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新世纪:语法研究的百年反思

 

he Century Review of Research on Chinese Grammar

史有

 

    现代汉语语法的研究已经走过了第一个世纪,而开始迈入第二个世纪。在步入新世纪之前稍稍反思一下往事,对研究应是有益的。我们希望能尽量客观和公正地观察和反思百年来汉语语法研究在中国主体内的发展。在此我们想就两个方面来探讨。

 

一 中国学者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的自源性观念和方法

   1.0 回顾过去,我们自西方引进了语法学,引进了语法学框架,也引进了观念和方法,并因此在研究中获得了很大进展。这是不言而喻的,在此不必再作介绍。当百年前《马氏文通》为中国开创了近现代意义上的语法学时,作者马建忠可能并未意识到从此中国却失去了完全自源思考和创造的可能。然而,中国学者在这样的基础上有没有相对的自源性创造呢?或者说有没有带有一定程度原创性的观念和方法呢?当然,近现代中国的语法学是在西方学说的观念的框架下产生的,因此不可能有绝对的自源和原创的观念和方法,但即使是相对的,是某种程度上的,那找出这些自源性或原创性的成分,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比引进的东西更为重要。这些成分可能是成功的,也可能是先天不足或含有某种谬误的。它们有的在当时就有很大的争议,这正是因为它们缺少明确而且是主流性的西方后盾。有的当时就不被重视;有的则是倡导者仅止于提出观念,而没有锲而不舍地持续研究;有的可能是由于当时的学术环境(包括学术自由,出版发表,学术及行政等威权因素)而不得不偃旗息鼓。因此,如果能简略地检阅一下这种自源性或原创性的成分(就笔者之所见,难免孤陋寡闻),不论它们是成功还是失败的,对我们建立自信与弥补不足,对我们迈入新的世纪迎接新的挑战,都是十分必要的。

   1.1 转换分析的观念。刘复在《中国文法通论》(1920初版)的第四版附言(1924)中已经使用了现今流行的转换方法,所举的例子有“我写字在纸上”、“我在纸上写字”等,这和1975年邓守信使用的例子“字写在黑板上”、“在黑板上写字”等几乎一样。而当时在西方还并未产生转换方法。因此,刘复的语法思想有一定的超前性。这之后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1942-44)和王力(《中国现代语法》,1943-44;《中国语法理论》,44-45)又都独立地使用了变换法和转换法。可惜,这些在当时并无人重视,而在以后也仍然无人注意。我们的视线都射向了西方,从西方引进刘复早已提出的方法。(参见胡明扬1998)

   1.2 深层和表层的观念。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1924)是在新文化运动中最有影响的文法革新产品。它虽然在模仿或独立研究方面还没有完全跳出《马氏文通》的模式,但却能提出“论理的次序”和“文学的次序”的新观念。前者是指语义结构,相同的语义结构图解也相似,也即其语义关系相似。后者则指“语文习惯上移动变更的次序”,它是实际表现出来的次序,并非就是论理的次序,由此就产生出“变式句”、“省略句”以及“兼格”句。二者合起来就是相当于现今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的关系。这应当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创新。至今我们还没有发现此说直接来自外国,而国外在此时我们也还未找到有早于黎锦熙的相同观点。遗憾的是当时和以后的许多人都对此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直到近年才有学者认真地发掘并公正评价。

   1.3 广义形态的观念。方光焘、陈望道在1938-43年文法革新讨论中分别提出“广义形态/结合关系”和“表现关系”作为词的分类标准。这虽然是企图满足西方理论对“形态”的要求,并是依据西方分布方法的合理发展,但却是立足于汉语事实的努力,其结果是改造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西方的词类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参见《中国文法革新论丛》)

   1.4 动词中心观。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1942-44)虽然是一部以描写为主的著作,但是却第一次提出了“动词中心观”,明确指出动词是句子的中心。这比法国学者坦尼尔在《句法结构基础》一书中提出动词中心说早了十七年。这是该书最重要的理论收获。但是,我们还需要问:汉语的“动词中心观”和西方的动词中心说是完全一样的吗?

   1.5 动词的“方向”概念。吕叔湘在上述著作中还使用了“方向”一语来表示动词所涉及的角色,赵元任也在《北京口语语法》(1951-52)中使用了同样的“方向”。而在1944年前,我们还没有在外国文献中找到这样的概念。这些都蕴含着日后朱德熙的带有中国自源性标记的“向”的理论和概念。朱德熙的“向”不同于现今流行的“价”。他是以动词结构为单位的,一个动词就是最小的动词结构,可以此来分析像连动式、兼语式之类的结构,这无疑是一个创造。可是,现在又有哪些研究在继承朱先生的这个独特的概念呢?

   1.6 插入法。王力在《中国现代语法》(1943-44)和《现代语法理论》(1944-45)在确定词的方面提出了专门用于现代汉语的“插入法”。这是第一次以可操作为标准提出的方法。这说明当时科学化的努力。这个方法影响很大,也很久。

   1.7 意合法。王力在上述著作中还提出了一个影响很大的概念,即“意合法”。这是汉语组织的方法之一,但也影响到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性质和概念,如果汉语确实使用了这种依靠语义而非依赖形式的组织法,那将极大地动摇传统的西方语言学理论。语法就将不再是纯粹的形式决定之法,至少有可能部分地是语义决定之法。这一观念显然已经在现代条件下获得新的意义,并被许多学者改造或延伸运用。

   1.8 主语即话题的观念。赵元任的《北京口语语法》(1951-52)被翻译为中文,在书中他第一次使用话题的概念来解释汉语的主语,从此中国就有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语言的主语概念,并顺利地解释了汉语特有的主谓结构。应当说第一个使用语用层面的概念来处理汉语句子组织法的是中国人。如果我们顺着这个思路下去的话,就应当提出:汉语在本质上是什么样的句法,是形式结构意义上的句法,还是是语用意义上的句法?

   1.9 关于实词不能分词类。高名凯在汉语词类讨论(1954-55)中发展了他在《汉语语法论》1945/48)的思想,明确地提出汉语实词不能分词类的观点。这从西方语言理论来看是个顺理成章的命题,也是黎锦熙在1924年提出的“依句辨品,离句无品”的合理发展。这个命题从反面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怀疑西方理论的机会。而且使人们开始认真地考虑像汉语这样缺乏形态的语言,究竟是如何组织语句的,一个词究竟是如何固定其句法功能的?深层的语义是否可以直接由词引进句法?无论以后人们如何寻找到了所谓的词类的形式标准(从广义形态到功能分布,以及与鉴别词的组配),西方语言学中的词类理论到底还是被高名凯的“实词无词类”理论所瓦解了。这是坚持西方普通语言学理论的高名凯所未曾料到的。其原因恰恰是他在秉持西方理论的同时还坚持了汉语的事实,从而造成事实与理论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他选择了两个对立答案中的一个,却意外的留给了人们另一个更为重要的礼物,这就是∶什么才是科学的语言学。

   1.10 扩展法。陆志韦的《汉语的构词法》(1957)本意是研究构词法,但却对词的划分方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从1938年《北京话单音词词汇》的同型替代法发展为此时更为严密的扩展法,超过了王力的插入法的效率,从而解决了这个领域里的大部分问题。同时,这也是结构主义中国化的较早努力之一。通过扩展法的筛选,留下了三类不能完全解决的“离合词”,而这却又意外地筛选出了汉语的特点,导致人们去寻找更为适合汉语的词观念与词确定法。史有为1983年提出“粘连短语”的概念及其分类就是在此影响下的解决离合词的一次努力。但问题并未就此解决,“词”的问题依然存在。

   1.11 关于词组本位。朱德熙从《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1956)、《说“的”》(1961)和《句法结构》(1962)到1992年去世前,在结构主义的中国化方面尽了最大的努力,在推动汉语语法研究方面起了历史性的贡献。朱德熙虽然受到赵元任和哈里斯等美国描写学派的影响,但是他始终有很强的独立意识,始终坚持着清醒的自主观察。他从来不承认自己是结构主义这一点就是一个明证。他参考国外理论(布洛赫/特雷杰1942/1965《句法分析纲要》)后提出的“词组本位”体系是个再创造。该体系及其观念影响至大,并具有明显的科学美学色彩,很快成为语法体系的主流,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汉语语法研究。

   1.12 隐性语法关系。朱德熙同时还引入语义关系(他称之为隐性语法关系)和语义特征分析等这些以语义为工具的方法,从而使朱德熙的体系具有更强的描写力和影响力。在此基础上他结合语法功能的语义功能观察方法,揭示了“自指”和“转指”现象。这些也都显示出他坚持根据汉语事实研究的自主性和独创性。

   1.13 变换分析中的平行性原则。朱德熙在参照西方结构主义理论(他不承认是受乔姆斯基理论的影响)提出的变换分析方法时,独创性地提出变换分析中的平行性原则(《变换分析中的平行性原则》1985/86)。他把这种方法也纳入广义的语法形式中,使汉语语法研究拓展了更大的天地。以后方经民(《汉语语法变换研究》,1998)又在此基础上发展了该方法,补充了“约束性原则”。这些无疑都是中国学者的贡献。

   1.14 纵横相结合的研究法。朱德熙在著作中还一方面主张将北京话作为现代汉语的标准分析对象,另一方面又将方言和古汉语作为比较项引入现代汉语的研究,从而形成纵向和横向比较相结合、语义和语法相结合的格局。例如他在《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1985)中,既研究了这类问句在方言中的情况,又观察了近代汉语中的现象,从而使汉语反复问句得到了描写和解释相结合的研究,使这类句子呈现出更为丰满和完整的形象。这在开拓解释语法领域、完整理解并解释汉语,面对21世纪挑战时具有引导性的意义。

   1.15 “零句”和“小句”。在语言的动态平面上,一些学者经过长期思考提出了适合汉语的分析单位。赵元任(1968)提出了句子由“零句”组成的观念,从而把单句和复句统一了起来。吕叔湘(1979)经过长期的考察与酝酿,根据汉语语流组织的特点,首次提出汉语的动态平面上以“小句”为基本单位。他们都突破了过去以“词”、“句子”作为分析基点的做法,具有特别的意义。前者我们还未见到系统实践的文献,这无疑是个遗憾。后者则已基本上在《现代汉语八百词》(1980)中得到了实践(二者的使用范围略有不同)。

   1.16 层次与核心的结合。在句子分析方法的讨论(1982-83)中,与当时主张抛弃中心词分析法或成分分析法的潮流不同,陆丙甫提出了“核心层次分析法”,史有为提出了“层-核分析法”,他们分别从认知心理和语言多重性的角度对此作了新的探索,是在语言性质和语言描述方法方面的一个原创性尝试。从而在一片结构形式层次化和结构单象性的认识中拨响了一个不和谐音。(参见《汉语析句方法讨论集》,1984)

   1.17 语义语法范畴。50年代后期胡明扬在《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1958)中指出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二者是不可分的,而进入80年代以后,胡明扬依据语言理论以及对汉语语法研究的实践,并以信息处理的经验作为参考,发展了形式和意义关系的观点。他通过对马庆株的自主和非自主动词的理论分析,提出了以分布特征作为语法形式并联系和对应语法意义的新的语义语法范畴概念(胡明扬1986年二市一省语言理论讨论会/胡明扬1992《再论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这是基于汉语的一次理论努力。它扬弃了传统的西方范畴理论,把传统意义上的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作了新的解释,并将二者连接了起来,扩大了语法的内涵。它解决了传统语法形式在解释汉语时的无奈,又解决了语义进入语法的障碍,从而增强了语法的解释力和应用功能。现在这一概念已得到很多学者的同意。

   1.18 关于“节律”平面。吕叔湘在《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1963)中开创性地讨论了语音与语法的关系。讨论涉及词和词的搭配以及其他问题。他首次明确地提出语语法组合与音节数有关这一观点,这在当时以及现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以后史有为在《句型的要素、变体和价值》(1987)中又尝试性地提出了语法、语义、语音、语用四种句型要素,并由此构成相应的四类句型模式。1998年,张斌在他与胡裕树参考西方学说共同提出的三个平面理论基础上又进一步引进了“节律”这一语音平面(张斌1998《汉语语法学》)。从此正式把语音放进了大语法的范围。这是有很大意义的。近来冯胜利也在结合韵律研究语法作了尝试。这些都是自源性观察并解释汉语语法整体的一种努力。

   1.19 语义指向分析。这个概念最早是吕叔湘先生提出的。吕叔湘在1979《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第70节)里谈到结构时提出了“语义…指向”,用来说明“圆圆的排成一个圈”、“走了一大截冤枉路”、“几个大商场我都跑了”中的“圆圆的”、“冤枉”、“都”实际上语义所指向的对象。以后这个概念又经许多学者的进一步论述和应用(如刘宁生1984《句首介词结构“在……”的语义指向》、邵敬敏1990《副词在句法结构中的语义指向》的阐述和具体应用;陆俭明1997《关于语义指向分析》的总括性专论),形成现在被广泛使用的一个重要方法。其实这是为适应汉语形态缺乏的特点而必然产生的。既然很多地方无法依赖形式,就必然要增加从语义入手这一项。另外汉语句子中许多特殊的构造(如动词-补语、假定语等等)又是西方语言所无的,它们在语义关系上所呈现的复杂性也是过去西方语言学所未曾遇到过的,因此必然要把语义指向作为一个重要的手段。

   1.20 板块理论。国内最早使用认知心理学来研究语法并有独创理论的应当说是陆丙甫,他在80年代初提出的“板块理论”就是依据认知心理学(短时记忆的7±2规则)的产物。他在1987年就预言建立在认知心理学基础上的心理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将会成为语言学主流。如果当时这一努力能够持续,能够为更多的人所响应,那中国现时的语法研究早已迎头赶上世界,并与西方并驾齐驱。(见陆丙甫,1986)

   1.21 文化学方法。申小龙在80年代依据国外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等理论,大胆地提出本体论的文化语言学。但在对汉语的具体处理上却具有相当的原创性。他认为,汉语语法研究要以神摄、散点视、动态视等分别代替西方的形摄、焦点视、静态视等,并以句读为基本单位、以铺排律为造句法则。这是一次对传统机械主义语法研究的反动和冲击,是人文主义的一种尝试,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也有着相当大的理论勇气。这是一次企图完全立足于汉语并排除西方语法体系的尝试,曾引起了极大的争论。而且由于倡导者认定该学说具有唯一合理性,因此更引发了强烈的冲突。但是,我们应该秉持公正,决不能以此否定其中的意义和合理性。

   1.22 “字”本位理论。徐通锵本是从事历史语言学研究,自80 年代末以来,他开始涉足汉语语法研究的领域。他力图继承中国历史上的传统语言学,力图摆脱“印欧语的眼光”,并以不怕闯入“泥潭”的勇气提出了建立在汉语音韵基础上的“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见徐通锵以此为副题的《语言论》,1997),更新了人们已经习惯了的语法理论。其中在句法单位方面,以“字”为初始单位,提出了全新的“字、辞、块、读、句”五级语义句法单位;在句法结构方面,摒弃了主语和谓语的架构,采用了话题和说明的架构;并相应地提出了一系列语义范畴及字块的标记手段。这是一次对以形式为主的研究主流的“反其道而行之”的尝试,具有特别的意义,并已经引起学术界强烈的反弹。然而这一理论还停留在设计阶段,如何实践运用并验证,是自身的一大挑战。人们正期待它下一步的具体研究。

   1.23 柔性观念和柔性方法。史有为原是熟习结构主义方法的,但他在当代系统科学的影响下,经过多年探路和思考,终于在1990年提出了结构主义理论所忽视的“柔性”观念和“柔性”方法(见其《呼唤柔性――汉语语法探异》,1992),以后又在其中加入了“仿生”观念。柔性观念实质上是一种回归人以及人所使用的自然语言的思想,是将人的因素引入的科学主义努力(见其《汉语如是观》,1997)。这一思想在此之前主要体现为对中间状态的探索。90年代以来又有计划地在语音单位的多可能性、“效率词”的确立、连续型词类对策、完句和动词重叠等方面具体实施柔性观念和探寻相应方法,并提出音节是语言文化(语法等)的生长点。目前其方法正在发展完善中,已经提出的包括转域、张力、共济、典型/模糊、统计等。其中有些观点如“共济”、“张力”是对唯“科学主义”的一元论的大胆挑战,无疑这也就步入了另一个险区。该观念现在已首先为中文信息处理界所广泛接受,并与认知语言学的一些观点不谋而合。

 

二 关于百年研究的质疑和反思

   2.0 回顾这一百年来的研究,可以看到现代汉语语法本体的研究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马建忠的孤军奋战到现在的数以百计的队伍,又从模仿到相对自立,从词和词类的研究到句子和句子成分的研究,从表层句法关系的研究到深层语义关系的研究,从句子范围内的研究到句子之间和句群、话语/语篇的研究,从语言本身的研究进展到语言之外、也即语用、语境和认知层面的研究。我们引进了传统的语法学方法,又早就开始尝试采用结构主义描写方法,到了“文革”以后,随着国家的开放,转换-生成语法、功能语法、认知语法等解释方法一浪又一浪地冲击着描写研究,让人们在刚刚恢复正常研究的同时就面临一个多元化的未来。这一百年来,中国学者一步步,一步步,走得很艰难,走得也可以说很踏实。最后终于到达新一世纪的入口。对这种种本体的描述和研究方法的变迁,我们不准备一一介绍,而且也不可能一览无余。此时对现代汉语语法学更为重要和必需的也许是对本体研究和研究方法的质疑和反思。

   2.1 关于本体研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现代汉语的许多事实并未描写净尽,对汉语的深层解释也即揭示汉语真正的特点也远未完成,汉语语法的诸多体系仍然因循外语,而其指导理论也基本上秉承西方。比如:

    ○汉语有无西方语言的那种word(词)?  ○分析汉语究竟应该以何种单位为基点?  ○离合词是一种什么现象?在现今的语法体系中有无完善解释离合词的可能?  ○从服务于句法的角度看,汉语词类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应该是何种面貌?  ○词类是不是可以游离于服务句法之外?  ○汉语的词到底应该分多少类?什么因素决定着词类的数量范围?  

    汉语的主语同一般认为语用层次的主题/话题是否二而一的关系? ○汉语的句子成分有无必要,如果有,究竟有哪些句子成分?  ○为什么我们至今不能摆脱“宾语”之类有西语影子的术语而使用更能反映汉语实际的术语?  ○汉语有无控制一般句型的基本句?如果有,有多少?  ○汉语的句子到底是什么样的单位?它们能用西式的标点来说明吗?  ○汉语的句子怎么完成,又怎么成立?  ○小句有无建立的条件和标志? 

    句法、语义、语用、语境究竟如何在汉语话语中有次序地共同起着作用?  ○是否仅仅用三个平面就可以完整地描写并解释汉语?  ○功能和认知平面上的汉语语句是怎么样的,它是否世界共通?  ○这些平面或层次如何能综合成人们可以接受并应用的整体?  ○当前热火的认知语法学是否就可包揽一切?  

    ○汉语语法的特点究竟是什么?是哪些?又如何获知?  ○汉语语法同印欧语以及其他语言的关系究竟是怎么样的?  ○如果我们不认同“有中国特色的语法学或语言学”这一命题,是否也就意味着不存在有中国特色的汉语语法学或汉语语言学甚至语法学或语言学?  ○我们如此无休无止地描写汉语究竟为了什么?我们如此抽象和形式地解释汉语又究竟为了什么?面对汗牛充栋的本体研究成果,汉语语法研究的下一步应该是什么?等等,等等。

    面对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们不得不承认,百年来研究所剩下尚未真正解决的竟然如此之多!建立适合汉语的汉语语法学与寻回汉语自我,是两个相关并互相依赖的课题。冷静想来,我们在两个方面是否已经达到足够的成绩?因此,我们不得不严肃地质问自己∶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是否真正走出了建创阶段?不管这一回答将会是怎样,我们的任务依然是十分艰巨的。

   2.2 关于“本位”。“本位”这个概念是中国学者百年来的中心问题之一。自从人们给《马氏文通》概括为“字”(词)本位,而黎锦熙自己说明《新著国语文法》为“句本位”以来,“本位”已通行了很长时期,以后又沉寂了相当长的时间,一直到“文革”以后,有人重提本位,把朱德熙的语法体系归结为“词组本位”,并视之为最新的发展,是最适合汉语语法的。之后,范继淹发表《汉语句段结构》(1985),重新拾起“文革”前的旧课题。这是对吕叔湘“小句”观的一次说明,其中隐约显露出“小句本位”的思想。1991年,史有为提出本位应该是移动的,研究到某个语言层次上将可能出现“小句本位”,接着又于1994/96年发表了《小句和小句本位》。邢福义也在同时期内提出“小句中枢说”(1995)。1994年,徐通锵异军突起,提出了“字本位”,以含糊的“字”概念来代替语法概念,以此来表达他对汉语语法特点的看法。这些本位看法很多都还处于初始阶段,并不成熟。它们在提出后都有人支持,也都有人反对。这是极其正常的。通过这一系列本位的提出,我们发现中国人有太多的“本位”情结。“本位”的概念可能引入自国外,在汉语中本来就是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它可能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并有两种不同的层次。在理解上,一个可能是起点,一个可能是基点,一个可能是中心或中枢。在层次上,一是语法研究的本位,属于主观系统,一是语法本身展开的本位,属于客观系统。也许就因为如此,所以在其他国家,现在都没有人再使用这样的术语,更不用说命名某某“本位”了。因此,中国的“本位热”就显得有些异常。平心而论,企图用一种本位来包打语法天下,这本身就不免有些主观。每一层语法单位都有不同的参与因素,而某个起点或基点或中枢却无法各各适应这种种的不同。随着语法层次的不同自然需要不同的起点或基点或中枢,因此它们的移动和多可能性,也即无涵盖一切的“本位”是必然的。从这里,可以看到研究方法上的进展以及所存在的隐忧。

   2.3 关于自源性见解。回顾这百年来语法研究方法上的进展,我们不禁感慨万千。这一百年来,我们从框架体系上的大体引进(所谓模仿)到具体方法上的引进,最后到达观念上的引进,从国外方法理论的单纯引进到试图以基本科学理论为基础、最新科学进展为借鉴作出自主的方法、理论创造,从句子内部的静态分析到句子生成、到话语、到语用这多个方向的动态分析,从描写语法的艰难普及到解释语法更为艰难的起步,从一两个人引进并尝试国外理论到现在成群结队地去引进并尝试国外理论,可以看到中国的语法研究确实已经开始摆脱幼稚,开始准备走出国界。但是冷静想来,我们有多少自己创造的理论?又有多少已经加入了世界行列的语言学理论并得到外界的承认?我们基本上仍是跟随外国,崇拜西方,亦步亦趋,而轻忽自己的创造。有一些思想我们很早就已经提出(例如刘复的转换思想,吕叔湘的动词中心观),但是并未见到执着使用,更未见到认真发展,以致最后的发明权还是西方洋人,还是要从西方引进。这又是为什么?是轻视自己所造成,还是浅尝辄止的习惯和中国文化中的消极因素使然?或是媒体等某种有形无形的压力而不得不如此罢休?此外,还有无其他影响的因素?当然,我们反对急功近利,反对追逐名利的不良学风,但是,我们仍然必须关注当前不利于学术发展的另一倾向。多少次,当时相对年轻或已并不年轻的研究者曾经萌发过新的理论思维,但是其必然会有的稚嫩和粗糙却往往难以得到宽容和真诚帮助,也难以获得均等和平等的自由讨论。我们的某些成员和阵地有太多的威权和裁决权。相反,西方的出品,它们在中国似乎就有更多容身之地。50-60年代在词类问题上老一辈大伤和气的争执,70年代末在量词等问题上意气用事的争论,已经给了我们太多的教训。多少次,若干前辈和有识者大声疾呼学术发展需要理解,需要宽容,需要等待和实践的时间,应该让实践和时间以及正常的学术讨论去证实或否定。然而迄今为止,我们中间仍然有太多的苛求与指责,我们的某些媒体又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例如有媒体容积不足的客观因素),对于主流和非主流未能提供同样公平的条件和自由争论的机会。其实,从语言学史的角度看,一些新学说在开始阶段对某些概念缺乏定义或定义模糊完全是正常的。乔姆斯基在提出转换-生成语法时对一系列新概念(例如“深层结构”)根本不加定义,吕叔湘先生对小句也并未严格定义和提出明确标准,但是这并不妨碍其学说的运行和发展。有时候,正是开始时的缺乏定义和定义模糊,才使得其学说获得更大的回旋空间和发展空间。科学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当一个学说处处定义明确时,往往意味着该学说已经处于顶点,而将要面临不完善但是处于上升状态的新学说的替代性的挑战。

   2.4 关于理论思考。我们还注意到,很多人常常看不起西方的小本钱做大买卖,而倡导不谈或少谈理论,多做具体事实的收集、描写、归纳、分析。这当然不错,在扭转某种过分的倾向时更有其必要,而且这样的提倡确实也获得了可观的成果。但是仔细想想,这些成果又几乎无一不是在某种理论方法的引领下获得的。没有一定的理论方法就发现不了一定的事实,这已成了当今普通的常识。问题是当一个学说发展成主流时,它常常不希望别人对它挑战。但是科学史随感常常有这种情况,提倡事实研究有时不过是在主流理论下的一种行为,是保证主流地位的一种努力。我们不能简单地判定这样做的是或非。因为这无论如何对廓清语言事实是有积极意义的。然而其消极方面也是无可否认的,因为这样做将始终让汉语语法的理论研究落后于世界,将使中国语言学界始终限于理论方法输入国的地位。从《马氏文通》开始,经历黎锦熙对英语传统语法理论和框架的模仿,到吕叔湘、王力引进“三品说”,又到结构主义的全面兴起,再到乔姆斯基生成语法的新潮,最后到近几年来功能语法和认知语法语法的热潮,无一不是外国的现成理论。回首往事,究竟有多少是中国人的自源性理论呢?即使有,又有多少存留至今呢?我们是否还可以这样提问:“越是民族的越具有世界意义”这样的命题是否适合汉语?今天我们有没有必要发出这样的呼吁呢?――请更重视一点儿我们自己的观点和方法吧!让我们更多地寻回一些汉语的自我吧!70年代时,我们的汉语研究曾被美国语言学界看成是“原料产地”或“粗加工基地,到了90年代末,我们的研究依然被在美国的同行戏称为“汉语语料学”,相隔20年,评价几乎没有多少改变。联想到国内缺少理论研究的风气,尤其极少见到有一定自源性的理论探讨,对西方来的理论缺乏清醒、客观的认识和质疑,同时却存在不时对自己人的新思路提出一些苛求,不禁在乐观的同时,仍让人添上几多忧思愁虑。

   2.5 关于方法论的纠葛和冲突。回顾这百年来语法研究方法上的进展,我们又清楚地看到围绕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展开的两条主要的方法论纠葛冲突之线。一条主要之线是形式为主还是意义为主的方法论纠葛和冲突;另一条是建立于语言共性之上还是建立于语言个性之上的方法论纠葛和冲突。此外,还有一条有时隐蔽有时突显的侧线,80年代以来则是其突显的时期。这就是在语言研究中引进人文因素或主体因素还是尽力排除它们的方法论纠葛。这两条纠葛冲突之线不但存在于学者和学者之间,也存在于同一个人之内。这一百年来,有关现代汉语语法的研究正在经历这两个对立方面的彼消则此长、融合或排斥的过程。由开始的意义为主到以后多数人的形式为主,近年来似乎又在不少学者中开始了回到意义为主的过程;由开始建立在普遍语法基础上的强调共性到30年代前后开始的强调个性,又从表述平面上的强调个性到近年来在认知平面上的强调共性。而另外的一个方面则由继承传统的零散例外处理到来自西方现代理论的系统性规则化的处理,面对后一种强劲趋势,近年来却产生了一种把例外处理系统化的努力,这就是称之为柔性处理的尝试。整体看来,语法研究正在经历着某种意义上的回归传统的过程。我们可以从对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的重新认识(如王维贤《<新著国语文法>的语言观和方法论》,《中国语言学报》8期,1997)上明显感受到这样的过程,也可以从近年来本体论文化语言学的风潮和以“字”为本位的尝试以及对“柔性”的呼唤中看到这样的过程。需要指出的是,现在的回归已并非对传统的原样重复,而是传统在当代科学认识下的再创造。这些创造并不具有不证自明的正确,其中也许有部分将被放弃或抛弃,但即使如此也是值得的。毫无疑问,冲突不会因世纪之末而终止,纠葛也并不因几次结合的尝试而告化解。人们必须保有清醒的冲突意识,而不致在选择方法之路时迷失于学术的五里雾中。

1999.10再修改

 

参考文献

方经民  1998,《汉语语法变换研究 ─理论·原则·方法─ 》,白帝社,东京。

高更生  王红旗等  1996,《汉语教学语法研究》,语文出版社,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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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于《语言教学与研究》2000年第一期,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