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华语运动的成就与反思
谢世涯副教授
摘 要
新加坡自1979年推广华语运动以来，至今（1994）已进入第十五个年头。总结华语运动的成绩，可说非常成功。但伴随成功之后所引发的问题，却值得去深思与探讨。
首先，新加坡原是个方言的堡垒，世界上还找不到第二个国家或地
区，可以在同一个环境里使用七到十二种方言，甚至大多数华人都能操二
到三种方言。但华语运动成功之后，新的一代绝大部分不能讲方言或听不
懂方言，把百多年来建立起来的方言宝藏，人为的自我舍弃，是一件很可
惜的事。
其次，中国大陆、台湾、港澳及世界各地华人，还广泛继续使用各自的方言，新加坡华人丧失了这方面的技能后，少了一种与世界各地华人沟通的渠道，这是新加坡华人的损失；这与新加坡政府鼓励国人向海外发展，建立寰球经济网的策略，是很不协调的。
再次，新加坡华人一旦丧失了方言后，将无法欣赏由方言表达的各
种文化艺术；这与新加坡政府要致力于使新加坡成为世界文化和中华文化
中心的目标，同样是很不协调的。
此外
老一辈华人原本可用各种方言，很自然的把传统文化和价值观
传承给下一代。但新一代不讲方言后，老一辈华人在这方面的功能也丧失了，有的家庭还筑起一道无形的“方言代沟”。
以上仅举出四点重大者，其他值得深思的问题还不少，也将在论文里逐一深入加以探讨。
本论文曾发表于“第四届华语文教学研讨会”，1994年12月27至30日，由台湾世界华文教育协进会主办，在台北剑潭海外青年活动中心举行。
一 序 说
新加坡自1979年推广华语运动以来，[1]今年（1994）已进入第16个年头。总结华语运动的成绩，可说极为成功，但成功的背面，却也牵引着不少少问题，这里就针对各有关问题，逐一探讨如下。
二 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方言宝藏
新加坡原本是个华族的方言堡垒，也是个方言宝藏，华人社会通用的方言有闽南话、潮州话、广府话、海南话、客家话、福州话、福清话、广西话和上海话 [2] 等十一种，加上华语（普通话、国语），华人通行的语言多达十二种，外加英语、马来语、淡米尔语（印度），新加坡华人使用的语言，可达十五种之多。
新加坡自1819年莱佛士登陆以来，随着福建、广东和广西等南方省份人口的逐年移居新加坡，南方方言一直是华人社会的通用语言，直到1920年以前，新加坡的华文学校，都是以方言作为教学媒介语的。1920年1月中华民国教育部训令全国小学教授中国国语，影响所及，新加坡的华校才逐渐改用华语作为教学媒介语，但华语的教学与使用，也只限于学校范围。由于方言的情意结，也因为方言便于传承家族的传统文化和习俗，家长都喜欢用方言和子女交谈。
根据1957年新加坡唯一以母语为对象的全国人口普查报告书的资料，在全国人口中，以华语作为母语的，只有0.1%，而自称可以讲华语的人口，在华人中也只占26.7%，[3] 华人社群中最通用的方言首推闽南话，依次是潮州话、广东话、海南话、客家话、福州话等，这种情形一直维持到1979年推行华语运动之过前。
然而，自华语运动推行之后，讲华语的人口于是直线上升，讲方言的却急速下降。根据1992年5月环境发展部的一项调写查，使用华语的新加坡华族人口，由1979年的 1% 增长到1992年的 33%：使用方言者，却从1979年的 89%，减少到1992年的 63%。但根据199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在1980到1990年的十年里，讲方言的的家庭从原本的 76%下降到48%。
又根据1992年教育部的一项调查，家中使用华语的小学一年级学生，由1980年的 26％，增加到1992年的 65%；家中使用方言的小一学生，却从1980年的 64%，减少到1992年的 3.6%。换言之，今后的华族学生，在家里主要是讲华语和英语。父母由于受到华语运动“多讲华语，少用方言”的感召，主动改用华语和子女交谈，不再传授方言，所以现在的中小学生，甚至大学生，能讲方言的少之又少，长此下去，讲华语的年轻一代，将取代讲方言的老一代，一个没育方言的社会，很快就会到来。
其实，方言本身也是一种文化。新加坡是个方言的堡垒，世界上还找不到第二个国家或地区，可以在同一个环境里很和谐的使用十来种方言，更何况还配合英语、马来语、淡米尔语同时使用呢！目前，三十岁以上的华族新加坡人，有的还能操二到五种方言不等，华语运动成功以后，新的一代绝大部分不能讲方言和听不懂方言，把百多年维系华人社会的方言宝藏，人为的自我舍弃，的确是很可惜的。
三 失去与世界华人沟通的渠道
中国大陆十二亿人口中，除了北京和传统讲官话的地区讲普通话以外，各省份的人大都还讲方言。香港、澳门、深圳和珠海等地，广府话简直成了“官方语言”，台湾国民政府推行了四十多年的“国语”运动，现在有人提出“为什么不能讲母亲说的话”的质疑，[4] 提倡“还我母语”运动，要求在学校里教授闽南话和客家话。社会上的方言势力，已经慢慢兴起，俨然要与主流的中国国语抗衡。[5]
至于散居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绝大多数还能讲方言，英国、加拿大、法国和越南等国各大城市的唐人街，流行广府话，毛里求斯则流行客家话，电台也以客家话报导新闻，泰国是潮州话，菲律宾是闽南话，印尼是闽南话和客家话，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一样，通行广府话、闽南语、客家话、潮州话、海南话、福州话和广西话等方言。香港尽管官方行政语言是英语，但日常主要的用语是广府话，外国人如果要到香港谋求发展，必须先学好广府话，才能够与香港人沟通。即使在香港当宫的英国人，也得学听、学讲广府话，才能融入香港社会的主流。
综上所述，当全球华人还广泛使用方言之际，华族新加坡人为了推广华语运动，主张逐渐淘汰方言，“鼓励华裔人士在交谈时以华语取代方言”，[6] 甚至有人主张现阶段必须放弃方言。然而，一旦华族新加坡人丧失了讲方言的技能后，将少了一种与世界各地区华人沟通的渠道，确实是新加坡华人的一大损失。
四 方言对新加坡社会的贡献既重且大
华语有四个声调，方言的声调大都比华语多，一个会说方言的人，比起一个不会说方言而只会讲英语的人来学华语，前者要容易得多，快捷得多。新加坡报业控股公关经理孙宝玉在一次座谈会上透露，她因为爱好粤剧，进而学唱本，记台词，是她学华语进步快的主因。她说，她学唱《帝女花》、《紫钗记》等剧本时，由于词句全是繁体字，她就逐字抄写，并将繁体转为简体，借此学华语和简体字，所以她的华语就进步得更快。[7]
又如英文源流出身的新加坡国际基会会长陈庆珠教授，她学华文讲华语，也是从《帝女花》等粤剧开始的，现在她已经能登场表演相声了。[8]
新加坡自开埠以来，方言一直是华族新加坡人日常工作、贸易洽谈、交际与家庭的用语，尤其是闽南话，在五十至七十年代，约占全华族人口的 40% 以上，是不同方言群人口的通用语。
郭振羽说：“各党派人士也发现福建话是最能诉诸于民众感情的语言，具有政治上的功能。事实上，直至1970年代末期，李光耀总理在发表全国性的演说时，还是经常先后以英语、马来语、华语以及福建话发表谈话。李光耀以群众运动起家，自然深深了解福建话的群众性。”[9]
海外华人能讲方言，也是促进中国大陆近期经济成长因素之一，内阁资政李光耀先生曾在北京中国经济论坛上指出：“在中国近期的经济增长中，有很大一部分比例是来自海外华人投资者创造的。他们来自香港、澳门、台湾和亚细安国家。因此他们与中国同文同种，说普通话或地方方言，他们能够克服现在的困难。”[10] 当今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强调互惠互利，讲方言的海外华人，包括新加坡人到中国南方投资，促进中国的经济成长，也为自己的所在国制造财富，利人利己，方言在这方面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新加坡的宗乡团体，近年来集合宗乡族人的力量，筹组投资控股公司，集体融资到中国讲同一方言的地区投资，如海南、汕头、厦门、福州、安溪、同安、南安等地，或跨越方言群，到其他地方投资，如客家人计划集体融资到扬州开发三千亩的土地，建立国际客家工商业城。不同方言群的新加坡人，他们当年赤手空拳、披荆斩棘来到新加坡，为照顾族人的利益，成立了各自宗乡团体，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为新加坡的繁荣昌盛作出了贡献。现在代表方言群的宗乡团体，又纷纷成立投资控股公司到中国各地投资，准备为增加新加坡的财富再度作出贡献，这一再说明方言有其功能与价值，对新加坡社会的贡献是既重且大的。
五 新一代难以欣赏方言文化艺术
方言本身既是一种文化，各方言群里自然蕴藏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一位到中国留学的学生这么写道：“我为了攻读中国语言文学学位而在北京住了一年，在这段期间，我更加感觉到我和当地北京人在文化上的大隔膜。我错误的以为，只要能讲华语就掌握了打开中华文化的锁匙，但我很快就发觉到即使在中国，这种想法也不一定对。一直到我有机会到华南跑一趟之后，我才感觉到我也继承了文化遗产。”
换言之，[11] 作者继承了中国南方用方言保留的文化遗产。
众所周知，福建和广东等地的方言，保存了不少华语里没有的古音特点，使得这些方言的语音变化多端，娓娓动听。例如以福建或广东话朗诵古文或古典诗词，就显得更有韵味，那种特有的抑扬顿挫的韵律，是华语里所没有的，因为南方各地方言的声调，比华语来得多，而方言里的入声字，也是华语所没有的。又如闽剧、粤剧、潮州剧和歌仔戏（芗剧）等，都是南方特有的剧种。其中福建的南音，是自来泉州、晋江、南安、同安、安溪、永春、金门等闽南地区的华族新加坡人，特别喜爱的民间艺术；南音相传由五代蜀主孟昶首创，后成为宋代的梨园音乐。他如歌仔戏，是台湾、福建南方地区和华族新加坡人一向所喜爱观赏的。此外，闽南、潮州、广府的讲古，更是继承了唐宋说书人的衣钵；他如方言民歌、民谣、山歌，均属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甚至时下流行的广东和福建歌曲，都是港、台华人和海外华人喜爱听，喜爱唱的。
中辈和老一辈的华族新加坡人，大都有过在街头观赏“街戏的”经验，这些街戏多为潮州、歌仔戏或广东剧，只因他们会讲方言，所以能够欣赏。而这些方言戏剧和其他地方的剧种，是有相通之处的，能够欣赏南方剧种，进而又促使他们也能欣赏京剧、龙江戏、越剧、豫剧、山西梆子等。新一代的华族新加坡人不会讲方言，听不懂方言，这意味着他们将无法欣赏与吸收蕴藏在方言里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
就以讲古来说，它也是曾是华族新加坡人的精神食粮，是早期移民先辈一种重要的文艺活动，它有潮州、广府、闽南讲古，最初流行于街头，三十年代由街头登上了电台，成为雅俗共赏的一种艺术，直到七十年代末期，好几代的华族新加坡人，从电台的方言讲古里得到了重要的文化。讲古艺人黄正经、李大傻、王道，是老一辈耳熟能详的名字，他们曾经是家喻户晓、深受尊敬的民俗艺术家。
剧作家郭宝昆说：“讲古原是我们生活中很有活力的文艺活冲动，社会的衍变，加上政策的失误，使到现场讲古已经绝迹，空中讲古也已式微。后来当局决定一夜之间取消方言讲古，犹如切断了我们共有的一根文化基因链条，影响极其深远。”[12]
华语运动的目的是要以华语取代方言，没有了方言讲古，当然是以华语讲古采取代了。新加坡实践表演艺术学院于是从北京请了知名表演艺术家任宝贤
[13] 来主持华语讲古，反应非常热烈，场场爆满，引起了一阵听古之风，有识之士，遂提倡恢复方言讲古。郭宝昆说；“提倡讲古不要跟华语运动相提并论。我国绝大多数华人祖籍在华南，因此，越是深入民间的民俗、传统往往都不是用华语传承的。如果坚持标准华语，那不只会埋没人才，更严重的是：民俗传统的本原面貌将会从实质上被否定。独具特色的讲古人，可能许多都还卧藏在讲方言的或是讲方言腔华语的民众之间。”[14]
尽管有人大力疾呼恢复方言讲古，然而，皮之不存，毛将附焉？新的一代不讲又听不懂方言，又如何去欣赏方言讲古呢？正如专栏作者严孟达所指出的：“方言讲古的继承人是不成问题的，我们可以从中国或香港、台湾‘人口'(或是跟他们买节目)，但是，方言讲古人再也无法找回七十年代以前一批广大忠实的听众。方言讲古随着华语运动的掀起而提早走进历史，是无可奈何的。”[15]
总之，华语运动的成功意味着新的一代将丧失听方言、讲方言的能力，他们将无法欣赏与吸收由方言表达的文化艺术，如地方戏剧、方言讲古等。
六 不谙华语与不谙方言之间的鸿沟
推广华语运动的结果，是年轻的一代不会讲方言，他们与只会讲方言的老一代，在沟通交往上，不免会发生一些问题，现分述如次。
(一) 传统价值观难以传给下一代
未推行华语运动之前，家中成员可用方言交谈，在潜移默化中，年长一辈可以很自然的把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灌输给新一代；但新一代不讲方言后，年长一辈在这方面的功能也就丧失了。其实，许多老一辈华人曾经读过私塾，接受方言教育，或靠自修而熟谙华文，能阅读和书写华文，只是不会讲华语罢了。相反的，有些年轻的一代，他们虽然能讲华语，却不能书写或阅读华文，是华文的文盲者，只因老一辈不会讲华语，新一代不会讲方言，这种情形多发生在祖孙两代，彼此难以交流，遂使年轻一代失去接受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机会。有学者认为，台湾四十多年来罢黝方言，独尊国语的结果，使到台湾人祖孙两代形同外国人。[16] 台湾的这种情形，我们是应引以为戒的。
(二) 不谙华语者渐失去社会参与感
未推行华语运动前，电台、电视台有讲古、方言歌曲、地方戏剧以及以方言交谈的节目，可供不谙华语者消遣娱乐。自推行华语运动以来，没有了方言节目，使老一辈华人不无失落之感。电台、电视台独统华语节目后，纯以华语作为媒介，只会讲方言的听众，就成了哑巴一群，失去了社会参与感。专栏作者沙眼说：“华语巩固后，回头看看老人，觉得应该让他们开心一下，让出一点方言空间。缺了沟通工具是很憋的事。有几回我在大型的乐龄聚会上，发觉很多老人都觉得没瘾，拿麦克风的人说什么他们没听懂，问他们为什么来，回答说是人家叫来就来。流行音乐的快节奏和台上转动的灯光叫他们目眩，可见办者自办，和参与者没有交心。”[17]
新加坡的学校，老师们偶尔会组织学生到老人院或安老院访间，慰劳他们，借以培养年轻人的爱心，但住在那里的老人十之八丸是讲方言的，而现在的学生，大都不会讲方言，他们到了那里，往往不知所借，难以和老人交谈，失去了慰劳的意义。至于其他社会服务方面，如慈善团体或义工组织里的年轻人，他们不谙方言，要他们为不会讲华语的老人服务，其在沟通交往上将产生障碍，是不言而喻的。
(三) 新一代领袖与老一代民众的沟通问题
诚如专栏作者严孟达所说：“据一般观察，我国的部长和执政党议员有一个明显的共同弱点，那就是，他们在与下层人民接触时，经常有不知如何应对的情形存在，甚至在访问民众时还须通过基层领袖作‘中间人’来进行沟通。他们具有专长，却未必具有与群众直接沟通的能力。他们不怕研究政策、制定政策，却怕走到群众里去，与各式各样，不同身份的人打交道。”[18] 何以如此？ 原因之一是新一代领袖大多不会讲方言，所以难以和只会讲方言的老一辈打交道。
其实，老一代华族新加坡人对方言还有浓厚的情意结，这可从以下两方面看出来。
其一，随着中国大陆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大力发展旅游业，不少老一代就带着省亲的心情，到福建、广东等地的乡下去，与分别多年或从未谋面的直系亲戚重叙天伦，这样他们就有机会以熟悉而亲切的方言跟亲朋戚友开怀畅谈，以慰藉阔别多年的乡亲。
其二，是1991年的大选和1992年的补选，老一代群众对于方言发表演讲的热烈反应。尤其1992年在马林百列集选区补选中，吴作栋总理御驾亲征，他以及一些部长和行动党议员，在群众大会上用闽南话、潮州话、广东话发表演讲，结果选票激增，赢得一场漂亮的胜战。
由上述的实例，说明讲方言的老一代还占绝大多数，讲英语或华语的新一代领袖，应如何与他们沟通，是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诚如专栏作者指出的：“过去，许多人一直强调新一代领袖跟新一代选民沟通的重要，其实，今日障碍更大的也许是他们与老一代选民之间的语言沟通。因为新一代领袖和年轻选民可以用英语或华语沟通，而他们与老一代之间缺乏的正是一种双方都感到自在的共同语言。自从我国推行华语运动之后，华语逐渐取代方言在华族社会的地位，领袖要用方言与人沟通，已显得有点不自然。”[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