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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新闻部副部长拿督林祥才在沙巴指出，该州首府KK华文译名“哥打京那巴鲁”还是“亚庇”，应交华社决定。也是马来西亚华语规范理事会主席的拿督林祥才，其言谈十分尊重该区华社对自己家乡译名的意愿。这里就让笔者和大家谈华文译名规范的一般原则。
要谈译名规范，首先要考虑“普及性”的原则。例如沙巴州首府Kota Kinabalu,还有一个名称叫Api。Api从字音上来看，就有“阿庇”“雅庇”和“亚庇”几个译名。不过从该地人民习惯上的用法来说，却只有“亚庇”一个译名，因此如果当地华社接受“亚庇”取代“哥打京那巴鲁”，那么“亚庇”作为该州首府华文的译名是毋庸置疑的。其他地名如槟城州的Bukit
Mertajam，华社已叫惯了“大山脚”，也无需为其改为音译的“武吉莫大仁”。至于丁加奴州的译名，则比较有争论性，因为当地的华社叫它为“登嘉楼”，而全国都已叫惯它为“丁加奴”，甚至学校课本也都给译为“丁加奴”。我们到底要根据当地的普及性原则（登嘉楼），还是全国的普及性原则（丁加奴）？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应由丁加奴华社提出来和华语规范理事会讨论。
华语规范理事会曾经讨论了内阁名单译名，对于马来族译名问题，其中一个很普遍的名字是Mohamad。针对它的译名，有人认为“莫哈玛”比较接近原来的发音，不过最后的决定是“莫哈末”，因为这个译名很普及，大家已经认同了。这就符合了普及性原则。
第二个原则是“准确性”。这里要谈几个方面， 首先是通名和专名的问题。例如Gunung Tahan译为“大汉山”就很贴切，因为专名Tahan音译为“大汉”，Gunung则意译为“山”，符合专名和通名分开译名的原则。霹雳州的Gunung
Rapat译为“昆仑喇叭”就比较勉强，因为通名“山”不必音译为“昆仑”，如果译为“喇叭山”反而更为恰当。此外，许多地方都有Jalan
Besar的路名，当地华人就喜欢音译为“惹兰勿杀”，这种译名的确“惹”人不悦，为什么舍意译“大街”不用而音译得令人啼笑皆非？
其次是因误解马来语而意译错误。例如马来文batu在标明距离或地区时就有“英里”的意义，早期的华人却误解为“石头”，所以把Batu
Tiga(三英里)给意译为“三条石”。有些因对马来语发音不甚了了，或者从方言音译为马来文，结果是译名和马来文的原名有天渊之别，例如Kuala
Pompin译为“云冰”，Dengkil译为“龙溪”就让人莫名其妙。
其实音译还要考虑用字是否雅，例如国父东姑阿都垃曼，早期就有华人译为“东姑鸭都垃曼”，当中的“鸭”译得很不雅，相信这是根据方音而译的。音译也要避免使用多音字，例如美国总统Bush的译名为“布什”，这个“什”就有“十”和“神”两种念法。可本地华人念“布什”的少，念“布神”的却很多，这就乖离了准确性原则。由此看来，将来为我国新的地名和人名译名时，多音字必须考虑是否要采用。
第三个原则是“实用性”。随着资讯科技的发达，电脑的日益普遍，老师拟题打名册、学生的作业、公司里的报告、书信、短讯、传真和电子邮件的使用，只要我们使用的是汉字，我们每天几乎都离不开通用字。所谓通用字是中国在1988年3月25日发布的7000个汉字，包括2500个常用字和1000个次常用字。现在电脑上中文之星的字库、一般手机里的字库收字也以这7000通用字为限。如果译名用字超过通用字的范畴，就会造成诸多不便。如果坚持要用，除了造字，别无他法。例如上“山”下“合”的这个ba字，本地很多译名都有，但是电脑和手机字库里却找不到，结果我们使用电脑打字时只好以“巴”来取代。目前有很多含“山合”字的地名，经过电脑打字出来的，都改为“巴”字。
也许有些较为保守的华人不能接受地名更改，事实上霹雳州的Chemor不是已经从“朱毛”改为“珠宝”了吗？这是更改地名的其中一个先例。因此为了实用性，地名的生僻字改为通用字是难免的。译名我们一方面要“名从主人”，以当地人通用的译名为依据；另一方面如果当地的译名汉字是生僻字，对电脑和手机使用者不便，有关地名用字就非改为通用字不可，这时就要根据“主听客便”的原则了。
为了贯彻使用通用字，避免生僻字，中国从1955年至1964年期间，已先后由国务院批准更改了36个地名，例如铁丽（马字旁）县改为“铁力县”、番（右耳旁）阳县改为“波阳县”。因此沙巴州华社如果要采用“哥打京那巴鲁”作为首府的译名，笔者认为上述的“山合”字就不宜采用，因为它不在通用字的范畴内，是生僻字。至于沙劳越的“劳”，有些刊物还要给它加上“月”字旁。其实这个月字旁的劳字，也是生僻字，电脑和手机里没有收录。既然沙劳越是个音译词，用月字旁的劳也和“劳”字同音，我们为什么不接受“沙劳越”为规范的译名呢？
以上所谈，纯粹为笔者个人献芹，借此抛砖引玉，希望读者为我国的人名地名提出宝贵的意见。
(原载2004-06-19马来西亚《星洲日报•言路》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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