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土壤也能培养出华文精英

吴元华

(原载2000年12月17日《联合早报》)



  新加坡政府在90年代末期提出培养“华文精英”的计划,是它执政以来的华文政策的一个重大转捩点。这个计划再度说明了政府因时制宜的施政之道。
  关心华文前途者欢迎政府采取主动培养华语文后继人才,是不言而喻的,可是向来对华文教学抱着保留态度者也一如既往,发出质疑的声浪。这说明了在新加坡,华文的地位和前途仍然是个敏感的政治课题。
  支持者和质疑者有个共同点,即认为新加坡的语文环境培养不出华文精英。本文作者则以实际例子证明,新加坡的英文土壤培养出华文精英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虽然这是个很艰巨的任务。
  “必须指出的是,若以过去华校出身的华文精英的标准来衡量以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毕业生的华文程度,是不实际,不必要和不科学的。”
  1999年开始不久,新加坡国内最热门的一个话题是政府所提出的“华文精英”概念和设立了20年的“特选中学”,以及各方面针对这两个相关课题所展开的辩论。
  所谓特选中学是政府为了预防华文教育的优良传统在新加坡社会完全消失,而于1979年在九所原本是优秀的华校,以华文作为第一语文教学,不过主要教学媒介语仍然是英文,学生则全是华族子弟。
  这场辩论主要分为两大课题:一、华文精英是否会造成多元种族的新加坡社会分裂?二、以英文作为主导语言的新加坡教育制度能培养出华文精英吗?本文将讨论第二个问题。

新加坡有条件培养华文精英

  反对和赞成“华文精英”这个概念者有个共同的看法,即“精英”这个词不恰当。反对者认为它会造成社会分化,而赞成者则怀疑,从目前新加坡学校的华文程度看,恐怕缺乏足够的条件培养名副其实的华文精英。
  许多受华文教育者指出,在过去的华校毕业生中,真正可以称为华文精英的人才也不很多,现在即使以华英文为第一语文学习的特选中学毕业生,他们的华文程度要达到文化精英的境界仍有一大段距离。因此,他们觉得政府要下一代学生的华文达到精英的程度是种奢望。
  比如一名华校出身的《海峡时报》读者认为,“除非一个人精通中华经典,否则他不能被看成是一个对中国历史与文学有造诣的华文精英。”这是指造诣很高的文化精英,即使单语者要达到这个境界也不容易,因此以这个标准来衡量新一代的华文程度,悬殊是可想而知的。
  笔者认为,新加坡的双语教育制度将能培养出“通晓华文的精英”(elite proficient in Chinese)。这些人大都可能出身于华英文并重的特选中学和大学的中文系。虽然他们基本上是受英文教育的各行各业精英,但是他们的华文程度比一般学生高出许多,并且对中国历史和文化认识较深,也比较有感情。
  另一方面,笔者也相信新加坡现有的教育制度能够培养出“华文精英”,只是我们对他们的期望必须切合实际。
  精英(elite)的定义:
  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把"elite"诠释为:"The best or most skilled members of a group"。《英汉百科翻译大词典》翻译"elite"(精英)为“出类拔萃的人物”。《现代汉语词典》诠释“精英”为“出类拔萃的人”,而“出类拔萃”则是指“超出同类之上”者。
  精英分子是指在某方面有特出成就的人,并非特指有权势、高高在上的少数人。以掌握语言的能力来说,这些人的造诣比其他人高,那么根据上述词典的定义,他们可以称为“语文精英”。从应用华文的能力看,他们有资格称为“华文精英”;如果他们对中华文化有较深入的认识,他们日后就可能成为“中华文化精英”。
  一般说来,无论在哪个领域,精英分子总是少数,即使纯粹受华文教育或英文教育者,真正能称为语文精英者也为数不多,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那么在以英文为主导语文的教育制度下,能够以华文思考和写作的少数新加坡人,是符合现阶段“华文精英”的定义和要求的。
  必须指出的是,若以过去华校出身的华文精英的标准来衡量以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毕业生的华文程度,是不实际,不必要和不科学的。
  因此,本文所讨论的“华文精英”是指出身英文作为第一语言学校,但能以华文思考和写作的少数人,他们未必都从事华文文教工作,不过他们若是从事华文文教工作,那么久而久之,他们之中有些人很有可能将来成为新加坡的“中华文化精英”。
  此外,笔者赞成用“精英”这个词来形容这些人才,因为一般上说,学生进一步修读华文与中华文化的兴趣都不大,认为没有经济价值。据悉,许多优秀的双语毕业生都不愿接受到国内外大学修读中文的奖学金,他们宁可将来从事较有“钱途”的专业。
  1998年的统计数字显示,小学五和六年级修读高级华文的学生有1万2655人,占了4万4114名修读华文学生的22.2%;中学修读高级华文的学生有1万6263人,占10万8000名修读华文学生的12.9%。
  至于在初级学院修读华文特选课程的学生人数则更少。本年度的统计是:华中初级学院高一58人,高二33人;淡马锡初级学院高一56人,高二27人;南洋初级学院高一(首批)30人。
  从4万多名修读华文的小学生当中,最终只有极小部分华英文俱佳的年轻人脱颖而出,这不正符合上述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给精英的定义吗?
  而且,这样称呼他们,也算是对他们的努力与成就的肯定,有何不妥呢?此外,凡是能够以华文思考、写作,并对中华文化有一定认识的非华族人士,也未尝不可以称为“华文精英”。

华文新闻工作者是典型代表

  笔者观察在华文报馆从事编采工作的年轻新闻工作者以及他们的表现,深信新加坡的英文土壤能够培养出华文精英和中华文化精英。华文报比任何其他机构更能准确地测定这些年轻人的华文程度,因为他们必须时刻以华语思考,以华文撰写各种各样的新闻报道、评论,中英文翻译以及制作新闻标题。如果他们缺乏高水平的华文能力,是绝对无法胜任的。
  笔者最近对《联合早报》37位年轻新闻工作者的调查,加强了这个信念。我的这些二十来岁的年轻男女同事,分别任职于政治新闻组、财经新闻组、言论组、新加坡新闻组、体育新闻组、副刊组以及《星期5周报》。他们除了撰写报道、特写、时事评论和从事中英文翻译外,有的还担任驻中国特派员或采访政府领袖出国访问的高难度工作。
  由于华文报集团的征聘要求基本上一致,因此《新明日报》和《联合晚报》的年轻记者也都具备同样的条件。他们在以英文为第一语文的中学毕业后,进入国内外大学修读各门学科。他们的华文驾驭能力虽然并非无懈可击,而且程度也有差别,但是大都能达到要求,有些人的表现甚至不比过去的华校生逊色,令人赞赏。
  其中在华文报馆工作较久者,由于专业上的需要而进修、阅读,加上华文环境的耳濡目染,逐渐对中华文化与历史有了较深的认识。笔者相信他们日后可能成为符合新加坡需要的中华文化精英。

  调查结果与分析
  调查人数: 37名《联合早报》新闻工作者
  调查对象:35名国内外大学毕业生
       2名“A”水准毕业生
  年龄组别: 23至29岁
  中学: 特选中学:27人;非特选中学:9人
  华文程度: 华文特选课程(LEP):9人
       高级华文:24人
  大学科系: 中文系: 10人
       中文/心理学: 2人
       中文/经济: 2人
       中文/统计: 3人
       中文/历史: 1人
       中文/社会学: 1人
       中文/数学: 1人
       中文/数学/经济/会计: 1人
       英文/中文: 1人
       历史/中文: 1人
       政治/中文: 1人
       大众传播: 6人
       会计与金融: 1人
       会计: 1人
       经济: 2人
       工程: 1人

  这个简单的调查证实了教育学上公认的两个理论:

  一、家庭背景奠定语文基础

  绝大多数接受调查的同事有个共同之处——他们大都从小在家里讲华语,而且是在父母有意识地引导下开始讲华语和看华文书的。以下是他们回答问卷“请简单介绍何以你有这样的华文能力”的一些话:
    * “家庭教育。”
    * “在充满华族文化气息的家庭成长。”
    * “自小父母就引导我看华文故事书,长大后对华文书和华文杂志较有兴趣。”
    * “小时候,父母命令我们姐妹以华语交谈。”
    * “从小父母就和我们讲华语。”
    * “从小家庭成员都以华语交谈,看华文电视节目,读华文故事书。”(莱佛士书院)。
    * “从小就有阅读华文书籍的习惯。”(莱佛士书院)
    * “受姐姐影响,从小阅读华文报刊、书籍。”(莱佛女中)
    * “外公、舅舅和阿姨都是华校生,我从小受他们影响,特别喜欢华文。”(莱佛士女中)
    * “阅读华文课外读物,以华文写作。”(莱佛士女中)
    * “家里主要以华语交谈,父母从小就培养孩子读华文书、背诵诗歌。”
    * “来自讲华语和方言的家庭,父母重视华文教育。”
    * “父亲是华文教师,从小打下华文基础。”
    * “家里讲华语和方言,订《联合早报》,看第8波道。”

  二、学校课程和教师的积极影响

  其中几位同事把自己的华文程度归功于学校的高级华文、特选华文课程的训练和华文教师的教学法和鼓励:
    * “小学读传统华校,奠定了稳固华文基础。”
    * “小学老师为我打下稳固的华文基础。”
    * “LEP的独特教学方法,大大提高了我的华文写作能力。”
    * “特选中学的熏陶和LEP课程的‘脑力激荡’,为我打开了一扇扇‘创意之门。”
    * “(圣尼各拉)学校环境的影响。”
    * “高中读高级华文。”
    * “要通晓华文,需要良师、家庭背景以及本身的执著。”

  中国前辈教育家陶行知曾经说过:“人才的幼苗应从小培养。如果家庭里、学校里的孩子在小的时候,已被发现有特殊的才干,那么立刻就应该给他以适当的肥料、水分、阳光,使他们欣欣向荣。”可见从小培养孩子对语文的兴趣,对他最终掌握以及喜爱该语文有密切的关系。
  调查也反映了另外四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一、具备良好华文程度者,虽然未必全是中文系的毕业生,可是中文系的毕业生仍然占绝大多数。这说明了如果要培养华文精英,最好有连贯的华语文训练系统和设备,比如华文专科学院。
  二、只要家庭从小训练,并且中小学的华文教师教导有方,英文学校也能培养出华文精英。在这些记者中,有些出身于传统英文学校:颜永成中学(1人)、安德逊中学(1人)、莱佛士书院(2人)、莱佛士女中(3人)。
  三、具备同样背景的非名校毕业生和非大学毕业生也可能成为华文精英。
  四、特选中学不但为学生奠定了良好的华文基础,也培养他们对中华文化的兴趣和较深的认识。
  这些通晓华文的知识分子都是新加坡本土的儿女,他们都在多元种族、多种语文和各族比邻而居、并肩服役/工作的环境里成长,因此效忠对象是新加坡,绝无“华文沙文主义”的倾向。

培养华文精英的有利因素

一、政府的积极倡导与支持

  新加坡政府已经把培养下一代的华文精英当作新教育政策的一部分,并且制订了一系列落实的计划。李显龙副总理1月20日在国会宣布扩大高级华文班收生人数和增加一所特选中学,政府提供奖学金让学生到中国大陆与台湾高等学府深造,鼓励华文教师和学生前往中国学府参加语言与文化浸濡课程,由此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当局贯彻此政策的意愿与决心。
  其实,关心华文前途者都认为,只要政府主动唤起新加坡华人认识母族语言与文化的重要性,并采取适当的行政措施予以协助,那么培养华文精英就具备了最可靠的“东风”了。

二、已有系统的华文教学制度

  新加坡虽然以英文作为教育制度的主导语言,可是华族学生必须从小学开始就学习母语,直到初级学院。在这漫长的学习过程中,部分学生奠定了较稳固的华文基础,有些进入大学中文系深造,有些非中文系的学生也会因兴趣而继续阅读和应用华文。接受笔者调查的《联合早报》记者中,就有好几位这样的毕业生,他们都有相当水平的华文应用能力。
  目前有10所特选中学,三所开办华文特选课程的初级学院,预料今后将有更多学生修读高级华文和华文特选课程。这些学生只要教学得当,将来成为华文精英的可能性很大,那么华文精英也就后继有人了。

三、家长开始重视华文的实用价值

  有识之士都深信中国将在下世纪成为强大的经济体,这使人们重新重视华语文的实用价值。过去没有机会或者抗拒学习华语文的新加坡家长,现在看到华语文的潜在经济价值,大都鼓励孩子认真学习母语,以备日后之需,这可以从家长纷纷争取孩子进入高级华文班看出来。
  有一名中学的华文教师举了这么一个真实的事例证明这个趋势:一对没学过华文的新加坡华族夫妇移居美国,丈夫受美国公司派往中国公司负责业务。可是他对华文一窍不通,美国总公司不得不派一名能操流利华语的白人到中国为他当翻译员。
  这名新加坡华人觉得那是莫大的侮辱,同时也深感羞愧,于是决定辞去那份待遇优厚的工作,回到新加坡来。为了避免他们的孩子将来也碰到同样难堪的情形,他们坚持让孩子修读华文。许多人都知道,这并非个别的例子。

总结:期待新一代华文精英的贡献

  在观察《联合早报》年轻记者的华文能力和考虑了以上种种有利因素后,笔者对新加坡的英文土壤也能培养出华文精英的前景感到乐观,并且深信他们将来能为华文事业以及其他领域作出贡献。
  关心华文精英者认为,政府既然这么积极培养这些具备特长的人才,并希望他们在社会各领域扮演某种特定的角色,那么当局如何利用华文精英的才能,并使他们觉得受到应有的重视和奖励,对日后学生成为华文精英的意愿将有直接的影响。
  此外,如何创造一个适合华语文发展的社会环境,是不容忽视的问题。语言学家吕叔湘说:“在语言文字问题上,不得不用两条腿走路。”那么新加坡要培养华文和中华文化精英,引用吕叔湘的话说,“语言文字两条腿走路的道理应该更受到重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