，以便真正使规划理论对实践起到科学的指导作用。
（二）正确认识华语和汉语、汉语视角的语言规划和华语视角的语言规划的关系。华语不等于汉语，华语视角下的语言规划不是、也不能取消汉语视角下的规划。我们既需要中国视角的语言规划，也需要世界范围内的语言规划。
（三）在规划开始之前，要做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例如：（1）深入调查华语使用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2）广泛调查华语使用者在语言问题上的需求；（3）做好华语语料库的建设。等等。
总的来说，在华语视角下开展语言规划，既有理论意义，更是现实的急需；有可行性，也有挑战。它给中国语言规划者、语言学者提供了新的机会，我们应该积极投入这一伟大的事业，探索提高华人沟通的最佳途径，加快华语的推广和传播。
附注
[①] 影响语言规划的因素当然远非这些，留待以后进一步讨论。
[①]新华网，2005年6月15日。
[①] 旨在对全球华语起记录、备查、规范、指导作用的《全球华语词典》的编纂已经列为国家语委的规划项目。
[①] 例如马来西亚华社称其政府领导人为“首相”，我们则译为“总理”，对人名、地名的译法也不同。参郭熙（2004：348，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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