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译外来词是走历史必由之路
高念章*
用马克思主义关于语言学的观点看问题，外来词作为历史现象还要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只要全人类还没有使用共同语，外来词现象就不可避免。如何引进外来词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就势必要再讨论下去。
我完全同意一些论者的观点：越来越多的外来词正涌入我们的生活，还有不少外来词，如
CD、VCD、LD、DVD 等等，被直接移植到现代汉语中。一些人对此看不惯，纷纷著文反对，以为：1. 意译是最好的；2. 移植是可憎的。一家大报用小初加粗字体作标题在头版发表了驻京记者采写的新闻分析《现代汉语愕对外来词》，其肩题为：“中文英文混杂使用 音译意译五花八门”》。该报旗帜之鲜明是少见的。一家发行量百万以上的晚报，看名字像是俩兄弟的作者合写了一篇文章《影碟机，该叫你啥？》，因讨厌“在方方正正、排列优美的汉字中，时不时地冒出几个‘ABCDEFG’来”，而大加抨击。这家晚报只有正方，没有反方，不许他人置喙，有失公平和大度。一位来自香港的论者把现代汉语汲取外来词的百年史分为三个阶段：一是音译，如上海人曾把工头（number one）叫“那摩温”；二是意译，如东北人曾把摩托车叫“电驴”；第三没有明说，他认为“是比较正确的翻译法”，从所举的例子“电话”看，实际上是他自己界定的第二种方法。这位先生对目前音译有抬头之势，如把
taxi 叫“的士”极为不满，认为是“实在没有必要的倒退”。那么，到底哪种译法好呢？我们不妨从历史谈起。
1. 现代汉语引进外来词的历程及误区
各种语言都有如何处理外来词的问题，现代汉语尤甚，而且至今未走出误区。
十九世纪，中国进一步走向积弱。志士仁人，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等为了救国，向西方寻求真理。在他们之后的共产党人则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百多年来，一大批洋人的名字和他们的学说、主张纷纷进入汉语词库。至于所使用的方法，有的人分为三种：除了那位香港论者提到的两种方法，还有一种叫做半音半意法，如“白俄罗斯”（Белоруссия）。还有的人分为五种。三种也好，五种也好，说穿了只有两种，即音译和意译。这有点像跳交谊舞，三步、四步，其实不过两步，因为人只有左右两只脚。
音译优于意译是显而易见的。如把英、俄、法、德、意等国的货币分别译作“镑”（pound）、“卢布”（рубль）、“法郎”、（franc）“马克”（mark）和“里拉”（lira），于听，于说，于记都方便，于交流则更方便。对美、加等国使用的
dollar 译成“元”，无疑是下策。有比较才有鉴别，时下音译法的卷土重来就不足为奇了。哲学上有个“否定之否定”定律，后一个否定决不是对前一个否定的简单重复，更不是倒退，而是质的飞跃，是真理的回归。
细究起来，音译并非近、现代才有，而是祖宗传给我们的法宝。远的不说，单是汉、唐翻译佛学就大量使用此法。如今多数人读错的“南无”（namo）,
就是来自梵语的国际词汇。由于年代久远，语音变迁，普通话中的“南”和“无”与梵音相去甚远。一些人不知底里，所以读错。如果学过英语 namas，见到“南无”，也许不会贸然发音。假如听见有人把“南无阿弥陀佛”读做“敬礼阿弥陀佛”，你一定如坠烟海。其实，这“敬礼”就是今天一些论者最推崇的意译。
所谓的半音半意怎么样呢？也不好。巴尔干半岛有个战火连绵的国家叫“南斯拉夫”，原词是塞尔维亚语。塞语与俄语同属斯拉夫语族，大同小异。该词在俄语中是这样拼的：Югославия。юг的意思是“南”，我们是前一半意译，后一半音译。英语就不同，他们直接音译成 Yugoslav。如果跟我们学，就要译成 South Slav（南方的斯拉夫），把一个专有名词译成了一个词组。
最不可思议的是，将国际词汇拒之门外。“手榴弹”是百分之百的舶来品，原词是法语 grenade，早已进入国际词汇。类似的例子还有“地雷”、“塑料”、“恐龙”、“自行车”、“机器人”等等。他们是我们的先人或今人根据洋货、洋物的特征重新命名的。这类词，香港中国语文学会叫“汉语外来概念词”，而大陆多数学者根本不让它们与“外来”沾边，说是自己创造的新词。他们坚持认为，只有这样，才符合中国国情，才具有中国特色。否则就是崇洋媚外，有损国格。为帮助他们更新观念，摈弃迂腐，我们让事实说话很有必要。
百年来，我们中国人从衣、食、住、行，到耳闻目睹，哪一点能离开外国？问一问你周围的中国人，谁没穿过西服、吃过香肠、进过医院、坐过汽车、听过收音机、读过杂志？你是否知道，那
costume、sausage、hospital、bus、radio、journal 等等，都是通用范围相当大的国际词汇，被我们“同化”了。我们只要人家的东西，怕要人家的名字，不是真正的“拿来主义”，这叫什么心态？这种自我孤立的做法，与人（如果他们想学汉语）、与己（如果我们想学外语）、与我们的子孙后代（肯定要学外语），会有什么好处吗？如果说“西化”不太中听，那么，“国际化”该受欢迎了吧？国际化，就是你我彼此彼此，谁都不低人一等。这很符合公平竞争原则，应该大力推崇。如果说丢面子，就是你“化”得不够，被国际大家庭抛弃了。
中国近代音乐家是应该大书特书的。他们不是用五音“合、四、乙、尺、工”，翻译西洋名曲，而是将其直接移植，才使音乐成为世界通用语。我以为，移植，在必要的时候胜过音译。现在，国内的医院已见不到“爱克斯”光室的招牌，取而代之的是“X光”。不是很好吗？
某些大家——有的未必就是大家——为了翻译，随心所欲地造字，要算中国又一特色。门捷列夫是俄国伟大的化学家，他的周期表中的化学元素名称不用俄语，而用当时通用范围很广的拉丁语，国际意识何等伟大！我们的化学家却反其道而行之，杜撰了一大批既难读又难写的汉字。不可思议！
2.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西方国家引进外来词，也不是一开始就音译的。飞机是美国人发明的，原词是英语，且有好几个，如：aeroplane、airplane、plane、aircraft。法语中有
aéroplane 和 avion；俄语中有
аэроплан 和 самолёт。显然，法语和俄语中的前一个“飞机”是音译的，后一个是自造的。先有飞机，后有航空，待“航空”一词出现，三种语言就一致了。英语和法语是
aviation，俄语是 авиация，而汉语是“航空”。我们略逊一筹，是显而易见的。
他们也走过弯路。1957年10月4日前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科学家们用极普通的名词
спутник（旅伴）为之命名。这振奋人心的消息一经广播，各国媒体争相报道。他们根本来不及在自己的词典里挑选相应的名词，纷纷将其转写，于是便有了英语
sputnik、法语 spoutnik。若打开有关的词典，仍能看到当年的痕迹。在一版再版的《简明英汉词典》“sputnik”词条下，就有这样一段英语：“An improved Soviet
step rocket sent a heavy sputnik into its orbit.”(苏联经过改进的多级火箭把一个重型人造地球卫星射入轨道。)为了解释“sputnik”，英国人在等号后面用了两个单词，即“sputnik＝artificial satellite”(人造卫星)。后来，不知是出于何种原因，又将其废而不用，改用只有“卫星”意义的“satellite”。堂堂美、英大国，似有鼠肚鸡肠之嫌。
1986年，当苏联发射“和平”号太空站时，人家是音译，我们仍是意译。“和平”一词在俄语中是
мир，在英语中是 peace。翻开英语报纸或打开收音机听美国之音、英国 BBC，便会发现他们不用 peace，而用 mir。mir 即 мир。这个词虽然在最新的词典里查不到，但大家都听得懂。孰优孰劣？假如有两个人，一个来自中国，一个来自英美，同时记 мир，又假如他们的天资和勤奋一样，那么，谁先记住呢？我们中国人要做的事比外国人多得多，那比金子更宝贵的时间，实在浪费不起。我们的前辈和我们浪费了许多时间，已成定局，无法挽回。如果让我们的后代和后代的后代继续走我们的老路，如果让今后学汉语的外国人跟着他们一起受罪，我们能心安理得吗？
3. 关于音译之“四要”
3.1 力避混淆 将爱神 Cupid 译成“丘比特”，将雨神（即木星）Jupiter 译成“丘庇特”，实在难以分辨。
3.2 取字从易 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小说《Don Quixote》被译成《唐·吉诃德》。多少读“hē” 的汉字不用，却挖空心思挑选“诃”，以至十有八九将其读成 “kē”。好在我们是秀才识字读半边，越错越显高雅。翻译人名普遍繁难，用鲁迅的话说一是硬套《百家姓》，如“高尔基”（Горький）、“戴维”（Davy）；二是喜欢为女人取加草头、女旁或丝旁的轻靓艳丽之名，如“迪莉亚”（Delia）、“伊夫莱娜”（Evelina）。他主张学习六朝和尚，“凡有人名、地名，什么音便怎么译，不但用不着白费心思去镶嵌，而且还须去改正。”1
3.3 一字一音 既是音译，就要尽量相象。为此应挑选单音字，避免双音字和多音字。比如怎样读“塞浦路斯”、“秘鲁”，就可能因人而易。翻译泰国名字，常常见到“差”字。“差”有5种读法，究竟读何音为好，很犯踌躇。
3.4 消除误会 曾有学生问：“东伯利亚在什么地方？”，我感到哭笑不得。仔细想来，译者要负一定责任。俄语中的
Сибирь 与方向全无关系。如果将其译成“希伯利亚”，大概不会闹笑话。有人问过“东腊”是哪个国家吗？
4. 规范译法刻不容缓
一词多译，在所难免，特别是像我们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一个王妃到了中国成了两个人：一个是戴安娜，另一个是黛安娜。哪种译法好呢？我以为前者比后者好，因为“戴”比“黛”常用，输入时不需要按选字键，完全符合本人提出的取字从易原则。不了解行情的读者，看到“英特网”和“因特网”，还以为是两个网，其实他们都来自
internet。这里也是前者优于后者，因为国人都会唱国际歌，知道“英特纳雄纳尔”就是“国际主义”，“英特网”即“国际网”，稍加联想便可记住。另外，对于电脑来说，“英特”两个字选得很有润味：“英特”，“英特”，英语特别重要之谓也。它可随时提醒电脑一族：要把电脑玩得潇洒，必须学好英语。
这个规范译法的工作应该由谁来做呢？当然是政府主管部门。规范译法的工作，在中国古已有之。为解决外来术语的音译或意译问题，玄奘曾提出“五不翻”原则。然而，直到清末成立“编订名词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审定学术名词的统一机构），这个问题才被提升到国家统一管理的高度。辛亥革命后，1919年成立过“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1928年成立过“译名统一委员会”。1932年更出现了“国立编译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就有“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1956年又改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名词编订室”。文革后经过数年筹建，1985年在北京成立了“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然而至今其政绩不能尽如人意。外来语乱译的情况，不但未能禁绝，反而有泛滥趋势。这不能不令人担忧。笔者以为，除加大政府管理力度以外，还应该解决这样几个问题：
首先，主管部门的专家要有开放意识，不媚外，不守旧。对于引进外来词有强烈的责任感。不但要考虑今人，更要考虑后人；不但要考虑中国人，也要考虑外国人。一句话，就是要有国际意识。第二，要发扬学术民主，提倡百家争鸣，以理服人，反对以势压人的学阀作风。一个外来词有几种、甚至多种译法，是件好事，说明大家都关心此事。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反而是可悲的。第三，要有主见，敢于拍板，敢于负责。对于多种译法的外来词，经过反复比较，一旦认定之后，就向全世界公布，并明令：凡不符合认定者，个人使用悉听君便，若发表大作，出版单位有权更换。
当今大势，如百川归海，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想做俊杰，当识时务。现在，联合国已有189个成员，国际接轨成为时尚，分道扬镳自陷孤立。我们所引进的外来词，一般都是信息社会知识爆炸的产物，如果大家都走音译甚至移植之路，惟独我们唱反调，空耗时间，纵然有成千上万的理由，也将被后人视为借口。百年之后的我们，岂能瞑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