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的卖点效应还有多大？
汪惠迪*
广电总局的“叫停令”触动了地方广电播出机构的奶酪，也触动了以维系和保护方言为己任者的神经，因此“叫停令”出台后，就有人反对，甚至指《通知》“可能与宪法精神相抵触”。可见，推普推了快半个世纪了，阻力依然存在。
方言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将来可能是人们的沟通工具，方言也是许多人的母语，因此，人们的方言情结不是说解开就解得开的。可是，年轻一代的母语基本上是普通话了，他们甚至不会说方言了。在他们眼里，方言节目土里叭叽，有时偶尔看一下，不过是为了调剂调剂口味儿。从长远的观点来考量，广播电视机构拿方言做卖点，其市场效应是极为有限的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可以使用方言的情形有四种。一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行公务时确需使用的，二是经国务院广播电视部门或省级广播电视部门批准的播音用语，三是戏曲、影视等艺术形式中需要使用的，四是出版、教学、研究中确需使用的。“确需使用”才可使用，须经批准方可使用，可见方言的活动空间已经很小了。因此我认为让方言保留在地方戏曲里，保留在乡土文学作品里，保留在方言研究者的音档里，保留在不会说普通话人的言语活动中，保留在对它情有独钟的人的语言和文化生活里，让方言依然有自己活动的空间，也就可以了。广播和影视作品应当为人们学说普通话助一臂之力，而不是抵消推普的力度。
最近，笔者在新加坡《联合早报》网上读到该报驻广州特派员
环顾中华大地，方言在两岸四地最吃香。香港和澳门仍旧是粤语的天下。台湾的情形就更加复杂。民进党当局用吸纳了台湾方言的“通用拼音”取代汉语拼音，全面弱化国语（普通话）在台湾的影响，将闽南话、客家话和11种“原住民语”同国语捆绑在一起，定为“国家语言”。陈水扁采取这样的举措，其政治用心是显而易见的。
香港实行“两文三语”，是体现一国两制。香港所谓“三语”，是指国语（普通话）、粤语和英语。香港的广播电视有普通话节目，但是每天只有寥寥数分钟，聊备一格而已。大陆人民来到香港，充斥于耳的还是广东话。别看中小学都开设普通话课程，那不过是摆设。香港回归7年了，粤语依然一峰独秀，风景这边独好啊！
香港粤语一峰独秀的后果是什么呢？港人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呢？后果是孕育出了一个怪胎 ——“港式中文”，代价是不能用流利的普通话交谈，一开口就是注册商标的“港腔港调”。“港式中文”是“指在香港流行的口头和书面的中文表达方式”，“因为它和规范的现代汉语在语法上和词汇上有很大的出入，由于它起源于香港，故称之为‘港式中文’”。（于君明：《“港式中文”形成的原因及后果》，参见《一九九七与香港中国语文研讨会论文集》第169页）“港腔港调”是说者很累，听者辛苦的很不标准的普通话。学得最到家的是内地的相声或小品演员以及某些节目主持人。
“港式中文”是怎么形成的呢？原因之一便是粤语的影响。香港中小学的中文教科书，课文是用普通话写的，老师却用广东话教学，因此学生不知道自己读的是普通话范本，还以为自己是在学广东话呢。学生的日常生活用语是广东话，严重缺乏普通话语感。学生身处粤普两语的夹缝之中，写出来的文章既不像普通话，又不像广东话。香港学生羞于说普通话，原因有三：一是不习惯，还没有说普通话的社会环境，二是即使勉强说也觉得很吃力，三是自知说得很难听，还是不说的好。“港式中文”形成的另一个原因是英语的影响。土的洋的，中的西的，相互碰撞，相互渗透，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特区之特，“港式中文”和“港腔港调”也是标记之一。
香港学生的中文水平不但不如台湾，而且低于马来西亚的独中学生。反过来想想，如果香港大力推广普通话，中文科用普通话作为教学语言，我想情况不致如此。由此又联想到内地，当前人们语文生活中的乱象比比皆是，假如不继续努力推广普通话，而让振兴方言等奇谈怪论干扰，让方言上广播，上电视，进学校，进机关，让强势方言广州话、厦门话、上海话一个个都“振兴”起来，那么，对下一代过健康的语文生活有什么好处呢？其代价，其后果会是怎样的呢？香港的今天就是内地的明天。（200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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