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李玄玉1
（南京大学 中文系，江苏 南京210093）
[摘要]汉语吸收音译词的时候，在不同程度上改造这些外国客人，一是读音的改造、二是声调的改造、三是音节的改造等，此外汉字在选择上也完全符合民族的心态。这种改造、融合方式是汉语所特有的，音译词反映民族性，同时从中也不难发现时代变化的痕迹。
[关键词]音译词；民族性；时代性
一、音译词的民族性
汉语吸收外来词历史悠久，古代汉语中就有一些外来词，譬如随着佛教传入中国通过翻译佛经而吸收的外来词：“佛、塔、菩萨、伽蓝、刹那、罗汉”等。宝塔的“塔”，一般人想不到它居然也是外来词，从古代梵语中来。北海、中南海的“海”，原是从满语“克巴什”借用来的。从历史的眼光看，它们是外来词，但是从共时角度看，应当把它们排除在外来词之外。还有一种是，人们感觉到它不是地道的汉语词语，总有那么一点洋味儿。例如：摩登、布丁、马达、雷达、咖啡、巧克力等。现代汉语中的外来词越来越多，现代汉语外来词的方法：纯音译法——卡士（cast）。音义兼译法——妈咪（mammy）。音译加意译词法——奶昔（milkshake）、迷你裙（miniskirt）。音译加类名法——果占（jam）。整体意译法——电脑（computer）、雪柜（refrigerator）。对应意译法——黑马（dark horse）、迷城（lost city）。
有人认为，汉语在传统上有一种抵制音译外来词的机制。所谓“先意译，不行再半音译半意译，不得已再音译”的说法并非没有根据。就历史来考察，从“德律风”到“电话”；从“西门汀”到“水泥”；乃至近年的从“盘尼西林”到“青霉素”，从“舍宾”到“逛街”，多半是遵循了这样一个规律。我们有许多音译词看上去根本不像外来词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这些词的“内部形式”被汉语用“循音赋意”的方式改造过。“迷你裙”中的“迷你”（英语mini，构词成分，表示“小”“微型” ）让人感觉不到它是外来词，也使人觉不出有什么“微”“小型”的概念，但它显然是一个地道的外来词。
汉语吸收音译词，为了使其成为汉语词汇的成员，成为汉语词汇系统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必须在读音、声调、音节、汉字的选择上进行一番改造，使之成为汉语词汇的成员。
（一）音译部分的读音的改造。外来词的音译部分虽然来自外族语，但在总体上仍必须服从于汉语音系，因而多多少少与原词不同。汉语音系会在不同程度上改造这些外来客人，使之同化于汉语主人。读音改造只涉及音译部分的语音，或改变音质。例如：
“莱塞/莱泽”（激光。英。laser）：原词两个音节，第一音节单元音[æ
]以及第二音节辅音[z]都是汉语所没有的，只能用相近的音替代。前者用复元音“ai”[ai]，后者用清擦音“s”[s]（塞）或清塞擦音“z”[ts]（泽）代替。至于近来流行的自港台进口的“雷射/镭射”，则是结合谐音以后的改造，前一字元音变成“ei”[ei]，后一字则迁就字义，辅音改成翘舌的“sh”[§ ]。①
如果外来词中的某个音是汉语音体系中所没有的，在吸收外来词时就用汉语的某个相似音去对译，这在语言学上叫“音的代替。”汉语中没有小舌音[r]，因此凡是遇到[r]就用汉语中与[r]近似的边音[L]去替换。例如：
rader—lei da雷达，roco—luo ke洛克， rose—luo
ci洛兹 ，redtap—li da si利达斯， rikoh—li guang理光，
rose—lu zi 露姿，revlon—lu hua nong露华浓， amore—ai mo li爱茉莉， flora—fu
lu芙露， robam—lao ban老板， ariston—a li si dun阿里斯顿， suntory—san de li 三得利，orion-pie—nu l，i you pai女丽友·派，romantic—luo man di ke罗曼蒂克
再如，现代汉语普通话里没有以 [m]收尾的鼻韵母，于是代之以[n]和[ng]，
如，老板（robam→laoban）、图腾（totem→tu teng）、香槟（champagne→xiang bin）等。
（二）声调的改造。有声调是汉语语音的一大特点，无声调的外来词语要想在汉语中“登堂入室”，必得先过声调这一关。如，“洗王”，来自英语的C-one，“丰意德”，来自英语的Port land等源于英语的词，在英语原词中它们均无声调，在汉语中它们都脱离了原英语的发音习惯，各自拥有了自己的声调，完全了音译词在声调方面的汉化。音译词尽管在语音形式或字面意义内容上与汉语词汇可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从词的形式到内容都向汉民族化靠拢，受着汉语词汇系统的制约，也就是说语音、声调、音节上都要受到汉语的同化，使之完全适应汉语词汇的内部发展规律，从而真正成为汉语词汇系统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音译词的汉化。音译词在声调方面也受汉语的同化，英语、法语、德语、俄语等，在语音系统上没有声调。汉语在吸收这些外来词时，都要使它的每一个音节具有汉语的声调。例如：
poker—扑克（pu ke），moter—摩托（mo tuo），humour—幽默（you
mo），health—康尔寿（kang er shou），star—世达（shi da），smeata—思密达（simida）concert—康先特（kang
xian te），carre four—家乐福（jia le
fu），coco—可歌（ke ge），for you—芙一（fu yi），grand—古南都（gu nan du），metro—麦德龙（maide long）
音译词也有的考虑到声音要叫得响亮，避免同音歧异，念起来顺口、好听、好记。例如：
Kang-xian-te（康先特）
mai-de-long（麦德龙） jia-le-fu （ 家乐福 ）
平-平-仄
仄-平-平
平-仄-平
由此可见，很多音译词讲究平仄律的相叠、声韵律、扬迎律。看来新奇，读来顺口，听来悦耳。
（三）音节的改造。汉化的本质特点，就是音节化，在音节化的同时，也获得了声韵调的内容。我们知道，汉语在语音形上的特点就是在语流中，都是以音节的形式作为语音单位出现的。因此，任何外来词，一旦要形成音译词的时候，必须首先要进行语音上的汉化。也就是说，必须要在语音形式上形成汉语的音节化。如“吉他”来自英语词“guitar”，而汉语音译词的读音却是“jita”，“B超”汉族社会的人都是把“B”读成“bi”。
对音译词音节上的改造也要适应汉语的特点，尽可能双音节化，如，外来词原来是多音节的，进入汉语后变成双音节词：“浪漫”，来自英语的romantic；有些单音节的外来词也双音节转化。由两个音节构成的词最符合中国人的词感，琅琅上口，人们也就不再寻求其他翻译的方法。再如，“坦克”，来自英语的tank，“鲨鱼”，来自英语的shark，“卡车”来自英语的car，“啤酒”来自英语的beer。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汉语双音节趋势在起着重要作用，因此音译词被尽量填进汉语既定的音节框架。例如：
Mag-美格，Pentium—奔腾，Tricom—台康，King soft—金山，Bic—比克，Pilot—百乐，Dorco—杜克，Schick—适适，Ricola—利口，Kenwood—建伍，Parker—派克，Longines—浪琴，Tissot—天梭，Bird—波导，Extra—益达，Chic—秀客，E-land—衣恋，Biore—碧柔，Chanel—香奈，Guerlain—娇兰
对音译词的书面形式来说，无论一个词具有几个音节，它们都只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用汉字表示，一种是用拼音字母表示，有的是新造汉字来表示，有的则用外语字母表示。但是不论采用哪种形式表示，它们和口语一样，其共同点都是汉语音节化了的。
（四）汉字的选择。音译词的汉字容易引发人们联想和回味，完全符合中国人的民族心态。应该说这是相当优美、格调很高的音译词。音译词，虽然只是翻译词语的声音，但是也要接受民族文化的制约。尤其因为汉语用汉字来译音的，而汉字的形体有民族性，汉字的意义在音译时也不可能完全消失，还在起作用。音译词的汉字选择就体现一种文化制约。
西德的名车Benz译为“笨死”的话，中国人谁都不敢买这辆车了。车名也是一个文化的符号，Benz中国音译改为“奔驰”，给人产生奔跑速度极快的印象。如果品牌名跟“奔驰”一样做到“文如其物”，以保证信息传达的清晰度和有效性。一样的英文产品，译成汉语时，根据不同的商品属类，译名也不同。“Long Life”，有两个汉语商标名，作营养品译名时，译作“隆力奇”，可理解为这种营养品有奇异的增强，增大力量的效果。而作为一种乳液的名称则译作“朗力福”，可理解为明亮、健康、幸福之意。“阿莫西林”药名，无法在理性意义上给人以明晰的概念，只能以某些字为线索，猜到形象意义。如，“朵而”、“柔依”、“芳诺”的“朵、柔、芳”是描写女性的形容词，而“伟哥”是男性的形容词。此外，利用汉字构造中形声字占大多数。鲁迅在他的《鲁迅全集》（第三卷9页，“咬文嚼字” ）中写到：
以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而来主男女平等的男人，却偏喜欢用轻靓艳丽字样来译外国女人的兴师：加些草头，女旁，丝旁。不是“思戴儿”，就是“雪琳娜”。西洋和我们虽然远哉遥遥，但姓氏并无男女之别，却中国一样的，——除掉斯拉夫民族在语尾略有区别之外。
由此可见，化妆品译名当中的“诺美思、赫莲娜、爱茉莉、索芙特”等这些“草”头旁都给人以这些东西在意义归属上的启示。这样既可以引发人们关于女性化妆品方面的联想，又可以避免外语原词中完全表意的一词双义在汉语的歧义。
汉语吸收音译词的过程中，一方面音译词要受到汉语结构规律的制约和改造，向汉语的民族形式和民族特点靠拢，成为名副其实的汉语词汇成员。
二、音译词的时代性
音译词的发展变化，是人们早已注意并不断研究的课题，但至今还没有像语法和语音那样，取得那么多的辉煌成果。而现实语言生活，却有许多音译词演变的问题需要去分析研究。
“有人收集了许多外国地名人名中的译名资料，据说大多从邮票上收集来的。她分析了大陆同海外译名的差异和对立，大陆多音译，海外多意译；大陆力求读音准确，海外多求归依汉文化------ 这里问题的实质是外来词的文化价值取向问题。音译——意译，国际化——民族化，忠于原文——归化汉语，音义兼译——汉文化的改造，达——雅------ 这些对外来词的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在当前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大陆和海外译名的差异和对立，但决不一一对立。一般说，科学技术工作者倾向于音译、忠于原文、达、国际化，而文学工作者则倾向于意译、音译兼译、雅、加强汉文化的改造和再创造。洋化的中国人，年轻一代，港台澳和海外华人可能倾向于音译；传统的，年老的中国人，穷乡僻壤山沟沟里的中国人可能倾向于意译。五四时期，30年代，80年代，90年代，广州、上海，倾向于音译；而‘文革’期间50年代，音译不如意译受欢迎。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地区，年龄、职业、文化教养、概念、心理都影响和制约着借词的文化价值的取向。因此同一时代同一地区对借词的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是并存的，复杂的”。②
五四运动以来，源自印欧语系各种语言的音译词有如雨后春笋，到处出现。例如：
“海乙那”（鲁迅译音），旧作“意夜纳”（英语hyena，鬣狗）、“康班尼亚”（拉丁语compannia，出征，战斗）、“塔拿格拉雀”（新拉丁语tanagra，一种拉丁美洲产的小鸣禽）、“赫尔”（德语herr，先生、阁下）、“额各诺靡加”（意大利语economica，经济学）、“塞尼约里达”（西班牙语senorita，小姐）、“把杂尔”（葡萄牙语bazar，可作药用的兽类胃中的结石）、“巴拉莱卡”（俄语，两根到四根弦的三角琴）等。
西学东渐中华，最终融合为“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语言是历史的产物，汉族的同国内外其他民族的接触频繁，文化、商业交往不断，从而丰富了音译词。自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直到70年代末，排斥所谓的“音译词”，渐渐多用所谓的“意译词”。这可能是因为：1。汉族人意识到爱国主义和自力更生，从而减少了音译词的数量，提倡多用意译词。2。汉语中许多最初是音译的词，后来改变成意译的形式，例如“麦克风—扩音器”，“德律风—电话”，“梵莪铃—小提琴”。但是也有一些词只有音译而没有意译，例如“咖啡、沙发、雷达”等以及“葡萄、玻璃、狮子”等，它们并没有变成意译。王力先生对这种现象曾经有一个说明。他认为：“意译是正常的办法，音译只是变通的办法，如果滥用音译，也就是滥用外来词，因为那样是表示汉语词汇贫乏到不能从基本词汇的基础上构成新词”。③这就是说，最初遇到外来的新事物、新思维时，人们不能十分理解它的真面貌或含义，就采用了音译，用方块字的音译。但是用方块字音译出来的新词，很难上口，有时又会使人“望文生义”，于是经过一段时期的实践，往往在很多场合废弃了音译，另外创造了新的意译——或至两者并存。
80年代后，随着合资企业的增加，逐渐用起音译词来；进入90年代初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音译词越来越多；20世纪的现代中国需要音译词，进入21世纪标志着世界的地球村化、网络化，更离不开音译词。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要排除外国的、异族的、外来的事物，在客观实际上是完全不可能的。正是近年来对外开放政策的推进和人们思想的解放，成了音译词数量大为上升的主要契机。汉民族产生对音译词的心理承受能力在当今更为开放的世界环境中发生了变化。例如：卡拉OK、酷、碟、克隆、好莱坞、嬉皮士、脱口秀、按揭、蹦的、烤皮、因特网、尹妹儿等。
值得注意的是，30年代的音译词极大部分都是先从上海方言中引进的，近10多年流行的音译词，有许多是从广东、福建等最先开发的省份“引进”的粤方言，特别是香港方言，而后才逐渐进入普通话的词汇系统的。这说明经济的发达跟语言的丰富和发展有着一定的关系。从来源看，汉语新音译词以源自英语的居多，这恰好反映了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的
影响。譬如上海方言引进的音译词“密斯”（小姐）、“密斯脱”（先生）、“那摩温”（工头）、“也是”（是，对）、“哈罗”（喂）、“开司”（接吻）、“水门汀”（水泥）、“马达”（发动机）司不令（弹子锁）、扑落（电气插头）、水汀（暖气），粤方言的“土担”（邮票）、“飞林”（胶卷）、“快巴”（纤维制品）、“嘉年华会”（联欢会）、“桑拿”（蒸汽浴）、“波”（球）、碌士（笔记）、蒲飞（自助餐）、肥佬（不及格）“的士”（出租汽车）等。
由此可见，今后汉语中音译词的数量只会增加，不会减少。这些发展和变化大大丰富了现代汉语的外来词的词库，形成了一个崭新的词汇层。
[参考文献]
(1)史有为.汉语外来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李玄玉.新时期的增义音译词，新疆大学语言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张新武、高莉琴主编）[C].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2.
(3)李玄玉.略谈汉语音译词的地域文化差异[J].乌鲁木齐：语言与翻译，2002：45—47。
(4)李玄玉.增义音译法的原则[J].太原:山西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5)李玄玉.论“汉语谐译词”的发展轨迹[J].锦州：锦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李玄玉(E·mail: hyunok@163.com TEL:025-33275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