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加坡华语文的“政治价值”

 

吴元华

 

本文是作者的博士论文《人民行动党与政府的华文政策研究1954-1965》第二章补充改写而成的,发表于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南大语言文化学报》第二卷第二期,1997)。

 

新加坡的人口以华族占绝大多数,可是鉴于这个岛国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国内复杂的民族结构,华文从来就不是主要的官方行政语文或学校里的主要教学媒介语。在研究新加坡社会与语言以及初来本地者看来,这是既迷惑又新鲜的社会语言个案。

不过,虽然华文不是行政语文,可是华语仍然是广大华族的生活语言,是他们之间互相沟通较为方便的语言,因此也是各政党争取选票的"政治语言"。根据观察,在其他条件相似的情况下,能用华语跟选民直接沟通的候选人,他们获胜的机会比不谙华语者来得高。于是,在竞选期间,候选人无不设法以华语发表演讲,吸引说华语的选民。

本文首次尝试列举多届大选中,华语文如何发挥它的影响力。

                                                                                                                             

一、前言

 

一个国家的首要官方行政语文通常是国内主要民族的语文,可是以华族人口居多的新加坡,首要的行政语文(language of administration)却是英文;代表三大民族的华文、马来文和淡米尔文也都是官方语文(official language),但基本上是负起民族内部沟通和文化传承使命的“第二语文”(second language)。不过,华语文虽然不是行政语文,至今却仍然是政党争取选票的“政治语文”(language of politics)。这是新加坡一个特殊的民族语言与政治共波澜的现象。首任总理(现任内阁资政)李光耀曾经公开说过:

 

在华族人口占大多数的新加坡,任何令他们感觉会丧失本身的语言与文化的言论,必然会引起爆炸性与骚乱的局面。……(因为)你(政治人物)若这么作,必然会在下一次的选举中落选。[1]


 

吴作栋总理也说“在一个华族选民占大多数的选举制度下,我们的政治支持力量必然来自他们的选票。”[2] 在华族选民里,又以说华语和华族方言者占大多数。

1991年全国大选过后,李光耀内阁资政指出,能说华语仍然有助候选人争取选票,因此他鼓励部长们都像他本身一样勤学华语,并风趣地说:“这甚至还能为你们取得同情票呢!”[3] 李光耀自己不讳言他当初下决心学习华语文,是为了能跟普通老百姓打成一片,实现政治理想。他曾表示最初“我的华文能力不足以跟华校学生建立起连系,……这意味着我跟受华文教育者的世界没有沟通,在政治上令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4] 直到今天,他仍然坚持进修华语文,并且在政治集会上兼用华语演讲,把他的政治信息传达给更广大的民众。

本文首次尝试分析自殖民地时代至今,华语文如何左右新加坡政治的发展,以及它在多次全国大选中所发挥的影响力;可是,鉴于新加坡特殊的国内外环境,以及它和国际经贸接轨的需要,华文始终无缘成为高层次的官方行政语文,处境颇为“尴尬”。

 

二、殖民地政府排斥华文教育而民心向背

 

在殖民地统治的时代,尽管华人为新加坡的进步与繁荣贡献了他们最大的力量,可是政府始终把他们看成是来此寄居的外国人,拒绝承认他们在社会上与政治上合理的地位,并以华文教育在新加坡“推广与本地情况格格不入的外国人文化、对培养马来亚人意识不利”[5] 为借口,加以排斥与压制,造成华族普遍的不满与抗拒。

政府指责华文学校比任何其他语文的学校更加倾向于保留民族特殊性,置团结的公民意识于不顾;指华校企图左右逢源,兼顾中国与本地的利益。可是对祖国与居留地的效忠感却常常产生无法协调的矛盾。[6] 实际上,若有所谓华人缺乏效忠感的印象,那正是由于殖民地政府长期忽视华人应有的政治权利并且歧视华文教育所引起的自然反应。

政府一方面声称要教育马来亚化,另一方面却否定当地华族语文的价值,这种不符合常理的政策令华社感到愤慨。1954年9月20日 《南洋商报》的评论说,“论星马两邦华人,在历史上为本邦最早期的自由移民者;论功劳上为本邦最先进的拓荒创业者;论教育上为本邦最进步的兼修两国语文者。然而,华文教育在政府的教育体系上,不但没有占有合理的建制地位,而且备尝当局非民主的深刻猜忌。”

它接着说:“今日之华文教育所遭遇的艰难,尤甚于战前时期。而今日乃是星马两邦政府高唱自治的、高唱独立的时代。我们华人固愿效忠于星马两邦,而以此地为永久的第一家乡,然而,星马两邦政府却在法律上只认我们为外籍人,更自然地只认华文教育为外国语文教育了,甚至认为它‘分离马来亚社会精神及意识’。……今日统治马来亚者——英人,何必对华人文教加以任意而为呢?”

这篇社论反映了当时华社对殖民地政府歧视华族与华文教育的普遍不满情绪,说明了政府视华文为它深化殖民主义统治政策的绊脚石,是政治上的障碍。

 

(一)华校毕业生没有出路

由于殖民地政府独崇英文教育,使受英文教育者恃宠而骄,受华文教育者则有志难伸,制造华族社会分化并酝酿政治改革风暴。曾任人民行动党政府总理公署高级政务部长的李炯才说:

 

过去在殖民地统治下,受英文教育的特殊阶级,乃是英国殖民地者所造成的,要他们跟着英国人的尾巴走。而华校的学生,他们不是教书就是到杂货店里去。政府机构只是为受英文教育者而设。[7]

 

人民协会在一册纪念特刊里回忆当时新加坡的社会背景时说,在五十年代里,英语群和华语群存在着一条鸿沟。受华文教育者几乎无望晋身民事服务机关或在任何大商行任职。他们多数从事劳力工作,少数幸运者在华人银行、商行和服务行业找到工作。“殖民地政府漠视他们的存在,所有商业与行政都采用英文,只有那些要华人遵守的法律条文才翻译成华文。讲华语者一辈子怨恨,对讲英语者感到不满 ,动辙骂他们是‘走狗’。”[8]

在华文教育受到刻意的歧视的情况下,争取华文教育的合理地位演变为剧烈的政治斗争。华校生反殖民地的情绪,除了受左派思想影响之外,也是对身为被压迫者的一种反抗与发泄。前第一副总理吴庆瑞博士回忆当时的社会状况时说:

 

1950年代的反帝统战运动,所代表的不只是要求独立的愿望,同时也是对人民认为无可忍受的社会与经济情况的一种抗议。当时新加坡城市里拥挤不堪,贫民窟简直是令人心酸的情景;人民普遍失业,在中学毕业生中,失业问题十分严重,尤其是华校中学毕业生所面对的失业问题更加尖锐。[9]

 

曾任人民行动党主席与政府副总理的王鼎昌,50年代是华侨中学的学生。他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

 

统治阶级是说英语的阶级,包括说英语的公务员,虽然他们是本地公民。受华文教育者除了自己作生意,如开个小店铺或作小贩之外,很难找到工作。如果他们要加入统治阶级,他们必须懂得英文。这就制造了两个阶级的人民:(受英文教育的)统治阶级与被统治的受华文教育者。在那种情况下,受华文教育者发觉,集体斗争较能争取大家共同的生存。[10]

 

王鼎昌于1993年8月28日获选为新加坡共和国首任民选总统。他的这段话简练地概括了殖民地时代华文和华校生的艰难处境。

1955年,华校中学生因为不满政府许多不利华文教育和压抑华文的措施而展开反抗运动,首任首席部长大卫·马绍尔(David Marshall)为了平息华社的怒气,曾在立法议院里发表了“华人是政治中心”的谈话:“华人是政治的中心,他们是我们血管中的血液。损害了他们,将永远的破坏现已在我们掌握中的光荣的未来,或是一个互相敬爱如手足一般的共同工作的、自由独立的民族 。……我们为我们的华族子弟而感到光荣 ”。[11] 这段讨好华人的谈话,当然具有高度的政治目的,不过他证实了华族与华文教育确实是新加坡政治舞台上的要角。

 

(二)政府镇压华校生而丧失政权

新加坡人对母语与政治的敏感性可以由1955年立法议院竞选的一则广告反映出来。当年3月,殖民地政府在英文的《海峡时报》与《虎报》刊登关于立法议院竞选每区候选人姓名、标志、提名人姓名、25个选区投票站地点等信息的广告,占两大全版;但是,其他语文的报纸却没有那则广告的译文。这引起参加竞选的各政党的不满,纷纷提出抗议,异口同声认为该广告也应该刊登在其他语文的报纸上,因为大多数新加坡人民不会读英文报纸 。

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李光耀指“政府此举太不恰当。本邦之选民半数以上不识英文,政府照理应该指导这些不识英文之选民,使他们知道每区候选人之姓名、标志、各区投票地点及其他有关资料。本党希望政府能及时知过而改,将今日刊登于英文报之广告,也刊登于华、巫、印各报。当政府要公众人士合作时,公众联络部经常通知华、英、巫、印各报,而政府此次发表竞选公告,竟忽视各方言报纸,实令人诧异。”

劳工阵线发言人许春风指“本邦合法选民大多数不识英文,政府也应将此广告同时刊登于华、巫、印方言报,……以便利不识英文的选民。”民主党秘书长陈翼枢说,“鉴于本邦选民大多数为华人,政府照理也须将同一性质的广告,刊登于华文报,使不识英文之华族选民也能获知竞选详情。”进步党宣传组委员陈锦池说:“政府此举太不公平,因为本邦选民大多数不懂得英文。”[12]

50年代中期的林有福政府,也是因为处理华文教育问题失当而遭受华社的强烈反对以致最终丧失政权。1994年3月21日 ,李光耀内阁资政在为华侨中学扩建的校舍主持开幕时,回忆林有福政府如何失去华社民心的一个例子 :

 

我记得1956年一次长达数星期的罢课事件。当时我是立法议院里的反对党领袖。我知道林有福政府随时准备把华校里的(罢课)学生赶出校门,并且拘捕学校和工会里的亲共领袖。1956年10月26日晚上,人民行动党在武吉知马路靠近美世界的一片空地上召开群众大会。在会议于晚上7时结束后,我开车路过武吉知马路的华侨中学,看到忧心如焚的家长在篱笆外寻找他们的孩子,然后把带去的食物、衣服和其他日用品传递给他们。

当晚,警察用催泪弹、藤盾和警棍冲进校园,驱散学生。许多学生受轻伤。林有福政府那晚把学生赶出校门后,就失去了民心。因为人民觉得政府在华侨中学和中正中学摧残中华语言、文化与文明。[13]

 

可见,华文问题很早就影响新加坡政党的命运,后来也是新加坡与邻国外交以及内部民族关系的一个高度敏感的政治课题。在那个反帝国主义与反殖民主义风起云涌的时代,广大受华文教育的民众的政治意识很浓烈,受亚洲革命思潮感染的华校中学生,把面对不平等、被歧视的怨怒,凝结为反殖民地的强大力量,而且通过各种行动表达他们要创造新社会的政治理想,进一步加深与殖民地政府的矛盾;其最终结果是令受华文教育者团结在新成立的人民行动党周围,加速摆脱殖民地政府的统治,实现独立自主的步伐,把新加坡带入一个新的历史纪元。

 

三、受华文教育者支持维护母语的人民行动党

 

行动党领袖很早就公开承认,它一开始就得到受华文教育民众的全力支持。1955年5月11日,该党在浮尔顿广场举行立法议院选举的群众大会上,秘书长李光耀告诉听众:“在新加坡受教育者之中,过去似乎受英文教育者多支持进步党与劳工阵线,而受华文教育者则支持人民行动党。”[14] 李炯才于1994年8月20日接受笔者的访谈时,毫不犹豫地说“在开始的时候,行动党是由受华文教育的大众扶起来的。”他说:

 

人民行动党第一代的领袖几乎都是在伦敦受英文教育的知识分子。只有少数是受华文教育的。……我是受华文教育的,不过……我不是左派分子。……当时他们(指党领袖)要我出来竞选,也是因为我是受华文教育的。……不过,当时的实际情况是须要受左派影响的群众支持人民行动党执政,因为最有势力的是马共与左派分子,他们大多数是受华文教育的。

人民行动党领导层是受英文教育的,他们须要受华文教育者去影响群众的支持。当时,人民行动党不得不适应现实环境,即跟共产党合作,以便争取群众。假如没有受华文教育者的支持,人民行动党怎么能够获得胜利?如果人民行动党单单依靠受英文教育者支持,老早就被打垮了。我认为,当时有左派的受华文教育的群众支持,才有今天的人民行动党。

 

曾任文化部高级政务次长、现任外交部政务部长的欧进福博士也认为,殖民地政府错误的语文政策,引起华社的强烈反应,使成立不久的行动党直接受惠。受华文教育者纷纷支持被殖民地政府怀疑为左派、被英文教育知识分子敌视的行动党 。他说:

 

回顾过去,我们觉得当时的华文教育是人民行动党团结民众的一个课题。如果没有这个华文教育课题,没有普遍存在的贫穷现象、破陋的居住条件以及受华文教育者的支持,人民行动党领袖将无法与绝大多数说华语与华族方言的广大民众打成一片,也无法获得现有的民间组织支持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政。[15]

 

1954年11月21日成立的行动党大致上是由三派领袖组成的:一、在英国大学受教育、说英语的专业人士;二、公共服务部门工会的领袖,大多数也是受英文教育的;三、代表私人工商界工会、华文教师团体的亲共分子。虽然发起建党的主要领袖是受英文教育的专业人士如李光耀、杜进才、拉惹勒南等人,他们几乎都毫无基层支持可言。

跟亚洲其他反殖民地运动领袖如甘地等人不一样的是,当时行动党民主社会主义者并不是新加坡公认的主流民族主义运动领袖。在那个时代的新加坡,被认为是反殖先锋者是受华文教育的共产党人与他们的支持者。此外,他们也没有获得英文教育的知识分子的支持,包括受英文教育的华人,因为英文报纸把行动党描绘为被亲共分子控制的激进政党,令他们惧怕会丧失既得的特殊权益,为本身的前途而感到担忧。

该党首任主席杜进才博士说,当时“许多受英文教育者都远离人民行动党,好象把我们看成是患上了天花或麻疹的病人一样。……他们不像受华文教育的穷苦大众,成为我们的积极支持者,张挂标语、出席群众大会。”[16]

李光耀在行动党25周年纪念特刊的一篇文章里回忆当时的处境时说,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怎么样去号召广大群众的支持。他们那一群受英文教育、从英国大学毕业回来的民族主义者,对政治骚乱或革命的阴谋都毫无经验,也不会讲人民所讲的许多语言,而且也只能在精神上体会人民的难题和艰苦。他们要怎么样去感动人民呢?[17]

另一方面,共产党人由于以反殖民地为号召而吸引了许多思想进步的受华文教育者,尤其是在籍的华校中学生。他们支持共产党的反殖斗争加强了共产党的实力与影响力。共产党人则利用中华文化与文明作为进行鼓动、颠覆与革命活动的屏障。[18]

李光耀曾经于1964年在马来西亚国会说过:在过去40年里,马来亚共产党成功地在本国的华校里培养了核心分子。首先是利用来自中国的教师,然后是学校里被洗脑的人;最后,他们在学校里成立自我衍生的核心组织。那是生活中的一个现实。[19] 获广大受华文教育者支持的亲共分子为新成立的行动党带进大量的支持者。

尽管行动党内受英文教育的民主社会主义派领袖在党内享有崇高的地位,但是他们不能采取完全不被亲共分子所接受的政策与措施。任何反共的立场必然会使他们在党内被孤立起来。因此,行动党不得不采取明显的左派立场,以维持跟亲共分子的一致步伐,同时赢取占人口大多数的受华文教育者的支持。

政治学者兼外交官陈庆珠教授说:“人民行动党于1954年成立后,党的目的是动员受华文教育者参与政治活动,以争取他们的选票。”[20] 欧进福博士说现在的行动党领袖在1950年代不得不冒着可怕的危险,跟受华文教育的共产党人合作——犹如骑在老虎背上一样——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基层组织,而且也无法跟说方言的大众与说华语的知识分子沟通。[21] 吴庆瑞博士这样形容行动党与共产党人的合作关系:

 

1954年成立的人民行动党,是反抗英国帝国主义联合阵线的一个小伙伴。……那几年,是爱国分子、政治同路人以及共产党干部全体一致,轰轰烈烈一心一    意为打倒英殖民地当局而努力的日子。当时的人民行动党犹如上述,只是一个小伙伴。我们就像是一个大魔术师的学徒。那个大魔术师在斗争和政治组    织上,有着比我们长久得多的经验和专长。他们对于学生、工人、农民、妇女以及其他团体    的渗透和控制,的确是了不起的政治工作者。[22]

 

李光耀自己也承认,为了摆脱英殖民统治者,争取新马自治与独立,联合受广大民众支持的华文教育的共产党人与亲共分子的力量,共同奋斗是无可避免的一种策略。行动党温和派扮演着“架桥者”的角色。他们通过跟马来亚共产党人的合作,以争取摆脱殖民地统治的斗争,也因此跟华校学生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获得受华文教育的基层民众的支持。

受华文教育者虽然身居行动党第二线领导,可是却拥有广大的基层支持。受英文教育的党员只在部分受英文教育的工人之间活动,而受华文教育的党员则活跃于广大的受华文教育的工人与中学生之间。由于有那么多说华语的工人与学生的支持,行动党形成一个有广泛基层支持的全民政党。

1955年左右,行动党已获得很大的支持力量,无论是从党员人数或支持者的观点看,该党实际上是一个以受华文教育的党员为主的新政党。在不超过2000名党员中,大多数是华文学校活动分子与受华文教育的工运分子。[23] 在它那少过10个的支部中,主要的支部是设在受华文教育人口较集中的地区:武吉班让、丹戎巴葛、武吉知马、花拉公园与榜鹅/淡滨尼一带。[24] 由于大多数党员是受华文教育者,行动党党部的活动也几乎以华文为主。

于是,行动党在马共分子与华校学生的携手合作下,成功地组成一个强大的争取独立的全民运动。“这个新政党……的政纲是:注重华文教育与文化,争取华文成为官方语言,以及放宽对中国出生之华侨享有公民权的条件。”[25]

在反殖华校学生与工运分子的密切配合下,这个运动在1955年立法议院的首次选举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使初试蹄声的行动党即刻旗开得胜。这股强大的合作力量大致上引导了直到1963年为止的新加坡政治发展。因为1963年起,行动党与共产党分子分道扬镳。行动党这次的内部大决裂,也直接使华文教育再度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中,使华文政治化的色彩更加浓厚。执政党对反对派利用华文教育问题作为斗争工具提高戒心,这难免影响日后政府对华文的政策,但却不是导致华文教育式微的主因。

 

(一)、1955年4月2日立法议院选举

1954年之前,领导新加坡政治活动的大多数是受英文教育的专业人士,但是由于他们大多不会说一般老百姓的语言,也没有全力为民众向殖民地政府争取合理的权益,因此没有获得广大民众的支持。直到行动党于1954年成立后,它发动基层组织动员民众,尤其是受华文教育者,参与政治活动。在1954年后,许多华文教育者通过自动选民登记而开始在政治上享有选举权与被选权,并且即刻在政治上发挥他们的影响力。

1955年,在林德宪制下,新加坡有了一部新的宪法,规定在立法议院的32名议员中,人民可以选出超过半数的25名代议士。此外,在自动的注册法令下,选民由原本的7万5000名增加到超过30万名,包括22万5000名初次享有公民权的受华文教育的华人。这是新加坡历史上首次举行的立法议院选举,是新加坡实行新宪制后的第一件政治大事,“由30万选民选举治理百余万人口的政府,新加坡人民上了民主政治的第一课。”[26]

 

1、华社群起支持行动党

那是新加坡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激烈政治竞选运动,各政党都设法争取第一次有投票权的受华文教育选民的支持。它们都在竞选群众大会上许下许多取悦受华文教育选民的诺言,而支持华文教育、废除立法议院只准用英文的限制是各政党共同的许诺。

但是选民早已对各政党的立场胸有成竹,他们都知道行动党秘书长李光耀和林清祥等人一直在为华文教育者发言并为他们争取应有的权益。结果不出所料,行动党所派出的四名候选人中,三名以很大的多数票中选;李光耀是得票最多的候选人,成为“本届选举中最成功的候选人。”[27] 对成立不到四个月的行动党来说,那是十分了不起的成就,也充分说明了温和派领袖李光耀与共产主义派领袖林清祥等人过去数年在为争取华社权益与维护华文教育的努力获得了应有的酬报。

换句话说,行动党是在绝大多数受华文教育选民的拥护下一鸣惊人,脱颖而出,成为政坛上一颗闪亮的明星。该党领袖在竞选广播与街头群众大会上的演讲里,都以华校学生与受压迫的工人的代表自居,重申要为他们争取合理的待遇。他们也一再表明要维护母语教育。党的竞选政纲第10条表明要争取“免费教育,所有学童均应受免费及强制性教育至16岁止,并维护每一民族有发展其自己文化之权利。”[28]

同时它要争取废除在立法议院只准用英语辩论的限制。秘书长李光耀于1955年3月19日晚上8时在大坡东方戏院后旷地举行的群众大会上以华语发表演说,呼吁人民支持他:“我到这里来参加竞选,是要给受压迫的工人、受薪阶级小商人出一口气。我要替他们说话,尽我的力量为他们工作。……华校学生受压迫,我替他们说话。……”[29]

该党另一候选人林清祥则在1955年3月21日在马来亚电台作竞选广播时说:“大家都知道,目前的华文教育是处在水深火热的境地中,到处受到不合理的压迫和歧视。我们华人纳税最多,所得的教育津贴却是最少。我们人民行动党主张各民族文化应该有自由发展的权利,得到平等的待遇。”[30]

已故文化部政务部长邝摄治在他的著作《人民行动党的故事——最初的年头》里说:协助该党竞选活动的绝大多数是受华文教育者,几乎全是说华语的……。其他政党也差不了多少,助选人也大多是说华语的人。大多数助选人用华语跟年轻人交谈。但是在群众大会上则用方言,以便把信息传达给老一辈的选民。”[31] 他举例说,在两个说英语的选民较集中的党部利峇峇里和经禧,行动党候选人都无法找到足够的助选人;此外,说英语的家庭借故把登门游说的行动党助选人拖住,并且用粗野的言语责难他们,令他们感到难堪。

华文报纸也都支持行动党。李光耀在1979年出版的行动党25周年特刊里说:由于华文报纸详细报道行动党的活动,因此党能够把政治信息传达给广大的华文读者,吸引他们成为支持者。“因此,英文报纸就不能像以前那样漠视人民行动党了。如果当时华文报纸对人民行动党的动向不曾大事报道,要把群众的支持力量建立起来,是会更加困难的。”[32]

 

2、华校学生的行动左右了大选的结果

行动党群众大会的听众大多数是华校生与受华文教育的工运分子。他们为候选人鼓掌喝采,高喊反殖民地主义口号。在投票日,数以百计的华校中学生以私家车到各选区接载选民去投票站,并且劝请他们投票支持行动党。另外一些华校生则在投票站周围作最后一分钟的劝说活动,有些学生甚至充当临时保姆,让父母去投票。“由此可见,华校生的行动大大地左右了1955年大选的结果。”[33]

从大选成绩揭晓前后支持者的反应,也可以再度证明行动党的确是在华文教育者拥护下获胜的。《南洋商报》1955年4月3日报道:“昨夜8时投票终止后,皇后坊维多利亚纪念堂朝海右侧停车场及康诺道走廊已人头万攒。……在人群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大批学生,他们乘贴满人民行动党标志的罗厘车陆续抵步。男女学生将所携带的报纸摊在地上,坐下来等待大选成绩。”

《星洲日报》4月4日也报道:“李光耀中选消息播出后,即刻就有两辆罗厘车载来了百名李氏之支持者,高持李光耀之竞选街招,让围在大钟楼外之观众欢呼呐喊,接着高唱‘团结就是力量!’,声势浩大,情况空前。李氏说:‘这是人民的呼声!’”

很显然的,高唱“团结就是力量”的非华校生莫属。更明确地说,行动党在该次全国大选中的辉煌成绩,乃是得力于受华文教育广大民众的全力支持;那也是受华文教育者首次有机会通过宪法规定的程序,向殖民地政府表达他们的不满情绪,并且展示了他们巨大政治影响力量的最具体行动。他们的投票倾向,也进一步加强了行动党认识受华文教育者在新加坡政治上举足轻重的角色,在下来的历届大选中继续争取他们的支持。

 

(二)、1957年12月21日市议会选举

在这次的市议会选举中,受华文教育者继续用他们的选票推翻贪污无能的原有议员,推举行动党候选人入主市议会,管理市政。华文教育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竞选课题。在市议会选举举行前数个月,杜进才博士于1957年6月28日晚上在东方戏院后旷地举行的群众大会上,为丹戎巴葛区补选候选人李光耀助阵时,在演讲中提起华文学校与华校毕业生的困境说:

 

马来亚的三大民族是华人、马来人跟印度人,但是在新加坡华巫印三种教育如何?殖民地是不鼓励方言教育的,并且要消灭方言教育。可是,由于华人社团的热心与忠诚的努力,华文教育在马来亚稳固地发展起来了。华人的社团建立了幼稚园、小学、中学与大学,这表示我们集体的才能与力量。……

文化的压迫不只限于教育,华巫印三种学校的毕业生不能找到工作,华文中学毕业生(的出路)是个特别严重的问题。他们有才能、爱国,并且非常喜欢服务社会,但是殖民地政府不给他们机会,他们怎能为人民与社会服务呢?[34]

 

像这样旨在争取华文教育选民支持的言论,不断地由行动党候选人在市议会竞选运动期间散播。该党发表的竞选宣言以及政治纲领第三条重申重视母语教育:“新市议会既然将接纳多种语言制度,我们必须改变目前不让华校、马来学校和印度学校毕业生有平等就学机会的政策。”[35]

 

华校毕业生首次掌管市议会

 

行动党所派出的14名候选人中,有八名是念华校的,另外两名“能读并写中文。”[36]从候选人的语文背景看,行动党的策略是要向受华文教育的广大群众表示,它是关心他们的政党。“在取得市议会的控制权后,人民行动党委任王永元为市长。王永元是受华文教育的,而在那个时候,行动党较少受华文教育的领袖,他们刻意培养王永元为党服务,相信他会遵照党的指示办事。”[37] 后来王永元因为违反党纪而被开除,那是另一回事。这次选举结果是行动党有13名候选人获选进入市议会,又是一次压倒性的胜利。

王永元宣誓就任市长仪式时所用的语言,也足以说明行动党政府是多么重视语言在政治上的象征意义。当时《南洋商报》这样报道:“王市长于宣誓就职后,分别以国语(即华语)、巫语和英语,作就任首任市长第一次演讲。……各政党市议员也多数以国语先后发表两分钟演说,向市长致贺。……王邦文先以巫语发言,提名王永元上任,接着再用国语说:‘主席,我现在代表人民行动党正式推选王永元市委为新加坡首任市长。’……陈翠嫦起立用国语说:‘主席,我附议。’”

王永元的就职演说也特地提到在市议会用母语的意义:“这是第一次全民普选所选出来的市议会,也是第一次每个人民的代表有机会用他的母语讲出人民心里所要说的话……。”[38] 华语与其他民族的母语终于成为官方语言,在立法议院的殿堂享有它们应有的政治地位,行动党实现了平等对待各民族语文的诺言。

  

(三)、1959年5月30日立法议院选举

 

正如上述,林有福政府处理华文教育失当,在华校学生之间制造普遍的愤怒情绪,可以说是为自己的政权挖掘坟墓,最终由受华文教育的广大民众支持行动党执政,把它长埋在地下。欧进福博士认为,林有福政府不断地压迫和逮捕共产党人、亲共分子、左派工运分子与(华校)学生领袖,无疑是在反殖民地的情绪上火上添油;此外,从50年代开始,在殖民地政府故意独崇英文教育的政策下,华校学生人数开始逐渐下降,引起华社的密切关注。

他说:“恰巧当时华文中学生的思想受共产主义的影响,加上他们对被歧视的不满情绪,导致1954年、1955年与1956年的学生暴乱。接着在林德宪制下首次出现的民选政府企图整顿华文教育的措施,再度引起华文教育界的强烈反响。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同情他们的处境、政治目标鲜明的人民行动党,并且于1959年拥护它上台执政。”[39]

受华文教育的选民在1954年的立法议会选举与1957年的市议会选举中认识到能通过选票改变社会现状后,在1959年的全国大选中,毅然用他们神圣的选票结束一个令他们痛恨的旧时代,迎来一个令他们充满希望的新时代。

 

受华文教育者拥护行动党执政

 

大选活动从2月开始,各政党在全国各角落举行群众大会。行动党擅长利用华文报纸与广播电台宣传政治信息,获得良好的效果。不过,在英文报纸方面,《海峡时报》鉴于人民行动党的反殖民地立场而对它采取敌视的态度。马来文报与淡米尔文报在评论人民行动党时,采取较中立的态度;华文报纸则基本上拥护人民行动党,并且采取对它有利的报道方式,“报纸的文章、标题和编排,都对人民行动党有利。”[40]

这里举一个例子,说明英文报纸跟华文报纸的立场是多么的不同。在竞选活动期间,《海峡时报》发表了许多读者反对行动党的投函。其中有一篇说:“人民行动党的行动与方法具有极权政党的特色-----法西斯与共产党。如果人民行动党执政,我害怕新加坡人民将成为一个公民权被无情与有系统地践踏的国家的受害者。人民将被驱使与编成奴隶队伍,为人民行动党争取荣耀。”[41]

一名曾任英文报记者的人,回忆当时受英文教育者是如何的害怕人民行动党执政。他说:“(1959年5月30日)投票日是个裁判日,多数受英文教育者祈祷,希望人民行动党失败。”[42]

根据退休的国立大学荣誉教授江爱泾博士的回忆,在50年代,人民对殖民地政府的不满,广泛地存在于新加坡的穷人之间。绝望转变为对抗,沉默化为愤怒。“年轻的受华文教育者挺身出来为自己的地位而奋斗。由于他们没有受英文教育,就业机会更加渺茫。……多数受英文教育的上流阶级,还是没有从殖民地时期编织的蝶蛹中出来,他们仍然与政治的严峻现实脱节,并且把自己孤立于反殖民运动之外。”[43]

由此可见,当时受英文教育者无不希望行动党失败,而受华文教育者则倾全力支持行动党,以确保它获胜。陈庆珠教授说:“在1955年与1959年的大选中,人民行动党发挥它的影响力,发动数以千计的受华文教育者为它进行沿门游说活动;这是新加坡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现象。”[44]

行动党为了争取受华文教育者的支持,所派出的候选人也多数是受华文教育者。李炯才说:“人民行动党的候选人各色人等都有,但是主要是接受华文教育的低收入人士,因为在那时最须要有基层支持的人出来竞选。”[45]该党主席杜进才博士也说:

 

1959年的大选)是新加坡国会民主的一个转捩点。在一人一票的制度下,保持沉默的大多数选民,听取针锋相对的竞选宣传后,以及在没有威胁的情况下,心甘情愿地出来表达他们的意见与选择。[46]

 

杜进才博士所指的“保持沉默的大多数选民”,显然是指对殖民地政府忍无可忍的受华文教育者。该党元老、曾任第一副总理的吴庆瑞博士也说:

 

很显然的,人民行动党(在1959年的大选中)获得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说华语的选民的支持。竞选成绩显示,以阶级来说,受英文教育者投票反对人民行动党。[47]

 

行动党政府首任市长、新任立法议员王永元,则在庆祝大选胜利的群众大会上说得更加直接:“大选的结果告诉了我们,新加坡被压迫的华人是一致支持人民行动党的,不管人民行动党的候选人是属于哪一民族;我们已经粉碎了新加坡华人没有马来亚意识的无耻宣传。”[48] 在那个时候,“被压迫的华人”几乎全是受华文教育的华人。

李光耀总理于1960年3月29日在前南洋大学政治学会主办的一个论坛上发表演说时,也公开承认行动党在1959年的大选中获胜,应归功于受华文教育的选民的全力支持。他说:

 

在马来亚,语言不幸也是一个在政治上发生争执的问题。……在新马两地上次(指1959年)的选举中,选民大致上是根据语言背景而投票的。在联合邦,大部分说马来语的人投票支持巫统;在新加坡,大部分说华语的人投票支持人民行动党。[49]

 

1996年6月7日,李光耀内阁资政受邀在新加坡报业俱乐部和外国通讯员协会联办的晚宴上,以《接受挑战——没有李光耀新加坡还能生存吗?》为题演讲时,再一次提起行动党早期是获得受华文教育者的支持才能获胜的往事:

 

在早期的艰苦年月里,元老领袖们都得到人民群众的坚决支持,特别是说华语的民众—他们都以传统态度和价值观看待政府和社会;他们实事求是,对政府的期望也很实际。如果没有这批核心选民投下关键性的选票,我们就不可能成功。[50]

 

这些评论都充分说明了受华文教育的选民对行动党的重要性,以及他们在新加坡政治上所能发挥的巨大影响力。1959年的大选是新加坡历史上的转捩点,那是在给新加坡完全自治的新宪法下举行的。行动党在大选中的胜利,标志着新加坡正式摆脱英国殖民地统治的阴影,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期;而行动党也从此一直受选民的支持,执政至今。

 

(四)、1991年8月31日的国会选举

 

华文因素对大选的影响,并不因为更多新加坡人接受英文教育而大大地削弱,这在1991年8月31日举行的国会选举中很明显地反映出来。执政的行动党在81个选区中获得77个席位,无论以什么尺度衡量,那绝对是一次十分辉煌的压倒性胜利,可是它所得的总票数却只有百分之六十一,是历届大选中表现最弱的成绩,令该党领袖颇为震惊。他们检讨的结果,发现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受华文教育的选民对政府忽略他们的感受心存不满,许多人投了反对票,表示抗议。

 

1、王鼎昌:受华文教育者以选票提醒政府勿忽视他们的存在

 

根据行动党本身的调查,受华文教育者对政府过于重视受英文教育者的舆论感到不满,于是通过选票提醒政府不要忽视他们的存在。也就是说,沉默的大多数(silent  majority)认为,政府不应该过于迁就少数能言善辩(vocal  minority)的受英文教育者的看法,而忽略了全民的共同利益。当时的副总理王鼎昌于1991年9月16日晚上在华文报业俱乐部主办的座谈会上以《我看1991年大选》为题发表演说,分析那次大选的“小挫折”时,把投反对票的人士广义的归入以下几种:

一、认为在民主制度下国会须要有反对党的人。

二、感到被政府忽略的受华文教育者。

三、生活水准和生活素质没有提高的小市民。

四、样样归罪于政府的一些人。

作为一位华校出身的副总理,王鼎昌所提到的第二点是当时讨论得最热烈的一个课题。他在分析受华文教育者感到被政府忽略的感受时很坦诚地说:

 

这次大选结果使到有些人就冒冒然说受华文教育者已经不再支持人民行动党了,这未必是正确的。可是我们也不能否认,许多受华文教育者的确有不满的情绪存在。事实上,的确也有一些投反对行动党的票以表示他们的不满。一个普遍的说法是,受华文教育者觉得人民行动党政府过于迁就能言善辩的受英文教育者,处处设法讨好他们。惟恐他们移居外国或不支持政府。

而另一方面,政府却又忽略了广大受华文教育者的愿望与利益,把他们看成是理所当然的忠实支持者。有些人甚至抱怨说,只有在大选时,行动党政府才想到受华文教育者。[51]

 

王鼎昌说受华文教育者也觉得,政府似乎特别重视用英文发表的舆论,受少数敢怒敢言的受英文教育者的影响,但是受华文教育者的心声却不受重视。“他们觉得政府虽然口口声声强调学习母语的重要性,但是对华文的应用和中华文化却没有认真的对待与照顾。”

他提起受华文教育者觉得由于英文处于一支独秀的地位,使到受英文教育者把持全国所有重要的职位,使到受华文教育者觉得没有出头的机会;加上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不同,也使他们发现很难跟身居要职的“精英分子”沟通。内阁要员和高级公务员绝大多数是受英文教育的技术官僚,他们不了解受华文教育者的看法和想法,也不了解民间疾苦。他接着说:

 

受华文教育者不禁要问,难道他们只有接受命令的份,却没有参与决策的权利吗?于是,他们消极、无奈,变成了不受重视的“沉默的大多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恐怕是他们十多年累积下来的感受和不满。行动党(政府)将会认真的探讨这个问题。受华文教育者这种被疏离的情绪应该尽早纠正来。

  

王鼎昌的这个分析把受华文教育者的心态跟政治的关系说得毫无保留。他的用意也很明显地是要告诉他们,政府已经得到他们所发出的信息,也知道他们在政治上仍然能起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政府今后将尽量照顾他们的感受。

 

2、李光耀:受华文教育者发出不满现状的讯号

向来很注意教育背景与投票倾向的李光耀内阁资政,自然对那次的选举结果表示深切关注。1991年9月下旬,他在结束访问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前接受记者访谈时,针对8月的大选结果发表了令人瞩目的意见,认为执政党的挫折是因为政府忽略了受华文教育选民的感受。

他说在1981年与1984年的大选中,进入国会的两名反对党议员拉惹勒南与詹时中都是讲英语的,政府因此得出结论,认为受英文教育者已成为人口中的大多数。但事实并非如此,两名华校出身的反对党候选人在那次的大选中获胜,更是清楚说明这个事实。

李光耀认为,在今后15到20年内,受华文教育的新加坡人仍然将占人口大多数。他们在这次大选中不像过去那样支持政府,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经济情况比别人差,而是因为他们觉得已被挤出主流社会,身为大多数人口,他们反而遭到冷落。他说懂得英语的人敢怒敢言,在英文报纸上发表言论,受到政府的重视,而受华文教育者认为他们受到冷落;在文化上、语言上逐渐失去了身分与地位:

 

他们觉得情况已经演变到了有失偏差的地步(即政府更加关注受英文教育者和马来社区的要求)。他们是在说:那我们的忧虑怎么样?我们对丧失社会地位、语文的感受和丧失对身分与文化认同的感受又怎么样呢?这是在提醒政府不要对他们所关注的事情视若无睹。”[52]

 

他认为在政府与民众的对话会上,受华文教育者的意见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反映。所以,这些“沉默的大多数”决定向政府发出讯号。他答应“将促使政府更加注意占人口大多数的受华文教育者的意见与感受。”

他说他告诉吴作栋总理在记者会上多讲华语,也建议部长们多学和多讲华语。他认为政治领导之道在于和民众沟通,而且天天沟通,(用人民听得懂的语言)把每个问题解释清楚。他甚至建议,为了让讲华语的人有机会发言,今后的议员与民众对话会应该保留百分之四十的时间让他们发言。此外,他还说今后政府应该多听取那些熟悉华社意见的人的意见,“会读华文并且和华社有密切联系的部长,他们的意见应该更受重视,因为他们代表了我们大部分人意见。”

李光耀资政也认为,受英文教育的部长没有阅读华文报纸。不了解受华文教育的广大民众的情绪。他指出:“如果你想知道何以我觉得政府给予受英文教育者过度的关心,那是由于部长的阅报习惯……。”他发现多数部长只阅读英文报纸,不读《联合早报》,所以不了解受华文教育者的处境和心声。”他因此告诉议员:

 

如果一名受英文教育的(华族)议员想担任部长,他必须阅读华文报纸。否则他将无法知道老百姓在想些什么,说些什么。那将会有很大的麻烦。”

 

自从行动党于1963年发生大决裂后,从来没有任何一位在任的行动党政府领袖像王鼎昌那样,公开反映受华文教育者的不满感受,并且促请政府要设法纠正他们那种“被疏离的情绪”。那也是那么多年来,李光耀内阁资政再公开肯定受华文教育者是影响选举结果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同时也表明政府此后要多注意受华文教育者的感受。

 

(五)、 1997年1月2日的国会选举

 

英文现在是新加坡年轻一代的主要教学媒介语了,然而华语在新加坡是“政治语言” 的事实,在 1997年1月2日的国会选举活动中继 续获得证实,而且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在组屋区举行的几乎所有群众 大会,绝大多数华族候选人,包括许多平时谦称不大会说华语者,都兼用华语和华族方言发表演讲;吴作栋总理、李光耀内阁资政和李显龙 副总理、 陈庆炎副总理等也兼用华语与方言发言,设法争取 “组屋 区腹地” (HDB heartland) 广大民众的支持。毕竟,英语仍然不是新加坡广大民众的生活语言,不是博取民心、争取选票的语言。

但是与此同时,政府领袖也严厉警告那些发表华文沙文主义言论的候选人,不得在群众大会上以华文课题煽动人民的情绪,否则必须面对果断的法律制裁。可见,行动党政府了解华语文至今仍是广大华族民众的生活语言,却依然坚决不允许任何人以华语文课题为煽动民族情绪、制造社会动乱的借口。

 

 

以雷霆万钧之力

攻击“华文沙文主义危险人物”邓亮洪

 

在这次的大选活动中,行动党原本是要集中火力,彻底暴露参选的新加坡民主党秘书长徐顺全的品格,劝说选民不要支持这个被指为“骗子”和“撒谎者”进入国会。可是很快的,战情急转直下,该党转移炮火,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和雷霆万钧的声势,全力攻击被指为“反基督教徒、反英文教育者的华文沙文主义危险人物”邓亮洪律师。

邓亮洪是工人党候选人,联合四名同党候选人在静山集选区对垒以教育部长李玉全为首的行动党候选人。他过去曾针对新加坡的华文地位问题发表谈话,其中一些被指含有华文沙文主义意图,包括 《海峡时报》1996 年8月10日报道他在电力站的一个有关华文的讨论会上的发言。

根据报道,邓亮洪指出由于有百分之八十的新加坡华人是说华语的,所以华语和华族文化没有消失的危险,因此受华文教育者无须感到自卑。他接着问:“那么为什么是我们为他人抬轿子?我们应该是坐轿者。” 行动党在《致静山全体选民的公开信》里说:“邓亮洪是华文文化和语言的极端分子。他说新加坡的华校生应该坐在轿子里,英校生应该抬轿。 ……邓亮洪将会把我们带回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光景,而且我们分化为‘华校生’和‘英校生’。”

行动党对像这样的华文沙文主义论调是那么的深恶痛绝,以致吴作栋总理和李光耀内阁资政等领袖极力予以痛斥。吴总理重申政府鼓励华人学习华语文,但是以新加坡在东南亚的处境,绝不容许任何人鼓吹华语文在新加坡和本地区的优越性,“因为这将是很危险的,会摧毁新加坡。”[53] 李资政表明甘冒被华社误解的风险批判邓亮洪,是为了杜绝极端主义思想滋长,维护新加坡社会的多元性质。[54]

吴总理还以自己的地位和威信为”筹码“,亲自挂帅,率领两位副总理到静山区协助李玉全迎战邓亮洪,“阻止华文沙文主义极端思想进入国会。”行动党候选人险胜邓亮洪的组合,吴总理形容那是选民“否定了邓亮洪的华文沙文主义、反英文教育和反基督教的想法。” [55]

大选过后,在分析选民的投票倾向时,吴总理以行动党收复两个反对党选区为例说,武吉甘柏和义顺中两选区的前行动党议员因为不会说“人 民的语言”,无法跟一般老百姓沟通,所以在上次大选中败给说华语和华族方言的对党候选人。而这次,该党两名候选人能击垮反对党的在任议员,除了因为反对党议员的政绩乏善可陈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行动党候选人能跟说华语和华族方言的人民打成一片,跟组屋区腹地选民认同。”[56] 他也透露:

 

我们的调查显示,当我们猛烈抨击邓亮洪对华文与华族文化所持的立场时,静山区受华文教育的选民不支持人民行动党的候选人,转而支持邓亮洪,而马来人和受英文教育的华人则转而支持人民行动党。[57]

 

这不再度证明了华语文至今仍是新加坡的“政治语文”吗?政府对待华语文也不得不特别谨慎,这是新加坡政治的一个现实。

本章的基本目的是要说明,行动党及其政府早期与受华文教育的华社的关系是“难分难解”的,而且虽然行动党政府知道华族对华文地位与华文教育的执着,也充分了解受华文教育选民对该党的重要性,同时也尽量设法安怃他们的不满情绪,可是政府在制订全国全盘的发展计划时,并不受这个“华族因素”所局限,或在华文地位与华文教育方面对华社特别照顾。它仍然以大局为重,继续以英文为国家的主要行政语言与教育系统里的主要教学媒介语。

无可否认的,这个语文政策形成一个重视英文的教育环境,直接导致家长纷纷把孩子送入英校(虽然政府说那是“家长的自由选择”,但是现实的家长当然都不愿意自己的孩子接受没有前途的教育),使各民族的传统母语教育趋向式微。可是,鉴于行动党政府的教育政策是为政治与经济计划目标服务的,是为配合新加坡长期的国际竞争力和国家的生存与繁荣而制定的,因此国内政治的“华文因素”,远远不如区域政治因素与建国大计对新加坡的生存与长期发展更加重要。这也充分反映了政府超越个别民族利益的务实施政方针与前瞻的治国之道。所以,华文始终不能成为主要的工作语文,实是客观环境不允许。

这是研究行动党及其政府的华文政策所必须透彻了解的基本前提。若单纯从一般的语言学理论和教育学原理来理解行动党及其政府的语文与教育政策-----尤其是它的华文政策,那将是不着边际的尝试。

  

 

注释



[1] Nair,  C.V.  Devan, comp  & ed.  Socialism  that  Works……The  Singapore  Way (Singapore : Federal  Publications, 1976), 181.  李光耀于1971年6月10日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出席第20届国际报业协会的研讨会后,接受伦敦Sunday  Times总编辑Harold  Evans的访谈时的一段话;也见The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11 June  1971.  这段话可以概括李总理对华文教育与华族文化的一贯立场, 即任何人若要在占人口 绝大多数 的新加坡执政,他不能被认为是敌视华文与华族文化的人,否则他必败无疑。

[2] Vasil, Raj, Governing Singapore (Singapore: Mandarin 1992), 280.

[3] 在1991年8月31日的全国大选中,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在四个选区失利,引起党领导层的关注。李光耀内阁资政9月结束对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访问前接受记者访谈时,发表他对大选结果的看法。这是他举的一个例子。

[4] Vasil, Raj,  "Conversation with Prime Minister Lee Kuan Yew", in Raj Vasil, Governing Singapore : Interviews with the New Leaders (Singapore : Times Books International, 1988), 222-223.

[5] Colony of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nual Repoprt for 1950, 40.

[6] 同上。

[7] 《南洋商报》(新加坡)1959年6月2日报道:当时身为武吉班让区立法议员的李炯才,于6月1日晚上代表人民行动党出席南大学生会庆祝新加坡自治盛会并致词时,批评殖民地政府歧视华校毕业生的政策。

[8] 《人民协会:二十年回顾》(新加坡人民协会出版,1980),页22

[9] 吴庆瑞《成功了的社会主义》,见蒂凡那编《社会主义的实现-----新加坡之道路》(华文译本)(新加坡联邦出版社,1976),页75

[10] Drysdale, John,  Singapore : Struggle for Success (Singapore :Times Books International, 1984), 67.

[11] 《南洋商报》(新加坡),1955年5月26日

[12] 《南洋商报》(新加坡),1955年3月8日

[13] 《联合早报》(新加坡),1994年3月22日

[14] 《南洋商报》(新加坡),1959年5月12日

[15] "Chines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gitation", in The Report : Pre-U Seminar: Birth of A Nation, Singapore in the 1950s (Singapore : Ministry of Education & National Junior College, 1984), 89.

[16] The Heart Is Where It Is--The NUSS Story (Singapore :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ociety, 1994), 58.

[17] 李光耀《温故知新》,见《人民行动党1954-1979:动党报二十五周年记念特辑》,页33。

[18] 《联合早报》(新加坡),1994年3月9日报道:李光耀内 阁资政为华侨中学扩建校舍主持开幕仪式并致词时提到这段历史。

[19] The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13 July 1964.

[20] Chan Heng Chee, "The Political System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Riaz Hassan ed. Singapore: Society in Transition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44.

[21] 同注15,页41。

[22] 《南洋商报》(新加坡)1955年5月26日。

[23] Pang Cheng Lian, Singapore's People's Action Party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60.

[24] Yeo Kim Wah,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Singapore 1945-1955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73), 130.

[25] 《新加坡建国之路1819-1980》(新加坡档案及口述历史 馆,1984)。

[26] 《星洲日报》(新加坡),1955年4月4日。

[27] 《星洲日报》(新加坡), 1955年4月4日。

[28] 《南洋商报星期刊》(新加坡),1955年3月20日。

[29] 《南洋商报》(新加坡),1955年3月20日。

[30] 《星洲日报》(新加坡),1955年3月22日。

[31] Fong Sip Chee, The PAP Story - The Pioneering Years (Singapore: Times Periodicals, 1980), 31.

[32] 同注17,页34。

[33] 同注35,页271。

[34] 《南洋商报》(新加坡),1957年6月29日。

[35] 《星洲日报》(新加坡),1957年11月11日。

[36] 《星洲日报》(新加坡),1957年11月19日。

[37] Josey, Alex, Lee Kuan Yew (revised edition)(Singapore: Asia Pacific Press, 1971), 17.

[38] 《南洋商报》(新加坡),1957年12月25日。

[39] 同注15,页44。

[40] 同注17,页34。

[41] The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2 May 1959.

[42] Oei, Anthony, What If There Had Been No Lee Kuan Yew (Singapore: Mandarin, 1992), 96.

[43] 同注16,页62-63。

[44] 同注20,页41。

[45] 李炯才《追寻自己的国家— 一个南洋华人的心路历程》 (台湾远流出版事业,1989),页321。

[46] 杜进才《人民行动党建国之路》,见《人民行动党1954-1979:行动报二十五周年纪念特辑》,页 23。

[47] 《星洲日报》(新加坡)1959年6月4日报道:吴庆瑞于 1959年6月3日晚上在政府大厦前大草场庆祝该党大选胜利的群众大会 上发表演说,分析投票结果时透露,行动党是在广大的受华文教育的 选民支持下上台执政的。

[48] 同上。

[49] 《星洲日报》(新加坡),1960年3月30日。

[50] The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8 June 1996.

[51] 《联合早报》(新加坡),1991年9月17日。

[52] 《联合早报》(新加坡),1991年9月23日。

[53] 《联合早报》(新加坡),1996年12月31日。

[54] The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1 January 1997

[55] The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3 January 1997

[56] 同上。

[57] The Business Times (Singapore), 4-5 January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