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班”的一个例证及其他

　　读李志明《“大班”词源辩析》（见《词库建设通讯》1998年12月，第18期）一文，获益良多。为了考证一个词，李先生引用了不少资料，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李先生十分谨慎，他的论述比较客观。
　　确实，词源的考证是一件十分繁难的事。为了弄清一个词的来龙去脉，必须要有可靠的史料作为论述的佐证。而史料的查阅是最为艰辛的，例如“大班”这词，始见于何时，或者大概产生于什么时候，见于什么文献，这一点十分重要，可以说是所有论述的起点。魏源的《筹海篇》写于鸦片战争后，在《筹海篇》中已见有“大班”一词。但是《辞海》说，“大班”这种称呼在鸦片战争前就有了。那末，我们的目光是不是要放到1840年以前呢？但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实在太难了——1840年以前的史料浩如烟海，从何入手？
　　幸好，我曾摘记过《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的那些不见于古汉语的新词，记得在那一本书中有“大班”一词。今把它找了出来，抄录于下：

　　道光甲午年四月：“本月内有英国船到粤，带来新闻纸，内言以大英国主已派世袭侯爵水师提督罗拿碧一位来粤，当正监督之任。又闻原驻粤公司大班、二班两位即当左右副监督之任，未知实否？三位监督驻粤管理本国商船人等。物价低昂，卸货落载，皆船主货客自理。倘贸易或不公平，禀明监督，必秉公理处。”（爱汉者等编，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华书局，1997年，第117页）

　　1834年，汉语文献中已见有“大班”、“二班”了，那末在1834年以前有没有这些词呢？我估计很可能会有。如果在早期，“大班”确是广东一带的民间词语，那末该词进入书面语应该是比较晚了。有时我们一味地查阅正统的历史文献（如文言史料），找出来的例证也并不一定属于最早的。“语”先于“文”，而且“文”常常会滞后于“语”很长一段时间，因为中国文人历来轻视口语，将口语看做是粗俗的语言，在他们的文章中不大喜欢使用民间词语。所以，口语词语一产生一般不会马上进入书面语，这需要有一段过程。很显然，口语词语溯源的工作重点可能要放到口语比较集中的史料上，如19世纪的鼓词、弹词、民谣等。对唐代口语词语的分辨、整理，有些学者就是通过研究敦煌变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且他们的有些研究方法，对我们也是有用的。日本盐见邦彦编著的《朱子语类“口语语汇”索引》（京都：中文出版社，1988年）* 可以说是一本朱熹讲课时的口语词语集，它为研究南宋口语词语提供了方便。
　　然而，对晚清口语词汇的研究尚是一个有待加强的领域。晚清口语词汇的使用状况以及发展演变对五四时期白话文的推广有着直接的影响。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从中发现一些有关近现代汉语外来词（如音译词）产生的情况，因为这一时期的汉语外来词中有相当数量的词是音译的，而音译词有不少是通过口耳相传流传开来的。说到这里，我们很自然地想起了洋泾浜英语，这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现在似无人深入地研究。洋泾浜英语虽是通事们用来与洋人交谈的一种不伦不类的语言，但我们不能不承认它是近现代汉语外来词（特别是音译词）产生的源头之一。
　　除了洋泾浜英语以外，还有许多别的晚清口语史料等待着我们去挖掘，去研究。作为工作的第一步，我想，编制某一类或某一本口语史料的词语索引（如上面提到的盐见邦彦的那类著作）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它可以为各类研究人员提供许多方便。例如，像我们这些对近现代汉语外来词感兴趣的人，也会在这类著作中发现自己想要的词语。

* 感谢白冰、盐见邦彦俩先生向我提供了这本书——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