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华语运动的成就与反思
谢世涯副教授
摘 要
新加坡自1979年推广华语运动以来，至今（1994）已进入第十五个年头。总结华语运动的成绩，可说非常成功。但伴随成功之后所引发的问题，却值得去深思与探讨。
首先，新加坡原是个方言的堡垒，世界上还找不到第二个国家或地
区，可以在同一个环境里使用七到十二种方言，甚至大多数华人都能操二
到三种方言。但华语运动成功之后，新的一代绝大部分不能讲方言或听不
懂方言，把百多年来建立起来的方言宝藏，人为的自我舍弃，是一件很可
惜的事。
其次，中国大陆、台湾、港澳及世界各地华人，还广泛继续使用各自的方言，新加坡华人丧失了这方面的技能后，少了一种与世界各地华人沟通的渠道，这是新加坡华人的损失；这与新加坡政府鼓励国人向海外发展，建立寰球经济网的策略，是很不协调的。
再次，新加坡华人一旦丧失了方言后，将无法欣赏由方言表达的各
种文化艺术；这与新加坡政府要致力于使新加坡成为世界文化和中华文化
中心的目标，同样是很不协调的。
此外
老一辈华人原本可用各种方言，很自然的把传统文化和价值观
传承给下一代。但新一代不讲方言后，老一辈华人在这方面的功能也丧失了，有的家庭还筑起一道无形的“方言代沟”。
以上仅举出四点重大者，其他值得深思的问题还不少，也将在论文里逐一深入加以探讨。
本论文曾发表于“第四届华语文教学研讨会”，1994年12月27至30日，由台湾世界华文教育协进会主办，在台北剑潭海外青年活动中心举行。
一 序 说
新加坡自1979年推广华语运动以来，[1]今年（1994）已进入第16个年头。总结华语运动的成绩，可说极为成功，但成功的背面，却也牵引着不少少问题，这里就针对各有关问题，逐一探讨如下。
二 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方言宝藏
新加坡原本是个华族的方言堡垒，也是个方言宝藏，华人社会通用的方言有闽南话、潮州话、广府话、海南话、客家话、福州话、福清话、广西话和上海话 [2] 等十一种，加上华语（普通话、国语），华人通行的语言多达十二种，外加英语、马来语、淡米尔语（印度），新加坡华人使用的语言，可达十五种之多。
新加坡自1819年莱佛士登陆以来，随着福建、广东和广西等南方省份人口的逐年移居新加坡，南方方言一直是华人社会的通用语言，直到1920年以前，新加坡的华文学校，都是以方言作为教学媒介语的。1920年1月中华民国教育部训令全国小学教授中国国语，影响所及，新加坡的华校才逐渐改用华语作为教学媒介语，但华语的教学与使用，也只限于学校范围。由于方言的情意结，也因为方言便于传承家族的传统文化和习俗，家长都喜欢用方言和子女交谈。
根据1957年新加坡唯一以母语为对象的全国人口普查报告书的资料，在全国人口中，以华语作为母语的，只有0.1%，而自称可以讲华语的人口，在华人中也只占26.7%，[3] 华人社群中最通用的方言首推闽南话，依次是潮州话、广东话、海南话、客家话、福州话等，这种情形一直维持到1979年推行华语运动之过前。
然而，自华语运动推行之后，讲华语的人口于是直线上升，讲方言的却急速下降。根据1992年5月环境发展部的一项调写查，使用华语的新加坡华族人口，由1979年的 1% 增长到1992年的 33%：使用方言者，却从1979年的 89%，减少到1992年的 63%。但根据199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在1980到1990年的十年里，讲方言的的家庭从原本的 76%下降到48%。
又根据1992年教育部的一项调查，家中使用华语的小学一年级学生，由1980年的 26％，增加到1992年的 65%；家中使用方言的小一学生，却从1980年的 64%，减少到1992年的 3.6%。换言之，今后的华族学生，在家里主要是讲华语和英语。父母由于受到华语运动“多讲华语，少用方言”的感召，主动改用华语和子女交谈，不再传授方言，所以现在的中小学生，甚至大学生，能讲方言的少之又少，长此下去，讲华语的年轻一代，将取代讲方言的老一代，一个没育方言的社会，很快就会到来。
其实，方言本身也是一种文化。新加坡是个方言的堡垒，世界上还找不到第二个国家或地区，可以在同一个环境里很和谐的使用十来种方言，更何况还配合英语、马来语、淡米尔语同时使用呢！目前，三十岁以上的华族新加坡人，有的还能操二到五种方言不等，华语运动成功以后，新的一代绝大部分不能讲方言和听不懂方言，把百多年维系华人社会的方言宝藏，人为的自我舍弃，的确是很可惜的。
三 失去与世界华人沟通的渠道
中国大陆十二亿人口中，除了北京和传统讲官话的地区讲普通话以外，各省份的人大都还讲方言。香港、澳门、深圳和珠海等地，广府话简直成了“官方语言”，台湾国民政府推行了四十多年的“国语”运动，现在有人提出“为什么不能讲母亲说的话”的质疑，[4] 提倡“还我母语”运动，要求在学校里教授闽南话和客家话。社会上的方言势力，已经慢慢兴起，俨然要与主流的中国国语抗衡。[5]
至于散居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绝大多数还能讲方言，英国、加拿大、法国和越南等国各大城市的唐人街，流行广府话，毛里求斯则流行客家话，电台也以客家话报导新闻，泰国是潮州话，菲律宾是闽南话，印尼是闽南话和客家话，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一样，通行广府话、闽南语、客家话、潮州话、海南话、福州话和广西话等方言。香港尽管官方行政语言是英语，但日常主要的用语是广府话，外国人如果要到香港谋求发展，必须先学好广府话，才能够与香港人沟通。即使在香港当宫的英国人，也得学听、学讲广府话，才能融入香港社会的主流。
综上所述，当全球华人还广泛使用方言之际，华族新加坡人为了推广华语运动，主张逐渐淘汰方言，“鼓励华裔人士在交谈时以华语取代方言”，[6] 甚至有人主张现阶段必须放弃方言。然而，一旦华族新加坡人丧失了讲方言的技能后，将少了一种与世界各地区华人沟通的渠道，确实是新加坡华人的一大损失。
四 方言对新加坡社会的贡献既重且大
华语有四个声调，方言的声调大都比华语多，一个会说方言的人，比起一个不会说方言而只会讲英语的人来学华语，前者要容易得多，快捷得多。新加坡报业控股公关经理孙宝玉在一次座谈会上透露，她因为爱好粤剧，进而学唱本，记台词，是她学华语进步快的主因。她说，她学唱《帝女花》、《紫钗记》等剧本时，由于词句全是繁体字，她就逐字抄写，并将繁体转为简体，借此学华语和简体字，所以她的华语就进步得更快。[7]
又如英文源流出身的新加坡国际基会会长陈庆珠教授，她学华文讲华语，也是从《帝女花》等粤剧开始的，现在她已经能登场表演相声了。[8]
新加坡自开埠以来，方言一直是华族新加坡人日常工作、贸易洽谈、交际与家庭的用语，尤其是闽南话，在五十至七十年代，约占全华族人口的 40% 以上，是不同方言群人口的通用语。
郭振羽说：“各党派人士也发现福建话是最能诉诸于民众感情的语言，具有政治上的功能。事实上，直至1970年代末期，李光耀总理在发表全国性的演说时，还是经常先后以英语、马来语、华语以及福建话发表谈话。李光耀以群众运动起家，自然深深了解福建话的群众性。”[9]
海外华人能讲方言，也是促进中国大陆近期经济成长因素之一，内阁资政李光耀先生曾在北京中国经济论坛上指出：“在中国近期的经济增长中，有很大一部分比例是来自海外华人投资者创造的。他们来自香港、澳门、台湾和亚细安国家。因此他们与中国同文同种，说普通话或地方方言，他们能够克服现在的困难。”[10] 当今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强调互惠互利，讲方言的海外华人，包括新加坡人到中国南方投资，促进中国的经济成长，也为自己的所在国制造财富，利人利己，方言在这方面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新加坡的宗乡团体，近年来集合宗乡族人的力量，筹组投资控股公司，集体融资到中国讲同一方言的地区投资，如海南、汕头、厦门、福州、安溪、同安、南安等地，或跨越方言群，到其他地方投资，如客家人计划集体融资到扬州开发三千亩的土地，建立国际客家工商业城。不同方言群的新加坡人，他们当年赤手空拳、披荆斩棘来到新加坡，为照顾族人的利益，成立了各自宗乡团体，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为新加坡的繁荣昌盛作出了贡献。现在代表方言群的宗乡团体，又纷纷成立投资控股公司到中国各地投资，准备为增加新加坡的财富再度作出贡献，这一再说明方言有其功能与价值，对新加坡社会的贡献是既重且大的。
五 新一代难以欣赏方言文化艺术
方言本身既是一种文化，各方言群里自然蕴藏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一位到中国留学的学生这么写道：“我为了攻读中国语言文学学位而在北京住了一年，在这段期间，我更加感觉到我和当地北京人在文化上的大隔膜。我错误的以为，只要能讲华语就掌握了打开中华文化的锁匙，但我很快就发觉到即使在中国，这种想法也不一定对。一直到我有机会到华南跑一趟之后，我才感觉到我也继承了文化遗产。”
换言之，[11] 作者继承了中国南方用方言保留的文化遗产。
众所周知，福建和广东等地的方言，保存了不少华语里没有的古音特点，使得这些方言的语音变化多端，娓娓动听。例如以福建或广东话朗诵古文或古典诗词，就显得更有韵味，那种特有的抑扬顿挫的韵律，是华语里所没有的，因为南方各地方言的声调，比华语来得多，而方言里的入声字，也是华语所没有的。又如闽剧、粤剧、潮州剧和歌仔戏（芗剧）等，都是南方特有的剧种。其中福建的南音，是自来泉州、晋江、南安、同安、安溪、永春、金门等闽南地区的华族新加坡人，特别喜爱的民间艺术；南音相传由五代蜀主孟昶首创，后成为宋代的梨园音乐。他如歌仔戏，是台湾、福建南方地区和华族新加坡人一向所喜爱观赏的。此外，闽南、潮州、广府的讲古，更是继承了唐宋说书人的衣钵；他如方言民歌、民谣、山歌，均属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甚至时下流行的广东和福建歌曲，都是港、台华人和海外华人喜爱听，喜爱唱的。
中辈和老一辈的华族新加坡人，大都有过在街头观赏“街戏的”经验，这些街戏多为潮州、歌仔戏或广东剧，只因他们会讲方言，所以能够欣赏。而这些方言戏剧和其他地方的剧种，是有相通之处的，能够欣赏南方剧种，进而又促使他们也能欣赏京剧、龙江戏、越剧、豫剧、山西梆子等。新一代的华族新加坡人不会讲方言，听不懂方言，这意味着他们将无法欣赏与吸收蕴藏在方言里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
就以讲古来说，它也是曾是华族新加坡人的精神食粮，是早期移民先辈一种重要的文艺活动，它有潮州、广府、闽南讲古，最初流行于街头，三十年代由街头登上了电台，成为雅俗共赏的一种艺术，直到七十年代末期，好几代的华族新加坡人，从电台的方言讲古里得到了重要的文化。讲古艺人黄正经、李大傻、王道，是老一辈耳熟能详的名字，他们曾经是家喻户晓、深受尊敬的民俗艺术家。
剧作家郭宝昆说：“讲古原是我们生活中很有活力的文艺活冲动，社会的衍变，加上政策的失误，使到现场讲古已经绝迹，空中讲古也已式微。后来当局决定一夜之间取消方言讲古，犹如切断了我们共有的一根文化基因链条，影响极其深远。”[12]
华语运动的目的是要以华语取代方言，没有了方言讲古，当然是以华语讲古采取代了。新加坡实践表演艺术学院于是从北京请了知名表演艺术家任宝贤
[13] 来主持华语讲古，反应非常热烈，场场爆满，引起了一阵听古之风，有识之士，遂提倡恢复方言讲古。郭宝昆说；“提倡讲古不要跟华语运动相提并论。我国绝大多数华人祖籍在华南，因此，越是深入民间的民俗、传统往往都不是用华语传承的。如果坚持标准华语，那不只会埋没人才，更严重的是：民俗传统的本原面貌将会从实质上被否定。独具特色的讲古人，可能许多都还卧藏在讲方言的或是讲方言腔华语的民众之间。”[14]
尽管有人大力疾呼恢复方言讲古，然而，皮之不存，毛将附焉？新的一代不讲又听不懂方言，又如何去欣赏方言讲古呢？正如专栏作者严孟达所指出的：“方言讲古的继承人是不成问题的，我们可以从中国或香港、台湾‘人口'(或是跟他们买节目)，但是，方言讲古人再也无法找回七十年代以前一批广大忠实的听众。方言讲古随着华语运动的掀起而提早走进历史，是无可奈何的。”[15]
总之，华语运动的成功意味着新的一代将丧失听方言、讲方言的能力，他们将无法欣赏与吸收由方言表达的文化艺术，如地方戏剧、方言讲古等。
六 不谙华语与不谙方言之间的鸿沟
推广华语运动的结果，是年轻的一代不会讲方言，他们与只会讲方言的老一代，在沟通交往上，不免会发生一些问题，现分述如次。
(一) 传统价值观难以传给下一代
未推行华语运动之前，家中成员可用方言交谈，在潜移默化中，年长一辈可以很自然的把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灌输给新一代；但新一代不讲方言后，年长一辈在这方面的功能也就丧失了。其实，许多老一辈华人曾经读过私塾，接受方言教育，或靠自修而熟谙华文，能阅读和书写华文，只是不会讲华语罢了。相反的，有些年轻的一代，他们虽然能讲华语，却不能书写或阅读华文，是华文的文盲者，只因老一辈不会讲华语，新一代不会讲方言，这种情形多发生在祖孙两代，彼此难以交流，遂使年轻一代失去接受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机会。有学者认为，台湾四十多年来罢黝方言，独尊国语的结果，使到台湾人祖孙两代形同外国人。[16] 台湾的这种情形，我们是应引以为戒的。
(二) 不谙华语者渐失去社会参与感
未推行华语运动前，电台、电视台有讲古、方言歌曲、地方戏剧以及以方言交谈的节目，可供不谙华语者消遣娱乐。自推行华语运动以来，没有了方言节目，使老一辈华人不无失落之感。电台、电视台独统华语节目后，纯以华语作为媒介，只会讲方言的听众，就成了哑巴一群，失去了社会参与感。专栏作者沙眼说：“华语巩固后，回头看看老人，觉得应该让他们开心一下，让出一点方言空间。缺了沟通工具是很憋的事。有几回我在大型的乐龄聚会上，发觉很多老人都觉得没瘾，拿麦克风的人说什么他们没听懂，问他们为什么来，回答说是人家叫来就来。流行音乐的快节奏和台上转动的灯光叫他们目眩，可见办者自办，和参与者没有交心。”[17]
新加坡的学校，老师们偶尔会组织学生到老人院或安老院访间，慰劳他们，借以培养年轻人的爱心，但住在那里的老人十之八丸是讲方言的，而现在的学生，大都不会讲方言，他们到了那里，往往不知所借，难以和老人交谈，失去了慰劳的意义。至于其他社会服务方面，如慈善团体或义工组织里的年轻人，他们不谙方言，要他们为不会讲华语的老人服务，其在沟通交往上将产生障碍，是不言而喻的。
(三) 新一代领袖与老一代民众的沟通问题
诚如专栏作者严孟达所说：“据一般观察，我国的部长和执政党议员有一个明显的共同弱点，那就是，他们在与下层人民接触时，经常有不知如何应对的情形存在，甚至在访问民众时还须通过基层领袖作‘中间人’来进行沟通。他们具有专长，却未必具有与群众直接沟通的能力。他们不怕研究政策、制定政策，却怕走到群众里去，与各式各样，不同身份的人打交道。”[18] 何以如此？ 原因之一是新一代领袖大多不会讲方言，所以难以和只会讲方言的老一辈打交道。
其实，老一代华族新加坡人对方言还有浓厚的情意结，这可从以下两方面看出来。
其一，随着中国大陆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大力发展旅游业，不少老一代就带着省亲的心情，到福建、广东等地的乡下去，与分别多年或从未谋面的直系亲戚重叙天伦，这样他们就有机会以熟悉而亲切的方言跟亲朋戚友开怀畅谈，以慰藉阔别多年的乡亲。
其二，是1991年的大选和1992年的补选，老一代群众对于方言发表演讲的热烈反应。尤其1992年在马林百列集选区补选中，吴作栋总理御驾亲征，他以及一些部长和行动党议员，在群众大会上用闽南话、潮州话、广东话发表演讲，结果选票激增，赢得一场漂亮的胜战。
由上述的实例，说明讲方言的老一代还占绝大多数，讲英语或华语的新一代领袖，应如何与他们沟通，是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诚如专栏作者指出的：“过去，许多人一直强调新一代领袖跟新一代选民沟通的重要，其实，今日障碍更大的也许是他们与老一代选民之间的语言沟通。因为新一代领袖和年轻选民可以用英语或华语沟通，而他们与老一代之间缺乏的正是一种双方都感到自在的共同语言。自从我国推行华语运动之后，华语逐渐取代方言在华族社会的地位，领袖要用方言与人沟通，已显得有点不自然。”[19]
七 鼓励受英文教育华人讲华语
我国总理吴作栋在1993年推广华语运动的开幕仪式上指出：“越来越多华语家庭放弃方言。调查数字显示，使用华语的家庭从1980年的 26% 增加到今年的 64%；但是华族家庭以英语交谈的百分比，也从1980年的 9% 增加到目前的 31%。”[20] 这说明了在鼓励华族新加坡人少说方言，多用华语方面，做得极为成功，但在鼓励英语的华族家庭多讲华语方面却还做得不够，因为在二十年里，讲英语的家庭增加了22%，如果讲英语的家庭保持这种三级跳的方式增长，在今后十年内，新加坡所有的华族家庭很有可能都变成讲英语为主。为何会增长得那么迅速昵？因为当初推广华语运动的宗旨是：“在于鼓励华裔人士在交谈时以华语取代方言，而不是以华语取代英语或其他语言。”[21]
根据新加坡报业控股集团研究及资讯部所作的调查，华族学生在学校里使用的语言，也逐渐以英语取代方言，即从1991年到1993年的两年之内，讲英语的学生由40%上升到53%，增加了13%，讲华语的学生却从54%下降到46%，减少了8%。针对这种讲英语学生人数增加的趋势，新闻及艺术部高级政务次长何家良认为：“并不需要过于忧虑，因为推广华语的目的，主要是鼓励更多华人讲华语，以取代方言的运用，这和讲英语是没有冲突的。”[22]
新加坡原本有华文学校与英文学校之分，那些出身自英语源流的华族新加坡人，家庭的主要语言是英语，但有的也讲方言，或英语兼方言，讲华语的少之又少。自推广华语运动之后，那些来自英文源流而在家中只讲方言的，或讲方言兼英语的，便舍方言而只讲英语，这是促成讲英语的家庭迅速增加的一个原因。
家庭用语为英语的华族新加坡人，多为受英文教育的知识份子，他们当中有些不愿学习华语，但却又担心英语在新加坡的支配地位受到推广华语而消弱，他们感到不自在，感到自己的不足之处。专栏作者刘培芳说道：“由于长年以来英语是新加坡的强势语言，那些单会说英语而又缺乏文化感、历史感和根源感的华人，并不觉得不会说华语有什么不妥，也丝毫不觉得在这个社会无法生存。恰恰相反的是，这些人往往生活得更好、更舒服、更高高在上。只会说英语的中上层新加坡华人如鱼得水，是政府政策和社会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重视母族文化及价值观的社会氛围，自然使他们觉得不自在、既得利益受威胁。”[23]
另一位专栏作者周维介也写出了他亲身的体验：“我和所认识的一些受英文教育的知识份子交谈，感觉到彼此在想法上有明显的距离。虽然他们没有在言语中直接表露，但在潜意识里，部分人在全球性的‘中国热’中，产生了不健康的华文威胁心理。其中一些转变为强烈的英文中心论者，认为不论用何种方式推行母语，都会导致更多的纷争。”[24]
新加坡毕竟是一个东方社会，越来越多的华族新加坡人舍方言，不讲华语而只讲英语，将改变整个社会结构和精神面貌，这是有识之士不愿看到的。一位教了二十六年的英文教师这么写道：“英语是被公认为国际语文，新加坡采用英语，吸收西方国家科技，引进外来投资，工商业，服务业 …… 样样做得天衣无缝，的确给咱们岛国带来了不少国际美誉。但是，采用英语并不是新加坡经济成功的唯一因素。华族移民先贤那种不屈不挠的创业精神，加上量入为出的经济美德，早就把经济成功的种子播下了。这一批创业的英雄好汉，他们当年讲的是英语吗？
假设越来越多新加坡人不学母语，不讲华语或方言，一味迷醉于西方国家的生活方式，一个英语社会逐渐形成，过去先贤遗留下来的创业冲劲是否能够持续，亚洲经济四条龙之一的头衔是否能保留，我内心深处告诉我：值得怀疑。”[25]
鉴于十二年来华族学生在家里讲英语的人数激增了三倍，我国总统王鼎昌指出：“如果这种现象持续下去，华语可能有一天会失去它的社会影响力。这样一来，我国华族儿童在长大后将只用英语交谈，对母语一知半解或一窍不通，所以现在可能是转移华语运动重点的时候。”[26] 我国吴作栋总理也强调：“我们应该鼓励讲英语的华族家庭在家里多讲华语，理由是华语将成为华族的母语，懂得华语会得到额外的好处。”[27]
推广华语运动从1992年确立以鼓励英语的华族家庭多讲华语为目标后，其宣传主题也提升到“学习华语，认识文化”的层面，或以华语的经济效益作为运动的宣传重点，如“讲华语，受益多”。1994年则第一次以受英文教育的华人为对象，所以宣传标语是“华语，多讲流利”，积极鼓励平日习惯讲英语的华人多讲华语。副总理李显龙准将在1994年的推广华语运动的开幕礼上说：“虽然华语的商业和经济价值越来越重要，但这却不应是推广华语运动的唯一目的。这个运动的更大使命，是通过华语保存和发扬传统的文化价值，并加强华族新加坡人的认同感。有效的掌握母语，能够加强个人的归属感和自信心。”[28]
1994华语运动的另一个特点，是推广华语运动委员会的主席和大部分的委员，多来自受英语教育的高等知识份子，由他们来推动，相信比较了解受英文教育者学习华语所遇到的困难和需要，在鼓励受英文教育者多讲华语方面，也许能做出比过去更大的成绩，从而使华语运动进入一个新的转捩点。
不过，以我国目前的教育制度，以及英语在社会上使用程度日益广泛的趋势来看，只要通晓英语就可到处通行无阻，只讲英语并没有不方便之处，现在要他们改变习惯开口学讲华语，确实是一种不容易的事情。专栏作者刘培芳说：“向来推广华语运动所面对的最大障碍，是受英文教育的行政主管和决策人员。我国绝大多数政府机构、政联公司和私人企业的领导人，都是不谙华语的英校生。他们过去所排斥华文华语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所谓‘献丑不如藏错拙’，要他们讲华语，等于自暴其短。本来是位高权重的智者，一开口讲华语，无疑在众人面前变成笨拙的小学生，何苦来哉？”[29] 因此，人们对于以受英文教育为主并以新姿态出现的推广华语委员会，在鼓励受英文教育者多讲、多用华语方面，是充满信心和寄以厚望的：“我们深切盼望推广华语运动能攻进这最难攻克的关。能够使到他们改变态度，认真掌握自己的母语，无论从实用意义或文化意义来说，对加强华语在我国的生命力都是好的。当受英文教育者认识了华语的价值后，自然会扭转过去语文及文化政策上所出现的偏差。”[30]
八 结 论
根据1957年新加坡人口普查的报告，在全国华族人口总数109万之中，华人家庭以华语作为母语的仅占 1%，共1,275人，其他以方言作为母语的，闽南话占40.6%，潮州话占22.5%，广府话占18.9%，海南话占7.2%，客家话占6.7%，其他少数方言占4.1%。到了1990年的人口普查报告，华人家庭最常用的语言，华语上升至30.0%，方言下降至48.2%，讲英语及其他语言的占21.8%。再根据1993年新加坡报业控股集团研究及资讯部所作的调查,
[31] 华人可讲流利华语的占56%，可以讲但不太流利的占39%，只可讲几句或完全不会讲的只占6%，足见现在的新加坡人，大都能讲华语或听懂华语，这证明自1979年推行以来的华语运动，已经取得辉煌的成绩。
华语运动的成功，意味着百多年来维系华人社会的方言宝藏，将逐渐化为乌有；新一代也难以直接用方言与福建、广东、香港等传统
讲方言的人民交往；他们也无法吸收方言里的传统价值观；更无法欣赏方言里蕴藏的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但这一切都是无可奈何的，只因新加坡的方言多至十来种，妨碍交往，也影响孩子学习掌握双语（华语、英语），而作为新加坡四种官方语文之一的是华语，联合国六种宫方语文之一也是华语，华语运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使华语最终成为华族新加坡人的共同语。世上任何事物，往往有其利必有其弊，权衡利弊得失，只要利多于弊，得多于失，就可以努力不懈去进行，十全十美的事物是少之又少的，更何况新加坡华人从方言里流失的东西，可用华语来代替，或从华语里弥补过来，例如没有了方言讲古，可用华语讲古来代替，用相声来弥补。
不过，有些东西确实代替不了，或弥补不过来的，例如电台、电视台以及社交集会，媒介语全改用华语，使到只谙方言不谙华语的老一代华人失去了参与感，加上老一代与方言伴随了一辈子，他们与方言有浓到化不开的情意结，一个讲华语、尤其是讲英语的社会，使他们不免产生了社会疏离感，这是我们应该关注的。
1991年的大选和1992年的补选，老一辈群众对于以方言发表的演讲的热烈反应，正说明了老一辈对方言的眷念之情。华语运动既已取得辉煌的成绩，有人遂建议不妨采取变通宽容的态度，让出一点方言空间。专栏作者饶柏华说：“华语必须成为华社的共同语言，但不等于方言就必须完全被淘汰。我们今天在检讨整个问题时，一方面要决心贯彻原定的目标，但也有需要采取更加变通宽容的态度。”[32] 新闻及艺术部长杨荣文准将在国会里也明确的指出：“继续推广华语，却不压制方言……压制方言是不明智的做法。”[33] 总理吴作栋“也提醒国人在讲华语的同时，不该忽略许多不会讲华语的老一辈新加坡人，我们还是有必要和他们沟通，这就是他在马林百列补选的群众大会上，以福建话发言的理由。”[34]
回顾前十年的华语运动，面向的对象多为普通市民，这可从宣传标语体现出来，例如在工作场所、巴刹(菜市场)与食物中心、饮食场所以及购物中心讲华语等，原因是这些场所中的市民，大都讲方言，而普通市民是最容易晌应号召的，无论是年轻一代还是年长一辈，即使口齿欠灵光，他们也积极普天同“学”，以响应华人讲华语的社会运动。但这样却给人一种错觉，以为华语是中下层人民的用语，不能登大雅之堂。近年来华语运动才逐渐转移了焦点，宣传主题也提升到以经济效益为主的“讲华语，受益多”，以及发扬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学习华语，认识文化”等，其对象也转移到受英文教育的华族新加坡人。这是一个大突破，许多公私机构的主管和高级人员纷纷学华文，并在上层活动和重要公开场合中讲华语，人们不再以为华语是中下层市民的语言了。由今年开始，华语运动又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捩点，推广华语运动委员会的主席和大部分的委员，是来自受英文教育的高等知识份子，由他们来号召受英文教育者学华文、讲华语，相信当能发挥较大的影响，产生更大的作用，从而把华语运动推向另一个新的里程碑。
最后，让我引用一位专栏作者刘培芳的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要使到新加坡华人真正掌握自己的母语，并通过母语的学习来保存传统文化价值观，最治本的方法，就是应从学校的母语教育著手。同时重新肯定华文教学中文化传递功能的重要性，而非视之为单纯语言能力的训练。这是一种细水长流般的工作，语文教育和文化价值的灌输与传承，是任重道远的。只要我们的母语教育政策推行正确和得当，长远将来，华语必能成为所有新加坡华人的共同语，那时，我们也许再也不须年复一年举办什么推广华语运动了。”[35]
[1] 全国推广华语运动，由当时的总理李光耀先生揭开序幕。
[2] 这里的所谓“上海话”，是泛指福建、广东及广西以外的中国方言。
[3] 郭振羽《新加坡的语言社会》第10 和19 页，1985年台北正中书局。
[4] 见《华人的口舌之争》，载《亚洲周刊》第26至29页, 1992年3月22日。
[5] 见同注4 。
[6] 见交通及新闻部推广华语秘书处编《十年华语》(1979至1989)之《宗旨》，1989年交通及新闻部。
[7] 见《出身英文源流者要学好华语》，载1994年9月18日《联合早报》。
[8] 见《大使与教授说相声赢得掌声如雷》，载1994年9月7日《联合早报》。
[9] 引文见郭振羽《新加坡的语言与社会》第24至25页，1985年台北正中书局。
[10] 见《中国因素与东亚增长》，载1992年9月30日《联合早报》。
[11] 李柄荣《没有方言就没有文化》，载1992年3月5日《联合早报》，该文原载英文《商业时报》。
[12] 见《讲古有多方面的开拓空间》，载1992年2月24日《联合早报》之《来论》。
[13] 任宝贤，北京人民艺术剧团著名演员，曾在老舍的《茶馆》中饰演长铁嘴。
[14] 见《讲古有多方面的开拓空间》，载1992年2月24日《联合早报》。
[15] 见《告别方言时代之后》，载1992年9月6日《联合早报》之《星期话题》。
[16] 见《华人的口舌之争》，载《亚洲周刊》第27页，1992年3月22日。
[17] 沙眼《工具》，载1994年12月1日《联合早报》之《四面八方》。
[18] 见严孟达《方言热与草根性》，载1992年12月27日《联合早报》之《星期话题》。
[19] 见同注18 。
[20] 见《中国带来经济机会》，载1993年9月7日《联合早报》。
[21] 见交通及新闻部推广华语秘书处编《十年华语》（1997至1989）之《宗旨》，1989年交通及新
闻部。
[22] 见《我国只有1%华人完全不会讲华语》，载1993年9月4日《联合早报》。
[23] 刘培芳《请珍惜文化的根》，载1992年9月21目《联合早报》之《早报特稿》。
[24] 周维介《讲华语、谈实际》，载1993年9月11日《联合早报》之《天窗亮话》。
[25] 李植潘《华人与本族语言》，载1992年4月15日《联合早报》之《读者来论》。
[26] 引自王鼎昌总统于1992年为推广华语运动主持开幕仪式上的讲话，当时他还是副总理，见《华 语
运动今后将鼓励讲英语家庭多讲华语》，载1992年9月2日《联合早报》。
[27] 见《中国带来经济机会》，载1993年9月7日《联合早报》。
[28] 见《推广华语运动更大使命是传统文化价值观》，载1994年9月7日《联合早报》。
[29] 刘培芳《也许有一天，再也不须要讲华语运动》，载1994年9月5日《联合早报》之《星期话
题》。
[30] 见同注29 。
[31] 见《我国只有1%华人完全不会讲华语》，载1993年9月4日《联合早报》。
[32] 饶柏华《方言与华语，繁体与简体》，载1991年12月8日《联合早报》之《星期话题》。
[33] 引自刘培芳《国人缺乏文化深度？》，载1992年3月18日《联合早报》之《国会侧记》。
[34] 见《中国带来经济机会》，载1993年9月7日《联合早报》。
[35] 刘培芳《也许有一天，再也不须要讲华语运动》，载1994年9月11日《联合早报》之《星期话题》。
Reflections upon the Success of the Speak
Mandarin Campaign in Singapore
Dr. Chia Shih Yar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Language. Convened by World
Chinese Language Association. Taipei, Taiwan. 27-30 Dec 1994.
[ABSTRACT]
Singapore
now enters the 16th year of the Speak Mandarin Campaign since its
1979. Generally speaking, the campaign has been remarkably successful. However,
some questions arising from this success of the Campaign are worthy of serious
consideration.
Firstly,
the loss of dialects as linguistic assets is to be considered. Singapore has
been known as a “fortress of dialect” because of its extensive use of dialects.
It has not been found in any other countries or regions that in the same social
contexts up to seven to twelve dialects were used concurrently to the extent
that majority of Chinese Singaporeans were conversant with from three to five dialects.
With the successful unfolding of Speak Mandarin Campaign, the above-mentioned
linguistic multiplicity has been receding to the effect that the majority of a
new generation of ethnic Chinese in Singapore now cannot speak nor understand
even one of those directs. Is it really sad that we discard this treasure of
dialects, which our ancestors have been hoarding up for hundreds of years?
Secondly,
the loss of dialects as a communication tool is to be considered as these
dialect are still extensively used by the vast population of ethnic Chinese
over the Mainland China, Taiwan, Hong Kong, Macao, and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Chinese Singaporeans would lose a channel of communication with those
Chinese people, upon their giving-up of the dialects. Such scenario is
obviously not in line with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s policy of encouraging
Singaporeans to go abroad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build up global economic
connections.
Thirdly,
the loss of dialects as a cultural vehicle is considered. The Singaporean
Chinese will be deprived of the ability to appreciate the culture and arts,
which are expressed through dialects. This is again not in accordance with one
of Singapore Government’s polices, one to make Singapore a centre of Chinese
culture in the world and a cultural centre of the world.
Fourthly,
the loss of dialects as a social vehicle is to be considered. The old
generations of Chinese Singaporeans would originally pass the traditional and
social values on to the new generations via their dialects. The loss of
dialects has created a communication gap between the young and old generations.
Besides the
four points raised above, other points will also be enumerated and discussed in
this pa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