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话词汇系统对方言词的吸收与更新
——《现代汉语词典》方言词研究
(刊《语言》第2期,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2)
苏新春
厦门大学
方言词是普通话词汇系统的重要来源之一。北方方言词汇是普通话的基础词汇,其它各方言区的词汇也在不同层面、不同程度上对普通话词汇的补充、调整、演变,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那么方言词到底在普通话词汇系统中占有多大份量,普通话词汇系统接纳方言词的标准如何?接纳的数量与地区分布上有何特点?方言词向普通话词语转变中有着什么的机理?会发生怎样的词义与色彩上的变化?这些都是很值是深入探讨的。这一问题的解决,不仅对探究方言词与普通话词语的关系有直接作用,而且对了解现代汉语词汇系统的构成与演变,词汇系统如何在动态变化中保持平衡,及不同来源的词语如何在潜移默化中改变自身的意义内容与特点,都有相当的理论参考价值。
本文所分析的材料来自《现代汉语词典》(下面简称《现汉》)。这是因为《现汉》是我国第一本以反映普通话词汇系统为主要目的的中型语文类词典。
“规范型词典全面反映语言的词汇体系,就要对词语作全面收录,不因某些词语无需查检而不收。……规范型词典如果把数以万计的常用词排除在外,它将是一部残缺不全的词典,也就谈不上为民族共同语规范化服务。而单纯以释疑解难为目的的词典,在收词上就不一定照顾到词汇系统的全面,一些很常用而不需索解的词可以不收。
规范型词典对民族共同语词汇的记录是全面的,但不是穷尽的(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不可能的)。《现汉》是一部中型词典,它在收词上既是全面的,又有较强的选择性。选词的依据,主要不是看查考的需要,而是看词语在语言使用中出现的频率。[①]
因此,《现汉》在认识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词汇系统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它里面又“收了一些常见的方言词语、方言意义”,并在它们的后面标上“[方]”,[②] 表明这些是被普通话词汇系统所关注和吸收,但尚未被完全同化的方言词语。《二版》共收有方言词语2331条,其中方言词1745条,如“【爱人儿】[方]逗人爱:这孩子的一双又大又水灵的眼睛,多~呀”。方言义的586条,如“【扶梯】Ê有扶手的楼梯。Ë[方]梯子”。本文即以此为基本材料,再参之以《三版》(1996),以便更好地观察方言词语在前后不同时期的演变。
一、《二版》方言词的来源地及其影响
在进行具体分析前,先作三点说明:
第一,考察《二版》方言词来源地时,选择的材料是《汉语方言大词典》(许宝华、宫田一郎主编,中华书局,1998,下面简称《方》)。这是一部出版时间最新、规模最大、古今并蓄的方言大词典,收词20万余条。相比于41卷本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它收所有方言词于一书,必定会在收词标准上表现出内在的一致性。更为吸引本文的是《方》以义项为单位一一标明了它们使用的区域。尽管这些标示工作还有不全面之处,但从中仍可大致观察到现代方言词语的分布情况。
第二,本文是在义项单位上进行有词义对应关系的来源地调查的。《方》的方言词绝大多数都是多义词,一个词分布在不同地区所指的意义往往很不相同,而《现汉》中方言词的意义比较单纯。也就是说方言词在进入普通话时只是一个词的某个或某几个义项,或说是普通话对方言词的采纳并不是容纳整个词的所有意义,而经常是只吸纳它的部分意义,这样就使得普方之间同形词的词义容量并不相等。如:【娘姨】:《现汉》“[方]保姆”,而《方》却是:Ê“[名]姨姐妹”,使用地区:兰银官话。Ë“[名]姨母”,使用地区:西南官话和吴方言。Ì“[名]保姆;女佣”,使用地区:吴方言。Í“[名]父亲的妾”,使用地区:吴方言。本文只能选取“Ì”来作为《现汉》中“娘姨”方言词的来源地。还有的是形同义异,没有相似的义项义,如:【癞瓜】:《现汉》“[方]苦瓜。”《方》收有该词,意义是:Ê “[名]纤细又稀少的头发”,Ë“[名]善于推委过错的青年”,Ì“[动]说话不守信用”,使用地区都是:西南官话区。这三个义项与《现汉》的都不同,故该词不纳入对比范围。
第三,方言区域的分类。《方》的方言区域划分依据的是18分区法。“本词典根据方言词语的地域分布(限于资料来源所示),参照李荣、熊正辉、张振兴主编的《中国语言地图集》中的汉语方言分布图及其说明,标注十八种方言系属。它们的顺序是1.东北官话。2.北京官话。3.冀鲁官话,4.胶辽官话。5.中原官话。6.晋语。7.兰银官话。8.江淮官话,9.西南官话。10.官话。11.徽语。12.吴语。13.湘语。14.赣语。15.客话。16.粤语。17.闽语。18.平话。”[③] 《中国语言地图集》将这十八区作进一步概括可为十区:“汉语方言可以分为官话、晋语、吴语、徽语、赣语、湘语、闽语、粤语、平话、客家话等十区,对官话而言,其他九区可以叫做非官话。官话区又可以分为东北、北京、冀鲁、胶辽、中原、兰银、西南、江淮等八区。”[④] 根据本研究的调查,独见于徽语区的只有一例,平话区的无,晋语区的有13例,但“晋”与“北方官话”共同出现的却有145例,故本文仍按传统的七区来寻源。这七区为“北方、吴、湘、客、赣、闽、粤”。
下文在进行方言词来源地考察时,所利用的语料是1437例,而不是2331例。这个数字又是如何确定的呢?
首先,排除了方言义的586例。排除方言义纯粹只是为了统计的方便。
其次,在除了586条方言义的另外1745例方言词中,有260例不见于用作对比材料的《方》,如“搭街坊、打奔、打喳喳、打零、大庄稼、歹人、等日、斗口齿、嗄巴儿、背集、淴浴、剋架”。其中原因可能有多种,或是《方》的漏收,如上述词语;或是《方》认为不少词语已被普通话同化而不收,如下面这样的词语:“调侃、丁点、逗趣、逗笑、巧劲、怯生、缺嘴、天哓得、涎着脸、小不点儿、杏子、砸锅、樟脑丸、脊梁、抠门、开房间、暖瓶”。
再次,排除了《方》有词而无与《二版》方言词相关义的48例,如上举的【癞瓜】例。
《二版》1437例方言词在《方》的地区分布中出现了92个地区组合类型,其中只有1个词的地区组合类型有33个,有2个与2个以上词的地区组合类型有59个。下面是两组有意义的数据:
第一组:方言词来源最多的前10个地区。(表1)
总数1437例 |
所占比例 |
来自地区 |
例词 |
|
||||
|
736 |
51% |
北方 |
撂荒、耍钱、唠嗑、溜号、卖呆、多咱 |
||||
|
171 |
12% |
北方、吴 |
绷场面、排揎、历本、青皮、块头、回头人 |
||||
|
106 |
7% |
吴 |
弄鬼、囡囡、触霉头、发痴、蹩脚、灶披间 |
||||
|
40 |
2.7% |
北方、湘 |
稀糟、邮花、打牙祭、溜平、叫鸡、号丧 |
||||
|
25 |
1.7% |
北方、闽 |
作脸、敢是、嗙、碨、捯根、礼路、作脸 |
||||
|
21 |
1.4% |
北方、吴、湘 |
屋里人、叫子、撇脱、刀螂、臊子、开间 |
||||
|
20 |
1.3% |
北方、闽、吴 |
过房、当央、初头、酒靥、汤婆子、顶真 |
||||
|
18 |
1.2% |
闽 |
烧心壶、厅房、笱、霜条、怔、火刀 |
||||
|
16 |
1.1% |
北方、赣、湘 |
要得、现饭、撮箕、打流、摆格、溜圆 |
||||
|
15 |
1% |
北方、吴、粤 |
大班、派司、出顶、掼交、肉痛、呷、拎 |
||||
269 |
18.7% |
其它65类 |
(略) |
|
||||
上面数据给我们两点启示:
1,来自北方方言的词语占的比例相当高。这不仅是因为只来自北方方言一个区的词语就占了百分之五十,而且在其它9类它搀杂其中的就有7个。这表明北方方言词不仅是普通话词汇的基础方言,一直起着普通话词汇最重要来源地的作用,成为对普通话词汇影响最大的一个方言。北方方言中又以北京话居多,据初步统计,来自北京话的占北方方言的约半数。吕叔湘先生曾有言:“北京话是一种方言,但是北京方言词不同于别的方言词,它有更多的进入普通话的机会,因为它常常出现在书面上,包括文学作品和非文学作品。”[⑤]而且,北方方言也对其它方言区的词语发生了广泛的影响,表现出了强大的渗透力。在“北某某”的地区组合中,这里的“北”往往是与“某”相邻近的地区。如“打牙祭”是西南官话与湘方言共有;“历本”是西南官话、江淮官话、吴方言共有;“青皮”是北京、冀鲁官话、江淮官话、西南官话与吴方言共有;“现饭”是西南官话、江淮官话与湘、赣共有。
2,南方方言中进入普通话词汇系统最多的是吴方言。来自吴方言一个区的词语高居第3位,是下一位的2.5倍,如算上第2位“北吴”中的则更多。当然,这种情况除了表明吴方言对普通话词汇有着较大影响外,还不能绝对排除材料的因素,即《汉语方言大词典》的主要编纂者来自吴方言,对自身方言词语更为熟悉的因素是否也会起些作用。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发现不少词如“偷巧、莲蓬头、袖管、泔脚、起粟”等,在多个方言区都存在,但《方》都只标吴方言所有。而“脚劲”一词,《方》只标西南官话与吴方言所共有,其实它在赣语中也非常通用。
第二组:单方言区的收词情况。7个方言区再加上古方言词共8个点,拥有的词语数如下:
(表2)
收录词数 |
方言区 |
例词 |
736 |
北 |
抛费、靠准、抛脸、绢子、坎儿、跑辙、鐝头、跑反 |
106 |
吴 |
挺括、蓝盈盈、棚户、斤头、珍珠米、一口钟、帮冬 |
18 |
闽 |
霜条、莝草、近前、厅房、烧心壶、火刀、匹头 |
11 |
湘 |
扳本、翻工、爱人儿、纸叶子、小衣、现话 |
9 |
粤 |
水横枝、牛腩、运脚、糖寮、涌、孖 |
2 |
赣 |
打谎、垱 |
1 |
客 |
落谷 |
1 |
古方言词 |
荮 |
表2的数字显示出单方言区对普通话的影响由高到低的态势,实际上也就是普通话词汇中有方言特性词的地区分布走势图。除了北方方言,吴方言曾经是第一大强势方言,故它进入普通话词汇系统的量也最多。改革开放后粤方言地位急剧上升,甚至有超越吴方言成为第一大强势方言的趋势,但那已是在《二版》之后的事了。近20年间粤方言词语的广泛流行还没有来得及在普通话中沉淀下来并进入《现汉》,更多地是以“新词语”的身份在流传着。
在《二版》与《方》的比较工作中,发现《二版》中不少方言词存在的区域相当广泛,不仅存在于众多的南方方言区,有的甚至还存在于北方方言中的某些地区。如:
“北赣客闽吴湘粤”:自家、外婆、打摆子、田塍、三只手、锁匙、崽、老公、人客。
“北赣客闽吴湘”:洋油、邻舍、虾子、卫生裤、横直、发痧、索子、番瓜、婶婶。
“北赣客闽吴粤”:记挂、旧年、渠(他)、藻、纸鹞。
“北赣客吴湘粤”:卫生衣、砖头、日头。
“北赣客闽湘粤”:蔸、两公婆、单车、洋碱。
“北赣闽吴湘粤”:妹子、徛。
象这样广泛存在于众多方言区的词语,可以认为是方言词性质的消失。这时仍标为方言词似乎不如把它们看作口语词更为恰当。
二、《三版》与《二版》之间方言词的承继与嬗变
《二版》于1983年出版,它和1978年的第1版一样,都只是主要对旧版的词目和政治类词语的释义作了修改,其它词语与释义基本保留了60年代初撰时的状况。因此,把《二版》与1996年的《三版》中的方言词进行对比,其实际的时间跨度应该不是13年而是30年。比较两版之间的方言词,了解其增补删减、修订更新的各种情况,可以清楚地观察到那些正在跨入普通话词汇系统的方言发生了什么变化?变化的程度如何?表现出什么样的规律性东西?
《三版》有方言词语2638条,其中方言词1857条,方言义781条。下面是两版之间方言词的承继更改的统计数据。
(表3)
演变类型 |
《二版》 |
《三版》 |
|
1,保留方言词、义 |
1919 |
1919 |
|
2,删除方言词、义 |
227 |
|
|
3,新增方言词 |
|
475 |
|
4,新增方言义 |
|
151 |
|
修改一 |
5,[方]取消 |
182 |
0 |
6,[方]改为[书] |
3 |
0 |
|
修改二 |
7,由[口]变为[方] |
0 |
39 |
8,由[书]变为[方] |
0 |
3 |
|
9,无标记改标[方] |
0 |
51 |
|
总计 |
2331 |
2638 |
对以上的演变类型下面各举数例加以说明:
1,《三版》对《二版》的方言词完全保留了的有1919条。如:
傍边儿、傍黑儿、傍亮儿、傍晌儿、棒冰、棒子面、煲、包打听、保不齐、抱腰、备不住、背集、背兴,等。
2,《三版》删去《二版》方言词227条,如:
艾子、爱人儿、白果松、摆格、拨工、不错眼、不打紧、拆白、赤光光、打蹦儿、打吵子、打流、大布、大关节目、胆胀瘟、倒反、倒粪、豆腐衣、恶恶实实、狗尿苔、刮打扁、荷兰水、厚皮菜、黄帐、蕉藕、走话、值更、扎挣、榨寮,等。
227条是《三版》方言词目减少的数字,其实真正从词典中删除了的只有186条,另外41条只是从独立的复音词词目变成了单音词目的释义内容。因为《三版》这里牵涉到一个编辑条例的改变,即《二版》单字下只辖一个复音词词目的,到《三版》都将这个复音词词目归入单字的释义。如《二版》【柈】:“见下。”【柈子】:“[方]大块的劈柴。”《三版》改为【柈】:“{柈子}[方]大块的劈柴。”。
3,《三版》增加方言词475条,如:
烧包、做生活、做人家、生猛、岗尖、嘬瘪子、勺口儿、舍脸、贴己、细伢子、系子、吸溜、咸盐、旺年、灶屋、下三烂、业界、头家、现如今、杨梅疮、耍把戏、速食面、耍横、影碟、讨账、贼死、实落、熊包、蹚道、恤衫、邪乎、发烧友、发利市、发嗲、丢份、顶岗、赶圩、港纸、白相、爆棚,等。
4,《三版》增加方言义151条。如:
【对付】:《二版》“Ê应付À:小三学了几个月的文化,看信也能~了|这匹烈马很难~。Ë将就:旧衣服扔了可惜,~着穿|这支笔虽然不太好,~~也能用。”——《三版》“Ê应付À:学了几个月的文化,看信也能~了|这匹烈马很难~。Ë将就:旧衣服扔了可惜,~着穿|这支笔虽然不太好,~~也能用,Ì[方]感情相投合:两口儿最近好像有些不~。”
【地盘】:《二版》“(~儿)占用或控制的地方;势力范围:争夺~。”——《二版》“(~儿)Ê占用或控制的地方;势力范围:争夺~。Ë [方]建筑物的地基:~下沉。”
5,《二版》标[方],《三版》取消的182例。如:
【班辈】:《二版》:“[方](~儿)行辈。”——《三版》:“(~儿)行辈:古稀之年的人,~不会小的。”
【安稳】:《二版》:“Ê稳当,平稳:这个船大,即便刮风,也很~。Ë [方]举止沉静,稳重。”——《三版》:“Ê稳当,平稳:仪器要放~丨这个船大,即便刮风,也很~。Ë平静;安定:睡不~丨过~日子。Ì举止沉静,稳重。”
【不起眼儿】:《二版》:“[方](~儿)不值得重视;不引人注目。”——《三版》:“(~儿)不值得重视:不引人注目:~的小人物。”
6,《二版》标[方],《三版》改为[书]的3例。如:
【弶】:《二版》:“[方] Ê捕捉老鼠、鸟雀的工具;Ë捕捉。”——《三版》:“[书] Ê捕捉老鼠、鸟雀的工具;Ë用弶捕捉。”
【乸】:《二版》:“[方]雌;母的:鸡(母鸡)。”——《三版》:“[书]雌;母的:鸡~(母鸡)。”
【针黹】《二版》:“[方]针线。“——《三版》:“[书]针线。”
7,《二版》标[口],《三版》改为[方]的39例。
【不大离】:《二版》:“[口](~儿)差不多;还算不错:两个孩子的身量~丨这块地的麦子长得~。”——《三版》:“〈方〉(~儿)Ê差不多;相近:两个孩子的身量~。Ë还算不错:这块地的麦子长得~。”
【中不溜儿】:《二版》:“[口]中等的;中间的。也说中溜儿。”——《三版》:“〈方〉不好也不坏;不大也不小;中等的;中间的:成绩~丨不要太大的,挑个~的。也说中溜儿。”
8,《二版》标[书],《三版》改为[方]的3例。
【馒首】:《二版》:“[书]馒头。”——《三版》:“[方]馒头。”
【铺陈1】:《二版》:“Ê [书]摆设;布置:~酒器。Ë铺叙:~经过。”——《三版》:“Ê [方]摆设;布置:~酒器。Ë铺叙:~经过。”
9,《二版》无标记,《三版》改为[方]的51条。
【兀自】:《二版》:“仍然,还是(多见于早期白话)。”——《三版》:“[方]仍旧,还是:想起方才的梦境,心头~突突地跳。”
【来人儿】:《二版》:“旧时称买卖、租赁、雇用等事的介绍人。”——《三版》:“[方]旧时称买卖、租赁、雇用等事的介绍人。”
【交口】:《二版》:“Ê众口同声(说):~称誉。Ë交谈:他们久已没有~。”——《三版》:“Ê众口同声(说):~称誉。Ë [方]交谈:他们久已没有~。”
从表3的统计数据,我们可以看到《现汉》对方言词处理的这样一些基本事实:
(一) 《现汉》对方言词的收纳始终保持着一个相当稳定的量与度。
《二版》方言词共有2332条,占总词数56147的4.2%。《三版》方言词共有2638条,占总数词61238的4.3%。《三版》删除方言词186条,占总删除词目4776条的4.2%。《三版》增加方言词475条,占总增加词目9869条的3.9%。占总词量的4.2%对4.3%,删除量的4.2%对3.9%,这两个数字相当接近,表明《现汉》在反映普通话词汇的功能和性质上保持了相当的一致。须知,这个数字是《三版》对《二版》词目的增删几达四分之一,释义修改的条目达三分之一的情况下出现的。[⑥] 普通话词汇作为共时状态下的一个词汇系统,拥有自身的完整性与系统性,方言词是普通话词汇系统的重要来源之一,必然会对后者产生影响。这就是应该允许方言词在普通话词汇系统中占有适当分量的理由所在,否则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会带来问题。当然,在普通话词汇系统中如果更恰当地吸收、反映方言词与方言义,这在学术上是很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后面将会对此作进一步的分析。
(二) “普—方”词汇之间的“局部浸润”现象。
“普一方”之间的词汇交融会在两个层面上进行,一个是“词”,一个是“词义”。前者是显性的,熟悉与否,一目了然。后者是隐性的,在熟知的词语内部,隐藏着某个来自它处的词义,它们开始时往往不为人们所熟悉,这时借助于人们所熟悉的词形而容易得到传播。本文把这种词义层面的隐性渗透称为“局部浸润”。在词汇系统间的交融中,词义的“浸润”往往不太为人们所注意,而恰恰是它们,发挥着更深刻、更稳定的作用。
“新增方言义”体现着方言义的“入侵”;“[方]取消”体现着方言义“入侵”的成功。如:【修理】,《二版》是“Ê使损坏的东西恢复原来的形状或作用:~厂|~机车。Ë修剪”,到《三版》成为“Ê使损坏的东西恢复原来的形状或作用:~厂|~机车。Ë修剪¬;整治¬:~树木。Ì[方]整治:把他~了一顿”,添加了“惩罚”“打击”这一方言义。又如:【头年】,《二版》“Ê第一年:三年看~。Ë [方]去年或上一年”,《三版》“Ê第一年:三年看~。Ë去年或上一年:~春节|~他曾回来过一次”。在保持普通话词形的前提下,增设方言义,扩大了普通话词语的意义容量,方言义借此得以传布,有效地扩大了社会使用面。而到了[方]取消这一步,也就意味着方言词到普通话词语的蜕变成功。
方言义的消失也往往是在悄无声息当中进行的。如【烘笼】,《二版》是“Ê竹片、柳条或荆条等编成的笼子,罩在炉子或火盆上,用来烘干衣物。Ë[方]烘篮”。到了《三版》,变成“竹片、柳条或荆条等编成的笼子,罩在炉子或火盆上,用来烘干衣物”。两个义项变为一个义项,方言义“烘篮”消失了。方言义的进与退,就是如此的静悄悄,又是如此地了无边际地给普通话词汇系统带来日积月累的变化。
还有一些原本未作任何时代与地域色彩说明的,可后来却被看作了方言词语的现象。如【篼子】,《二版》“用竹椅子捆在两根竹竿上做成的交通工具,作用跟轿子相同”,《三版》“[方]用竹椅子捆在两根竹竿上做成的交通工具,作用跟轿子相同。也作兜子”。又如【闹哄】,《二版》“Ê吵闹;喧闹:有意见你就提,~什么!Ë许多人在一起忙着办事:大家~了好一阵子,才算把那堆土给平了”,《三版》“[方] Ê吵闹;喧闹:有意见你就提,~什么!|一下子,村前村后~开了。Ë许多人在一起忙着办事:大家~了好一阵子,才算把那堆土给平了”。 这种现象该如何看待呢?[方]的加注,是方言性质的回归?还是《二版》的漏标?深入了解《现汉》反复斟酌推敲,一再经历“试用本”“试印本”的漫长与精心修订过程,了解了《现汉》编纂者们具有的语言学修养的造诣程度,就会知道简单归之于“漏标”,显得过于轻率。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到这30年间语言本身发生了变化这一事实中去寻找。即它们已经从社会使用的广泛性与普遍性大步地后退,不再符合普通话词语所应有的全民性而导致的。
同化与异化,浸润与排斥,吸纳与淘汰,是方言词在进入普通话词汇系统中必然会出现的两种不同发展方向但又同时并存的现象。值得我们特别予以注意的,正是从“词义”开始或结束的那种潜移默化的“局部浸润”现象。
(三) 方言地位对语言渗透力的影响。
方言词进入普通话词汇系统有着共同的机理,但一落实到具体词语,就会发现最终进入普通话词汇系统的往往来自“强势”方言。越是“强势”,对普通话词汇的影响力越大。 “北方方言”是普通话的“基础方言”,当然有其天然的优势,而在南方诸多方言中,则先之为吴,后之为粤,都对普通话词汇发生过重要影响。象《三版》新增方言词语中就有不少来自粤语,如“拍拖”“唛”“打的”“靓仔”“酒水”“港纸”“恤衫”“菲林”。还有一些连[方]也没标,如“豪族”“花市”“封顶”“摆款”“白斩鸡”“发傻”“叉烧”“菜点”等,这意味着它们直接的跨入。
方言词总是会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个性。方言个性是柄双面刃,一方面使它与普通话词语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不太容易被别人认同,成为难以逾越的“隔膜”;另一方面,一旦为普通话词汇系统所吸纳,又容易保持它那原产地的身份,使人一眼而探出它的“风味”。如“侃”、“盖”、“孬种”、“猫腻”、“酷哥”、“傻帽”、“撒丫子”、“开涮”、“乱营”、“老蔫儿”、“瞎掰”等词语中的“北味”;“瘪三”、“白相”、“交掼”、“发嗲”、“明朝”、“十三点”、“烂污”、“做生活”、“赤佬”词语的“吴味”;“生猛”、“炒鱿鱼”、“冲凉”、“爆棚”、“发利市”、“拍拖”、“唛”、“打的”、“靓仔”、“酒水”、“港纸”、“恤衫”词语的“粤味”。
(四) 如何正确区分方言词与口语词的关系。
表3中有几组数字,是在[方][口][书]之间换标的。《二版》有843余例标有[口]的词语,到《三版》全部取消了<口>的标注,其中转而标为[方]的有39例。这种不同色彩词语的混标,向人们提出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口语词与方言词有何不同?二者如何区分?首先应该看到,它们的作眼点各不相同:方言词着眼于使用地域的标准;口语词着眼于使用语境与语体的不同。从这一点来看,二者的关系本来是泾谓分明的,因为即使象口语词那样使用的是非正式场合,但也应是属于全民所有的,即属于普通话词汇系统的。可《三版》将几十个口语词转而归为方言词,这里起码有着两种可能:一是当初确立口语词时标准就不是很明确,将使用于北方某些地区的生活类词语定为口语词。另一是《三版》在取消了“口语词”后,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局面,这些词与普通话规范词语有着相当的距离,不作标注的话,等于混同了不同词汇成分之间的界限,作标注的话,又没有相应的类,只好另换观察角度,归到方言词下面。“口语词”与“方言词”的混杂从侧面证明“口语词”是有着独立存在价值的。它是与“书语词”相对的一种词汇形式,有独特的含义与特色,尽管随着社会语言交际的广泛传布,各种文体的交叉使用,各种不同色彩的词汇成分出现了愈来愈多的混和,但它毕竟有着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完全不予承认反会引起连锁的副作用。
而方言词与书语词之间也有着似清似混的关系。方言词保留了许多古汉语成分,这是不争的事实,而保存到今天的古汉语成分,又大多数使用在书面语中。那么,从现在的使用区域与共时状态来看,说它们是方言词没错;从它们的历史渊源来看,说它们是源于古词语的现代书面语,也合乎逻辑。正是这种两可现象,给人们的认识活动容易带来一定程度的混淆也就难免了。这时就应该确立一种原则,即《现汉》作为反映现代普通话词汇面貌的词典,共时观念是取舍词目、标注词义的最重要的一项基本原则。只要是属于全社会所有的词语,它就应属于普通话词语。在这个分类之后,再根据不同的使用环境与语体特点可以分出口语词和书语词。如果不属于全社会所有的词语,只存在于部分区域的流通环境,它就应该算作方言词。那么,在方言词中是否需要再分出口语词、书面语,则是可以讨论的。这在某些还存在方言书面语言的区域或许有需要,而在绝大多数的方言区域则不必,因为宪法地位已经决定方言从全社会的共同交际语言的地位退了出去,当然不存在将方言词看作书语词的可能。
三、如何正确地吸收与处理方言词
普通话词汇系统的重要来源之一是方言。方言词的进进退退,成为普通话词汇系统吐故纳新、生生不息的重要因素。《现汉》在编纂过程中是对此给予了充分认识的。[⑦] 但“普一方”之间的词汇交融,会表现出或进或退、时进时退、“局部浸润”、彼强此弱、若显若现的种种复杂现象,作为语言学工作者,作为语言规范的代表物——《现汉》,该如何正确地处理,如何正确吸纳方言词语,并作出正确的处理,仍有许多值得研究的地方。
普通话词汇的总量大概在6-8万之间,[⑧] 而方言词的总数则多得多。《方》收词20万条,当然这是集南北方言之所有,兼及古代,数量当然庞大。《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共41卷,收41个方言点的词汇,平均每个点收词8000条,其总数达30万条以上。在数量如此众多的方言词中选取哪些补充进普通话,确是颇费踌躇。《现汉》把方言词控制在2000多条,占总词量的4.2~4.3%,应该说这是从严的作法。普通话不收方言词,于语言理论和语言事实都不相符;多收,又势必影响到普通话词汇的系统性与完整性。那么,收取什么样的方言词,根据什么原则来收录,就变得格外重要了。普通话吸收方言词的总原则当然是它使用区域的扩大、社会流传面广、使用人口的众多。[⑨] 在这一前提下,还应有一些更具体的原则来保证这一工作做得细密。
(一)注重收录富于方言个性与地区文化蕴意的词语。
每个方言都有自己的一些特征词,这些特征词或是源于语言特征,或是源于地域的文化特征。人们接触到这样的词语,总是会很快产生针对性很强的联想。上文已经举例说明了《现汉》所收许多方言词是具有这种效果的。如“瘪三”、“白相”、“交掼”、“发嗲”、“明朝”、“十三点”、“烂污”、“做生活”、“赤佬”就是地方味浓郁的吴方言词语。一看到“瘪三”,那种旧的大都市中集痞、赖、恶、贱于一身的人物就跃然纸上。 粤语中的“烂崽”就很有点这种味道,似应收录。从《三版》所删除的词语来看,有些地方特征突出的词语也在其列,如“打流”“灶披间”“酒吧间”“起栗”。
(二)注意收录普通话有互补作用的词义。
方言词中有许多词看上去与普通话是一样的,但却有独特的含义,在普通话中没有相对应的义项,它们起到了丰富、补充普通话的作用,也应优先予以考虑。《三版》增收了不少“方言义”,许多就起到了这种作用。如
“泊”:《二版》“Ê船靠岸;停船:停~|船~港外。Ë停留:飘~。”
《三版》“Ê船靠岸;停船:停~|船~港外。Ë停留:飘~。Ì[方]停放(车辆):~车。”
“泊”在粤语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指停车,停放的多指机动车,而且还往往指的是停放在具有保管功能的停车场。“泊”由“停船”义到“停车”义,引申过程很自然。“泊”的粤语读音又与英语表示“停放(车辆、飞机)”义的“park”相同,它又似乎是一个外来的音译词。《三版》收这样的方言义使原词的词义丰富了不少。又如:
“掰”:《二版》“用手把东西分开或折断:~玉米丨~成两半儿丨小弟弟~着手数数儿。”
《三版》“Ê用手把东西分开或折断:~玉米|把馒头~成两半儿|小弟弟~着手数数儿。Ë [方](情谊)破裂:他俩的交情早就~了。Ì [方]分析;说:他胡~了半天,也没说出个所以然。”
“掰”在《二版》中所收的只是基本义,《三版》补收了两个方言义,与基本义之间有明显的引申关系,由具体的动作义虚化为人际关系、语言表达,词义有着内在的联系。而且地方色彩明显,属于北方官话方言所特有。
对于“普一方”之间词义完全相同的则应从严处理,为的是避免带来语言的冗余成分。像下面这样的词语,如“疙瘩”“圪塔”“袼褡”“纥繨”,尽管它们说起来可以是表示“病”疙瘩、“土”疙瘩、“布”疙瘩、“线”疙瘩,还有“面”疙瘩什么的,就应从严掌握。不能因地设词,因字设字,该合并的就合并,从而以规范的词形、概括的词义进入普通话。
(三)方言词词义与普通话词语有较大距离的,不应并到同一个词形之内。
方言词与普通话属于两个不同的词汇系统,学术界在辨析同义词时就对此作出过很清楚的界定。 [⑩] 强调不要简单地把拥有相同词形的方言义与普通话词义并到一起,是为了避免人为地产生新的同形异义词。据此看来,《现汉》有些处理显得还不够贴切。如:
“厝”:《二版》“[书] Ê放置:~火积薪。Ë把棺材停放待葬:暂~|浮~。”
《三版》“Ê [书]放置:~火积薪。Ë [书]把棺材停放待葬,或浅埋以待改葬:暂~|浮~。Ì [方]房屋:~后边跑出一条大黄狗。”
“杆子”:《二版》“有一定用途的细长的木头或类似的东西(多直立在地上,上端较细):电线~。”
《三版》“Ê有一定用途的细长的木头或类似的东西(多直立在地上,上端较细):电线~。Ë [方]指结伙抢劫的土匪:拉~|~头儿。”
“厝”字在《三版》新增的方言义是名词义,表示“房屋”,与《二版》表示“放置”的动词义相去太远,构不成词义的引申关系,不应处理为多义词。这样的处理方式也与《现汉》在处理同形词时格外注重语法差异的作法迥异。[11] “杆子”新增的虽是名词义,但指的是“土匪”,与原义指的“木杆”距离相当远,显然也不应处理为多义词。
当原义是方言义,而新增义是普通话词义时,所遵循的应是相同的原则,而在《三版》中却屡屡可以看到有违于此的现象。如
“单车”:《二版》“[方]自行车。”
《三版》“Ê指单独运行的一辆车(多指汽车、拖拉机):~收入日报表|这个汔车服务分司的~!效益较好。Ë [方]自行车。”
“号子”:《二版》“[方]记号;标志。”
《三版》“Ê [方]记号;标志。Ë指监狱里关押犯人的房间,每个房间有统一编排的号码。”
上面两例中的原词都是方言义,新增的是普通话词义,可“单独运行的一辆车”与“自行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监狱里关押犯人的房间”与“记号”亦同此,它们之间显然不是多义词的关系,处理为义项的并列亦属不当,应该独立另外成词。
词典在排列多个义项时,一般都是按意义联系的远近来安排义项的先后顺序。可《现汉》在新增方言义后,有时处理起来较为简单,只是排在最后一放了之。如:
“翻身”:《二版》“Ê躺着转动身体。Ë比喻从受压迫、受剥削的情况下解放出来:~户|翻了身的农民。Ì比喻改变落后面貌或不利处境。”
《三版》“Ê躺着转动身体。Ë比喻从受压迫、受剥削的情况下解放出来:~户|~作主。Ì比喻改变落后面貌或不利处境:只有进行改革,我厂的生产才能~。Í [方]转身;回身。”
新增的“Í[方]转身;回身”显然与“Ê躺着转动身体”靠得相当近,应该列为第2个义项,之后才排另两个有明显转折关系的引申义。
* 文章的第三部分吸收了李如龙先生的意见。研究生吴剑安、罗家国、黄金洪、刘晓梅,本科同学曾臻、常晓敏、丁师佚等同学帮助作了许多的语料录入与校对工作,一并在此表示感谢。
[①] 晁继周、单耀海、韩敬体《关于规范型词典的收词问题》,见《〈现代汉语词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6,第70、72页
[②] 见《现代汉语词典》“前言”和“凡例”。
[③] 许宝华、宫田一郎《汉语方言大词典》,中华书局,1998,见该书前附《方言区域及系属》
[④] 《中国语言地图集·中国的语言》,李荣,中国社科院和澳人文科学院合编,香港朗文出版社。
[⑤] 吕叔湘《大家来关心新词新义》,刊《辞书研究》1984年第1期。
[⑥] 经赵翠阳、李秀娟、金美兰、李小华、刘晓梅等人对《二版》《三版》中“面”“花”“生”“人”“道”字语素词的穷尽调查,发现所作的修订在30%~42%之间。具体数据见于她们的研究生课程“数据库与语料分析”的课程论文,收入《汉语词汇计量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
[⑦] 闵家骥《收录方言词是语文词典的一项任务》,刊《辞书研究》1982,6
晁继周《〈现代汉语词典〉与北京方言词》,刊《辞书研究》1982,6
[⑧] 《现代汉语词典》83版收词56000余条,96版收词61000余条,李行健先生主持制订的“现代汉语规范词表”(为编纂《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所用)是64000余条,《辞海》是百科词典,99版收词12万余条,语文条目占四分之三。依据以上数字得出文中推测。
[⑨] “某个词语是否收录,主要看其使用范围的大小和出现频率的高低。”见贾采珠《谈谈〈现代汉语词典〉中的北京话词语》,刊《〈现代汉语词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6。第220页。
[⑩] 张志毅《简明同义词词典·凡例》:“下列各类不属于本书收词范围:(1)跟普通话某个词相对应,而不属于现代汉语词汇系统的词,如:已死去的古词、旧词,未进入普通话的方言词、外来词。”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12月
[11] 参见苏新春《同形词与“词”的意义范围——析〈现代汉语词典〉的同形词词目》,刊《辞书研究》200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