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字误写误读现象看语言文字应用研究
郭 熙
《金陵晚报》1999年6月30日报道,6月26日,武汉市第六届教师5项基本技能竞赛出现了一个尴尬的局面:面对24个应用频繁的汉字,该市131名出类拔萃的教师中只有1人顺利过关。这131名教师是从该市两万多名45岁以下的青年教师中层层选拔出来的。这次选拔的人员一共有138人,其中7人因故缺考。据报道,在出现差错的130人中,差错一般都在3—7个,其中最多的达12个,差错率达50%。例如把“度假”写成“渡假”,把“再接再厉”写作“再接再励”,把“家具”写成“家俱”,把“部署”写成“布署”等等。
这一结果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许多报纸争相转载。理由很简单:过五关斩六将的人的语文功底尚且如此,那两万多名没有过这些关的教师呢?其实,这一现象可能并非武汉所独有,如果在全国开展类似的活动,出现错误的比例一定会更大。这说的是误写。我们在对有关人员进行普通话水平测试的时候,误读现象也非常严重。由此可见,提高教师素质已经是刻不容缓了。
不过,我们却由此想到另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常用字这么多人都用不好?为什么这么容易出错?除了多年的语文教育存在失误以外,我们是否还有必要再回顾语言研究本身呢?如果说出错的是少数人可能还比较容易解决,面对这么大的错字队伍,我们是不是要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呢?
一
传统上把误写分成两类,一是写错字,一是写别字。从今天的情况看,错字已不再是汉字误用的主流,而且由于现代的印刷出版技术的提高,在正式出版物中已经基本绝迹,因此本文所说的汉字误用主要是别字。别字的情况比较复杂。过去一般把这只看成是汉字的书写问题,实际上它涉及到语言的各个方面。
(一) 方言语音的影响
1996年第7期《咬文嚼字》以《“妹子”大减价》为题,刊载一篇配图短文。文章原文如下:
在泉城济南某繁华市场边上,有一年轻女子在大声吆喝着卖袜子。为了招徕顾客,还在摊前用大红纸写了五个字:“妹子大减价”。本该是袜子大减价，由于方言关系，读成“méi zi”又写成“妹子”,闹出了个让人哭笑不得的笑话。
我们无法证实这件事的真伪,但方言语音导致误写却是事实。例如“安装”写成“按装”、“酒瓶”写成“酒并”、“理解”写成“理介”、“既要”写成“即要”(或相反)、“出生”写成“出身”(或相反)、“终生”写成“终身”(或相反)、“毛豆”写成“毛头”、“豇豆”写成“扛豆”、“金腿”写成“金肽”等等。
应该说,这类问题应该进行规范,而且解决起来并不困难。一是随着“推普”工作的开展,普通话水平越来越高了;二是这种错误在正式出版物中较少。
(二) 异形词的“规范化”
《现代汉语词典》1978年版12月第1版(1979年第11次印刷,印数203000册)和1983年1月第2版(1992年第135次印刷,印数200000册),都以并列词条收了“装潢”和“装璜”、“摩擦”和“磨擦”、“摩电灯”和“磨电灯”、“模仿”和“摹仿”、“模糊”和“模胡”、“模棱”和“摸棱”、“模拟”和“摹拟”等等。
修订前的《现代汉语词典》凡例5ｂ说:
几个写法并列(一般用得较广的写法列在前面),如【鱼具】【渔具】,【约莫】【约摸】,【耿直】【梗直】【鲠直】。
这说明当时的词典编纂者认为这些词是异形词。1996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删去了此条凡例,但在具体处理方面有不同的做法。一种是将这种情况分别改为“也作某某”或“同某某”。例如【耿直】一词的释义后面注明“也作梗直、鲠直”,而在【梗直】和【鲠直】后面则说“同耿直”。也有的是将原先排在后面的从词典中删除,例如“装璜”和“摸棱”。
不要小看这一处理方式的改变。这实际上反映了《现代汉语词典》编纂者对当初的所谓异形词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即,有的仍被看作异形词,有的则是通过该词典的“特殊地位”进行了“规范化”。“耿直”之类属于前者,“装潢”之类属于后者;对“耿直”之类来说,几种写法都是正确的,而“装潢”类则只能有一种写法,否则就是错的。概言之,这一批错别字是因为我们对异形词的规范化造成的。
(三) 类化
类化可能是汉字误写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其他”也是典型的例子。于根元分析了“其它”产生的原因[1],分析得很有道理。“家具”写成“家俱”可能也属于这一类。《现代汉语词典》在“家具”条后特意注明又作“亻家具”,“亻家”字条下又有“亻家伙”“亻家什”。这些字都可以加“亻”旁,对于广大使用者来说,为什么“家具”的“具”就不能加呢?有趣的是自然码1999年5月版也编入了“家俱”,而且频率在“家具”之前,估计这个词又要传播得越来越广了。遗憾的是,语言文字应用研究中对类似的情况注意得还不够。
(四) 语法词的标志化
70年代末期讨论新的教学语法系统的时候曾把三个“的”合并为一个。后来正式公布时改为前两个合并为“的”,后一个仍然用“得”。现在初中的教材就是这样处理的。但实际的教学中,教师仍然需要教学生如何对此进行区分。
把“的”和“得”区别开可能是为了避免歧义。例如有不同的“高兴ｄｅ跳起来”。实际上这与重音有关。至于说这样会引起歧义,其实有歧义的不只这些。例如“我想起来了”也是有歧义的,我们是否要造出两个“想”呢?
区分“的、地、得”也好,区分“他、她、它”也好,都是文人引起的,也都是“西学”引进的结果。在文人们看来,这样的语言更完善。我们是否可以问,为什么汉语在传统上不区分这些东西?是汉语落后?为了“完善”,我们必须付出许多代价。中学语文教学中,这成了一个长期困扰人的问题。一方面,说“的”是定语的标记,“地”是状语的标记,另一方面,必须弄清楚某一结构是“定心结构”还是“状心结构”后才知道应该用“的”还是用“地”。既然如此,“的”类的标记作用何在?
当然,并非所有的语言学家都热衷于这些区分。一些著名的语言学家,如赵元任就不理这一标记。他在吕叔湘译《汉语口语语法》的中译本的序中把“的”作为“状语的标志”。朱德熙在他的著名论文《说“的”》中也用所谓的“的1”、“的2”等等。
(五) 汉字简化
汉字简化也是造成误写的一个诱因。例如“象”和“像”、“重叠”和“重迭”、“鸡蛋”和“鸡旦”、“原来”和“元来”等等。这里不详论。
(六) 音同义近词
这又有两种情况:
(1)不同词中有一字相同,该字所代表的语素也相同,而另一字音同(或音近)代表的语素不同。例如:“启示”和“启事”、“启用”和“起用”、“报道”和“报导”。
(2)不同词都是单音节的,例如“做”和“作”,“像”、“象”和“相”。于根元对“做”和“作”的区分进行了详细的描述[2]。但真的用起来还有不少难处。笔者调查过几位做过或正在做编辑工作的语言文字工作者,他们也对这些字的区别感到困难。他们尚且如此,更何况普通老百姓?
二
误读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五:一是对一些异读字不了解;二是不知道一些异读字经过审音后改为统读;三是读半边;四是方言影响;五是形近误认。这里主要从对异读字的角度作些分析。目前异读字有以下几种。
(一) 地名、姓氏和人名用字的异读
地名用字出现异读更多的是因为所谓“名从主人”。这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一般用字和地名用字异读。例如:蚌埠(属安徽省,“蚌”不读ｂàｎｇ而读ｂèｎｇ)、六安(属安徽省,“六”不读ｌｉù而读ｌù)、天台(属浙江省,“台”不读ｔāｉ而读ｔáｉ)、丽水(属浙江省,“丽”不读ｌì而读ｌí)、监利(属湖北省,“监”不读ｊｉāｎ而读ｊｉàｎ)、泌阳(属河南省,“泌”不读ｍì而读ｂì)等。
另一种是都用作地名而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读音。例如:黄埔(在广州市,“埔”读ｐǔ),而大埔(在广东省,“埔”读ｂù);同样是浒湾,在河南省读Ｈǔｗāｎ,在江西省却读Ｘǔｗāｎ;同样是漯河,“漯”在河南省读作ｌｕò,而在山东省读作ｔà。
如果是小地名,错则错矣,没有大不了的;而像蚌埠、六安、台州、天台这样的地名如果错了就会“贻笑大方”。对广大语言使用者来说实在太难了。出现这种情况关键是我们太看重所谓“名从主人”了。其实这种“名从主人”是靠不住的,例如“泌阳”的“泌”当地人就不读ｂì而读ｂèｉ[3]。
有不少姓氏用字的读法和作为普通常用字读法不同。例如“纪”、“要”、“任”、“台”、“查”、“那”等等作姓时都另读。这些字的误读可以说是屡见不鲜。人名用字异读也很复杂。例如“茜”,同样是作人名,有时读ｘī,有时读ｑｉāｎ。《新华字典》(1998年修订本)解释说,这个字“多用于人名”,但同时又说,“人名中也有读ｑｉàｎ的”。再如“广”有两读:(1)ｇｕǎｎｇ;(2)āｎ(《现代汉语词典》1996年修订本和《新华字典》1998年修订本都注明“多用于人名”)。那么,对于广大语言使用者来说,遇到这些字时到底该怎么读呢?
（二） 特殊事物用字异读
我们曾讨论过“乌拉草”之类的读音[4],类似的还有“哈达”的“哈”和“哈什蚂”的“哈”、“槟子”的“槟”和“槟榔”的“槟”、“头晕”的“晕”和“晕车”的“晕”、“工作”的“作”和“作坊”的“作”等等。此外,像“悄”有两读:(1)ｑｉāｏ(静悄悄);(2)ｑｉǎｏ(悄然)。“雀”有三读:(1)ｑｕè(麻雀)(2)ｑｉǎｏ(《新华字典》1998年修订本说:义同“雀[ｑｕè]用于‘家雀儿’等口语词”);(3)ｑｉāｏ(雀子、雀斑)。这些字要都正确地读出来似乎也不那么容易。奇怪的是,像“呆板”中的“呆”读ｄāｉ和áｉ虽有区别意义的作用却被规范为统读ｄāｉ,而像“雀”的这么复杂而又没有意义的区别却又保留下来。
（三） 方言影响造成的异读
《现代汉语词典》1996年修订本和《新华字典》1998年修订本都收了不少方言词,这也形成了一些汉字的异读。例如“拆烂污”的“拆”读ｃā、“节骨眼”的“节”读ｊｉé、“弄堂”的“弄”读ｌòｎｇ等等。这里有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一个北方人读到“拆烂污”的时候应该怎么读?如果按我们当然可以说方言词就应该按照方言的读法,但是方言中的“烂”是否读作ｌ劋ｎ?“污”呢?“节”类的情况也如此。
(四)文读和白读不同形成的异读
对于许多非北京人来说,一些字的文白异读在普通话水平测试中常常吃亏。常见的字有“色”、“血”、“剥”、“削”、“露”、“嚼”等等。
(五)古今音不同造成的异读
一些词今天已经不常用,但在读古书或涉及到历史方面的文献时也会碰到。例如“裳”和“衣”组成“衣裳”(“裳”读ｓｈaｎｇ),但在古书中意思是“裙子”,读ｃｈáｎｇ,又如“见”读如ｘｉàｎ、“衰”读ｃｕī等。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很少用到这些古书中的读法,遇到以后读错也就不奇怪了。汉字读音如此复杂,读错就毫不奇怪了。在我们看来,上面说到的五种情况,除了(五)以外,都可以考虑放宽标准:可以统读,也可以多读;对于多读的来说,可以提倡一种读法。而不必认为另一种读法是错的。
三
上面不厌其烦地举了许多例子。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不少问题:它不仅涉及到文字理论,也涉及到语言理论;不仅涉及到一般的语言理论,还涉及到语言的应用理论;不仅涉及到对语言和文字的认识,还涉及到对广大的语言使用者的态度。这充分验证了一个重要观点:应用是有理论的[5]。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中有许多理论问题需要解决。围绕着汉字误写和误读问题,我们觉得下面几点尤其重要。
(一) 立足点必须站在广大语言使用者一边
一个时期以来,立足点问题人们不大愿意提了,立足点站在人民群众一边更是很少听到了。其实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带来一系列的麻烦。例如,为什么要进行语言文字应用研究?为谁进行语言文字应用研究?就拿规范化来说,规范化是为了什么?仅仅是为了语言的纯洁?不对。规范化的目的是为了让广大语言的使用者更好地、更方便地使用语言。也就是说,规范化的立足点应该是广大人民群众。语言文字应用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应用中的一些问题,研究不是为了语言研究而进行语言研究。审音也好,整理异形词也好,推广普通话也好,编写工具书也好,都要立足于广大的语言使用者。因为正是那些普普通通的语言使用者左右着语言的发展,正是他们在检验规范的制定的正确与否。人们不是常说“从众从俗”吗?面对那么大的“错误队伍”,我们难道不应该从他们的“俗”吗?立足点在人民大众一边,自然就会去考虑和研究广大语言使用者为什么会用一些权威所不认可的形式,就会考虑到如何方便广大语言使用者的学习和使用。还以前面提到过的“装潢”为例。把“装潢”写作“装璜”的到处都是。其实,这样写的不光是普通老百姓,连一些计算机的编码专家(例如1999年5月版的自然码)也在使用“装璜”。它对“装璜”的普及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一些语言学家也对此提出了颇有意思的见解。高更生也谈到了这两个词。他说:“从语源讲,从当前运用的频率讲,都应倾向于用‘装潢’。但是当前用‘装璜’的也不少,而且‘璜’指半璧形玉、从玉黄声,同装饰有联系。”[6]
按照中国人用字很讲究“来历”的传统，或许“装璜”更有生命力,因为人们看见“装潢”的时候的联想可能没有“装璜”丰富。事实上,社会上有不少词语误用都与人们追求字的来历有关。例如,1978和1996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都有“山清水秀”而无“山青水秀”。这可能意味着词典认为后者是不规范的,但我们在对103个大学生进行的选择判断性调查中90%以上的人认为应该使用后者,因为后者似乎更有解释力。类似的还有:
名副其实 名符其实 固步自封 故步自封 直截了当 直接了当 不假思索 不加思索 莫名其妙 莫明其妙
应该承认,对异形词加以规范有许多好处(异体字的整理、异读字的审音也是如此),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问题的另一面:对于异形词来说,一旦一个词的形式被选为规范形式,其他形式就成了不规范形式了。例如,随着《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的出版发行,“装璜”之类一夜之间成了错误用法。那么,确定异形词标准形式的依据是什么?为什么“鲠直”等可以作为“耿直”异形词存在而“装璜”却不能?修订本在“鲠”下注明书面语中有“鲠直”的用法,或许这是保留“鲠直”一词的理由,那么“梗直”呢?再退一步,为什么书面语用的可以保留,而普通老百姓用的就不能保留?“唯书、唯经”,这是一代又一代文人的传统,唯有老百姓是不能“唯”的。这不是立足点问题又是什么?语言权威和语言使用者之间鸿沟的日益加深是世界性的,中国历史上也是如此。现代中国社会的语言权威们当初曾是大众化的积极鼓吹者。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语言权威随着地位的改变发生了异化。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大部分语言权威在不断发展的语言面前保持了清醒的头脑[3](Ｐ 143)。我们觉得应该坚持现代中国语言权威的大众化传统,多从广大群众的利益出发。而且,历史已经证明,影响语言发展的是人民群众而不是语言权威。过去经常看到对一些所谓不规范现象的追认,便直接影响了语言权威的威望。
其实,《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过程也应该是语言文字应用研究的一部分。《现代汉语词典》编写修改的不同阶段反映出词典编纂者的立场和态度。这同他们的立足点有密切的联系。50年代的编纂者反映了当时的语言文字工作者除了考虑规范以外,还考虑到广大群众的接受性,也考虑到当时语言文字的实际。在这一点上,初版的《现代汉语词典》要比修订版做得好。当然,修订本也有处理得好的,例如“摸棱”就的确可以删除,因为如果保留“摸棱”的话就使“摸”多了一个读音。
立足点站在人民群众一边,就要充分考虑方便人民群众。《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的修订说明说:“对一些异体字和有异读的词,按照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规定作了一些改动”。但是为什么不列出哪些做了修改呢?这样不更方便广大读者吗?除了一些对词典版本比较有兴趣的人,恐怕不会有谁会去买两本不同版本的《现代汉语词典》一一对照。
(二) 必须按科学规律办事
语言学是一门科学。应用语言学同样是一门科学。按科学规律办事,人们常常提到,但是,在实际的工作中人们好像又常常忽略它。立足点在人民群众一边,就会更多地尊重科学,而不是实行“权威意志”,搞“拍脑袋工程”。语言是历史的产物,它不是自然现象,而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这是稍有语言学常识的人都懂的事实。但是,一些学者却恰恰忽略了这一点。他们试图以自然科学的方法在语言学中类推,甚至把语言看成是元素周期表一样的东西。这显然是不妥的。
对语言现象的全面观察也体现出一种科学态度。我们强调语言文字应用研究站到广大群众一边,并不是一味地迁就不规范现象。对误读和误写的原因作出较为全面的分析,对于规范的确定有着重要的意义,它的价值远远超越所谓的“从俗从众”原则。因为只有弄清了错误的原因,才能知道哪些可以从众,哪些易于从众,哪些规范容易让社会接受。这就是一种科学态度。
再如,虽然人们对异形词已经有所注意,但这主要是在异形词的选用上。从目前已经发表的文献看,人们对异形词产生的原因的研究做得还不够。异形词的研究应该从多方面入手。异形词的出现可能与汉字的不表音性有关。从本质上说,现代汉语的异形词与上面所说的受方音影响误写的情况没有区别,唯一的区别就在于有的使用频率高,使用的范围广泛,使用的人的地位高。异形词的出现也可能源于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记音,例如“趁机”和“乘机”、“成规”和“陈规”等可能就属于这种情况。如果是拼音文字,可能就是另一种情况了。另一方面,即使是错误的也可能得到社会的承认。例如“滑杆”本来应该是“筏杆”[7](Ｐ 38)。方光焘谈到语法研究时说要透过文字的萦惑[8],这一论点同样适用于语言文字应用研究。
按科学规律办事还表现在决策的科学上。50年代出于拼音化的考虑,在简化汉字中大量采用同音替代的方式,这就有了“像”、“象”合为“象”,“迭”、“叠”合为“迭”,“覆”、“复”合为“复”等等。80年代重新公布《简化字总表》,又改回去。弄得许多人弄不清楚。甚至高校中文系的教授、博导都常常找我们咨询。可见决策不当所造成的影响。至于70年代后期的“二简”的草草公布、草草收回所造成的危害更是不可低估。不仅是决策本身需要按照科学规律,就连一项决策在全社会的贯彻实施也不例外。例如,国家语委等部委1985年12月27日在颁布《普通话异读词审音字表》的通知里就明确地这样写道:“自公布之日起,文教、出版、广播等部门及全国其他部门、行业所涉及的普通话异读词的读音、标音,均以本表为准。”这样规定可能吗?科学吗?我们应该把时间差考虑进去。要加大对已有规范标准的宣传力度。提法的科学性也很重要。例如于根元说的“提倡写‘装潢’”就比动辄说“应该写某某”科学[1]。实践一再证明,按照科学的方法开展研究,符合科学规律的研究成果或方案,就会得到社会的承认,就会为广大人民群众所采用。汉字简化就得到了社会的广泛拥护。尽管也有人主张回到繁体上,但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后,台湾当局一直反对。最近还是宣布采纳了。
(三) 应紧跟时代,服从需要
语言文字应用研究必须跟上时代。只有跟上时代,充分了解新的条件下的广大语言使用者的实际情况,才能使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更好地为社会服务。中国有语言文字研究的传统,《说文》、《切韵》也都可以说是语言文字应用研究的产物。但是,我们今天不能再用《说文》、《切韵》时代的做法。我们不能指望今天的语言使用者还能把《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不能指望他们还知道一个又一个的“破读”。虽然我们强调语言教育是终身的,但社会日益加剧的多种竞争使得人们更多把注意力放在其他方面。没有多少人再沉湎于“回”字有几种写法的自豪中。我们也不能再完全用50年代的做法,因为50年代我们认为无法解决的问题,现在的科学技术已经解决了。
修订《现代汉语词典》就是时代的要求,是非常必要的。编写新词语词典也是必要的。语言发展了,国家的标准修改了,社会上出现了新词语等等,语言文字应用研究者如果熟视无睹,就不是科学的态度。自然,规范词典在取舍方面有自己的原则,不能等同于一般的描写性新词语词典。但是,就反映时代风貌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不可忽略的。
(四) 应全面认识汉语和汉字的关系
汉语和汉字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语言文字应用研究对此不应回避,因为它直接影响到我们对一些应用问题的处理。我们曾经指出汉字和汉语的一些矛盾(郭熙,1998ａ)。这里再以汉字整理研究中“四定”之一的定量为例。定量的好处是为了便于使用。但是这也带来了另一个后果。汉语的发展(主要是词汇的急剧扩张)和汉字使用的不适应。因此,所有的新词都得通过原来汉字的再扩展来记录。除了化学家以外,没有人能够造出新的汉字。另一方面,即使是新造的汉字也有问题,例如“锘”,恐怕又要有人读错了。另外,如果允许造字,汉字还要造到什么时候?
近年来,人们对汉字改革的问题已经淡漠了。当我们提到传统文化的时候似乎一切都是好的,大有厚古薄今的势头。按照一些人的观点,我们现在似乎还应该回到中世纪,似乎只有那时的一切才是好的。语言不是一成不变的,汉字也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汉字是为人服务的,人是第一位的还是汉字是第一位的?古往今来人们对汉字进行过一次又一次的改革,就是因为不改革它不能很好地为社会服务。汉字没有规范不行,汉字不改革也不行。整个社会都在改革,为什么汉字不能改?过去过分地强调汉字的缺点好像是走向了极端,但是如果把汉字看成是最完美的也未必正确。从根本上解决误写误读,是不可能的。但是要减少误写误读,进一步对汉字进行改革还是必要的。
还有一个是谁决定谁的问题。是语言的读音决定文字,还是文字的读音决定语言?例如“择菜”,在口头上许多人都说“ｚｈáｉｃàｉ,但由于汉字读音(如“选择”的“择”)的影响,在读书时许多人又读成ｚéｃàｉ。“安装”的写法也是类似的情况。人们口头说āｎｚｈｕāｎｇ,但因为受到汉字偏旁的影响,写的时候偏要加上一个提手旁,写成“按”。
汉字的超方言性也很值得研究。按照我们的理解,汉字本身是不超方言的。人们通常所说的我们可以和广东人笔谈,实际上是我们用了统一的书面语。如果一个人只是用汉字记录自己的方言,这种交谈可能还是无法进行的。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拿一张用方言写的香港中文报纸,我们仍然如同看天书。
总之,汉字误写误读现象既表明全民语文素质亟待提高,也反映出语言文字应用研究尤其是以往规范化研究方面还有不尽人意的地方。应用语言学家们要多关心一些语言应用的实际问题,使我们的语言文字更易掌握、更易规范化、更好地为全社会服务。
参考文献:
[1]于根元 实用语文规范知识小词典[Ｍ] 北京:语文出版社,1999
[2]于根元 推广普通话,促进语言文字规范化[Ｍ] 北京:语文出版社,学习出版社,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
[3]郭熙 中国社会语言学[Ｍ]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4]郭熙 当前我国语文生活的几个问题[Ｊ] 中国语文,1998,(3)
[5]于根元 领先学科—语言学的本质[Ｊ].语言文字应用,1993,(2)
[6]高更生 《现汉》修订本的异体词整理[Ｊ] 语文建设,1999,(1)
[7]周有光 语文闲谈·续编上[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8]方光焘 研究汉语语法的几个原则性问题[Ａ] 方光焘语言学论文集[Ｃ]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