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方略与语文规划
——新加坡制订语文政策的考量
南洋理工大学
吴元华
提要
根据一般语言学定义，“语言”是口语与书面语（文字）的通称，然而在新加坡，除了英语之外，其他民族语言：中华语文、淡米尔语文和马来语文，语言与文字在应用识别上稍有分别，这在华语文方面比较明显。比如，每年举行的“讲华语运动”是鼓励华人少说方言，多讲华语，而不是号召华人多应用华文；这是在新加坡特殊的社会条件下，口语和书面语的区别。因此，本文以“语文规划”讨论政府制订书面语与口语的策略和预期的效益。
在新加坡，语文政策是政府为了达到它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目标而制定的，它是贯彻“国家议程”（national agenda — 政府发展国家全盘的计划与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分析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自1959年执政至今规划语文政策的各方面考量，其中一些因素并未因事过境迁而改变。
一、新加坡社会的语言状况
新加坡是个多元民族、多种语言的国家。除了三大民族：华族、马来族和印度族的族类语言之外，各民族内部也存在许多不同籍贯的地域方言。这么多的语言和方言，加上英文，使小小的新加坡岛国形成很复杂的语言环境。在殖民地时期，英文是上层社会和官僚体制唯一的正式语言，民间则大都说各自的方言。首任总理李光耀（现任内阁资政）形容当时的那个语言状况有如“a Tower of Babel”[1]：南腔北调，“各说各话”。
这种现象不但造成不同民族之间无法有效地交往，而华族和印度族各自族群之间也往往因为方言的阻隔而难以顺畅沟通。殖民地政府的教育政策“是为了把不同民族和不同籍贯的人民分隔开来”[2]，它除了坚持英语的绝对强势地位之外，对其他语言在民间的应用则采取袖手旁观、让它们自生自灭的态度。
同一个国家的人民说不同的语言，久而久之会产生互相猜疑和摩擦，造成社会不和谐；有些国家的人民甚至因为争取语言优势而发生斗争、冲突。因此，新兴的多种语文国家大都认真解决语文问题，促进人民团结，创造稳定的建国环境；人民行动党政府也不例外，而且是最成功的个案。
二、政府规划语文政策
一般国家的语文政策大都由专家学者推荐，提交政府当局考虑采纳，可是在新加坡，语文政策则是政府制订国家全盘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发展总体计划的一个基石。因此，政府是语文政策的构思、规划、执行、监察和调整当局。
配合建国策略：研究行动党政府的教育与语文政策，首先须了解它的宏观的、长远的国家议程，以及新加坡在特定时期所面对的国内外政治、社会与经济环境。[3] 此外，行动党政府制订的政策基本上都是务实的、重实效的。以语文政策来说，它“不仅是教学上的问题……，同时也是政治与文化上的问题”，因此，“吸取了历史经验，并且为了维持切实可行的（全民）共识，（新加坡的）语言计划的形成是为了达到政府目标。”[4]
值得注意的是，行动党政府并非按照语文计划或者教育学原理教科书的教条制订语文计划，而是完全根据建设国家的需要而规划和调整语文教学目标。这是行动党政府不死守任何教条的一贯施政传统。
李光耀内阁资政于1999年1月31日在瑞士接受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者萨菲尔的访谈时，重申他的这个施政原则：“我是个经验论者。我不是一个空想家。我不信理论，虽然我阅读各种理论，也对它们感到兴趣。可是当我碰到一个问题时，我是当机立断解决它，不是根据什么理论找解决办法。”[5] 政府预期的语文计划目标在1987年实现。李光耀在1996年告诉新加坡两所大学的学生：
到了1987年，所有的学校，包括特选中学，都以英文作为第一语文和主要的教学媒介语，同时以母语作为必读的第二语文。于是，一个全国性的教育政策终于形成。[6]
1997年全国大选期间，由于出现被政府认为是华文沙文主义倾向的言论，李光耀再度提起政府如何通过行政措施解决语文问题的经验：
我利用20多年的时间解决语文问题，不是通过勒令，因为那将引发暴乱，而是逐渐地、在家长的认可下，让他们的学生有个选择，即进入华校，学习英文……，或者进入英校，学习华文……。经过了将近30年，大多数选择从进入华校学习英文，转为进入英校学习华文。”[7]
由此可见，新加坡政府在语文规划方面是采取主动、积极的手段的，这跟社会语言学者耶努德（Jernudd）给语言计划的定义巧合：“它是解决语文问题的政治与行政措施。”[8] 另一名社会语言学者里根（Reagan）也说：“语言计划以及语文政策的性质，一般上只是部分基于语言学理论上的需要，其中大部分是基于非语言学上的原因，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各种各样的社会、政治与经济等因素所影响。”[9] 新加坡的情况正是如此。
循序渐进落实：不过，行动党政府在贯彻语文政策时，并非立即强制性的，它往往允许一个适应和调整的过程。比如李光耀以政府定英文为主要语文的经过时说：“如果我们当时立法并告诉新加坡人，‘英文将成为我们的国语’，那必然引起叛变。所以我们说，‘好吧，你可以自由选择学习自己的母语，不过你要同时学习英文，因为英文提高每个人公平竞争的机会，因此它将成为主要语文，政府的工作语文’。”[10]
政府决定以英文作为各民族的共同语文后，它也没有仓促下道政令立刻执行。以李光耀自己的话说：
1965年（独立年）我们作了重大的决定……，我们必须作个决定。不过我们决定循序渐进，而不是突然的决定：“好，从现在起英文是工作语文，同时我们也学习母语。”我想那必然引起暴乱。华人绝不会接受这样的决定的。于是我们说：“我们维持现状，别更改。不过家长可以自行作选择，要送你的孩子进入华文学校，学习英文（作为第二语文），或者进入英文学校，同时学习华文或者马来文或者他们选择的任何语文；或者进入马来学校，同时学习英文；或者进入淡米尔文学校，同时学习英文。”
制订这样的政策，我们知道过了一段时间，英文将成为工作语文，各族的共同语文。结果，果然如此。家长当然会为孩子选择一种能给孩子的一生带来有用知识的语文……。假定我们当时说：“大家都只念英文。因为那是新加坡人的工作语文”，我想我们必定会有很大的麻烦。所以我们告诉新加坡人：“你们自行选择（要送孩子进入哪种语文的学校）。家长们作了决定（大都把孩子送入英文学校），这令当时的华文教育沙文主义者对我们（政府）大为生气。”[11]
循序渐进的过程使每一种语文都有充分时间寻找本身在新环境里的定位，并重新调整它们在社会上所能发挥的功能。此外，使用这些语文的族群也会觉得他们的感受获得应有的尊重。于是，政府的语文政策就能逐渐落实。
监察干预引导：李光耀本身并不讳言他在掌政期间，为了新加坡的总体利益而不得不亲自干预某些事态的发展。比如针对语文规划，他曾说过：“有人说我干涉人民的个人生活。假如我们不这样做的话，今天就不会达到这样的成就，而是继续停留在旧的新加坡，（比如人民）用四种语言交谈，不能使人民融洽地生活在一起。”[12]
以华语文为例，为了确保新加坡华族子女维持一定的华文程度，李光耀亲自干预，除了规定华族学生必须学习母语之外，也保留有优良传统的华校，改为特选中学，延续优良的华族文化传统。他在上述萨菲尔的访谈中说：
到了1978年，华人家长选择英校和华校的比例是8对1。情势是那么的一面倒，令我不得不干预以挽救12所最佳的华校成立特选学校（SAP-Special
Assistance Programme）。[13]
早在1966年，针对有人指责政府“有意消灭华文”的言论，李光耀回答说：“如果政府有意消灭华文教育，尽可袖手旁观，让它自生自灭，父母可以送子女进入（以英文为媒介语的）新加坡大学或新加坡工艺学院，因为他们在那里受教育更有前途。”[14] 三十年后，李显龙副总理驳斥类似的言谈时也说：“若不是政府插手干预，华校和华校传统，已经在新加坡彻底消灭了。”[15] 这些都是事实。
总之，新加坡政府的语文教学负有两大使命：一、促进多元民族社会各民族间的国家意识和效忠精神；二、为新加坡唯一的天然资源－人民－提供一切必要的训练，使他们能够充分利用脑力和技能改善生活条件，同时建设一个现代化、繁荣的国家。这些政策性的考量都主导了政府的教育策略和语文规划目标。
大致上说，行动党政府在规划和调整语文政策时必须考虑的因素是国内外政治环境、塑造社会共识和语文的经济实效。
（一）政治考量
区域敌视眼光：新加坡是处于邻国局势变幻莫测、它们的领袖言行有时反复无常的区域中心，加上国内华人占绝大多数，使它不时无故成为指指点点的对象。
李光耀总理于1965年在国会提醒新加坡人民：“无论是好是坏，我们是在东南亚，而且永远不能离开这个地方。我们所制订的政策，就是为了要确保我们跟邻国在东南亚地方和睦共处，但有权在自己的家园当家作主。任何活动、任何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原则为准绳。”[16]
他举一个例子：“如果你要建立一个华人至上的社会，那必定会失败的。新加坡一定被孤立。即使我们不被孤立，而又有把握把我们的影响力伸展到邻国去，但是在最后，当他们（邻国人民）没有出路的时候，必定设法联合另一个相当强大的邻国来对付我们，这绝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17]
从区域关系的角度看，占新加坡人口大多数的华人，一直被国外别有居心者利用作为威胁新加坡的借口，或者说是代罪羔羊。甚至时至今日，新加坡已经是亚细安重要成员国之一了，这个情况仍然没有多大改变。比如印尼总统哈比比的高级顾问蒂薇安华于1999年2月23日接受《海峡时报》访谈时就说：“如果印尼发生严重的民族（冲突）问题，那将对新加坡造成冲击，因为新加坡是一个华人的聚居地（Chinese
enclave）。”[18]
从她用“enclave”这个词，可见她和像她那样的印尼人仍然对新加坡的众多华族人口耿耿于怀。
国内反对声浪：李显龙副总理于1999年1月20日在国会发表新的华文教学政策演讲包括以下一段话：
华文水平的调整，意味着绝大多数的学生将能够从容地应付华文这个学科。然而，它将无法解决小部分无法掌握华文的学生。他们的人数很少，但讲英语家庭的比例正在增加。
如果我们忽视他们的孩子在学习华文时所面对的实际困难，那就很可能形成他们长久对华文和华族文化产生厌恶感，那将造成反效果。更糟的是，公众对华文政策的支持将会减弱，政府到时将受到压力，不得不全面降低华文的水平。[19]
许多受英文教育的华人家长对政府强迫他们的孩子学习母语不以为然；那些因为孩子的华文考试不及格而不能升入大学的家长，更是闻华文而色变。有些家庭因此而移居外国，其他人则不时在英文报纸上发表偏激的言论，把华文看成子女前程的绊脚石，对它产生抗拒和厌恶感。
比如他们对新的华文教学政策里提供的“华文B课程”，让那些无法学好华文的学生学习程度较低的华文的反应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有一名《海峡时报》专栏作者甚至建议索性取消华文作为必修科的规定。[20]
鉴于讲英语的家庭数目越来越多，他们的情绪无疑将通过选票发泄，政府自然不能对此掉以轻心。李副总理上面所指的“政府到时将受到压力，不得不全面降低华文的水平”，显然是针对这股声势越来越壮大的讲英语家庭。这是一个新的政治现实。
其实，这种现象在国会辩论华文教学问题时已经看得很清楚。基本上受华文教育的议员大都担心华文程度会进一步降低，而受英文教育的议员却唯恐华文程度获得提升。英文报纸的言论版也发表读者声言“华人未必要通过母语继承母族文化”的论调；他们认为，英文也是吸收母族文化很有效的文字。
这些来自英文教育家庭的声浪越大，在政治上将形成压力，这是当政者在制订语文政策时不能不注意的一个趋势。
（二）社会共识
最近在《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萨菲尔的访谈中，李光耀内阁资政回忆早期新加坡各族人民缺乏统一的语言对社会的害处：
我有从东南亚和东亚各地聚居在这里的各民族人民。新加坡原本不是一个社会……。突然之间……，我们成为独立国。那意味着除非我们拥有团体精神，我们以大家都是公民的义务同舟共济，我们将无法生存。可是那并不容易，尤其是各民族人民没有一个共同的语言，我们大家都说不同的语言。[21]
行动党从1954年建党开始，就十分关注不同语言加深社群分化的现象，将严重妨碍建设团结的新加坡社会的努力。秘书长李光耀于1955年5月在一个竞选群众大会上把新加坡各民族人民比喻为水族馆不同水箱里的鱼儿，大家虽然近在眼前，而实际上是分隔开来的。所以他矢言“在将来的数年间，我们必须在这方面努力，并进行重要的改变，使大家没有语言隔阂……。”[22]
该党在1959年执政前夕发表的《我国青春的泉源》教育政策声明里，清楚表明执政后将以适当的语文政策打破多元民族社会因为不同语言而产生的分化现象：
我们有个迫切的任务，就是拆除那些把各民族分隔开来的墙壁……。我们用来打通隔绝各民族的墙壁的工具，就是（实行）多种语文制度。[23]
如果我们袖手旁观，我们所培养出来的公民将只能跟说同一种语言的人沟通……。我们在四种不同语文的教育里，教导孩子们四种不同的是非准则。那么，（新加坡）将出现四种不同的人民，社会就不会有团结的凝聚力。这关系我们的社会根基的安危……。[24]
因此，该党于1959年执政开始，就把打破各民族之间的语言隔阂看成是建设一个团结的新社会的首要政治目标。政府的语文政策是总体教育政策的骨干，如果语文政策失败，那么它的教育政策也不可能获得预期的成效；如果教育政策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那么政府的国家议程将遭受挫折。
行动党政府的语文政策，就如社会语言学者纳亚（Nayar）所说的，“是总体策略的一部分，用意是在不消灭个别民族文化联系的原则下，建立一种国民效忠感和国民意识，即在异中求同。”[25]
（三）经济发展
语言计划学者内乌斯特普尼（Neustupny）认为“语言计划的实践向来都是受社会经济判断所主导的。”[26] 在重视经济发展的新加坡尤其如此。
李光耀经常告诉新加坡人民，由于岛国本身没有任何天然资源，而为了国家的生存以及人民的长远福利，新加坡必须跟世界发达经济体接轨，吸引跨国投资和接受先进技术转移。因此，他说新加坡必须使自己对世界有用，然后从中获益。
政府一开始就认定，“工业化是（国家）生存的关键条件。为了提高工业生产力，潜在的技能都应该加以训练。因此，学校必须开始发掘学生潜在的技能。新的教育政策将确保学生获得更多设备以便受训为工匠、技术员、科学家和工程师。”[27]
前副总理兼教育部长吴庆瑞博士说得很清楚：“人力资源的发展，是从基本教育做起……。人力资源的发展，也必须同时考虑就业机会。”[28] 这种学以致用的思维必然主导了政府的教育与语文规划目标。
鉴于英文具备经济实效，所以周清海说英文在社会上“也是个人事业成功的标志。”[29] 于是家长在选择孩子的教育时，“选择了英语，把孩子送入英校。这和移民的心态有密切的关系。”[30] 这也是英文最终享有主导地位的主要原因。
三、语文规划与各主要语文地位
（一）马来文
从政府对马来语文的定位，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它的语文规划的务实性。马来文是新加坡总人口里只占百分之十四的马来人的语文，可是由于它是“土著”语文，而且是邻国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国语，所以它在新加坡享有特殊的地位，尽管它欠缺实际经济效用。
外在因素：行动党当初的政治目标是通过跟马来亚合并，成为马来亚联合邦的第12州以争取内部自治的地位，所以它一开始就主张新加坡以马来语作为国语，并且鼓励各族人民认真学习马来语文。以马来语作为国语，可以向彼岸的马来族领袖表明新加坡要加入马来亚联合邦的诚意，也可以成为新加坡各民族的共同语言。
那个时候，受华文教育的选民占绝大多数，而且某些反对派人士极力非议并谴责这个主张，可是行动党政府却依然坚持提出它认为是对新加坡有利，却未必受到部分人民拥护的主张，可见它的政治决心是很坚定的。
内在因素：在执政初期，为了尽快以一种语言打破各民族人民之间的语言隔阂，行动党政府极力主张以马来语作为新加坡人民的共同语：“我们希望在未来的社会中，各民族之间没有隔阂。人们不再生活在各自分隔的社群之中。我们将制订一种共同的语言，即马来语，作为互相沟通的工具。”[31]
政府平等对待四种官方语文和采用马来文作为国语的措施，都是为了促进国民团结的行政策略。它规定少数民族的语言马来文为国语，也是基于政治和社会的考量。1961年教育部常年报告引述1959年报告书说明政府这么做的理由：
新加坡社会由不同民族组成，各民族都受到种族猜忌和偏见的影响。因此，规定一种语文作为国语，以跨越四种语文源流并且作为团结各民族的桥梁是极端重要的。国语为每个人提供对彼此和对国家不二效忠精神的共同基础。[32]
独立后，马来语的实用价值明显地降低，可是政府仍然尊重它的象征性地位。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马来语的国语地位不变，至今它仍是国歌的和武装部队里发号施令的语言。
（二）淡米尔文
淡米尔语文是占新加坡人口百分之七点四、来自印度各地的印度人的代表语言，就像华语是各籍贯华人的代表语言一样。跟其他民族的母语一样，它成为学校里印度族学生的第二语言学习。由于印度族人口不多，淡米尔文在全国所发挥的作用有限，所以它向来没有产生任何争议；它也是最不令政府“操心”的官方语言。
（三）英文
新加坡政府采用英文作为首要官方语文和主要教学媒介语，完全是为了充分利用它的实用价值：对外跟世界接轨，使新加坡能通向国际社会，并因此而获益；对内作为中立共同语，让各民族人民能以个人才干进行公平和公开竞争。
通向国际：英文是现今应用最广泛的国际性语文，是一个国家跟国际社会交往和进行经贸交易最方便的工具。李光耀内阁资政说：“以英文作为工作语文正是我们（独立时）作的第一个决定。过去，我们选择马来文作为工作语文。独立后，我们必须跟外面的世界接轨，于是决定采用英文。”[33] 新加坡能够在独立后短短的30年左右发展为举足轻重的国际金融业和服务业中心，并且吸引数百家跨国公司来此投资，笔者认为英文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国内需要：李光耀于1996年1月访问印度期间，在一个演讲会上介绍新加坡成功的经验时，提起英文在政府施政过程中所占的分量：
新加坡过去30年的故事，是我们如何改进行政，并使它变成有效的工具，以策划和执行我们的政策；如何用一种共同的语文教育我们的下一代……的经验……。为了改善我们求生的机会，我们得通过一种共同的语文--英文--教育人民。[34]
此外，英文也是不同民族的新加坡人民的中立语文。李资政说：“新加坡使用，并且继续使用英文是
有好处的，因为它为记录、行政及法律提供连续性；此外，它也是所有民族公平竞争的中立语文。”[35]
社会语言学者菲士曼（Fishman）认为，多种语文国家“为了避免现有的主要语言之一获得优势地位，同时避免各种语言之间为了争取地位而长久斗争，（这类国家）常常选择一种具有国际通用语（language
of wider communication）地位的外国语言，作为全国性法定的（de jure）或实质的（de facto）官方语言或工作语言。”[36] 郭振羽认为“新加坡的语言政策，正可以作为菲士曼上述分析的最佳实例。”[37]
（四）华语文：
在人民行动党所实施的重大政策中，对华文的定位无疑是影响最深远的决策之一。政府并不是纯粹从教育学或语言学的角度，看待华文在新加坡社会的作用，而是把它作为国家生存和经济发展的总策略的组成部分。因此，可以说华文的定位是政治策略的体现。[38]
在政府的总体语文规划中，华文的政策是最敏感的，也是政府最小心翼翼处理的政策。这主要是因为新加坡的华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五。除了以马来族为主的周遭国家担心新加坡成为所谓“第三个中国”之外，国内华人又分为受华文教育者和受英文教育者两大类；由于对母语抱着不同的感情，许多非华文教育者也对政府规定华族学生必须学华文有意见。
所以，政府的华文政策要考虑至少三方面的因素：一、对周围国家可能产生的政治冲击；二、国内非华族新加坡人的感受；三、非受华文教育新加坡华人的反应。对政府来说，这三方面的反应都会对新加坡的生存和发展造成影响。
外在因素：早在60年代，李光耀总理就劝告新加坡的华族：“有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们是不能犯的，那就是我们不能为了一时的愚蠢（如单独强调华族的最高利益），让人借以指责我们，在东南亚或亚非国家里，把新加坡完全孤立起来，赶我们走上绝路。”他举华文的地位为例说：
在新加坡，华族占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五。那么，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华语可以成为国语，成为唯一的官方语言。不过，我可以预料，这样子一定会发生事情，如果我们粗心大意，人家就可以在国际上孤立我们，诬指我们是什么“第三个中国”。[39]
这个区域现实环境至今仍然存在。于1998年5月接替苏哈多出任印尼总统的哈比比，对新加坡抱着轻蔑的态度，除了当着到访的新加坡教育部长张志贤的面指着地图说新加坡只是个“小红点”外
[40]，接着他还公开向访问他的台湾记者声称新加坡是个“种族主义者”的国家，因为“马来人不能担任军官。”[41] 这些毫无根据的言论，受到新加坡各族人民和印尼国内各界有识之士的严厉批评。
为什么哈比比不顾事实和外交礼节而“信口雌黄”呢？[42] 根据他内阁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成员告诉《海峡时报》：哈比比“对新加坡抱着爱恨交织的心理。他尊重李光耀内阁资政和欣赏新加坡的成就，可是他也关注有时候新加坡和李光耀是保护东南亚华族大阴谋的参与者。”[43]
时至今日，新加坡早已经是东南亚地区一个举足轻重的成员国家，对本区域的和平、安全和繁荣提供远远超出疆域面积的贡献，而哈比比总统居然还“信口开河”[44]，以新加坡的华族人口作为发泄的借口。那么，新加坡政府在处理华文地位问题时就不能不格外谨慎了。
内在因素：李光耀自从政开始就主张新加坡各民族应该获得平等对待，不能允许任何一个民族主宰新加坡的命运，因为“新加坡是个多种族的国家……，如果太强调华人，其他四分之一的族群--马来人、印度人和其他族群--就会感觉很不舒服，所以应当要平衡。”[45]
所以他说：“我们的工作语文不可能是华文，这是无可避免的，因为如果我们用华文作为工作语文，马来人与印度人将处在不利的地位。”[46] 他力主平等对待各民族的一贯立场，至今不变。
因此，政府领袖经常提醒华族在进行有关语言与文化活动时，注意其他民族的感受。比如李显龙副总理为1994年推广华语运动主持开幕礼致词时告诉华族新加坡人：绝对不能忽略非华族和非受华文教育者的感受；绝对不能给少数民族的文化与语文带来威胁和压迫感。“相反，我们应该竭尽所能地消除他们的疑虑，给他们信心，让他们知道新加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各民族的不同文化。”[47]
非受华文教育的新加坡人对华文教学政策的反应，也是政府不能充耳不闻的声音。上面引述李显龙提起受英文教育的家庭越来越多，如果政府忽视他们的孩子在学习华文方面所碰到的困难，它到时将受到压力，就是针对这些人而言。
经济原因：这数十年来，英文是国际经贸语文。新加坡既然依靠国际经贸为生，那么选择英文作为主导语文的决定是不难理解的。
李光耀说：“除此之外，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假定我们当时选择华文或者支持华文，我们如何求生呢？我们如何溶入本区域和跟世界沟通呢？我们将无法生存。可是华人当然希望以华文作为工作语文。而如果我们当时让人民投票来决定，我们就不得不追随以华文作为工作语文的民意决定。”[48] 他回忆建国初期的新加坡社会说：
在那种不可能、非社会的情况下，我们尝试形成某些共同的因素来使人民团结起来。假如我们当初以一人一票来决定，华文无疑将是新加坡的主要语文。那么新加坡人必然饿死。[49]
他担心“新加坡人民必然饿死”，是因为当时华文还无法在新加坡吸引外国人投资方面作出重大贡献，无法快速协助政府解决落后社会严峻的贫困问题。
1、华文程度：
政府的华文政策被某些人认为具有争议性的一个原因是：在双语制度下，作为第二语文的华文应该维持在一个怎么样的水平。一些受英文教育的华人家长抱怨学校里的华文程度太高，他们的孩子应付不来；而关心华文存亡者则认为程度太低，一般毕业生连一封简单的华文信都写不来，更不要说看懂华文报纸。但是教育当局的立场是：家长要面对现实，学生只能有效掌握一种语文，对他们的另外一种语文的程度不能要求过高，否则将影响主要语文和其他科目的学习。
针对有些家长认为华文程度过低的言论，李光耀说：“如果我们利用百分之四十五的上课时间学习华文，百分之五十五的时间学习科学、物理、数学、生物科学、普通科学、历史、地理、英国文学，那么哪来的时间掌握主要教学媒介语（英文）？---那是他们日后的工作语文。”[50] 所以他说：
我们所希望达到的（华文）程度，必须是大部分、而不是小部分学生所能达到的。为了谋生，新加坡人必须掌握英文。华文方面，他们可以先打好一个基层，在必要时，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增加词汇，加强应用能力。[51]
有人说，华文作为第二语文的程度太低。我的回答是：我们须要付出一些代价。假如第二语文的程度太高，英文作为第一语文或科学的程度就要降低了。[52]
李光耀的这个看法仍然是教育当局对这个问题的立场。比如李显龙副总理于1999年1月20日在国会宣布新的华文教学政策时指出：调整华文程度和修改课程的其中一个目标是为所有学生，特别是那些讲英语的学生，制订比较实际的华文水平。
他告诉国会：“我们必须把华文水准定在切合实际的水平（realistic standards），尤其是大多数学生修读的华文课程。这个水平不能单靠我们的喜好来决定；它必须根据我们的经验，以及学生所能达到和掌握的水平来决定。”他指出母语政策也要切合实际，符合大多数学生的标准（realistically
achievable standards）。由于每个人的能力都有一定的限度，很少人有能力掌握和精通两种语文。[53]
无论如何，人们不能期望新加坡学生的华文水平和中国大陆、台湾或者香港的学生一样高，因为在这里，华文并非主要教学语文，也缺乏广泛应用华文的社会环境。
2、方言
李光耀在许多场合说过，他在从政后不久就开始认真学习福建话的主要动机，就是为了达到跟大多数说福建话的选民直接对话的政治目的。原来在1955年立法议院选举活动期间，受华文教育的竞选对手向他发出挑战，大家用华语或者华族方言进行公开辩论。因此他开始下决心学习福建话。
1961年芳林区补选时，他再度感觉方言在选区的影响力。以他自己的话说：“1961年我曾遇到一生中第二次震惊。我们参加补选，易润堂先生（后来出任内阁部长）是我们的候选人。我们在芳林区访问了八周，访问每一个家庭、每间房子、每一个角落……，我们失去两名说福建话的候选人，一名是林清祥，他转入社（会主义）阵（线）。
“现在我们和这个我们培养成为福建话演讲的人（王永元）对抗。我当时学福建话是因为我们决定，如果我们训练另一名福建话演讲人，他们对我们这么做（即反过来跟人民行动党对抗），那就有大麻烦了。所以我自己学习讲福建话。”[54]
可是事过境迁，后来为了配合双语（英文加母语）的教育政策，他本身率先呼吁华族人民多说华语，少讲方言；政府也规定电视台和电台把方言节目减到最低程度，后来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电台和电视台方言甚至自行禁止以方言广播节目。现在的方言节目仍然局限于某个时段的新闻广播而已。
这个措施曾经使许多不会说华语，或者会说华语，但是对方言有浓厚感情的华人感到很不方便，有些人公开在报纸上表示不满，认为那是政府剥夺了他们说真正母语的权利。不过，这个政策一再反映了李光耀重视实效、因时制宜的一贯施政作风。
3、华语运动
新加坡每年举行的“推广华语运动”，是政府规划语言发展趋势的另一明显例子。这个运动虽然是由华族民间团体主办的，可是自1979年开始以来，它都是由总理和部长主持开幕仪式，并且获得各政府部门全力支持。因此，新加坡人民都认为政府是这个改变华族语言习惯运动的真正主催者；从历年总理和部长开幕词的讲演重点看，这个运动仍然是政府的教育策略和语文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教育目标：新加坡双语教育的目标是要学生掌握英文和母语（华族的母语是华语）。鉴于华族家庭使用各种方言作为母语，那么民族语言反而成了他们的“后母语言”（step-mother
tongue）了。推广华语就是要为学生创造一个有利的语言环境，让他们在家里和社交场合都讲华语，从而减轻在学校学习语文的负担。李光耀总理在1979年9月7日首届运动开幕礼上致词时说：
因为我们在学校里所教的是华语而不是方言，我们所讲的将是有限度和混杂不纯正的方言。这是一个无可避免的趋势---英语和华语，或是英语和方言？在逻辑上，这个决定是明显的；在感情上，这个选择却是痛苦的。[55]
以华语取代方言的常年运动推行至今20年，新一代的新加坡人大致上不再对方言有特殊的感情，很多年轻人甚至根本不会说任何方言。这也消除了华族过去分属于某个方言群体的界限。由政府主动统一华人口语方面，新加坡的华人社会可以说是最成功的。
社会因素：本文开始时就曾提起新加坡华族方言的复杂性，政府认为各籍贯的华人应该有一种共同的语言，以改善彼此间的交往。更严重的是，假如任由方言普及化，华语最终会变成华族的外来语言，甚至在新加坡逐渐消失。针对这个危险性，李光耀曾经说：
由于我们的人口中有百分之二十五并非华人，我们不得不采用英语作为各种族之间的共同语言。如果华族继续使用方言，那么英语势必成为我国不同籍贯华人之间的共同语言。[56]
1981年，当时是卫生部长兼国防部第二部长的吴作栋，在为10月5日举行的第三届运动主持开幕时也说：“如果华语要保有它正统的重要性，在使用上或讲方面，就必须比方言更广和更多。否则……如果华语的用途不大，很有可能在以后，英语将成为华人的共同语……。华语将只是另一种语言。对华人来说，它就失去了真实的价值。”[57] 这是政府积极干预语文存亡命运的典型例子。
四、多种语文制度
行动党自创党开始就极力主张施行多种语文制度，让新加坡原有的各主要语文并行不悖。它早在1959年1月8日（执政前）发表的《语文政策和工作方针》一文里就指出：“语文复杂虽然给我们带来一些暂时性的困难，但是多种语文的情况，却使我们有可能兼收并蓄多种语文的优点。建立起一个伟大优秀的、光辉灿烂的马来亚文化。”[58]
新加坡于1965年8月9日宣布独立，李光耀总理在电视台举行记者会时，明确地宣告新加坡共和国保障四种官方语文的承诺：“新加坡要建立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我们将建立个榜样，这不是马来人的国家，这不是华人的国家，也不是印度人的国家。让我们真正的新加坡人……，不分种族、语言、文化、宗教，团结一致。”[59]
同年10月1日，总理公署发表文告，正式确定这个新国家的语文政策：
在新加坡，四种官方语文---马来文、华文、淡米尔文和英文---都是同等地位的官方语文。马来文是我们的共同语文，是我们的国语……。新加坡的宪法将重新规定各语文向来（自行动党政府1959年执政以来）所享有的地位，即新加坡有着四种官方语文……，而以马来文作为共通语文和国语。[60]
这个政策尊重各民族语文的存在权利，也尊重各民族自由使用本身语文的权利，削弱了人民对政府选择英文作为主要语文的抗拒感，也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扬。这是政府平等对待各民族传统的一个基本原则，今后也不会改变。
五、双语教育
新加坡的双语政策是在多种语文政策的基础上语文规划的终极目标，使每个新加坡人都能应用英文和母语。李光耀资政于1993年在新加坡举行的“非洲领导人论坛”上发表他的治国经验时说，由于新加坡民族复杂，需要一种共同的语文，“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让每个人不仅学习一种语文，而是两种语文，即英文和母语。”[61]
早在1955年，李光耀以行动党秘书长的身分参加新加坡立法议院各党派华文教育委员会，委员们在报告书里就建议所有学生应该学习至少两种语文。行动党于1959年执政时，接受该报告书的大多数建议，包括施行双语教育。
1986年，李光耀在一个集会上提醒新加坡人民学习双语的重要性：“一个人如果只能讲一种语言，只懂一种语文，这对他自己构成问题，对社会也成问题。如果你只懂得一种语文，不管是哪一种，华文也罢、马来文也罢、淡米尔文也罢、英文也罢，那你在这社会中，将发现你成了问题---对自己、对社会都成了问题。你一定会发现多懂得一种语文，你就会多了解一种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明，你的思想就像开了窗子，开朗多了。你就无可避免的会感到对他人了解和容忍。”[62]
教育部解释施行双语教育的目标是“为了拆除受华文教育者和受英文教育者之间在文化上、社会和语言方面的隔阂，并在这两种不同语文教育源流的师生间促进彼此互相了解、容忍与关怀。”[63]
英文教育普及化所产生的一个副作用是新的一代逐渐西化，他们对本身的传统文化越来越陌生，甚至疏离，这跟政府要保留新加坡亚洲人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李光耀担心，长此下去，新加坡将会变成一个“伪西方社会”。[64] 他说：
我们坚持实行双语政策的一个持久不变的原因，就是在情感上我们无法接受英语为母语。用一种我们在情感上无法接受的语言为母语，将会令我们的情感受伤害。我们将对自己感到怀疑，我们的自信心将会削弱。[65]
因此，他坚持贯彻双语教育政策，“如果我们放弃双语政策，我们就必须准备付出巨大的代价，使自己沦落为一个丧失自身文化特性的民族。”[66]
在一个多元文化和多种语文的社会里，实行双语制度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更重要的是，它使得非行政语文的母语都能获得保留，并延续它们的生命力，不致于被英文的强浪吞没。正如周清海所说的：“我国的双语教育政策，不只解决了母语的政治问题，解决了我国成长时期就业不平等的社会问题，也将不同的、两极化的华英校学生，拉近了距离，而且在建国过程中，为母语提供了一个浮台，让母语保留了下来，更加普及化，并对我国的发展作出了贡献。”[67]
至于双语教育是否使学生真正掌握两种语文，以及造成母语程度下降等有关的后果，则是文教界历年来深表关注的问题。
六、二十一世纪展望
李显龙副总理于1999年1月20日在国会宣布新的华文教学政策时，表明政府长期以来对学校的双语教育和学习母语的政策保持不变：“英文是共同的工作语言，将来也是如此。英文是全球商业、贸易与科技用语。但是母语是构成我们的价值观、根源和共识的重要部分。”
另一方面，他认为“母语使我们可以直接接触我们的文化传统，使我们具有不同的世界观，与英语世界的观点相辅相成。它使我们有定力面对挑战。保持我们亚洲社会的特性与共识，将有助我们的国家屹立不倒。这对所有的种族都是一样的。”[68]
在这样的教育政策下，人们不难预测新加坡将继续发扬并改进双语教育的优点。英文无疑的将继续发挥主导语文的作用，不过随着中国的崛起，政府将在学校里加强华语文的训练，也是预料中的发展。
至于马来文和淡米尔文预料将沿着目前的轨迹继续存在。国会于1999年3月辩论财政预算案时，政府宣布已经着手研究如何改进马来文和淡米尔文的教学。但是，笔者认为这两种官方语文今后仍然只能发挥有限度的作用。
（一） 英文：
最近这几年来，新加坡人家庭用语的习惯已经迅速改变。越来越多年轻人在家里讲英语。在1988年，一年级的学生当中，只有大约百分之二十在家里讲英语，可是到了1998年，这数字上升到百分之四十。在10年内，比例增加了一倍，并势必继续增加。[69]
人民的这种用语趋势，进一步巩固英文的主导语文地位，即使华文在国际上受到更广泛的应用，即使中国和新加坡之间的经贸、文化与民间的交流更加频繁，也不会改变英文在本地的优势地位。吴作栋总理说：
作为新加坡多数民族的华族，必须经常考虑少数民族的敏感性。我们不是一个华人的国家……，我们是一个多语文的社会，我们必须通过英文维持一个共同的、公开的和公平的竞争场地。[70]
李光耀内阁资政也强调政府的这个一贯立场。他说即使华语因为中国的富强而成为30年后的国际语文，新加坡仍须保留英文作为工作语文。因为，新加坡毕竟是个东南亚国家，不能让邻国产生新加坡是中国海外基地的疑虑。[71]
更重要的事实是：随着西方跨国公司相继在新加坡投资和设立营业总部，英文的重要性越加显著。这就是为什么吴作栋总理提醒新加坡人民：“许多跨国公司在设立区域总部时，会选择在政治稳定、通讯设备先进、海空运输健全和金融服务完善的地方，“它们需要能掌握英文、资讯科技和当地语文的人才。”[72]
（二）华语文
讲英语的华族家庭将与日俱增，正如李显龙所说的，“家里不讲母语的家庭中，华族学生的比例是最多的一群”[73]，他们的声音无疑将影响当政者调整将来的华文水平。因此李副总理于1999年2月1日说：“我相信这不会是我们最后讨论这个（华文教学）问题……。我们的人口在改变，因此我们必须作些相应的改变，然后视察整个情况；在这个过程中，或许需要再作一些相应的调整。”[74]
因此，将来政府调整华文政策时，不得不考虑大多数讲英语家庭出身的孩子的接受能力以及政治上是否行得通。
无论国际局势如何演变，也无论中国将来在国际上发挥怎么样的影响力，看来新加坡政府将不会改变对华文地位的一贯政策。1997年，吴作栋总理说：
在未来的20年里，中国将更加强盛，华文将成为重要的国际语文。除非我们现在就采取明确立场，否则将来的选民将有强有力的动机要求给华文和华族文化更显著的地位，那对新加坡将是很严重的问题。作为新加坡多数民族的华人，必须经常考虑少数民族的敏感性。我们不是一个华人的国家，也绝不能让华文沙文主义分子把新加坡变成一个华人的国家。[75]
他重申：“如果华文成为新加坡的主导语文，那么马来族和印度族新加坡人的利益将受到损害，竞争的场地将变得不平坦。”[76]
其实这些都是行动党政府执政数十年来一贯的政策，今后也不会改变的。
华文：在华文继续成为学校里的单科科目的情况下，大多数学生的华文程度恐怕不会有多大的突破性的提升。不过，由于政府不断强调学习母语的重要性，以及中国崛起所带来的经贸、甚至就业机会，将有更多务实的家长积极鼓励孩子搞好华文，增加他们的“市场价值”。
此外，政府继续改善双语并重的特选中学的素质，并且公开表明要培养一批“华文文化精英”，为新加坡社会作出贡献，那么华文在社会上的地位势必获得更广泛的肯定和重视。
华语：由于学生在学校里接受汉语拼音的训练，他们所讲的华语比父母辈的更加准确。此外，政府全力支持华人讲华语，新闻及艺术部长杨荣文准将甚至希望“把华语提倡为华族同胞的高阶语言，同英语并驾齐驱”，认为“提倡华语为华族同胞的高阶语言有助于保存和发展我们的文化根源”。[77]
政府这么高调地提倡华语的应用，克服了一些人过去羞于在较高级公共场合讲华语的心理障碍。因此，华语在社会上的应用势必越来越普遍，这是个可喜的现象。
七 总结
新加坡政府采取积极干预、调整引导语文流向的手段，取得了配合建国策略的预期效果。第一：这实现了它执政前矢言通过统一的语文以消除语言分歧与民族隔离，然后建设民族和谐社会的承诺；第二：以英文为主导语文，加速了国家发展的步伐，使新加坡在短短的二、三十年内成为新兴国家现代化的模范，人民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第三：在强制的双语政策下，所有的母语都获得宪法保障的地位，并且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不致于被英文的强浪所吞没。
今后，新加坡政府是语文规划、执行和调整者的角色将保持不变；英文将继续是行政、教育和工商业主要用语；作为国语的马来语文以及淡米尔语文看来只能保持现状；华文将较受重视，但在政府的既定策略下，即使华文在国际上享有更高的地位，它在新加坡将依然无法跟英文并驾齐驱，它的使用面也不太可能更加广泛。
可是，新加坡华人说华语的风气则必然越来越普遍，并将逐渐取代各种方言，使它和英语都成为华人的共同语。最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在较正式的场合，英语将继续是人们的沟通语言，华语则成为日常生活的通用语。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