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交替中的中国语言学：危机与机遇并存
郭 熙
一、问题的提出
进入80年代后期，中国语言学界几乎在同时关注着一个问题：中国语言学向何处去？而每当人们谈及这个问题的时候便自然而然地把注意力集到语言学教学问题上，因为中国语言学发展的每一步都和它联系在一起。最初，大家给予更多关心的是现代汉语教学——因为最早的危机是从这里表现出来的。人们普遍发现，学生对“现代汉语”这门课不感兴趣甚至很厌烦（郭熙，1989）。于是，改进教学内容、改善教学方法等成了不少语言学教师的工作重点。一批批有关的论文和新编的教材也应运而生。但是，几年过去了，这一切似乎都显得无济于事：学生们对教师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现出了一种冷漠的态度。不仅如此，形势似乎也变得更加严峻了：危机已经蔓延到了整个语言学科。据了解，不少高校的语言学课程节节败退，语言学队伍也溃不成军。不少人开始抱怨——抱怨市场经济大潮对语言学科的冲击，抱怨人们不重视语言学；抱怨的同时不乏哀叹——哀叹语言学走投无路；在这中间人们开始怀旧，他们怀念50年代语言学的显赫地位，也怀念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语言学的再度兴盛蒸蒸日上的局面。的确，与50年代的“黄金岁月”和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东山再起之势相比，当今的中国语言学真可谓一落千丈，步履维艰。在这种情况下，认真回顾一下现代中国语言教学和语言学的发展道路，或许会给我们一些启发。
二、现代中国语言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
1.早期的现代中国语言学
现代中国语言学的发展是和语言教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我们看来，中国现代的语言学始于《马氏文通》。关于《马氏文通》，学术界有不少争论，有褒也有贬，批评较多是它的模仿方面，赞扬则是基于它是中国第一本系统的语法学著作。然而人们对《马氏文通》的动机和效果注意得不多。据《马氏文通·后序》：马建忠把我国的教学方法跟西方作比较以后，认为我国由于不教语法，青少年学习语文事倍功半，减少了学习科学的时间，影响了我国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因此，他积十余年的时间写了这部开创性著作。马建忠的思路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因为学习文言也是另一种语言代码的学习，采用学习第二语言的一些方法，例如讲解一些必要的语法知识，告诉学习者一些基本规律，确实可以节省学习者的大量的时间。可见，《马氏文通》的出版是跟语言教学的需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是社会需要的产物。就这一点来说，无论怎样肯定它的地位都不过分。当然，从今天的角度看，《马氏文通》在教学方面并没有达到预想的目标，这是社会和历史的局限所致，我们不能苛求马建忠用今天的语言教学理论去编写语法教材。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马氏文通》也导致中国语言教学后来在某种程度上步入了误区，导致了语法教学万能论的产生，对中国语文教学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副作用。
如果说《马氏文通》还是写作出版于文言文时代，说它是现代中国语言教学还会有一些争议的话，那么，五·四以后，白话文正式登上大雅之堂，各种白话文文法的著作纷纷出版从而正式开辟了中国现代语言教学的道路则是毫无疑问的。从《马氏文通》到其后的一系列语言学著作都是社会需求的产物，因而社会也就给了它们以特别的地位。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一部《新著国语文法》何以能出到20多版。虽然这本书后来颇遭非议，但其在当时的地位却不能不让我们感到自豪。我想，在那个时代，一定不存在今天语言学著作的出版难，语言学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危机。关键在于，语言学在当时顺应了历史的发展。
2.中国语言学的“黄金时代”
我们曾把50年代和60年代的前半期看作中国语言学的“黄金时代”（郭伯康，1993）。严格说来，这个说法并不那么准确，因为从学术的角度来说，那个时候人们并不能在学术上畅所欲言。但那个时候中国语言学的地位却是今人所不可企及的。如果分析起来，大体上有以下几个原因：（1）政府的支持；（2）教育事业的需要；（3）前苏联的教育体制的影响。当然，这三个方面有时很难分开。以政府大力支持来说，显然就与教育的需求、前苏联的影响分不开。中国共产党有重视语言文字工作的传统（郭熙，1992），加上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急需大批有文化的人才，而自己的干部队伍的文化素质不高，中共领导人更不得不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去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而要迅速地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水平，首先要解决读写问题。这就对语言工作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此也就形成了语言工作者的特殊地位。以《人民日报》连载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来说，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恐怕就是空前绝后的。
如果说发表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还只是对中国共产党重视语言问题的传统的继承的话，50年代开始的“苏化”则是为中国语言学提供了一个发展机会。客观地说，前苏联对中国语言学的影响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共同的意识形态使得中国的新政府也十分重视语言问题，例如民族共同语和规范化问题的提出等都形成了当时的热点，引起了语言学工作者的兴趣，促使人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语言研究中。另一方面，前苏联的经院式的教条学术作风也给中国的语言学带来了一些不良的影响，在这个方面，中国语言学所付出的代价是极其沉重的。50年代对中国语言学产生影响的还有教育方面的因素。由于苏联的影响，中国在教育方面也出现了一边倒的情况。从中小学到高等学校，都照搬苏联的模式，因此也就对语言学产生了影响。突出的例子是把中学语文课分为汉语和文学，在大学里开设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中学里把语文课分为汉语和和文学的做法后来得到了改正，因为人们在实践中认识到这一做法违反了汉语文教学的规律。但是，人们显然并没有认识到这一做法的错误的实质。应该说，中学语文教育中照搬苏联的模式因为时间的短暂，对语言学并未酿成太严重的后果，但大学里现代汉语课的建立，对中国语言学的影响却是很大的。
50年代对中国语言学产生巨大影响的还有文字改革。汉字的改革是共和国的重大设想之一。不管当时所提的口号是否切合实际，也不管当时的所作所为有多少问题，它们对中国语言学的贡献都是不可磨灭的。首先，作为文字改革工作任务之一的“推普”大大推动了方言调查，而大规模的方言调查活动又把高等院校和其他语言研究机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培养了一支强大的语言文字研究队伍。其次，使得各级政府、社会各界、高等院校对语言教学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从而出版了相当一批语言和语言学教材。第三，取得了一批至今仍有很大价值的学术成果，为后来的语言学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总的说来，50年代形成语言学的繁荣局面有多种因素。其中最基本的是社会的需求。
3.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国语言学的振兴
60年代中后期，中国语言学同其他学科一样，受到了史无前例的“文革”的冲击，跌入它的最低谷。从那时直到70年代末的十多年中，除了“文革”后期组织编写过几本工具书和语言方面的小册子外，语言学研究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就是1972年高校恢复招生之后，一些语言工作者还不得不写一些象“评法批儒”一类的文章。
中国语言学的复苏始于1978年。它的显著标志是《中国语文》和其他一些语言学杂志的复刊。从那时到80年代中期，是中国语言学发展史上最为繁荣的时期。这一时期学术繁荣有几个重要标志：（1）召开了多种学术会议；（2）建立了一大批语言学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3）发表出版了大量的语言学论文和著作；（4）培养了一批新的学术骨干。
语言学在这一时期之所以如此繁荣，显然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首先，学术界在被压抑10年以后，重新得以恢复活动，这无疑振奋了广大语言学工作者的精神；其次，社会对科学文化也寄予了极大的关注。以出版业为例，由于十年“文革”造成了严重的“书荒”，加上“文革”后的一个社会性的学科学文化的热潮在中国大地兴起，促进了出版业的发展，使得学术成果得以发表，这又反过来促进了学术研究的开展①；第三，由于十年“文革”所造成的文化的断层急需补充一大批语言文字工作者，高等学校、出版部门以及一些科研机构中对于语言文字工作者的需求也吸引了不少人从事语言文字工作。
三 中国语言学面临的问题症结所在
通过上面对中国语言学的几个发展时期的回顾，我们基本上可以这样认为，中国的语言学的发展的每一步都是同社会的发展紧密相连的。那么，为什么到了80年代中后期语言学会陷入象许多人都认为的那样的危机呢？
（1）忽略了语言学的存在必须以社会的根本需求为前提。
社会需求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社会需求。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对语言学的发展过程的回顾中清楚地认识到。那么，今天社会是否还有对语言学的需求？答案当然是肯定的。问题在于，我们在社会对语言学的需求是什么这个问题上还存在着一些模糊认识。这可以从近些年的一些讨论文章看出。例如，我们花不少的气力去研究高校的现代汉语的教学问题，但大多把精力花在教材的改进、如何去引起学生的兴趣，而把最重要的指导思想问题却放在了一边。我们在《现代汉语教学刍议》（郭熙，1989）一文中提出了指导思想的问题，在一些朋友中引起了一些议论。1991年夏，在昆明召开的全国高等师范“现代汉语”教学问题讨论会上我们对现代汉语教学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问题坦率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由于当时有些言词比较激烈，一些多年从事现代汉语教学工作的先生很反感。的确，对于多年从事现代汉语教学工作的语言学工作者来说，热爱自己的专业是毫无疑问的，我们至今仍对当时因言词不当而刺伤他们的自尊心而感到极度的不安，但我们至今仍不认为那些批评是错的。而且，如果说当时的发言还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我们当时整个语言学教学中所存在的问题还缺乏认识。今天看来，不仅现代汉语，而且整个语言学教学都存在着不少问题，而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脱离了社会的实际需要。一些学者如于根元（1995）、奚博先（1993）已经指出了这方面的问题。但目前还没有引起社会上的广泛注意。
（2）忽略了对语言理论的研究。
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是我国多少年来谈论得最多的话题之一。我们一直在强调理论的指导作用，但是我们在实践中又总是背离这一基本原则。我们在理论上欠债太多。其中带有根本性的是我们忽略了对汉语的理论特别是方法论的研究。重视语言事实的描写在语言学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但这决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略理论。回顾中国语言学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到，学术上理论问题讨论的热烈时期也正是语言学发展的重要时期。30年代的文法革新讨论、50年代关于词类的讨论、60年代关于语言和言语的讨论以及语法研究方法论的讨论无疑都大大扩大了语言学科的影响，也促进了语言学科的发展。事实上即使在今天，当时讨论的一些理论问题还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例如语言和言语的大讨论就关系到了对语言本质的认识（于根元，1995）。而对语言本质的认识，直接影响到语言研究的方向和任务。理论上的欠债导致我们一直跟在外国人的后面跑。外国人有“三品说”，我们也有；外国人描写，我们也描写；外国人搞转换，我们也搞转换；外国人搞功能，我们也搞功能…… 当然，外国人搞的我们也能搞，外国的理论方法我们应该借鉴。问题是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有自己的理论？汉语与其他的语言有共性，但也有许多特点。我们应该充分考虑到汉语自身的特点，提出自己的理论来。那种我们提供材料，让外国人出理论的时代应该过去了。在语言研究方面，只有当我们建立了自己的理论，只有当我们有自己的理论去指导我们的实际，中国的语言学才有可能走出那一直走不出的“怪圈”！
（3）未能正确地把握语言学科的性质
语言学是一门以语言为研究对象的科学。这个定义本身似乎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但是，在不少人的大脑里，它只是一个可以说说的定义而已。至少在中国的学科管理部门的脑子里是这样。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中国的语言学科都依附于文学。中文系是中国语言文学系，系中所设的专业也是汉语言文学专业，表面上看语言冠于文学之首，但人所共知的事实是它只是文学的一个附痈，正如传统上语文学是经学的附痈一样。把语言学和文学放在一起在某些方面说不是没有道理，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但是人们似乎却忘记了事物的另一方面：语言学是一门科学，而文学是一门艺术！显然，继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仍然是：语言的本质是什么？
事实上，即使语言学界本身对语言学学科性质的认识也有问题。其中突出的表现是把语言教学和语言学教学混同起来。
一般说来，语言教学指以一种或多种语言为对象的教学，而语言学教学则指以一种或多种语言研究为对象的教学。这是两种从对象、目的到内容都不相同的教学，尽管二者有时有些相似之处。例如，语言学教学和语言教学虽然都讲语言学的理论，但根本目的是不同的，前者是为了培养学生研究和分析语言，后者则是在此基础上有助于语言的学习和语言运用能力的提高。这两种教学有密切的联系：没有语言教学的要求，就谈不上语言学的产生和发展，而没有语言学的产生和发展，现代语言教学的方法也无从建立。总观中外语言学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语言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得益于语言教学的。以美国为例，其语言学的发展就与英语的推广和教学有很大的关系，二次大战后语言学在美国颇受重视就是如此。我国的情况也是这样。正是语言教学给中国语言学工作者提供了一个广施才能的广阔天地，也正是语言教学对现代的中国语言学的需求，使得中国语言学得以迅速的发展。然而语言教学和语言学教学的这种联系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问题。
还以语言教学为例。我们传统的语文教学方式是“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从《马氏文通》开始，人们试图摆脱这一传统，想走“捷径”。然而，人们也越来越认识到，“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夫不可”（毛泽东，1942，第794页）。在我们准备隆重纪念《马氏文通》出版100周年的时候，我们不得不痛苦地面对这一严酷的现实。语言学的学习有助于语言的学习，这是事实。语言学在语言学习中不是万能的，这也是事实。在语言教学中不适当地夸大语言学的“功力”，只能增加学习者的功利意识；而那些依赖“现代汉语”课来“提高语言分析能力和语言应用能力”的理想主义者，最后面对的只能是失败，而这又将成给“语言学无用论”提供的“证据”。陆俭明（1986）曾一针见血地提出“为什么我们的先辈不注重汉语语法的研究”这一令人深思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似乎也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语言教学法的传统不同于西方？赵元任曾用背《四书》《五经》的方法去学德文，而结果并不比那些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的人差（赵元任，1980）。可见我们的传统方法也有其合理性。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探索新的语言教学法，但语文教学在整体上可以说是失败的。语言学如今的地位，可以说与这有很大的关系。
语言教学对语言学的需求是现代中国语言学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一。除种种社会历史条件之外，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还要依赖于该学科自身的教学——语言学教学，以此培养一批又一批的语言学工作者在语言学的园地里辛勤耕耘，从而发展壮大自己的事业。几十年来不少有志之士为中国语言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努力。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建立了汉语专业，南京大学也曾组织过“语言专门化”。然而，语言学的教学在我国的本科教育中几乎是空白。全国到目前没有一个语言学系，语言学仍以依附于语言教学或文学教学之中；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专业中，语言学专业也寥寥无几。而我们目前还正面临着更大的麻烦。我想通过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我们的担忧并非没有根据。南京大学1996年研究生招生复试时发现，连赵元任是什么人都不知道的考生并非个别人！我在苏丹喀土穆大学时常常感慨，那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国还有一个语言学系，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有这一天呢？据说朱德熙先生生前曾多次为建立语言学系而奔走，凭先生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应该是有一定的号召力的。但朱先生最终也未能成功。
（4）忽略了语言研究的多元化
由于缺乏理论的指导，所以对于许多语言工作者来说，在研究什么和怎么进行研究方面很大程度上带有盲目性，他们只能靠“紧跟”一些有影响的专家的研究路子来开展研究工作，而对于自己进行的一些研究的意义和目的并不清楚。在这中间，一些有影响的杂志自然成了指挥棒。一种杂志常常有自己的办刊方向，有自己的关注点。我国的语言学刊物种类很少，这就导致了语言研究从内容到方法上受到了限制。另一方面，由于一些专家对某些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的偏好等原因，形成了语言研究的“一花独放”的局面。而这也就限制了语言学的发展。我不反对对语言事实的研究，而且自认为是语言事实研究的积极鼓吹者；我也不反对根据某一时期的特殊的需要集中力量对某些方面进行突击性的研究。问题在于，偌大的一个国家，那么大的一支语言学队伍，我们难道不应该培养形成一支理论研究的队伍吗？我们难道不应该允许有不同的语言学观点有一席之地，难道不应该形成不同的语言学流派吗？
（5）前苏联语言学的负面效应
前面已经说过，前苏联语言学对中国的影响是很大的。这其中有好的一面，但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
首先是语言理论方面。从50年代开始，中国语言学在很大程度为前苏联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语言学所左右，一本薄薄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成了研究语言学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而当时应急需翻译过来的语言学理论教科书，也不过是那本小册子的注释本。虽说这本小册子提出的问题在不少方面至今看来仍是正确的，但是它的一些论点的谬误（奚博先，1993）以及它的“权威性”对人的思想的束缚所带来的后果却是不容低估的。事实上，我们至今仍然可以从一些语言学的著作中看到一些影子。近年来我国出版了不少语言学史、语法学史等方面的著作，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可惜的是对这一时期进行深刻分析的并不多。
其次是语言和语言学教学方面。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我们曾经指出前苏联模式在中学语言教学方面的失败。事实上，大学里的语言课程的设置方面我们受到的影响并不亚于中学。它至今仍在困扰着我们的语言和语言学教学。上面我们已经指出了语言教学和语言学教学的区别和联系，现在可以据此作些检讨。汉语和俄语是差异极大的两种语言，因此在语言教学方面也不可能有一套完全相适应的方式和方法。但是，在我们的几乎每一所高校中，有一门似乎永远也无法改变的课程——“现代汉语”。这就是前苏联模式的产物。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
（1）混淆了语言教学和语言学教学的界限，使我们至今仍以“提高语言的运用能力”作为“现代汉语”教学的指导思想。而恰恰是这一指导思想，使大学里的“现代汉语”课陷入了困境。我曾经作了一点调查，在我调查过的一些美国大学中，从未发现它们的英语系设有一门“现代英语”的必修课，在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大学的阿拉伯语系里，也没有发现这类似的必修课。
（2）割断了汉语的历史，汉语和其他一些印欧语的差异还在于历史的连续性，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汉语的语素和词的密切联系。关于汉语语言学的沟通，我在《现代汉语教学刍议》一文已有所论及，只是我当时还没有注意到语言教学和语言学教学的区分。
（3）跳不出当时教材的模式，内容上没有突破——我们至今仍在用几十年前的教材。这显然与我们没有突破旧的教学指导思想有关。
（4）没有处理好语言和文学的关系。50年代把语言和文学切开的作法既没有使我们建立起科学的语言学，又使我们丢掉了传统的语文学。在我们的传统学科中，语言和文学是分不开的。以大学里“中文系”这个名字来说，就是从过去的“中国文学系”而不是后来的“中国语言文学系”简缩而来的。过去的一些文学家，同时也精通语言学。例如，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就是由著名散文家朱自清作的序。从这篇序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当时的语言学的熟悉程度。
总的说来，中国语言学之所以面临今天的处境，无论从内部还是从外部看，都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它是我们相当一个时期以来封闭语言学、忽视语言学的理论建设等酿成的后果的总爆发，是历史和现实对我们的一种惩罚。于根元（1995，第95页）曾指出：“一门学科的发展，要有两个条件。一个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外部条件。一个是及时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内部条件。内部条件的关键往往是研究者的素质的提高，而素质的提高主要是观念的更新。”这段话可以说是道破了个中真谛。
四 对策：抓住机遇
在解决语言学困境的讨论中，人们抱怨最多的是“商品大潮”的冲击。其实，在这一冲击中，语言学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机遇之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迅猛发展。70年代末以来，由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出现了世界范围内的“汉语热”（许惟贤，1990）。据有关方面提供的数字，近年来来华学习汉语的人数每年以30%的速度递增，1995年，来华学习汉语的人数达3.7万左右。从目前的情况看，每年来华学汉语人数的递增率将有所增加。另一方面，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也开始在本国的大学或中学设立汉语专业或开设汉语课程，我国每年都要派出相当数量的汉语教师到有关国家任教。此外，香港的回归祖国，正在形成一股普通话热，国内经济的发展正在推动国内少数民族地区、方言地区学习汉语和普通话。美国学者Richard T.Thopmson早就指出：“我们正处在一个汉语学习肯定将要进一步发展的时期”（邱质朴，1982，第264页）。费正清（J.K.Fairbank）也说，研究中国历史，有着重重困难，“头一个困难就是语言”（邱质朴，1982，第265页）。很显然，在这种形势之下，语言教学工作者大有作为的时期即将到来。邱质朴（1982）曾指出出汉语作为一种资源面向世界开发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建议，可惜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们注意到，随着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发展，一些语言著作的地位和社会效益正在显现出来。以吕叔湘主编的《现代汉语八百词》为例。这本凝聚了编纂者无数心血的著作，过去只是语言研究者才用，如今已成了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抢手货。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佩服编纂者当时的卓识。相形之下，语言学研究的弱点也暴露了出来：无论是教材还是工具书都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机遇之二：语言文字信息处理正在向我们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在过去的十年里，计算机事业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计算机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十年前就提出，没有第五代语言学家就没有第五代计算机。可惜的是这没有得到语言学界的反应。原因之一是中国的语言学依附于文学，绝大多数的语言学家是“科盲”和“机盲”。他们没信心也不想去啃硬骨头。随着计算机事业的发展，机器翻译系统、计算机校对系统、语音合成等都正在向语言学提出配合的要求。这是语言学向科学化发展的一个绝好的机会。60年代语言学界在讨论语言和言语问题时所提出的语言研究的科学化和精密化的现实已经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孟 《动词词典》、李行建《现代汉语搭配大词典》等的作用也正在显示出来。
机遇之三：世界范围内的“汉语文化圈”热继续升温。“相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使得汉语·文化社区成员间在心理上产生了强大的内聚力，一个以中国本土为主体的“汉语·文化圈”多肢脉地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个“汉语·文化经济圈”也必将在地球出现。”（卞觉非，1992，第27页）。因此，汉语语言学也成了国际学术界的一个关注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研究中国的方言、中国语言的类型、汉语与其他语言的关系等。这必然能促进我国语言学界与海外语言学界的交流，进而促进我国语言学的发展。它无疑是给我国的语言学尤其是传统的语言学的一个良好的机遇。
机遇之四：各种各样的语言社会工程对语言学提出了需求。例如，由于经济发展的推动，我国的各项社会福利事业也有很大的发展，这几年来尤为引起人们关注的是聋儿的语言康复教育。我国现有7岁以下聋儿约80万人，每年约新增3万人。为了使这些聋儿恢复语言能力，减轻社会和家庭将来的负担，社会各界都投入了不少力量。“八·五”期间，对6万名聋儿进行了语言训练。按照《全国残疾人事业“九·五”规划纲要》，“九·五”期间，要对6万名聋儿进行语言训练，到2000年要达到年训2万人的能力。从目前的情况看，聋儿语言康复教育中的硬件如各式各样的助听设备已基本解决了，但其软件如语言教育方面还有很大的问题。最现实的问题是需要一支语言教育研究队伍和教材。这也给语言工作者提出了不少新课题。语言的社会工程课题还表现在语言矫治方面。由于经济条件改善，绝大部分有不同程度言语障碍的病人希望能得到矫治。如果语言工作者能够投入这一工作，一定可以取得很好的社会效益。
机遇之五：幼儿教育对语言工作者提出了新要求。心理学家普遍认为，儿童早期语言能力的发展，是他们智力发展的重要标志（赵寄石、楼必生，1993）。由于“一孩政策”的推行，加上我国传统上的“望子成龙”的影响，独生子女的家长门对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寄予了极大的关注。这就在儿童语言的发展和教育方面向语言工作者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课题。
以上只举了几个大的方面的例子，这些都是可以看得见的。实际上语言学的新领域和新课题是非常多的，它的前景非常广阔。伍铁平（1981）、邱质朴（1982）、蔡富有（1984）在讨论语言学的地位的时候都作过详细的论述。总的来说，在当今的世纪交替中，语言学正在出现前所未有的机遇。那么，面对这些机遇，我们应该采取什么对策呢？
对策之一：加强语言学理论队伍的建设。如前所说，语言理论的研究对于语言学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必须尽快建立一支专业思想稳固的素质优良的语言理论队伍，探讨语言学在新的时期的任务、目标以及方法论。同时要鼓励出学派，提倡多元化（郭伯康，1993），真正做到“学术问题上人人平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一些新观点、不同看法不要急于下结论。理论研究者要多接触实际，少空谈。语言学理论队伍的建设可以以现有的一批理论工作者为基础，注意在硕士生和博士生中发现并培养人才。要教育新的理论工作者树立巩固的专业思想，尽可能减少短期功利行为。另一方面，就语言学队伍本身来说，我们目前的队伍在数量上是建国以来最为兴盛的，但他们的专业思想和业务素质却不容乐观。原因之一是生源。近年多数考生来自师范院校，而他们的目的也只是为了避免当中学教师的一个跳板。我们自然不能责怪这些考生，但这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对策之二：转变观念，走出经院，以应用研究养基础理论研究。必须使广大语言工作者排除搞应用是“旁门左道”的观念（郭伯康，1994），要认识到搞应用对于发展语言学的重要作用。与其在那儿抱怨，不如脚踏实地地做工作。要通过语言应用取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来推动和支持语言基础理论的研究。顺便说一句，语言工作者也应该顺应社会的发展，重塑自己的形象：做到既是净化语言环境、促进语言规范化的排头兵，又不要老跟在迅速发展的语言的后面当“语言警察”。
对策之三：集中力量，协同作战，拿出“拳头产品”。就近半个世纪来说，汉语语言学界有不少拳头产品，例如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董少文《语音常识》、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方言调查字表》、《现代汉语词典》、吕叔湘主编《现代汉语八百词》、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等。这些成果在社会上或学术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海外，赵元任的《国语入门》和《汉语口语语法》也对汉语的普及和汉语语言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们今天仍需要这样的“拳头产品”——比如说，配备齐全的高质量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教材、能够切合汉语的实际有指导意义的语法书等——不管怎样，无论是在应用还是在基础理论方面，只要我们集中力量，以正确的理论方法作指导，不可能没有突破。要拿出“拳头产品”，必须尽可能减少短期功利主义的影响。《现代汉语》词典前后花了25年（当然，其中也受到了“文革”及其它政治运动的干扰），《汉语口语语法》花了10年（丁邦新，1981）。
对策之四：改革高校语言课程的设置，有计划地调整语言学队伍的布局。我们前面曾讨论过中国没有语言学系的问题，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现在提出建立这样的本科专业和系有些不太现实，但是在本科生的课程设置以及研究生的专业至少是方向方面我们还是可以做些调整的。关于本科生的课程方面除了我们以前所提主张（郭熙，1989）外，建议再增加一些应用性的课程。一些学校的一些专业已经注意到了与社会的结合，例如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就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合作开设了聋儿康复教育的专科班。在研究生的培养方面我们认为可以考虑更多地开设一些应用方向，选一些有社会效益的课题。有关部门应该积极地扶持。最近听说一个已经进行而且持续了多年的新词语研究课题将要下马，我们感到很不安。我们还要注意和其他一些学科如物理、计算机、医疗、教育等的横向联系与合作。
对策之五：充分发挥语言学队伍中中小学语文教师的力量，加强语言学对中学语文教学的指导作用的研究和探索。这仍是一块有重要前途的语言学园地，其意义不必细说。
把语言学作为一门领先的学科提出已经十几年了，这种理论上的分析似乎未能为人所注意。在这里，我们结合中国语言学发展的历史进行了一些思考，试图更现实地对待这些问题。我们也的确应该现实一些，应该让事实告诉人们语言学的社会作用。我们希望不需我们论证语言学的重要意义的那一天早点到来，我们也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
注：①蒋荫楠教授告诉我，他和贾双虎合著的《容易用混的词》（北京出版社，1978）
的印数达127万3千册，这还不包括云南等省的重印数字。
参考文献
卞觉非（1992）《论“汉语·文化圈”跟对外汉语教学的基本策略》，见《语言文字应用》1992年第2期。
蔡富有（1984）《语言学在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的地位——兼谈语言学与现代化的关系》，见《语言研究》1984年第1期。
丁邦新（1981）《中国话的文法·中译本序》，香港中文大学出版部。
郭伯康（1994）《索绪尔的语言观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发展——“现代语言学在中国”座谈会纪要》，见《语言文字应用》1994年第3期。
郭熙（1989）《现代汉语教学问题刍议》，见《语言学通讯》1989年3-4期。
郭熙（1992）《论海峡两岸汉语差异的起源》，见《双语双方言》（二），彩虹出版社，1992年。
陆俭明（1986）《东瀛寄语》，见《语法求索——首届青年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吕叔湘、王海芬（1986）《马氏文通读本》，上海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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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质朴（1982）《试论语言资源的开发——兼论汉语面向世界问题》，《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教研室合编《语文集刊》（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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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定稿载于《语言文字应用》199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