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普通话词汇教学研究
田小琳
普通话是中文的标准口语，普通话词汇是中文的标准词汇、规范词汇。在香港中、小学里，普通话科和中国语文科是两门课程。中国语文的课文，除了文言文之外，白话文都是标准的中文样式，所用词汇也大都是规范标准的词汇，只不过教师用广东话教，将标准的中文书面语用广东话意读出来。如果学生作文，也一律要求用标准中文的词语，不能随意用广东的方言词，诸如， “买东西” 不能写成 “买” ， “没有” 也不能写成 “冇”。
那么，普通话教材和中国语文教材比较起来，词语有甚么两样呢？其实应该说没甚么两样，只不过普通话科是以训练说和听普通话的能力为主的，所以教材编写偏重于口语色彩重的词语和句式，而它们并非不出现于书面语。因而可以说，中国语文科教的是中文标准的书面语，普通话科教的是中文标准的口语，书面语和口语从来是相辅相成的，是一码子事，书面语是用文字把语言记录下来，口语是用口把话说出来， “我手写我口” 不是很形象地说明了二者的关系吗？
在香港， “我手写我口” ，并不提倡将广东话写出来，那要用很多广东方言字，不是流通的汉字由这里就可以知道，普通话的词汇教学要占一席之地。广东话有一套自己的语音系统，也有一套自己的词汇系统，不是把广东话的词语用普通话的音念出来就是普通话了，还要有一个转换的过程，以最常用的衣、食、住、行四方面的一些词语为例来比较，二者的差异还不小呢！
普通话说 “吃” ，广东话说 “食” ， “吃东西” 、 “吃饭” ，广东话说 “食” 、 “食饭” 。在普通话里 “食” 不能独立成词，只是一个构词的语素，和别的语素自由组合成词，如 “食品、食物、粮食、食堂、饮食、冷食” 等。普通话说 “小吃” 的，广东话叫 “小食” 。
普通话说 “喝” ，广东话说“饮”， “喝水”、 “喝茶”，在广东话里说 “饮水””、“饮茶”，听起来比较文雅，带文言色彩和书面色彩多些。在普通话里， “饮” 不能单用，也是个构词语素，用于 “饮食、饮品、饮酒、热饮、冷饮” 里， “喝不喝”，不能说 “饮不饮”。
普通话说 “穿衣”，广东话说 “着衫”， “穿著”、 “衣衫” 是同义语素构词，是相应的。普通话说 “卧室” ，广东话说 “睡房”， “卧” 和 “睡” 同义， “室” 和 “房” 同义。
普通话说 “走”，广东话多说 “行”。 “你先走”，在广东话里要说 “你行先”。普通话里 “行” 是一个半自由的构词语素，可用于 “行走、人行道、行人” 等词里，不能独立成词。在广东话里 “走鸡” 一词中的 “走” ，还保留了古代汉语的 “跑” 的意思， “走鸡” 就是 “逃难”， “逃” 就是 “跑”。
以上只是在衣、食、住、行类里挑几个词看看，已经可以看出普通话和广东话二者的差异。除了日常用语，还有政治、经济、文化方面词语的差异，外来词语的差异，让我们不能不重视普通话词语的教学。
对比普通话和广东话词语的异同，这是一种具体的词语教学法，日积月累，举一反三，增加学生的语感，不失为一种好的教学方法。坊间也有一批书作参考，曾子凡君的多本着作，均有大量实例，可用于编写教科书、出练习等等。不少教科书都有词语对比的内容。
对比教学法注重普通话词语的规范化、标准化，在词汇教学里，属于控制规范较严的一类。严当然有严的好处，学的标准、规范是教学的目标，使学生打下较好的基础。
从另一个角度看，从词汇本身的新陈代谢看，似乎对它又应该有宽松的地方。汉语的词是开放型的，社会上出现一个新事物，出现一个新概念，词库里就要相应增加新词，新词不断产生，旧词随着旧事物的消亡而消亡，其中有的真的成了死词，有的成了历史词语，有的在一定条件下又 “死而复生”。这样一个大循环，在词语范围内不停地进行。哪些词算是规范的，哪些是不规范的，在这个大循环中，由社会进行约定俗成的抉择。
普通话的语音系统，虽然也是经百年演变形成的，但在某一段期，它是相对稳定的。不可能像词汇那样，其中一部分总在变化中。从这个宏观角度看，普通话语音教学要从严，声母、韵母的发音部位、发音方法，声调的调值、调类，音节的拼法，都要一一讲清楚，不可含糊。而词汇的教学方法，则要从宽一些，因为对那部分动态的词，要确定它是否规范，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对新词新语操之过急。有的新词新语只是一阵风，吹过去不再来；有的新词新语，在社交场合慢慢安营扎寨，成了规范词语。
那么，从宽怎么个宽法？我想先来举例说明。在编写暑期中、小学用的普通话教材里，我们用了一些香港流通的词，比如：游船河、晨运、上班一族、自助旅行、劲歌金曲、八号风球等。以 “晨运” 来分析，它是由常用语素 “晨” 和 “运”构成的，一看就明白，它是指早上进行的各种运动，在普通话里还没有这么一个高度概括的形容早上进行各种运动的词。普通话里常用 “锻炼” 来概括各种运动。 “晨运”相当于 “早上锻炼”，以汉语习惯双音节的词来说， “晨运” 得分要多些。 “游船河”、 “游车河” 都是很形象的说法，指坐船或坐车漫游观景，在香港是随时可以做到的。这类词用的是通用语素，而普通话词语中又没有那么准确相应的，可以放宽。
暑期普通话教材中，讲到交通工具一课，用了 “巴士、大巴、空调巴士、隧道巴士、通天巴士、小巴、黄小巴、绿小巴”等。 “巴士”是外来词，普通话中已有 “公共汽车”一词，但 “巴士”有它独特的外来词色彩，因而可以和 “公共汽车”并用。这些外来词也已进入到北方，成了通用词语。词的色彩不同，不能因为有了 “公共汽车” 就排斥 “巴士”。在不同场合可以选用不同修辞色彩的词。好象 “莱赛”、 “激光”、 “激光” 可以并存一样，各有各的风彩。这也是可以放宽的地方。
顺便插一个例子，有的老师以为普通话说 “西红柿”、 “土豆”，因而不要用 “蕃茄”、 “马铃薯”，以为后者不是普通话规范词语。这理解是不全面的。 “西红柿”是口语， “蕃茄”是学名，不可偏废。多一个选择，不是使表达更丰富吗？ “母亲”、 “妈妈”、 “妈”、 “娘”是等义词，词的色彩不同，不同场合选用该用的词，那就叫做 “得体”，是修辞的最高境界。所以，教学时，要让学生明白， “西红柿”、 “蕃茄”； “土豆”、 “马铃薯”都是可以用的，都是正确的。
香港还流行一批社区词，是由于香港的社会背景形成的，这类词只要它是由通用语素按通用构词法形成的，均可视为普通话词语。比如：香港的 “公屋”、 “居屋”、 “笼屋”、 “屋”、 “豪宅”的说法， “三号风球”、 “八号风球”的说法， “打工仔”、 “打工皇帝”、 “炒鱿鱼”的说法，都可用于教学。 “打工仔”、 “打工妹”已流通全国。
内地的社区词，香港也在吸收，词语随凓，彼此交流的增多而互相流通，这应视为好现象。比如，香港工商司俞宗怡就说过： “在经济开放和自由市场的大前提下，港府可做的事情有两方面，分别为硬件和软件的配合”。 “硬件是指在基建方面下功夫，如道路、港口、机场等；软件是指人才培养和政府监管运作的机会。”这 “硬件”、“软件”的比喻是从内地学来的。
我认为，从宽掌握普通话词汇教学，可以使较多的为学生所熟悉的词语进入教材，学生在学习中感到教材内容亲切，反映自己的生活，从而提高学习兴趣，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从宽是个比喻的说法，是指在规范的前提下，又有灵活掌握的地方，有余地，对有些词语的解释，不是说一不二，但又不是宽大无边，该严格的地方也要严格要求。比如，凡以广东方言字书写的方言语素所构成的词，是方言词，不能进入规范词语。像嘅、嗰、咁、喺、、嘢、嚟、、冇、唔等等，从宽的原则也不适用于这类词。以往老师们对这类纯方言词教学中也是从严掌握的。
还有不少外来词，香港用得很习惯，用的时间也很长，但普通话长久以来并不吸收，这是约定俗成的结果，也就不能从宽了。比如， “打波”、 “作骚”(作秀)，普通话说 “打球”、 “表演”。 “打波”、 “作骚” 不能和 “打球”、 “表演”取得并存的地位，只好保留在广东方言词吸收的外来词里。
词汇教学要一边教，一边摸索好的教学方法。要和词汇研究联系起来，研究是教学的基础。以香港的的词汇研究联系起来，很有自己的特点，我在《香港词汇研究初探》一文中，介绍了香港在外来词、粤方言词、社区词几个方面的研究情况。以外来词来说，香港社区是汉语外来词的一个大试验场，香港中国语文学会建立的 “外来概念词词库” 陆续对外来词作了深入的、细致的分析，这些研究成果刊于《词库建设通讯》，教学中可加以参考，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至于普通话词语和粤方言词语的对比研究，是普通话教学将这一研究推向深入的，研究成果最多，曾子凡先生的《广州话普通话口语词对译手册》共收词8,000多条，《广州话‧普通话词语对比研究》又继续收集了词6,000多条，有14,000多条词语对比材料，是很丰富的语料了。社区词反映香港社会流通的生动词语，反映词语和社会的密切的关系，将这类词吸收入普通话课本，应该会受到师生的欢迎。教学和研究是互相促进的，教师在教学中也要担起研究的工作，将自己研究所得放到教学里，大家共同来探讨出一套好的学习方法、教学方法。
总起来看，词汇教学的难度绝不在语音教学之下。因为词汇数量大、变化多，六、七千个常用语素、次常用语素，在组词时排列组合十分自由，可以组成数以万计的词语，以中型词典《现代汉语词典》来说，收词五万条。如果通过普通话词语教学，通过教师的指点和学生在社交场合的运用实践，学生掌握的词汇量在15,000-18,000个左右，他们用普通话来表情达意就有了坚实的后盾，不会出现 “没词儿” 的情况。
在普通话教学水平不断提高的时候，最好能把研究的精力分一部分给词汇教学，也要分一部分给语法教学，使得普通话整体教学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参考书目
1. 曾子凡(1993)：《广州话‧普通话口语词对译手册》；香港三联书店。
2. 曾子凡(1995)：《广州话‧普通话词对比研究》；香港普通话研习社。
3. 田小琳(1997)：《香港中文教学和普通话教学论集》；人民教育出版社。
4. 香港中国语文学会：《词库建设通讯》(1-12期)。
5. 王敏主编(1997)：《董建华和他的治港班底》；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燕园文化实业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