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尊重理论语言学
—— 评《未了集——许嘉璐讲演录》等著作中有关理论语言学方面的一些问题
伍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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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在《未了集》“自序”中说：“这个集子里所收的，是我在北京师范大学给我的博士生和汉语文化学院的老师们讲课或在其他地方作学术讲演时的记录稿汇编。……我讲课或作报告，有一个不好的习惯：不写讲稿，只有个提纲，届时‘现场发挥’。这样的……毛病是不严密，‘火花儿’有可能成了‘鬼火’。我的几个老学生希望把我所讲的整理出来2，而且说干就干，组织我的‘小’学生们分头整理。在他们忙过一阵之后，就成了现在这个集子。……我给学生所讲的，能不能攀上学术的圣殿？后又转想，学生们既已听过，如果可能误人子弟，那已经误了，他们既已记录，谬种难免流传，间或记得不确，还不如现在印出来，是也，非也，都近乎原貌。”
许在《未了集》中多处注明该书所收报告是他2000年1月到4月间做的。许明知“可能误人子弟”，却匆忙地于2002年便不问“是”或“非”，“近乎原貌”地出版他的“‘小’学生们分头整理”的讲稿，这似非负责的态度。
许带的部分博士生的专业3是“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其中的“语言学”指“理论语言学”，因此，我们将着重评论许书这方面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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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书第36页：“语言发生学是研究一个语种、语系萌芽、成长、分化、灭亡过程的。”
[评] 短短一句话（25个字）竟有5个大的常识性错误，不能不令人十分惊讶：
(１) 严重混淆了“人类语言的起源”（genesis of human language [后一词必须用单数]）和“具体语言的谱系分类”（genealogical classification of languages [后一词必须用复数]）。前者涉及的是几十万年，也许是几百万年4 前人类语言的起源，那时语言还刚刚产生，根本不存在语系分化问题。后者涉及的是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问题。二者相差几十万或几百万年。
(２) 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始于欧洲，因此对印欧语系的历史比较研究最成熟。学者根据种种材料推测，印欧语系的母语（proto-language），即该语系最原始的语言（这种语言既没有文字，也没有后来的文献证明）存在于5000年（见下注6所引文献第226页）至8000年前（不同学者推测的年代不同），学者推测原始阿尔泰语存在和分化的时间最晚是公元前8000－10000年之间5，那都是人类语言产生后几十万或几百万年的事情。从原始母语再分化为语族、语支和具体的语言则是更晚的事情。因此，许说：“语言发生学……研究语系……（的）分化”，时间错位几十万或几百万年。其实，任何语系的原始语言都只不过是学者的一种假设，至今“还没有可能用任何考古上能加以证实的文化来确认（原始）印欧人”6。由此可见，只有对历史语言学知之甚少的人才会说出“语言发生学……研究语系萌芽、成长、分化、灭亡”这种外行话。何况既然是语言发生学，怎么会研究语言的灭亡呢？这在字面上也说不通。关于“语言的灭亡”
这一提法的不妥，详下。
(３) 19世纪的德国语言学家施莱歇尔（A. Schleicher,1821-1868）受达尔文的影响，错误地将语言看作一种生物，有其萌芽、成长、衰老、灭亡（或称“死亡”）的过程。施莱歇尔的原话是：“语言和生物一样，也要经历生、长、老、死的生物生命过程，它的存在和发展与社会无关”7。这种生物主义（biologism）的语言观早就受到20世纪语言学家的严厉批评，因为语言不是生物，不存在萌芽、成长、衰老、灭亡的过程。语言是民族的主要特征，它随着民族逐渐形成和不断发展。一般来说，只要民族不灭亡，其语言就不可能灭亡。自从施莱歇尔的生物主义语言观受到批评以后，就我所读到的文献而言，绝大部分符合科学语言学的著述中已很少有人提“语言的灭亡（或死亡）”（the death of a language）。当某个民族的语言随着该民族在历史上的消亡或被灭亡而消亡以后，我们可以说“（该）语言的消亡”（the disappearance of a language 或 the extinction of a language）。由此可见，许的上述提法，不仅有误，而且所用的词汇几乎都是早已过时的、被人抛弃的100多年前的陈旧的生物主义的术语。
(４)“语种”在日常用语中可以指一种具体语言，但它不是语言学术语，因此“语种”根本不可能同“语系”并列，这种行文表明作者缺乏必要的理论语言学知识。如果一定要把语系下的各个具体语言称作语种，这种提法又犯了将上位概念同下位概念并列的逻辑错误。
(５) 上面说了，语言发生学是研究几十万或几百万年前的人类语言（那时的语言根本没有分化为语系和下属的具体语言[语种]）是怎样产生的，因此，说“语言发生学研究一个语种、语系……（的）分化过程”，违背了语言学的常识。此外，正因为原始母语和语系、语族、语支都只是一种科学假说，因此有学者（以特鲁别兹柯依[1890-1938]为代表）认为，亲属语言的相近并非一定是（或全是）语言分化的结果，还可能是由于这些语言所在地区相邻，长期相互影响的结果。这种观点叫做语言的聚合理论8。因此许只说语言的分化，只字不提语言的聚合，也是不科学的。
总之，理论语言学同语言学的其他分支学科一样，是一门十分严谨的科学，在这方面著书立说，必须认真，否则必然出错。
还有，要从事理论语言学的研究和教学，必须至少学好一种印欧语，特别是英语9。例如，受19世纪前叶语言学史中的生物主义语言观的影响，在英语的科学文献中，the genealogical classification of languages（语言的谱系分类）的确有时被称作 the genetic classification of languages10（现在很多人译为“语言的发生学分类”，那是不对的，因为这种分类同“语言发生学”无关）。在这个词组中，用 genetic（创始的、发生的、遗传的）这个词，充分表明生物主义语言观的影响至今仍未消除，从该词的中译文中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从词源上看，genetic 的确同 genesis（起源、发生、创始），genealogy (谱系[学])，genealogical（谱系[学]的）是同源词，但我们万万不可因此将“语言的发生（学）”误作“语言的谱系分类（学）”。分清词义和词源，是从事语言学研究必不可少的一个前提，或称作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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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书第37页：“我们搞古代汉语的人都知道，钱大昕发现了‘古无轻唇、古无舌上’ ——几乎与格雷兄弟差不多同时。……钱大昕的话是什么意思呢？这么说吧：……古代（汉语）没有f，只有[b][b`][p][p`] 四个音。”
[评] 这一小段话只有62个汉字和四个国际音标，却有5个常识性的错误：
(１) 语言学史中根本不存在“格雷兄弟”这样两个人；德国语言学史上只有 Jacob Grimm (1785-1863) 和 Wilhelm Grimm (1786-1859) 两兄弟。他们收集了德国的民间童话，编纂了全世界几乎妇孺皆知的书《儿童与家庭童话集》，通称《格林童话》。“林”字属上古汉语的来母侵部，
(２)“钱大昕发现”近代汉语的轻唇音，即唇齿音[f]是从上古汉语的合口三等字的双唇音 [p][ph][b] 演变来的14，同上述规律在语言类型上相对应的是“格里姆定律”，即日尔曼语的唇齿音[f]是从原始印欧语的双唇音*p（*代表构拟音）演变出来的。这一规律根本不像许所说，“是格雷兄弟”发现的，而是哥哥雅各布·格里姆1822年发现的。15 其实，在他之前，丹麦语言学家 R.Rask 和 Jakob Bredsdorff (1790-1841) 早已分别于 1811 和 1812年就已指出这一现象，只是因丹麦语文献罕为人知，所以就将首创权归功于雅各布·格里姆了16。
(３) 拙文《开展中外语言学说史的比较研究——兼论语言类型学对汉语史研究的意 义》17 曾详细论证了陈第、顾炎武、黄生等发现古无轻唇音的现象（提法应按本文注14所引张文订正），比格林定律的提出要早一个半到两个世纪，钱大昕的发现则比格林定律的提出早约半个世纪，因此许说“钱大昕发现了‘古无轻唇、古无舌上’——几乎与西方格雷兄弟差不多同时”，不仅时间上完全错位，而且内容上也有错误，因为就我们所读到的文献而言，格林兄弟并没有提出过印欧语中有过同古汉语舌上音（即舌面前塞音）来自舌头音（即舌尖中塞音）在类型上对应的规律。
(４) 许说：“我们搞古代汉语的人都知道，钱大昕发现了‘古无轻唇、古无舌上’——几乎与西方格雷兄弟差不多同时”。这也完全不符合事实。“搞”的含义不明，是指教（是指在大学还是中学任教？），还是研究？如果指的是教，中学教语文的老师未必“都”知道“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大学教古汉语的教师也未必都知道；即使大学讲授和研究古汉语的人都知道，也未必知道“几乎与西方格雷兄弟差不多同时”。这种说法存在以下两个问题：(a) 无异于把自己的错误观点说成是“我们搞古代汉语的人都知道”；(b) 就我所读到的文献而言，是已故资深教授
就我所见到的文献而言，继张文后将钱大昕同雅各布·格林进行比较的是注17所引拙文。1988年拙文《关于讲授普通语言学和语言学概论的几点想法》19 已简单扼要地进行了这种比较，但未展开。我写注17和19中提到的两篇文章时，不知道
就我所读到的文献而言，继拙文后就这个问题发表专文的有张盛龙写的《格里姆定律和钱大昕古无轻唇音说比较》。20 1995年
资深教授唐作藩所著《江永的音韵学与历史语言学》22 指出，“江永（1681-1762）……在钱大昕（1728-1804）半个世纪之前就指出，……‘福、服，今音轻唇，古音重唇’”。
从以上所述，我们可以充分断定，许说：“我们搞古代汉语的人都知道，钱大昕（的）发现……几乎与西方格雷兄弟差不多同时”，是有问题的。
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老校长
(５) 许说：“钱大昕的话（指‘古无轻唇音’ ——伍）是什么意思呢？这么说吧：……古代（汉语）没有f，只有[b][b`][p][p`]四个音。”这段话有两个问题：首先，必须指明是上古汉语；其次，众所周知，钱大昕的话“凡轻唇之音，古读皆为重唇”中的重唇音在中国传统音韵学著作中是用汉字“帮滂並明”表示的，我国引入国际音标后，通常用[p][p`][b][m]表示。许莫名其妙地删去了“明”母（[m]），将[p][p`] 挪后，将“並”母标作[b][b`]（即非送气和送气浊音）作为两个声母。王力在《汉语史稿（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中将“並”母标为送气音[b`]，但是在《汉语语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中已全部改为非送气音[b]。他在后部著作第19页上说：“浊母字送气不送气，历来有争论。江永、高本汉认为是送气的，李荣23 、陆志韦认为是不送气的。”许尽可赞成其中的一种观点，但不能同时用[b][b`]表示“並”母，似乎是两个音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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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书第36页说：“语言发生学是研究一个语种、语系萌芽、成长、分化、灭亡过程的。我们把这个概念用于人的个体婴幼儿，其语言也有一个发生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语言发生和发展的缩影”。
[评] 这一段话也有几个问题：
(１)“语言发生学……灭亡过程的”是一个判断，而不是概念。概念是用词或词组表达的。
(２) 这个判断本身就有不少错误，上面已详加分析。
(３) 人类语言的发生（起源）涉及的是系统发生（phylogeny）的问题，而婴幼儿语言的发生涉及的是个体发生(ontogeny)的问题，二者性质迥异。人类语言的产生（发生）是从无到有，经历了几十万年或几百万年的过程，而婴儿掌握语言一开始就是处在家人和（或）保姆等人语言的“包围”之中；只需1-3年左右的时间，正常婴幼儿就可掌握一种日常的生活用语。
(４) 要区别婴幼儿语言的发生和其后的发展，万万不可混为一谈。许说：“婴幼儿（的）……语言……发生的过程……是人类语言发生和发展的缩影”。这句话犯了将“发生”等同于“发生和发展”的错误。
(５)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的是“正如母腹内的人的胚胎发展史，仅仅是我们的动物祖先从虫豸开始的几百万年的肉体发展史的一个缩影一样，孩童的精神发展是我们的动物祖先，至少是比较近的动物祖先的智力发展的一个缩影。”24 这儿的“精神”并不包括语言，一则是因为动物没有人类的语言，二则是因为恩格斯就系统发生而言时提出过劳动是人类语言产生的一个条件的论断，25 但是，婴儿语言的产生无须，也不可能以劳动作为其条件。
(６) 许在上引话中只字不提前人有关这个问题的大量中外文献，似乎是他的首创。远的不必说，苏联语言学家谢列勃尼科夫1958年就指出：“婴儿的言语器官还不太发达，所以不能跟成年人的语言进行类比”。法国语言学家房德利耶斯1914年指出：“儿童语言只能告诉我们，儿童是怎样掌握业已形成的语言的，但是不能向我们提供任何观念：语言在其发展的初始阶段是怎样的一种情况。”26 美国语言学家雅柯布逊在其《儿童语言、失语症和语音普遍现象》27、英国语言学家 D.Crystal 在其《剑桥语言百科全书》28 第17章 Child Language Acquisition (儿童语言习得)都详论了有关问题。本文因篇幅有限，无法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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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书第82-83页：“（许书所说的）义类和类义与理论语言学中所说的组合、聚合无关。组合是指词素如何组成词；聚合是指词的语法分类，就是动词、名词、形容词。一个着眼于词的形式内部的语法关系，例如‘学习’、‘上课’；一个着眼于词和其他词的语法关系。也就是说，这两个概念都着眼于语法结构、组合关系，不是着眼于意义。”
[评] 许所说的“理论语言学中所说的组合、聚合”只能是从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开始使用的两个概念和术语，因此从上下文看，上引许书中所定义的“组合”和“聚合”，自然是许所理解的索绪尔提出的两个概念。然而，索绪尔所说的“组合”和“聚合”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了“组合关系”和“联想关系”。法语的原文是 rapports
syntagmatiques et associatifs（高名凯译为“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索绪尔属社会心理学派，丹麦语言学家叶尔姆斯列夫将“联想关系”改为“聚合关系”（rapports paradigmatiques）,以避免“联想”一词的心理学色彩。与此相应，后人将“句段关系”改译为“组合关系”。对这两种关系，索绪尔在其《教程》中用了整整一章（第2编第5章）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只要将上引许书的段落同索绪尔书中的该章两相比较，就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巨大差别：
(１) 索绪尔所说的组合并不像许所说仅包括：“词素如何组成词”、“着眼于词的形式内部的语法关系”，还包括词组成短语和句子以及分句组成复句；
(２) 索绪尔所说的聚合并不像许所说“指词的语法分类”、“着眼于词和其他词的语法关系”，而是指“有某种共同点的词……在人们的记忆里联合起来，构成具有各种关系的集合”（见《教程》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6]171页）；这些关系包括一个词的不同语法形式之间、同根词之间、同词干的词之间、同后缀（或仅是同音后缀）的词之间、同义词之间、同属一词类的词之间的各种各样的关系（见上引中译本第171页和175页及该页所画的图）。由此可见，许完全歪曲了索绪尔所说的“组合”和“聚合”两个概念。不仅如此，许的上引话中还有严重的错误。如许说：“这两个概念（“组合”与“聚合”）都是着眼于语法关系、组合关系，不是着眼于意义”。删去枝蔓，这就等于说“‘组合’着眼于组合关系”，这不是同义反复吗？此外，不论是词素组成词或词组成短语和句子，分句组成复句，即各种组合中都不可能不考虑意义，否则不可能搭配；因此，许仅说“（组合）着眼于词的形式内部的语法关系”，那是不对的。何况“词的形式内部的语法关系”表述不当。难道还有词的形式（＝词形？）外部的语法关系吗？在聚合中，同根词的聚合及同词干的词的聚合，特别是同义词的聚合，更是不可能不考虑意义；因此，许仅说：“（聚合）着眼于语法结构”，那也是不对的。此外，说：“词的语法分类，就是动词、名词、形容词”，这也完全不对。词的语法分类包括的范围很广，如分为实词和虚词，分为七大或八大、九大、十大词类（远不限于动词、名词、形容词）等等。对这样重大的语言学问题，不应率尔操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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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在《语言文字学及其应用研究》第4-5页上（本部分内仅注页码时，均指此书）说：“西方语言发达的形态变化”，“西方语言……丰富的形态”。
[评] 现代西方的六大语言，即英、法、意、西、丹麦、保加利亚语等都是分析语（见罗森塔尔等编的《语言学术语词典手册》第24页，莫斯科，1976年），即形态已很不发达，只剩下古代语言的少数残存形态；许在该书第57页赞同地引别人的话说：“汉语与印欧语诸语言存在着类型上的区别”。这是不对的。汉语同上述六种现代印欧语都属于分析型语言，即类型上是一致的。
第5-6页：“在上个世纪（指19世纪），西方语言学基本属于哲学范畴”。
[评] 大错。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已很发达，洪堡特已奠定了普通语言学的基础，语言学早已独立成一门学科。
第233-234页：“在西方，语义学长期属于哲学研究的范畴”。
[评] 许混淆了语言学中的语义学和语义哲学，前者根本不属于哲学范畴。
(许在《未成集》第462页上也说：“西方词义学/语义学大半属哲学范围”。[评] 众所周知，西方没有“词义学”这一术语，只有“词汇学”、“词汇语义学”，分别创立于19-20世纪，根本不属哲学范围。)
第9页：“中华民族历史的文字记录长达数千年，甚至直达史前时期”。
[评] 史前史后以有文字划线，故上述提法违反常识。
第22页：“对神物的崇拜……是实用主义的”。
[评]“实用主义”这个概念和这个主义都是皮尔斯（1838—1914）首创。将自古以来就有的对神物的崇拜说成是实用主义的，完全不对。
第233页将“屈折语”写成“曲折语”（这一错误见于许的许多书文，可见不是印刷错误）。
第276-277页：赞同地引他人的话：“结构主义学派批评传统语法，只是说它概念和定义不精确而已，却没有提出任何崭新的语法模式”。
[评] 此说大谬。结构主义和它以前的语言学（包括语法学）有三大本质性的区别：
(１) 后者为规定型的（prescriptive），前者为描写型的（descriptive）；
(２) 后者为原子主义的，即孤立地研究单个语言现象，前者为系统性的。在学术界，不论中外，从贝特朗菲和索绪尔以后才有系统的思想；
(３) 后者往往混淆共时与历时，前者将二者严格区别开来。
第277页赞同地引别人的话：“从 N.
Chomsky 开始，确实出现了许许多多崭新的语法模式，然而大抵是用传统语法做舞台搬演自己创作的时装戏，很少有重起炉灶另立门户的主张——某些学者要把词拆成语素或义素……但是不成功”。
[评] 这完全不符合事实。许可能不习惯看外国文献，于是轻易否定外国语言理论。外国人看到，会骂咱们的。此外，把词分成词素，传统语法便已开始，对此古今中外语言学家并无异议，凭什么说不成功？只是在边缘地带，词与词素的界限有时不好区分；词不可能拆成义素。词义才可能分成义素，并非不成功。
第222页：“基于印欧语系的西方语言学方法”。
[评] 此说大谬。语言类型研究也肇始于西方语言学，它建立在属于多种语系的语言的类型比较的基础之上。美国的描写语言学是建立在美洲印第安语的基础上的。关于这个问题，详见拙著《语言和文化评论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1998年第二次印刷）。
《语言文字学及其应用研究》有这些硬伤，竟获得第12届中国图书奖，真是不可思议。
《中国语文》1996年第5期以首篇位置刊出许的文章《<尔雅>分卷与分类的再认识》（收入《未辍集》），该文居然说：“《尔雅》成书时，西方人还在草昧阶段”（许早在《语文建设》1990年第4期已表述过这一错误论断）。
[评] 当时希腊已出现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
该文（见《未辍集》第244页）还说：“欧洲各国最初的辞书，出现于15-16世纪，几乎都是用民族语翻译较发达语言的词语……单语辞书出现得更晚”。
[评] 许说完全不符合事实。15世纪以前欧洲出现的单语词典近10部。双语词典出现得比单语词典要晚。详见克里斯特尔《剑桥语言百科全书》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81-182页，英文原版111页。 □
* 伍铁平先生,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1. 该书扉页（未注作者）称颂该书：“作者在学术上的深厚修养……在书中……得到了深刻的体现”，该书“充满学术思辨的精彩的演讲。”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所刊许嘉璐文《论民族文化的雅与俗》引用此书时，书名却是《未了集－－许嘉璐学术演讲集》（2003年版）。
2. 下划横线的这几句话，另见于该书的扉画中。
3. 该书作者简介称：许教授还在“中国社科院、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任兼职教授”。
4. 关于人类语言起源的时间问题迄今尚无定论。刘后一等著《生物是怎样进化的》（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第433页上称“‘北京人’大约生活在距今50万年前……‘元谋人’的年代据最近测定在距今170万年前”；第467页上称：“人类‘登上’这个地球舞台也已经二三百万年。”《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第476页，1988年）指出，智人阶段（30万年～10万年前）才开始有语言，该书又指出，“不过，这个问题还在探索中。”
5. 见拙文《20世纪国外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进展简介》，刊《语言教学与研究》1983年第1期。
6. 见 H.Bussmann 主编的《语言与语言学词典》第226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劳特利奇出版社，2000年。
7. 转引自裴文著《索绪尔：本真状态及其张力》，第30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
8. 详见注5所引拙文。
9. 我之所以强调英语，是因为当今世界的学术（包括语言文字学）著述约80％是用英语出版。我之所以同时提出印欧语，是因为本文所引英语术语，在我所读到的俄、法、德语言学文献中，用的几乎都是
10. 见哈特曼等人著《语言与语言学词典》，第142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该书中译本将genealogical classification 译作“发生学分类法、谱系分类法”，欠妥。但该书在genetic classification 后用括弧译注为“谱系分类法”则是基本正确的，尽管严格说来，我们在前文已指出，语言分为语系、语族和语支，这只是一种假设（个别语支分化为具体的语言时，有时有文献的佐证，比较可信），性质同家族的谱系迥异，因此，genealogical classification of languages 这个术语及其中译文都是语言学史上的生物主义观在当今语言学术语中的残余反映。但是，正如“日出”、“日落”虽是不科学的地心说的反映，却已无法换词一样，语言学中的上述不科学的术语恐怕已不易更改。J. Dubois 等6人编的Dictionnaire
de Linguistique（语言学词典，法国拉露斯出版社，1973年）第225，229页解释 généalogie (谱系)、génétique（发生的、遗传的、遗传学）等词条时，上引 Bussmann 词典第185页在解释 genetic
tree theory（谱系树理论）时，都指出上述术语及“亲属语言”、“语言的诞生、死亡”等提法都是19世纪语言学中的生物主义观的残余影响。须知
从原始语言衍生出语系、语族、语支的过程，绝不同于从祖父辈生育出儿孙辈或从树干分出树杈的过程，因为原始语言中很可能就已存在方言分歧，后来的语言可能是从方言演化出来的，新产生的语言相互之间、同原始语言之间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相互之间还经常发生聚合过程。因此，“亲属语言”、“谱系分类”这些术语，即使作为隐喻，也是不正确、不科学的。
11. 见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第32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
12. 见《汉语方音字汇》（第2版）第284页，文字改革出版社，1989年。
13. 转引自王士元著《汉语语言学发展的历史回顾》，刊美国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中国语言学报）第17卷（1989年）第2期。
14. 其实，钱大昕“论证的结果只能证明古音重唇（即双唇音）轻唇合用”（见注18所引张清常文），后人才证明轻唇音来自重唇音。在钱大昕之前，陈第（1541-1617）、顾炎武（1613-1682）、黄生（1622-卒年不详）都已在其著述中指出过重唇轻唇不分的个别现象，不过没有像钱那样系统地进行过研究（详下注17所引拙文）。
15. 见上引 Bussmann 主编的词典第200页 和 Dubois 等人编的词典第240页。
16. 关于 Rask，见 R.H.Robins 著 A Short History of Linguistics（语言学简史）第171页（Longman 出版社，1967）；关于 Bredsdorff，是曾任美国语言学会会长的美国著名语言学家
K.Pike
(1912-2000) 1990年在美国第23届国际汉藏语和语言学会议上听我用英语宣读注17所引拙文后亲口对我说的。
17. 发表于《世界汉语教学》1990年第2期；其英译文（有个别删节）以首篇位置刊于 History of Language（语言史）第6卷第2期，澳大利亚国立大学，2000年12月出版。
18. 首刊于《语言研究论丛》第1辑，1980年（惜张文未注出版单位，我直到写此文时，才从《中国现代语言学家传略》[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4卷第1794页上查到是天津人民出版社），收入张清常《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3年。
19. 刊《外语教学与研究》1988年第1期。
20. 刊《广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该文参考文献中列出了注19中所提到的拙文，惜未列注17所提及的拙文和本文注18所引张文，估计也是因为我和张先生发文的两个刊物都不是研究音韵学的刊物，不易被人知晓。
21. 刊《语言教学与研究》1995年第3期，收入张清常先生的《语言学论文集（续编）》，语文出版社，2001年。
22. 刊《语文研究》2001年第1期。
23. 李荣的论证详见其《切韵音系》（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7章。
24.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7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其实，梅克尔（1781-1833）、冯·贝尔（1792-1833）、海克尔（1834-1919）也都提出过“生物重演律”，即认为“生物在个体的胚胎发育过程中经历了它的种的进化的几个主要阶段”。（见注4所引刘后一等的著作第72页）。但是他们说的只是胚胎发展史，没有涉及人出生后的情况。
25. 见注24所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2页。
26. 这两段话的详细出处见拙著《语言与思维关系新探》（增订本）第82 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年。
27. 对该书的介绍见注26所引拙著第74-82页。
28. 该书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1997年再版。该书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译文错误甚多（《语言文字学辨伪集》[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第216页已指出其中数处的严重错误），希望读者尽可能读原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