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韓國人對“繁簡論證”的思考

 

吳恩錫*

 

 

漢字是中國的文字,嚴格來説應該是漢族人的文字。從民族的自主權的角度考慮,漢字的問題應該漢族人自己說了算,作爲韓國人,我似乎沒有資格參加這個論證。但是作爲研究語言文字的學生,我一直非常關心這個問題,而且從去年考試時訂閲香港的《語文建設通訊》雜誌之後,發現關於繁簡漢字的討論非常有趣。

 

1. 以往的論證

漢字繁簡体的討論,當然不是這兩年的問題。因爲文字與人們的生活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 生活的變化和發展往往會引起人們對文字的看法和態度的變化。雖然印刷術發達之前也出現過漢字規範化的大規模行動,如秦始皇的“書同文”政策,但是文字字形問題引起的大規模論證一定出現在印刷技術將書籍和知識的傳播速度飛速地加快之後,因爲在此之前,大家只能用各種手寫工具的時候,對於“文字標準化”的要求和意識肯定不會過於強烈。

在東方的傳統社會歷來就有“正字、通字、俗字、字樣學”等有關文字字形的詞彙存在,這說明漢字字形問題一直是比較重要的漢字問題之一。唐朝以後,有了“正字學、字樣學”等的説法,正如王力和裘錫圭等學者所說:

特別是到了唐代以後,由於科舉制度要求正字法,字式更是基本上穩定了一千多年。唐初顏元孫的《干祿字書》(八世紀)在整體字法上起了很大的作用1

唐代承南北朝文字混亂之後,政府很注意正字工作,學者中間也有人寫這方面的專著。玄宗開元二十三年(735)頒佈《開元文字音義》(書已亡佚),據對楷書字形的統一起了不小的作用2

隨著社會和歷史的發展變化,漢字也經過了各種各樣的變化和改革,但是包括訓詁學在内,傳統社會有關漢字的討論都集中在“正字”與“非正字”的辨別問題上,而非“繁體”和“簡體”之爭。

簡化,當然是漢字變化的主方向,因爲人是偷懶的動物,這是毫無疑問的。漢字和漢字的系統從甲骨文到楷體的變化已經充分地告訴我們漢字越簡單越好。現在最激烈地主張“恢復繁體”者,也沒有人反對過這點。但是現在的繁簡體論爭,學者們講“歷史上的漢字簡化”和“《簡化字總表》”的“簡化”時,將二者處理成了同一個概念。我認爲這種看法是有問題的。因爲“歷史上的漢字簡化”,指的是漢字經過長時間的發展,爲了書寫和閲讀上的便利,逐漸走向簡化的自然有機過程。而現在通用的一些簡化字,則是人爲地對漢字實施的一種大型手術,不屬於文字的自然發展的範疇3。這兩者之間的差異是非常鮮明而且非常重要的。

清末民初,已經有不少學者參與過人爲簡化行動4,其中有錢玄同及稍後的林語堂等人物。他們是從“啓蒙”的角度出發的,林語堂在發表於《論語半月刊》的《我的話,提倡俗字》一文中用“用漢字的演變規律和小學生學習的難易説明推行簡字的必 要5 等的理由闡述了自己關於提倡俗字的觀點。這種啓蒙的角度,一直保持到共產中國建立之後。在國共戰爭時期,共產黨已經在自己的解放區施行了推行人爲簡化字的政策。解文艷(2006)在分析當時的歷史情況時說:

鑒于當時的歷史情況,漢字的簡化有其必要性,主要有以下幾點:

(1) 漢字本身繁難,不利于人們學習和使用。繁體漢字筆畫繁多,結構複雜……

(2) 了掃除文盲和普及教育……

(3) 同政治變革相結合……

這種字在當時稱爲“解放字”,1949101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解放字”成爲了漢字進一步簡化的基礎。

共產中國成立之後,人爲簡化字的發展經過了幾個關鍵性的階段。其中代表性的事件有19491010日中國文字改革協會正式成立;19645月編印《簡化字總表》……

無可否認,簡體漢字對“掃除文盲和普及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據説,20世紀50年代共產黨剛執政時中國大陸的文盲率高達80%,這麽高的文盲率肯定與繁難的繁體漢字結構有密切的關係吧。簡體漢字的推廣及“掃除文盲”運動開展至今,其效果已經是不爭的事實。

當前需要討論的問題隨著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大陸的開放政策,中國大陸周邊使用繁體漢字的國家和地區的“繁體字文化”對簡體字產生了不小的衝擊。“掃除文盲”的簡體字,現在或來還一定能一枝獨秀嗎?這個問題是很複雜的,要考慮到中國和東方文化的方方面面也許才能找到一個答案。關於這個問題,現在社會上有很多種不同的討論,尤其在“國學論壇 (bbs.guoxue.com)”等網絡上非常激烈,一些甚至發展到了人身攻擊的地步。當然,我們不能排除網絡本身有隱藏身份、缺少科學性等的特點,但是通過這些論爭,我們可以發覺簡體字和繁體字之爭已經表面化了。學術雜誌中也有不少學者和語文工作者在關注這一問題,並加入到討論中來。我們在這裡簡單羅列了正在討論和研究的一些問題。

(1) 類推簡化的範圍問題 (2) 簡化字的系統性問題 (3) “規範漢字”的讀音問題

(4) 簡化字與繁體字“一對多”問題 

(5) “古今分流”與“古今兼收”問題 (6) “立足現代”與“側重傳統”問題

(7) 香港、新加坡等地學生對繁簡體的認知狀態問題 (8)“識繁寫簡”問題

 

上面8個不同的問題中,前3個問題一般都是在堅持簡體字的學者和語文工作者之間進行的,參與這些討論的人大多數都贊同簡體字的效用和社會功能,希望簡體字政策更科學一點。這些討論一般在大陸學者之間展開,嚴格來説不屬於“繁簡体”討論。

4個討論,即“簡繁一一對應”問題的討論,似乎是香港和新加坡的學者們在主導。他們因爲比較習慣繁體字,現在接觸到簡體字以後感覺簡體字的“人爲性”破壞了漢字固有結構和中國的文化傳統,但是對中國大陸大規模普及的簡體字感到無可奈何。他們主張的“繁簡一一對應”就是看到簡體字簡化過頭的情況後提出的一種折中辦法,以免出現諸如“干隆皇帝6”等的可笑現象。他們的主張雖然似乎是從電腦的“繁簡内碼轉換程序”識別不出一些繁體字這個小問題起始的,實際上反映了其在當下的現實情況下的一種務實態度。

56個問題,實際上是“簡體派”和“繁體派”的正面交鋒。由於兩派都固守自己的立場不肯讓步,所以提出的建設性意見不多。這兩種爭論在網絡上尤多,有的甚至發展到了人身攻擊的地步。

7個問題,雖然還沒有“討論”的傾向,但是我認爲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基礎工作”。香港和新加坡等地雖然也是中國人的生活圈,但是從政治、歷史上與中國大陸保持著一定客觀距離的地方的青年學生們對繁簡漢字的熟悉程度,對考察漢字的發展道路問題提供了很重要的參考。關於這個問題,可以參考下面兩篇文章中的調查報告。

萬 波,香港與新加坡大專學生繁簡字認讀能力調查,《語言文字應用》,20015月。P91-P102

吳英成,新加坡學生繁體字辨認測查《語文字應用1998年第1期。P41-P46

 

雖然香港和新加坡分別使用繁體字和簡體字為標準文字,但這兩個調查報告均認爲“新加坡學生在孤立狀態下繁體字辨認率為83.5%,情境狀態下則為91.3%(吳英成,1998“香港大學生的簡體字認讀能力與新加坡大學生的繁體字認讀能力相等” (萬波,2001)。這樣的報告告訴我們,所謂的“繁體字字形結構過於複雜而導致其難以辨認和學習”的説法是存在一定片面性的,起碼閲讀起來並不像我們想象的那麽困難。

也有些人認爲因爲繁體字是東方傳統文化的象徵和精髓,中國人應該能懂得繁體字,但很難否定簡體字在書寫時提供的便利。聶鴻英等學者1994年也曾提出過這樣的想法7。他認爲大學生等文化水平比較高的人群應該懂得繁體字:

現在的大學生,包括我們中文系的學生,對繁體字的書讀不懂,這還怎談繼承發展民族文化。對於我們這些天之驕子的大學生來,對繁體字的書都讀不懂,那繼承民族文化傳統又談何容易?所以大學生應該學識繁體字,這和復古絕不是一回事。從大的方面講了民族文化不至於斷代,從小的方面講提高自己的文化素養,何樂而不?所以大學校園媕雩荋ㄜ“識繁寫簡”。

他在這裡甚至說“中文系的學生,對繁體字的書讀不懂,這還怎麽談繼承發展(漢)民族文化”,我本人也有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對最後一個問題,即“識繁寫簡”問題的認識出發點,也就在這裡。搜集大量的資料研究簡體字問題的解文艷(2006:29)也通過對中國大陸和臺灣“常用漢字”的分析表明:“大陸選字側重現代應用,臺灣側重保留古代傳統。”我們從解文艷說“臺灣側重保留古代傳統”的這一句話就能感覺出來她是支持簡體字的。但是我的想法和她不同,我們應該要重視的不是“古代”文化,而是“傳統”文化8;“繼承發展”而不是“保留”。

“識繁寫簡”的主張者,對東方傳統文化的態度基本上和我一樣。但是聶鴻英把“識繁寫簡”的範圍縮到大學生之間了,就是説,他對“普及”繁體字的問題保持比較謹慎的態度。而我認爲,這個範圍應該可以擴大到全部中國人以及所有漢字文明圈,因爲發展繼承傳統文化不僅是“文化水平比較高”的人群的義務,也應該是所有人民的生活的方式和態度。

 

2. 結論和建議

我們探討漢字的問題,應該要包括語言和文字的關係方面。從索緒爾開始我們一直認爲文字不過是語言的符號,而語言才是語言學的關注對象。事實如此嗎?我不敢說西方國家的語言,但是起碼在我的母語韓語堜M漢語婺g常發現“文字影響語言”的情況。順便擧一個例子。大多數韓國人的名字都可以用漢字寫,我的名字叫做“오은석”,

用漢字寫成“吳恩錫”。那麽,我在大陸用中國的普通話的時候給別人介紹我自己說“我姓吳,口天吳”。

關於繁簡字的問題,我認爲,“識繁寫簡”是一個很好的解決方法。“識繁寫簡”可以解決現代人對傳統文化的距離感,同時也可以解決漢字結構繁難初學者難以掌握的問題。關於“識繁寫簡”的具體操作方法,我們當然需要通過討論決定最合理的、最有效的、最迅速的方案。但是我作爲在漢字文明圈中長大,一直關心東方傳統社會的人,我認爲“中學語文教科書用繁體字印刷”的辦法是一個可嘗試的選擇。寫什麼體的漢字,就讓每個人自己決定吧。我認爲這樣的辦法好處很多,希望語文和教育界人士一起討論這個問題。

其實,因爲我們活在電腦很普遍的時代,不僅“識繁”不難,“寫繁”也並不難。雖然我學漢語是使用簡體字學的,但是並不認爲用繁體字寫文章很難。包括這篇拙稿,我也是第一次用繁體字寫的文章。我不相信,對繁體字不熟悉的中國人對繁體字還沒有我這個外國學生熟悉。

 

參考文獻

戴家鴻,簡化漢字在美國引發的一場論戰,《集寧師專學報》,1998年第3

潘文國,《字本位與漢語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김용옥동양학 어떻게 것인가2통나무1994(金容沃,《怎麽學東方學》第2版)

소쉬르최승언 옮김,《일반언어학 강의》,민음사1990(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的

韓囯語版)

이익섭,《언어학개설2학연사1993 (李翊燮,《语言学概説》)

프랑수와즈 가데김용숙·임정혜 옮김,《소쉬르와 언어과학》,동문선현대신서2001

François Gadet,《索緒爾與語言科學》)                                   

 

                                                                           

读者来信

                我国第一部语音学专著        苏培成(北京)

 

  读贵刊第85期,在第32页上读到一句话:他(指王均)与罗常培合著的《普通语音学纲要》,是我国第一部语音学专著,至今在语言学界仍有重要地位。这句话似有可商之处。据我所知,岑麒祥先生编著过一部《语音学概论》,193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19599月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这部书的修订版,我家里就有1959年的版本。罗王合著的《普通语音学纲要》是1957年出版的,比岑著晚了18年。岑著是我国第一部语音学专著吗?不是。我从《民国时期总书目》里查到,张世禄先生1934年在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语音学纲要》,比岑著早了5年。

 

编者回应

  感谢苏培成先生的指正。苏培成先生谈到“书源”。我们有一本与语音学有关的译著:保尔巴西 (Paul Passy) , 刘复译的《比较语音学概要》, 1925年赵元任序, 1930年商务初版, 1977年台湾商务重印。                                             



* 吳恩錫先生오은석;  Mr. Oh EunSuk ,上海 華東師範大學對外漢語學院; 上海 百濟韓國語中心

1. 王力,《漢語史稿》重排版,中華書局,2006。P53

2.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商務印書館,1988P280

 

3. 本文中我說的“簡化”大多數為自然演變的簡化,而不是人爲的手術。雖然沒法避免術語模糊性,我將“人爲的手術”的說法盡量用“人爲簡化”一詞,但考慮大家的習慣,有時我也會混用。

4. 關於人爲簡化的詳細面貌,請參考“解文艷,《建國以來的漢字簡化研究》,河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

5. 見解文艷 (2006:4),再引用。

6. 張從興,大清有個“干隆”皇《語文建設通訊 (香港),香港中國語文學會,2006年12月 (第85期)。P12-P13 文章說,“一般的繁簡内碼轉換程序是不懂得這些的,於是凡是遇到‘乾’字,就一律轉換成‘干’字了。所以,除了能在中文網上檢索到‘干隆’以外,還能檢索到‘干坤’。”

 

7. 聶鴻英,漢字“識繁寫簡”隨感,《東疆學刊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1期,P42-P43

8. 其實我對“古代”一詞也有很多想法。中國人因爲是社會主義直綫歷史觀的影響對“古代”就有很大的反感,所以對他們來説“古代”是個貶義詞,是“要克服的對象”,但是“古代”應該是一個中性詞,我們不應該對它有反感。況且,中國人對“古代”的時代劃分也有問題,因爲“古代”這個詞彙本身實際上是馬克思爲了展開他的思想重新套上新定義的,我們不能盲目的使用馬克思的時代劃分法。在此不能詳談。關於這個問題,可參考金容沃著《怎樣學東方學》(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