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建设与语文教学

姚德懷^*

1. 中国的“入世”和 香港的回归

1.1 进入21世纪, 中国和香港地区出现了什么新的变化？我的答案是：中国的“入世 (WTO)”和香港回归后的“入中”。

1.2 中国的“入世”不用多说。为什么要说香港的“入中”呢？香港不是在1997年已经回归祖国了吗？事实上不是这么简单。1997年, 香港只不过是换了旗帜, 由米字旗换了五星旗,“其它一切不变, 平稳过渡”。

1.3 回归后, 由于事物的惯性作用, 香港总是有不少的人, 抱有遗老遗少心理。他们强调香港是国际城市, 内心却潜存着一股抗中心理。再拿香港的公务员队伍来说, 回归前后, 由于客观上稳定的需要, 香港公务员被中英双方都捧为世界上最好的公务员。实际上由于前港英政府长期以来的愚民政策, 香港公务员对中国的国情十分闭塞。回归后, 香港高级公务员陆续到北京去接受国情培训, 便是一种迟来的恶性补习。

1.4 很少人能够预料到的, 在1990年代后期, 竟然出现了“风水轮流转”。亚洲先后出现了金融风暴、泡沫经济破裂、经济转型, 许多香港人对香港前途悲观起来。另一方面, 中国内地“风景这边独好”, 经济相对持续地高速增长。在此消彼长之下, 香港人不得不积极地面向内地, 重新进行认真的思考。有人说, 香港人从“自傲”、瞧不起人, 改变到“自卑”、瞧不起自己。

1.5 一个具体的表现便是香港这几年兴起了“上海热”。大家在讨论, 香港今后是否能保持以往的优势？香港的地位今后是否会被上海取代？

1.6 当然不只是“上海热”。近年来香港的经济持续衰退。今天 (2002年2月22日) 报载, 香港的失业率是6.7%, 达到了历史新高。在这种情况下, 不少香港人积极地思考到内地寻求出路：不再只是企业家投资内地搞合资企业, 而是普通人到内地寻找工作。据报载, 现在有接近17万香港人在上海工作。

1.7 因此, 香港人必须更主动、更积极地去了解内地, 了解中国的历史和地理, 了解中国的过去和现状。很多人已经开始这么做了。这便是我说的香港的“入中”。当然, 香港的“入中”不会妨碍香港的国际化; 恰恰相反, 只有在“入中”的基础上, 香港的国际化才能有更稳固的基础。

2. 香港的语文建设和中文教学

2.1 香港有没有语文建设？答曰：有小建设而无大建设。此话怎讲？答：所谓小建设, 便是有人、有机构做些零敲碎打的工作, 少慢差费, 不成气候; 或是做一些与“入中”无关的地区性工作。¹ 为什么没有大建设？答：在港英时期, 中文地位低下, 政治上远离大陆, 也不靠近台湾, 因此港英政府不会做中文的语文建设工作。回归初期, 董建华先生虽身为特区政府首长, 但是可怜兮兮地只能单身带几个随从上任。朱镕基总理论特区政府:“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宏观的中文语文建设, 到现在连“议”的层次也还谈不上。有好心的内地朋友建议“香港特区政府设立一个类似内地‘语委’的专司语言文字工作的机构, 规划、管理并引导全社会的语言行为, 制订符合香港实际的语言文字政策法规。……”² 然而从香港的实际出发, 短期内成立这样的机构的可能性不大。

2.2 香港要“入中”, 普通话是必需的工具。香港从1980年代开始, 教育署开始研究、试教、培训师资, 到现在差不多二十年, 成绩是有的, 只是少慢差费, 只是在小学一年级到中学五年级引进每星期一节 (约三四十分钟) 的“普通话”课, 一般不受学校的重视, 也引不起学生的兴趣。例外是有的。经验说明, 如果学校领导重视, 不难得到良好的效果。³

2.3 经验说明, 必须在小学阶段重视普通话教学和实践。尽量使普通话成为各科的教学语言, 尽量使普通话成为校园语言。尽量发挥普通话水平较高的教师的积极性。

2.4 这几年, 香港在研究和推行教育改革。教育改革对学生的希望和要求是“乐、善、勇、敢”即“乐于学习、善于沟通、勇于承担、敢于创新”。其中提到“沟通”, 却没有充分突出普通话的重要性。如果仍是像现在这样习惯用粤语沟通, (一般的理解可能便是这样), 那将来又如何“入中”, 又如何与十三亿同胞沟通呢？

2.5 可知, 香港语文教育改革的切入点便是要研究怎样能最有效地在小学阶段完成学童的普通话基础教育。⁴ 可惜现在还没有这方面的迹象。

2.6 现在香港有一个现象, 便是家长逐渐对一般学校失去信心。有条件的家长宁愿付出昂贵的学费把子女送进国际学校。国际学校有较大的自由度。国际学校教学媒介是英语, 然而中文课却是用普通话来教。学童不久便能说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可见, 片面强调推广普通话教学的难度, 是不符合事实的。

2.7 那末推广普通话教学的阻力在哪里？答曰：社会的惯性。回归前的港英政府、教育署, 固然不热衷于积极推动, 回归前后的中方阵营内, 也不乏反对的人士。然而, 形势比人强。目前香港的形势十分严峻, 因此能坦率地提出问题的重要性的人士越来越多了。^5,6

3. 四百年来中国“入世”的过程

3.1 以下几段的“入世”指广义的“入世”, 不是指狭义的进入 WTO。16世纪, 欧西人开辟了东西交通的新航道, 改变了东西的相对格局。今年2002年是利玛窦诞生450周年, 去年2001年是利玛窦到北京400周年。利氏利用新航道, 从澳门进入中国, 开启了近代西学东渐之端, 利氏并且设计了第一个拉丁字母汉语拼音方案 (1605年)。今天我们开会的地方是徐家汇, 是徐光启的故乡。因此, 这个时间, 这个地点, 都是非常值得我们纪念的, 因为中国的广义的“入世”, 便是从那个时期开始。⁷

3.2 然而, 历史是曲折的、多变的、充满矛盾而带讽刺性的。中国真正的“入世”、中国主动地、全面地与世界其它地方接轨, 却要等到四百年后的今天。二十世纪的后半期, 是喷射机航空时代, 并且见证了信息高速公路的启用, 见证了网络时代的开始。从此, 世界又有了新的格局。

4.“入世”和汉语的演变

4.1 文化的交流包括语言的接触和相互的影响。我们现在所说的“语文建设”便是使语文怎样适应变化中的社会。利玛窦和徐光启引进了西学, 编译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 为“人生几何”中的“几何”增添了新的含义, 使“几何”成为 Geometry 的译词。因此, 我们可以说利玛窦和徐光启 (以及明末其它西方传教士⁸ 和中国士大夫) 实在是名副其实, 但不自觉的汉语文建设的先驱！

4.2 到了清朝, 当时的汉文已有不能适合形势需要的迹象。1689年清政府与俄国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条约有拉丁文本、俄文本和满文本, 当时还未有汉文本。尼布楚条约本来是个平等条约, 但是后来用汉文转写便成为“不平等”条约了。此话怎讲？因为当时汉文的行文习惯, 不可能避免带有天朝和霸权的思想和色彩, 因此尼布楚条约的汉文本便成为对俄国的“不平等”的条约了！这倒令人想起了现在乔治布什“axis of evil, 邪恶轴心”的英语, 两者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4.3 到了清末, 传统的汉文文本逐渐暴露了它的缺点。台湾省历史学者李恩涵写道：一百年前我国在外债筑路诸合同中,“由于合同中文字措辞的笼统含混, 使我国常常遭受到许多意外的损失。”⁹ 遗憾的是, 到了一百多年后的今天, 怎样书写严谨的合同和法律条文, 仍然是今日语文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

4.4 让我们再回到19世纪初期。从19世纪初到1919年的五四, 这一百年是一个伟大的汉语文建设的时期。参与这一项伟大的语文建设工程是一个不自觉的“国际化”的联合队伍。他们至少来自三方面：1. 西方传教士和学者：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 1807年来华) 等传教士除了翻译圣经外还用汉文介绍了世界形势和近代科学知识。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创制了大量新词, 设计了多种官话拼音方案和多种方言拼音方案。2. 中国学者：中国学者如徐寿 (1818-1884) 和王韬 (1828-1897) 等等也作出了大量的贡献。3. 日本学者：日本学者由于实际需要, 也创制了大量汉字新词。这些新词, 在十九世纪中后期开始, 大量地进入中国。用于日制汉字新词的“拿来主义”, 即使在今日, 也是常见的。^10,11

4.5 十九世纪的语文建设不仅限于新词的创制和拼音方案的设计和应用, 它在文体建设方面也有新的突破。马礼逊于1810-1819年译成的第一部中文《圣经》是用文言写的。一百年之后, 于1919年出版的和合本《圣经》则是用白话文写成的了。和合本《圣经》至今仍是最常用的中文《圣经》, 用“巨著”、“巨人”来形容它并不过分。有人说, 现代汉语诞生于1919年, 然则正是在1919年, 白话文本的《圣经》巨人 (不是婴儿) 已经顺利成长了, 所谓“顺利”是指不需经过“文白之争”的难产。¹²

4.6《圣经》被公认为人类史上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自1857年开始, 宣教士已陆续出版北京官话版的新旧约圣经。因此可以说, 自十九世纪中叶开始, 宣教士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进行“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工作了。

4.7 现代汉语的成长, 不是缓慢的自然演变, 主要是源起于外间环境的变化和压力, 得力于语文建设先驱者们的长期的、坚苦的、辛勤的、富有创造力的劳动。

5. 现代汉语中的外来成份

5.1 十九世纪以来的汉语文建设虽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但是也有“不足”之处。其中一个“不足”之处便是汉语文染上了“不纯”的成分。

5.2 新词里不少是外来词 (音译词／意译词／……)。有人认为音译词才是外来词, 意译词不能算是外来词。其实不少意译词是取用了古汉语词形、改变其原义、注入了新义, 如“革命”现取 revolution 义、“民主”现取 democracy 义。一般把这类词比喻为“旧瓶装新酒”。我这里增加三个比喻：1. 旧瓶换新药; 2. 喧宾夺主。3. 外来事物概念穿上了“唐装”, 扑朔迷离。

5.3 上述问题在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的《词库建设通讯》和《语文建设通讯》里有较深入的探讨。然而一词多义, 旧瓶换新药, 常常会有副作用, 引起或轻或重的后遗症, 甚至难以找出病源。

例1：把本来 (阴历的)“元旦”让位给阳历新年, 阴历新年改称“春节”, 是否有必要呢？严格地来说,“春”属于阳历系统, 称“立春 (2月3-5日)”为“春节”更有科学依据。

例2：把“斤”字的原来的清朝斤的含义取消, 换成新的含义：斤＝市斤＝半千克＝法国磅 (livre)＝德国磅 (Pfund), 这等于是替外来概念 kilogramme 穿上了唐装。

例3：中国以前没有 drama 意义的戏剧, 因此二十世纪初先有“文明戏”、后有“话剧”等新词。现在中国文艺界习惯把“戏剧”这个词让位给 drama, 专指“话剧”, 而称中国传统戏剧为“戏曲”。这是否合理？杭州洛地先生对此有详细的分析。

例4：同样的情况见于“散文”这一词。黄继持先生曾说:“直到如今,‘散文’如何界定, 仍是一道难题。”¹³

5.4 其实, 一旦有了外来影响、外来成分, 语文就很难保持他本来的纯洁性。不但词汇方面是如此, 语法方面也是如此。一旦有了“她”, 一旦多了被动式, 汉语语法与以前便大不一样了。一旦有了“女士们、先生们”, 数千年来的礼仪也给颠倒过来了。所谓欧化也可说是汉语文穿上了西装。¹⁴

5.5 因此, 现代汉语早已是“汉中有番”, 现代汉语早已踏上“入世”的不归路。

6. 汉语的“入世”对语文教学的启示

6.1 以上粗略地论述了中国近现代语文建设过程的“上集”。民国以后的“下集”重点在于制定注音方案、推广国语／普通话、推行简化字。词汇的建设、整理和规范似乎不是重点¹⁵。关于这个“下集”大家可以参考王均先生主编的《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¹⁶, 这里从略。以下试述汉语“入世”、语文建设与语文教学的关系。

6.2 汉语文教学的内容, 按文体分, 大概可以分为文言文和白话文; 按性质分, 大概可以分为文学作品和应用文。因此, 总的来说, 语文教学的内容大致上可分为四类：

1. 文学性文言文　　　2. 文学性白话文

3. 应用性文言文　　　4. 应用性白话文

6.3 现在无论是内地还是香港, 中文教学的重点似乎都是文学性的文言文和文学性的白话文。应用文的教学似乎不是重点。社会上说, 中学毕业生, 甚至大学毕业生, 连写一张便条, 写一封求职信也不像样, 主要原因恐怕便是应用文教学落后于形势。

6.4 文学作品的教学大致上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而文学性的写作则是可以任意发挥, 提倡创意, 并且以美为中心点。应用文的教学恰恰相反, 它主要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要应付瞬息万变的客观世界, 应用文的写作则应该以“真”为中心点, 好的应用文也需要“美”, 但是创意或美都不能偏离“真”这个中心点。

6.5 传统中式应用文与欧西语文的应用文相比,“模糊”、“差不多”、“笼统含混”、“谦言敬辞”等成分相对地来说多一些, 因此产生了第4.3节中提到的损失。新式应用文应该注重“真”、“严谨”、“精确”、“直话直说”。¹⁷

6.6 深一层来说, 应用文的教学之所以不理想, 原因是现代化的汉语应用文还没有好好的建立起来。再深一层来说, 汉语似乎还没有建立现代化应用文的主动权, 以下试举例说明：

例1： 香港的便条纸, 数十年前先有一种格式, 印上英语的

　 　“From:______________ / To:______________”, 后来有中英并用的

　 　“From 由:___________ / To 致:___________”。

　 　 香港的“致意卡”, 先有英语的“With the Compliments of ……”, 后来也加上了中文“…… 致意”。

例2：英文公函以“Dear Si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