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臺灣師大“對外華語通訊”編者問

 

史有为

 

 

问1: 史老師,您覺得日本學習漢語的風氣盛嗎?日本的整個漢語學習環境如何?有什麼優異的條件?

史: 日本是一個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國家,自古以來就有學習漢語的傳統。只是在明治維新後,在脫亞入歐的指導思想下,迅速地由學習中國文化轉向學習歐洲文化,由學習漢語轉向學習英語、德語、法語、葡萄牙語;到了本世紀中葉,更由于美國文化的大舉入侵,漢語的學習才退到很低的水平。近二十年來由于漢字文化圈國家在經濟上的表現特別優異,尤其是中國大陸市場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在經濟和政治的雙重影響下,在市場和政府的雙重推動下,日本國內的漢語學習日漸升溫,並在九○年代中期以後達到最高峰。在三○年代時像倉石武四郎那樣著名的漢語學者,他下面的學生也只有兩三個。到了五○年代六○年代時像大阪外國語大學那樣以中國語為支柱學科的大學,選擇學中國語的學生還是很少,只有一個班二十幾人,而且英法德語學科的學生常常覺得他們可憐,認為不是一等的學生才去讀中國語。可是現在卻大大不同,大阪外大每年有一百多個學生,日間三個班夜間一個班;明海大學每年也要有八十多人,一部兩個班二部一個班。一般開設中國語學科的大學大體都是如此規模。最令人注意的是開設中國語學科的大學越來越多,新設立的以學習漢語為業務的民間私立學校更是雨後春筍,競爭越來越激烈;還有就是選讀中國語為第二外語的學生也越來越多,一個班七八十人是常見的事,許多大學招架不住,就只能增加班次和非常勤教師(臨時教員),這給許多在日的中國人增加了不少工作的機會。現在許多大企業都有本公司的漢語學校或漢語班,例如著名的伊藤忠商事,讀賣新聞社。沒有能力的小公司就派出職員去私立學校讀夜班。與此相配合,已經設立有五六家漢語水平檢測的機構;並且至少成立了兩個專門從事漢語教學研究的學會(分別由輿水優、相原茂領導),各個出版社也紛紛推出中國語課本和各類讀物。可以說,,日本國內學習漢語的風氣已經基本形成。

日本有學習漢語的傳統,在中學就開始學習一些中國的古詩和古文;漢語課程已經作為部分中學的課程,也已經開始作為大學入學的外語考試科目;日本有不少中國來的教員,有許多課本可供選用,大學里還有不少電化教學設備。整個環境應當是不錯的。但是與學習英語相比較,還是明顯地有許多不足之處。這主要是隱性的環境。例如:學習漢語主要是作為謀取利潤和工作的手段,而主要不是為了學習中國文化,即使有時是主要學文化,可是從企業來講,也主要是為了可以針對性地做生意。這是同學習英語大大不同的。日本對美國是崇拜,愛屋及烏,自然也就崇拜英語和英語文化。而漢語沒有這樣的優待。在日本到處可見運用英語,但卻很少見到使用漢語。這是很不利于學習的。漢語主要是對外謀生謀利的工具而已。即使如此,公司招考職員還是把英語作為首要項目。其次,日本基本上沒有為了學習某種外語的外語角(corner),上課大都只是為了拿學分,下課以後就把漢語扔在一邊。

如果說在日本學習漢語有甚麼比較好條件的話,一般都覺得是漢字和日本學生,其次是硬件設備不錯。日本使用漢字,這在心理上可以讓日本人對漢語有親近和容易學習的感覺,可以起一點幫助的作用。但是,深入下去就會發現,這種形似實異的漢字常常會妨礙學好漢語。而日本學生的聽話,其實也大不利于教學。的確,他們很聽話,上課不搗蛋,似乎很好教;可是他們不愛說話,不愛大聲練習,也不愛提問,很害羞,這又反過來大大地抑制了語言的應用性學習。這些對鞏固和提高漢語很不利。

 

問2: 您覺得在日本,漢語學習領域可以有些什麼方向的開展?在現有的基礎上,最需要什麼樣的研究發展。

史: 在日本最主要的是改善軟件(軟體)環境: 其中主要的是改變日本學生傳統的學習重點和學習方式,要變閱讀(目治)為聽說(口耳之治),變鑽研語法為說寫實踐,並可以借助英語學習時帶來的文化衝擊,逐漸改變日本學生那種內向的學習方式;。另一方面,也要扎實研究教材和教法,並付諸實踐。我以為其中教法的問題最值得重視,在日本較少見到使用先進的教學方法。很多教師滿足于照本宣科式的講讀和翻譯法,缺少這方面的知識和實踐,也缺乏實踐的勇氣。其中的原因之一是教師自身的語言和知識的素養問題,另一方面也是同某個學校的整體環境有關,需要校方出面整體治理。看來現在只能慢慢來,從基礎做起,把師資培養好,切實研究出一套適合日本的教法,並配置幾套相應的好教材。這似乎有點前後顛倒之嫌,但卻是對日本真正適合的程序。我以為圍繞這些方面展開研究最為必需。

 

問3: 同中國比較,日本的漢語學習,有些什麼異同?哪些可以截長補短?

史: 臺灣的情況我不太了解,至于同中國大陸相比,相同的是日本在教材方面非常靠攏中國大陸,在語法體係上,教材模式上,標音系統上都如此。至于在異的方面,我覺得總體上看,日本的商業氣息比較重,更多地著重于市場考慮,這是最主要的不同,也是許多(不是所有)不同的根源。學是為了拿學分,取資格,根本的就是為了就職昇遷。由此而希望課程短而易,相應地課本也就越來越薄,價錢倒是越來越貴。由于這個不同,學習的效果也就必然較差。

至于能否截長補短,我想, 日本是否能更多地使用大陸行之有效的“聯合教學”,以減少無效教學,並提高單位時間的效益,是否可以創造更好的條件,儘量讓有志于漢語學習的學生到母語為漢語的地區(包括兩岸三地和新加坡)去留學。至于大陸,應該學習日本的教師自主權,給予教師更大的決定權(例如在使用教材教法方面)。當然要適當,不能過猶不及,否則又會各自為政,影響效益。

 

問4: 您覺得,作為一個專教日本學生的漢語教師,應該具備哪些教學職能?

史: 教師首先要有引導學生學用的能力和引導學生改變話語行為和文化行為習慣的能力,其次是具備相對正確的漢語知識,鑒別和分析語言正誤的技能,再次是要有教學的熱情與毅力;最後還需要具備儘量多的日語知識和基本的日本社會文化知識。欲有作為的教師,最好還要有敢于懷疑,敢于試驗,敢于負責的精神。

 

問5: 您任教的明海大學有日本唯一的以漢語教學為目標之一的應用語言學研究科,能否請您再介紹一下?

史: 日本有許多大學早就設立英語教學的大學院研究科(相當于兩岸的研究生系科或臺灣的研究所),然而就是沒有漢語教學的研究科,沒有應用語言學的大學院學科,當然也就沒有這些方面的碩士學位。從1998年開始這個零被突破了。在此之前,明海大學適時地審時度勢,經過近三年的精心籌備,包括從國外延聘知名學者,終于邁出了第一步,得到文部省的批准,得以在1998年4月成立日本第一個有碩士學位授予權的應用語言學研究科,其中包括英語、漢語、日語三個語種,課程分語言教學、語言行動、語言文化三個部類,也就是三個專業。其中有些課程是通用性的,如語言教育評價、比較-國際教育學、教育經營、應用語言學、一般語言學、第二語言習得、語言心理學、語用學、語言政策、計算語言學、話語交際、非語言交際、文書集成(corpus)語言學,等等。這些課程不管哪個語種都可以學,這樣就可以實現儘可能的課程共享。單就漢語教學而言,目前開設兩門課,一是中國語教育教材特論,由我擔任,一是中國語教育教法特論,由知名的日本學者輿水優先生擔任。配合的專業課程還有中國語文法特論,也由我擔任。應該說,目前的課程設置還是初步的,有些是似乎帶有日本特點,如未設漢語語音、詞匯的課程,反映了日本比較重視語法。不過,未來課程還可望有所增加,在此之前,有關的內容將由教材、教法兩課承擔。但是從應用語言學角度來看,目前的課程設置已經基本上可以滿足。按照計劃,現在已經開始走出第二步,正積極籌備博士課程,如果沒有特別的意外,可望于2000年4月開設博士學位的研究課程。

 

問6: 順便也請您介紹一下由您擔任會長的現代中國語研究會,好嗎?

史: 現代中國語研究會是在1996年7月于大阪成立的,在此之前已經醞釀了有一年時間。發起成立時的主要考慮是:一有感于現今的日本許多學會過于龐大、討論和交流不充分、對與會者幫助甚微;二是許多中國學者教師分散各處、無法經常在學術上交流溝通、互相啟發。有感于此、我們便打消顧慮、決定發起成立這個以兩岸中國人為主的研究會,以起到與其他學會互補的作用。現在經常參加研究會活動的已經有近50人、其中有來自大陸的、也有來自臺灣的;有中國學者、也有日本學者(例如著名的日本前輩學者望月八十吉);有年長的教師、也有年輕的研究生。研究會開始是在關西活動;1998年中,發展到關東地區,兩地分別召開討論會,由各地區的幹事負責日常聯絡和會議籌備。基本上一年五次、每次二至三個中心發言。至今兩個地區已經總共召開了近20次討論會。討論的題目有純語言學的的也有語言教學的、有單純漢語的、也有中日語言對比的;有成熟的論文、也有研究生初步的研究報告。此外,還邀請一些日本知名的學者(如杉村博文)來做報告,總之是不拘一格。這個會帶有沙龍性質。自願、平等、自由、開放、論學、實在,是其原則,也是其特點和宗旨。討論是認真、充分的,也是輕松的。

 

問7: 您對21世紀漢語教學的真正走向有些什麼建議和期許?

史: 有人預言,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漢語漢字的世紀,聽起來這確實很讓人陶醉,但是我對此並不樂觀。你看,中國仍然處于分裂狀態,漢語在兩岸三地也並不十分一致,紀錄漢語的漢字和音標則明顯地更不統一。而且在可見的將來似乎還看不到目前狀況的結束。在這樣的情況下,你能有把握地期待什麼呢?儘管如此,我還是寄予一點希望: 期許大家(包括兩岸領導人和所有從事漢語教學的人)都逐步把小我轉換為大我, ,把漢語教學從作為各自的政治工具中解脫出來,實現資源共享,成果共享,榮譽共享,共同為同一個漢語的地位和命運而合作。為此我建議,能否由兩岸學者教師先就漢語某些詞語的讀音和漢字以及注音工具作些協調或整合工作。這是民間的試驗,目的是為正式整合或統一提供經驗、創造機會,並以利漢語教學進一步的國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