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八里行在刺桐

《马可波罗行纪》等书中的几个中国地名

 

李乐毅*

 

 

马可波罗的不朽著述诞生于13世纪末年, 它首次向欧洲人展示了神秘的东方世界, 尤其是中国高度发达的文明。它的原稿已佚, 根据原稿传抄和转译的各种文字的版本多达一百多种。但是, 直到19世纪中叶, 中国人才开始听到马可波罗的名字; 20世纪初叶, 才出现这本“世界奇书”的第一个中文译本, 1913年出版的魏易、林纾合译的《元代客卿马哥博罗游记》。在这之后, 又有张星烺(1936)、冯承钧(原译本1936)、李季(亚东版1936)等的几种译本。然而, 这些中译本的印刷数量不很多, 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 我国的普通读者很难购得或借到这部书。不过,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 情况有了一些变化, 内地至少有两个出版社重新出版了冯承钧译注的《马可波罗行记》1 ; 又至少有三本新译本面世, 其中有一种是添加了彩色插图的普及本(虽然其中有些插图选审不当, 例如把有关特洛伊战争的画也收了进去)2 ; 另外, 当代英国学者弗朗西丝伍德(汉名吴芳思)著的《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的中译本3 和一本署名意大利人雅各德安科纳著的《光明之城》(据说作者比马可波罗还早几年来到中国的泉州等地) 的中译本4 , 也先后加入到近年来这个有关马可波罗的不大不小的“热潮”中来。……笔者孤陋寡闻, 本文引述的仅以上述已阅读过的几种为限。

在上述书籍中提及不少中国地名, 其中比较可辨的有“大都”(Taidu)、“扬州”(Yangiu)、“福州”(Fugiu)、“太原府”(Taianfu)、“和田”(Khotan) 等等(笔者认为, 有些译名如果用闽南方言或吴方言来读, 会更接近些); 而比较难辨或需要论证的有“汗八里”、“行在”、“刺桐”等等。

 

()“汗八里”— 北京

  《马可波罗行纪》5中多次提及“汗八里”这个地名, 并在一些章节详细记叙了这座大城的诸多方面的情况。本文不拟一一转录, 这里只摘引其中部分有关“汗八里”名称由来的文字:

……汗八里此言“君主城”也。大汗曾闻星者言, 此城将来必背国谋叛, 因是于旧城之旁, 建筑此汗八里城。中间仅隔一水, 新城营建以后, 命旧城之人徙居新城之中。

这段引文里的“汗八里”, 在中译者冯承钧所据的沙海昂(Antoine J.H. Charignon)法文本里作 Cambaluc。冯承钧在其注释中认为“汗八里犹言汗城”, 并引君荣神甫的考证说:“汗 (cankhan) 犹言帝王。巴勒哈 (balga)、巴勒哈惕 (balgat)、巴勒哈孙 (balgasun)、八里黑 (balik) 等字, 在鞑靼语中皆犹言‘城’, 则当作 Cambalik Khambalik, 而在此处讹作 Cambaluc, 质言之, 帝城是已。……”

冯承钧、君荣对“汗八里”的释义, 笔者认为是正确的。但是, 他们认为这是源自“鞑靼语”, 笔者查阅了《辞海》(1979年版)、《汉语大词典》(2001年第二版) 等词典, 则释为源自“突厥语”。又据伍德《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一书的中译本虽译为“坎八拉”, 但是作者指出:“……这个词源自突厥语中的‘皇城’(han-baliq —汗八里) 一词, 同一名称也出现在拉希德、约翰孟德高维诺1291-1293年与和德里14世纪20年代的作品之中, 而且这显然是当时中亚细亚人对北京的流行叫法。”6 笔者很赞同她对“汗八里”一词的解释尤其是最后一句话; 不过对她书中的另外一些观点却不敢苟同。

  至于《马可波罗行纪》所说的“因是于旧城之旁, 建筑此汗八里城”, 读者也许要问,“汗八里”与元“大都”究竟是同一个都城还是两个地名?冯承钧在另一处注释里说: “忽必烈汗自哈剌和林(今译‘哈拉和林’, 在今蒙古国境内。 引者)徙都燕京。在12641267年间, 于燕京旧城之东北, 建一新城。1271年(据《辞海》[1979年版] 应为1272—引者), 汉人始名此城曰大都。蒙古人则名之曰汗八里。”这是对的, 也就是说,“汗八里”和“大都”都指的是今天的北京, 但它们的地理位置稍有差异, 请参见下图7

 

()“行在”— 杭州

  马可波罗行纪至少有两章记述了被他称为“世界最富丽名贵之城”的“行在”城。这里只摘录与“行在”的词源有关的两段文字:

……此城(指苏州—引者)名称苏州, 法兰西语犹言“地”, 而其邻近之一别城行在(Quinsay, 则犹言“天”, 因其繁华, 故有此名。

  在这里, 马可波罗显然误解了中国谚语“上有天堂, 下有苏杭”的原意, 把“天”、“地”当作了杭州和苏州的词源了。下面一段重复了这个错误:

自强安城(冯承钧在译注中认为应是“今之长兴镇” 引者)发足, 骑行三日, 经行一美丽地域, 沿途见有环墙之城村甚众, 由是抵极名贵之行在(Quinsay)城。“行在”云者, 法兰西语犹言“天城”, 前已言之也。既抵此处, 请言其极灿烂华丽之状, 盖其状实足言也, 谓其为世界最富丽名贵之城, 良非伪语。……

  “行在”这个地名, 在《马可波罗行纪》的不同的外文版本里, QuinsaiQuiensayQuisayChisaiChesaiCansayCampsaiChansayKhanzaiKhanza 等不同拼法。几百年来的研究者对此有三种猜测:一是“京师”的对音; 二是“杭州”的对音; 三是“行在”的对音。 笔者认为正确的应是“行在”。

  其实,“行在”的词源出处十分古老。原作“行所在”, 指帝王所在的地方。《汉书武帝纪》:“举独行之君子, 征诣行所在”, 这是指长安; 杜甫《避地》诗:“行在仅闻信, 此生随所遭”, 又《北征》诗:“挥涕恋行在, 道途犹恍惚”, 这是指灵武; 陆游《老学庵笔记》:“已而大驾幸建康, 六宫留临安, 则建康为行在, 临安为行宫”, 这是指建康(今南京);《京本通俗小说》:“绍兴年间, 行在有个关西延州延安府人,……”这是指临安(今杭州); 元剧《东窗事发》:“到于浙西钱塘镇, 立名行在,……”这也是指临安。笔者认为, 南宋称临安为“行在”, 这是不忘旧都汴梁(今开封)而以临安为行都之意。

在《马可波罗行纪》中,“行在”指当时的临安(今杭州), 是没有疑问的, 而且还有文物为证:在一张南宋时期的早期纸币原版的拓8上面, 就明明白白地刻着“行在会子库”五个大字。在这里,“行在”指纸币的发行地南宋首都临安;“会子”指当时的一种纸币。这种纸币初为民间发行, 绍兴三十年(1160年)改由户部发行。《宋史食货志下三》:“〔绍兴〕三十年, 户部侍郎钱瑞礼被旨造会子, 储见钱(即“现钱” 引者), 于城内外流转, 其合发官钱, 并许兑会子输左藏库。”按,“左藏库”是古代国库之一, 以其在左方, 故称“左藏”。

 

 

 

 

令人遗憾的是, 目前至少有两种马可波罗的新译本把“行在”译“京师”, 这是不正确的9

 

()刺桐

《马可波罗行纪》第二卷题为《福州之名贵》一章中写道:

此城(指福州 引者)附近有刺桐Zayton, 在海上, 该河流至此港。

紧接着的一章就是《刺桐城》, 作者说:

离福州后, 渡一河, 在一甚美之地骑行五日, 则抵刺桐城, 城甚广大, 隶属福州。

但是在书中找不到关于“刺桐”这个地名的语源的记载。在一些外文版本里,“刺桐”也有多种拼法, ZaytonCaitonCaytonZaitumZaytunKayteu(最后一种的 u 字母显然为 n 传抄之误)等。

“刺桐”原为一种植物名称, 又名海桐、山芙蓉、齐暾果、油橄榄。落叶乔木, 原从阿拉伯引入, 枝干皆有刺, 叶圆大, 稍似梧桐, 春暮色转深红。唐时泉州环城种植刺桐, 故称“刺桐城”或“桐城”。晚唐诗人陈陶有《泉州刺桐花咏兼呈赵使君》诗六首, 描写了“越人多种刺桐花”、“刺桐屏障满中都”的美景10

西方学者曾在19世纪20年代有过一场有关 Zaitun 的地理位置的争论, 当时主张 Zaitun 是漳州的占了上风; 直到20世纪初才有了公认的答案:Zaitun 就是泉州。11

但是, 近年的一种新的中译本所附的外文地图, 却还在 Zaitun 下面括注 Amoy (即厦门 引者),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明显的错讹。12

除了《马可波罗行纪》之外,《光明之城》一书的作者意大利人雅各德安科纳则用了大量的篇幅, 着重地、形象入微地描写了“刺桐”这个港口城市。下面只摘引与其地理位置有关的部分文字:

在上帝的保佑下我们来到了中国 (Sinim) 的领土, 到达了刺桐城。这个地区, 当地的人把它叫做泉州,……13

书中谈到了“刺桐”与“上都”、“行在”等地的距离:

从刺桐起程, 要花50天行程才能到位于上都(Xandu)的鞑靼汗的朝廷, 20天的行程可以到位于行在(Chinscie)的度宗的朝廷, 8天的旅程则可以到达福州。14

还需要补充一点:《辞源》(1988年版) 等工具书有时把“刺桐”解释为即今“福建晋江县”, 这是由于在历史上泉州和晋江有一段密切的关系所致。唐开元六年(718年)置晋江县, 治所即今福建泉州市。1951年晋江县城区设为泉州市, 县迁治青阳镇, 即今晋江县。

 

综上所述, 这三个地名从外文书籍翻译成中文的方法也恰巧互不相同:“汗八里”是外族人或外国人(从汉族或中国人的立场而言)对中国一个地名的习惯称谓, 可以纯粹音译过来;“行在”是中国古代对帝王所在地的别称, 翻译时需从古籍中找到对此词语正确的诠释, 再参照外文的对音进行“还原”; 而“刺桐”原是植物名, 翻译时需从史地、民俗和有关的诗文中找到这种植物与地名的联系, 再从外文的对音求证原名。—— 如果翻译的方法不正确, 就会把读者引入歧途, 所以是马虎不得的。                                    

 

 

 

 



* 李乐毅,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

1.《马可波罗行纪, 冯承钧译, 党宝海新注,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马可波罗行纪》, 冯承钧译,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1936年冯氏的原译本分上中下三册, 系沙海昂注, 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

2.《马可波罗游记》, 陈开俊等译,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版;《马可‧波罗游记》, 梁生智译,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8年版;《马可‧波罗游记》, 大陆桥翻译社译, 远方出版社 2003年版。

3. 弗朗西丝‧伍德(吴芳思):《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 洪允息译, 新华出版社 1997年版。

4. 雅各‧德安科纳:《光明之城》(The City of Light), 著者 Jacob dAncona, 杨民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台湾另有商务2000年版)

5. 本文引录的冯承钧《马可波罗行纪》的中文译文, 均以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为准。如引自其它版本或其它书籍, 另注明。

6. 弗朗西丝‧伍德 (吴芳思):《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 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 80页。

7. 转引自《辞海》(1979年版), 缩印本, 625页。

8.  转引自张志超编著:《中国纸币》, 山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 2

9. 见《马可‧波罗游记》, 梁生智译, 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马可‧波罗游记》大陆桥翻译社译, 远方出版社2003年版。

10. 《全唐诗》卷七四六。

11. 参见王连茂:《光明之城‧中译本序二》,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2. 《马可‧波罗游记》, 梁生智译, 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

13. 雅各‧德安科纳:《光明之城》, 杨民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50页。

14. 雅各‧德安科纳:《光明之城》, 杨民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