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与新加坡华文词汇发展
余尚兵*
在多元种族的国家，由于各种族在文化上的相互交流，在经济上的密切来往，各民族为了满足交际上的需要，会从其他民族的语言中，借用大量的词汇进入自己的语言，从民间的口头语与方言中，对新生的事物不断地命名中，创造出新的词汇。这些词汇形成了当地语言与源语言不同的特点，有人称这些词为“非规范词汇”，这种现象也造成了“主流”与“非主流”语言之争。
事实上，这种现象在许多国家与地区都存在。以英文为例，有美式与英式英文之分。如果以法国法语为“源语言”的话，那么阿尔及利亚法语，加拿大的魁北克法语就有各自不同于法国法语之处。以英语“Chinese Language”一词来说，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就有不同的译文，如：“汉语”，“中文”，“华文”，“国语”。
那么，这些“非规范词汇”为什么能在当地的语言中保留与使用呢？
一方面，是因为这些词汇的使用频率，词汇的重复率和词汇的实用价值符合选词的标准。如同林万菁先生在分析新加坡华文异形词的选用时，谈到保留及使用它们原因是因为这些词汇还“带有历史感”与“使用频率”。因此，林万菁先生认为：“用语的划一与标准化有时必须假以时日，有时必须因地制宜。”(汪惠迪，2002:74)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探讨这些词汇的变异现象。因为“文化是流动的，文化的流动就是文化的传播。文化传播的结果，不仅造成文化本身的扩展，也导致了语言的异体分布”(孙维张，1990:340)。这样，不仅对了解多元种族的国家与他们的文化十分有益，同时，对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也会有基本的认识。
“社会交际是语言的催生婆”(孙维张，1990:33)。以新加坡华文为例，新加坡华族在与其他种族的交往中产生的词汇，形成了一些新加坡华文特有的词汇与表达方式。产生这些特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1.
多元种族的社会制度
在新加坡多元种族的环境里，用“社群”一词来形容各种族团体，譬如：“回教（马来人）社群，华人社群，印度人社群”；“社区”一词则是指各族人一起生活，居住的地方，那么，管理这些地方的行政机构就是“联络所，市镇理事会”，这些地方的行政长官就是“社区领袖”，“基层领袖”。正因为是四大种族混合居住地，为了各民族之间的和谐，政府提倡“社区凝聚力”，同时，还有特别的日期定为学校的“母语周”，全国的“种族和谐日”。在多元种族的环境下，在选区的划分上有“集选区，单选区”，因此新词汇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
2. 多元种族的风俗习惯
新加坡各种族都享有自己的节日，华文也要有相对的名称。如：马来族的“斋戒月，开斋节，哈芝节”；印度族的“屠妖节，大宝森节，蹈火节”；佛教徒的“卫塞节”。华人在新年时给小孩的压岁钱叫“红包”，给老人送的叫“贺岁金”；马来人在他们的新年时送的类似“红包”的物品，华人则称之为“青包”。
3. 多元种族的生活环境
在新加坡华文词汇中，处处都能体会到多元种族的生活环境。譬如，
‧“爪哇小屋”（Pondok Java），它是为逃避荷兰人统治而到新加坡来的爪哇人的栖身处，他们都是来自爪哇梭罗（Solo）的民间艺人。
‧“亚答屋”（Attap）一种马来式的小屋，华人也曾有居住。
‧“哈拉”（Halal）是清真的意思。因此“哈拉餐具”，“哈拉食品”
就是适合穆斯林的餐具和食品。
‧马来、印度族食品的华文命名：“沙爹、姜茶、马来卤面、咖喱角、窝打（乌达）”。“萝加（Rojak）”是一种风味小吃，在风格上则分为“印式萝加”与“华式萝加”。
‧“巴冷刀”（parang 马来人用的一种工具）。
语言是民族文化的重要标志。500多年前郑和下西洋的年代，定居马六甲的华人与马来人在生活上融合及通婚铸造了独特的文化──峇峇文化，他们的语言是 Patois1（一种土生华人结合马来与福建的语言）。因此而产生的词汇有：“土生华人（Peranakan）”，女性土生华人又称为“娘惹（Nonya）”，男性则称为“峇峇（Baba）”。娘惹穿的服饰叫“沙笼可芭雅（Sarong Kebaya）”，土生华人的食物也是以“娘惹”命名，如：“娘惹菜肴、娘惹薄饼、娘惹粽、娘惹糕”等等。
4. 将源语言融入当地文化
在新加坡的华文中，有些词汇是由方言或其它语文的词汇演变而来。这些词汇或是用隐讳的方式，或是用形象的比喻，传达了人人明白的意思与信息，并丰富了新加坡华文的词汇。譬如：
‧“吃蛇”的意思是雇员上班时间占老板的便宜。
‧“苏东”（Sotong）一词来源于马来文的音译，它的本意是“鱿鱼”，同时，比喻一个人的愚蠢。新加坡的华文词汇借用了马来文的本意和转义。
‧“怕输”的意思是生怕吃亏，生怕落后，因此，比喻爱占便宜，怕吃亏的人叫：“怕输先生”。也有华人认为“输”字一词在商场上要避免使用，而“书”与“输”是谐音字，因此，新加坡的书城称之为“百胜楼”。
‧“显”（险）指人的精神紧张，劳累的感觉。
‧“八婆”比喻一个人喜欢多管闲事。
‧“草根”形容平民阶层，社会下层人士。在新加坡，本来“俱乐部”(Club)给人的感觉是高消费的地方，而俱乐部以“草根俱乐部”来命名，让人感觉这个俱乐部提供大众化的服务。
有些与日常生活有关的词汇，也由方言或其它语文的词汇音译或意译而来。譬如：
‧小贩中心（大众化的饮食场所），湿巴刹，干巴刹（对菜市场的称呼）；西果店（对面包、点心店的称呼）
‧罗厘，德士，史古打，私家车，巴士，冷气巴士，快速公路（这些都是交通设施及工具的命名）
5. 文化的传播与扩展
“语言就是一种历史文献”。在新加坡华文词汇中，一些根据语言形象所形成的词汇，一些因社会环境的改变而造就的新词，就是新加坡华族文化的保留与记载。这些词汇是新加坡华族文化的记录者与保存者，同时，也表现了华族文化传播与扩展的结果。
民族的迁移
‧“番客”：早期南来的华人移民称自己是“番客”，所谓过番做客。同样的，华人移居海外也称为“过番”。
社会职业
‧“三水婆，红头巾”：在新加坡华文词汇中，“三水婆”，“红头巾”特指在早期从中国来到南洋打工的三水建筑女工。这些妇女来自三水，她们家乡的风俗是，妇女结婚时披上头巾。工作时包红头巾，可以遮太阳，也可以抵挡碎石或泥沙，而红色含有“吉祥”之意。
‧“估俚(苦力)，估俚间（苦力间）”：估俚(苦力)指早期从事体力劳动的华人移民。他们来到南洋除了组织宗乡会馆照顾同乡或宗亲之外，还有“苦力间”（亦称“估俚间”）的组织。苦力间多数是由同一条乡村又同姓，甚至又从事同一个行业的人所组成。
‧“加龙古尼”指收购旧货的人
社会变迁
有些词汇的对比，能反映新加坡社会的变迁，譬如：
‧“甘榜”（Kampong 或 Kampung）：马来文的音译，即农村的意思。“组屋（政府提供的住宅）”。现在，昔日的“甘榜”已被现代的“组屋”代替；而“五脚基”，“骑楼”这样的建筑，也逐步成为老式建筑的代名词。
‧“储值卡”(已经不再使用的巴士车卡)，“易通卡（EZ‧link）”(现在使用的巴士、地铁车卡)
‧“拥车证（允许车辆使用的证件）”，“拥车证封闭式投标制度（获得拥车证的一种方式，已经被淘汰）”，“拥车证全面公开投标制（现在获得拥车证的方法）”
教育制度的分类
中小学校的种类：自主学校，特选学校，邻里学校
‧中小学校的课程：特选课程，快捷课程，普通课程，普通源流，普通学术源流，普通工艺源流
‧中小学校的考试类别：小四分流（小学四年级的分班考试），小六会考（小学的毕业考试），“N”水准考试，“O”水准考试（英国剑桥普通考试），初级学院，简称“初院”（相当于二年大学预科），“高中”（相当于三年大学预科），“A”水准考试（英国剑桥高级考试）；“直通车”是指在新加坡教学改革中的一项建议，即让学生可以豁免“O”水准考试，而直接进入初级学院就读。
另外，新加坡华族还根据不同的事物或人物，给予适当的名称和表达方式，如：“入穷籍”意思是被宣告破产；“二划警员”是一种警务人员的等级；“战备军人”表示已服过兵役，但还要回军营受训的人员，“国民服役人员”是指现役军人；而“后坐议员，非选区议员，官委议员”是为了表示这些议员在国会中的地位。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新加坡华文的一些词汇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并在多元文化的环境中，形成了约定俗成的用法。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索绪尔曾指出：“语言只能凭社会成员间通过的一种契约而存在。”汪惠迪先生认为，“在处理华语和方言的关系时，比较理智的做法是趋同存异。凡能向中国普通话靠拢的尽量靠拢，这就是‘趋同’，一时不能靠拢的，就保留，让它成为新加坡华语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就是‘存异’”（
汪惠迪，《华文字词句》，185页）。
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社会与单一种族和文化的社会不同，它们语言词汇的发展有着特定的环境及独特的方式。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在新加坡华文词汇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而新加坡华文也就是在各种族的语言相互影响下，相互兼容，取得共识，在便于交流的社会契约中得以发展和生存。
主要参考文献
孙维张，《汉语社会语言学》，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
汪惠迪，〈贴近人们语文生活的研究 ―― 林万菁《语文研究论集》简评〉,《语文建设通讯》第72期，第73-74页，2002年11月。
汪惠迪，《华文字词句》，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 2002。
Phal André,《Vocabulaire Général
d'Orientation Scientifique》，中文译名：《科学指南普通词汇》，Paris Crédif，1971。
Gougenhein，Miché, Rivenc，Sauvageot，《Le
vocabulaire du Français Fondamental》，中文译名：《基础法语》，Paris Didier，1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