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群”到“社会”
仇志群*
“社会”一词,仅就词形而言,不是一个新词。但从它表达的概念内容来看，现代汉语中的“社会”一词，其历史只有一百多年的时间。因此，香港中国语文协会统筹编纂的《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把它作为一个新词收入。
西方 society
现代含义的确定，与19世纪上半叶社会学的形成有关。法国的实证主义者孔德创立了社会学，随后，英国的斯宾塞发展了孔德的学说，由此，社会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体系和思想才大体完备。
1875年日本政论家福地樱痴首次以“社会”翻译 society，从此“社会”一词开始以新的意义使用于日语。黄遵宪1887年写成的《日本国志》：“社会者合众人之才力，众人之名望，众人之技艺，众人之声气，以期遂其志者也。”这里的“社会”就是直接从日语里搬过来的。
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最早使用的是“群”而不是“社会”，以“群”指社会，“社会学”自然也就成了“群学”。冯自由曾在《吊章太炎先生》一文中提到：“维时译事初兴，新学家对于日用名词煞有斟酌，如社会一字，严几道译作群，余则译作人群或群体。”（《制言》，25期）1
对应 society
的“群”，使用时间并不长，前后不会超过十年。1902年《新民丛报》11号的问答栏有一个解释：“社会者，日人翻译英文 society 之语，中国或译之为群，此处所谓社会，即人群之义耳，……本报或用群字，或用社会字，随笔所至，不能划一，至淆耳目”。该栏目编者认为：“然社会二字，他日亦必通行于中国无疑矣。”《新民丛报》的这位编者还是很有远见的，他已感觉到“社会”一词的优势。1903年汪荣宝等人编《新尔雅》，其中有《释群》一节，解释说“群”即“社会”。这可表明，当时“社会”一词已广为流行了。
从“群”到“社会”，反映了甲午战争以后到本世纪初中国思想界政治观、社会观的转变和认识的深化。严复等人开始以“群”译 society，把 sociology
译为“群学”，正是出于一种“中体西用”的态度。甲午惨败带来的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维新派的知识分子认识到，要救亡图存强盛起来，就得要“合群”，按他们的说法，“物单则弱，兼而强”，只有“合群”，才能形成力量，挽救危亡。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康、梁等一批知识分子作了大量的理论理论准备，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康有为说：“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合群非开会不可”。（康有为自编年谱，《戊戌变法资料，四》，133页）这里说的“开会”，就是建立学会一类的组织，如1895年康有为在北京创立的强学会。在那个阶段，“开会”被当作是“合群”的一种主要形式，戊戌维新运动中，国内成立了近百个大大小小的学会,形成了一个“合群”运动。此外，以“群”为 society
的译名，还有一层原因，即要给人一种印象，“群”与“群学”是华夏古已有之的，并非是外邦的“夷说”。维新派翻出了荀子关于“人能群”
而牛马“不能群”的这样一些说法；他们力图论证，“合群”“开会”是由来已久，合乎“圣经遗意”的。
但随着认识的深化，人们愈来愈感觉到用“群”一字已不能达意，也失之笼统，需要一个新的名词来指称概括不同于诸如人群、士群、商群等群体的“有法之群”（严复语：“社会，有法之群也”）。没有多长时间，日语中的“社会”一词就得到了普遍的认可。
“社会”一词的流行，也与“社会学”的引进直接有关。“社会学”开始被译作“群学”或“人群学”。1891年康有为就在他的长兴学舍大讲“群学”。1895年严复在天津的《国闻报》发表了《原强》一文，其中在介绍斯宾塞的学说时，就是用的“群学”一词。1896—1897年，严复又以《群学肄言》为书名，翻译了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从二十世纪开始，“群学”逐渐被“社会学”所取代。1897年谭嗣同的《仁学》一文已有：“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1899年唐才常也这样讲：“若大日本志士所欲饷遗于中国者，则专以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社会学为岌岌”。1902年章太炎翻译了日本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1903年发行的《教育志丛》第四编的主要内容为日人市川源三的《社会学提纲》。1906年京师法政学堂在拟订的课程表里，列出了《社会学》这门课。新学科的术语有很强的影响力，“社会”一词可以说也是借助于“社会学”，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在标准语词库里落了户。
再看“社会”一词的词义，初始阶段人们对该词的理解，和现在颇不相同，其间也有一个演进的过程。
严复曾在《群学肄言》的《译余赘言》部分里提到：“群有数等，社会者有法之群也”“社会，商工政学莫不有之，而最重之义，极于成国”。这里的“社会”，显然指的是各行各业的行会组织。有严密组织、明确纲领的学会，以至于政党组织，都是社会，是高层次的社会，是“有法之群”。香港中国语文协会统筹编纂的《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社会”条第一义项为“政党；协会”，反映了“社会”一词的这一早期用法。
我们认为这种用法和理解，同传统的“社会”一词不能说是没有联系。古代汉语中，“社”是祭神的一块地方，“社会”就是在这样的地方举行的聚会，发展到后来并不限于祭神了。如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秋社》：“八月秋社…市学先生预敛诸生钱作社会。”《醒世恒言》里的《郑节使玄功神臂弓》：“原来大张员外在日，起这个社会，朋友十人，近来死了一两人，不成社会。”皆指许多人为了一个目的聚集在一个地方举行的活动。如果参加人员和集会的目的固定下来，“社会”就有可能成为一种组织。宋人《近思录》（治法篇）记有：“乡民为社会，为立科条，旌别善恶，使有劝有耻。”这里的“社会”就很像近代宗族乡绅组成的“旌节堂”“恤嫠会”之类的民间组织了。
虽然十九世纪末日人已用“社会”翻译 society
一词，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未必完全理解西方社会学的“社会”，当时的“群学”离西方社会学的原型也相差甚远。梁启超1902年的《新民论》所说的“社会方面的工作空无人焉”，说是“社会”，实际指集合民众的组织。
五四时期，傅斯年对社会的理解颇有代表性。他在1919年发表了《社会—群众》一文（见《新潮》一卷二号，1919），谈到“中国的社会”：“中国一般的社会，有社会实际的绝少，大多数的社会不过是群众罢了。凡名称其实的社会—有能力的社会，有机体的社会—总要有个细密的组织，健全的活动力。”再看他的解释：“先把政治上的社会做个例：一个官署，全是‘乌合之众’，所做的事，不过是‘照例’的办法，纸面上的文章，何尝有活动力？何尝有组织？不过是无机体罢了！至于官署以外，官吏所组织的团体，除去做些破坏的事情，不生产的事情也就没别事做了。只好称他群众了。又如工商界的组织，虽然比政界稍好些，然而同业的人，集成的‘行’，多半没有能力的。又如近来产生的工商会，比起西洋的来，能力也算薄弱多了。这仍然是社会其名，群众其实。”
按照以上的说法（如“大多数的社会”“政治上的社会”），傅氏还是在组织或团体的意义上使用“社会”一词。在他看来，“社会”同一般组织或团体的不同在于，“社会”的组织是“自发自动的”，有要求各成员共同遵守的纪律、规则，是相互之间具有联结与钩锁的有机体，也就是严复所说的“有法之群”。现今的“社会”一词已经不具有傅斯年在上个世纪初所使用的意义，这个意义只是作为语素义固定在“结社”“社团”等词语里。此外，按《现代汉语词典》对“社会教育”一条的解释 “（社会教育）指学校以外的文化教育机关对人民群众所进行的教育”，其中的“社会”也应是“协会，团体”之义。
1.“群”、“群学”等词为严复首创, 见1898年《天演论》卷下论十五《演恶》:“夫群者生之聚也。合生以为群, 犹合阿弥巴 (极小虫生水藻中与血中白轮同物为生之起点) 而成体。斯宾塞氏得之, 故用生学之理以谈群学。”—— 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