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語教學” 問題淺析
一. 問題的產生
作為香港政府的一項教學語言政策, “母語教學”的問題由來已久。在殖民時代, 港英政府的政策是禁止用本土語學習, 普及學校教育以後,就讀英文中學的學生的一直比讀中文中學的高,到90年代初,用英語學習的學生超過90%。(曾榮光,1997,p232)
早期把這種現象作為問題提出來的有兩個關鍵的文件。1982<<國際顧問團報告書>>指出“教學語言的疏離性與普及教育的包容性的互相衝突”, 認為要解決普及教育及英文中學主導的矛盾,是政府頒令初中用廣州話(中文) 教學。1990<<四號報告書>>提出“中英混用引致中英不通”,批評混合語的使用, 建議向學校發出“確實的指引”, 勸諭校長採用正確教學語言(中文) 。
二. 有關教學語言的政策文件
直接影響當前政策的是1996年的《教統會六號報告書》和1997年9月的《中學教學語言指引》(下稱《指引》)。它們的要點是:
1.
由98開始在所有官津中學實施中文授課; 與此同時, 證明有條件(學生、教師、支援措施)的學校, 可獲批准保留英語教學;
2.
學校的教學語言在“中學一覽表”公佈;
3.
增加英語教學資源以保證英語水平;
4.
訂定教師基準資格以保證教師語言能力。
在政府公佈英文中學名字, 以及部分學校為保留英語教學提出申請、教署評核的這段期間, 社會上即時引起了不少震撼。而政策實施以來, 也出現各種的反響。
三.
政策引申出的問題
1. 強化母語/英語教學的對立, 鞏固英語優勢
《教學語言指引》開宗明義強調政府鼓勵母語教學, 但所見的效果顯然是適得其反。
母語教學淪為次等教學 學校爭相保住英語教學原狀, 學生(家長) 爭入英文學校, 母語教學淪為次等教學。1999年一項調查顯示, 接近一半的中文中學學生被訪者認為自己是次一等的學生, 而這些學校被訪的老師和校長有一半有相同看法。(Poon,Y.K.2000,p362) (語常會,2001)當時報章刊登的一些議論發人深省:
“熒光幕上, 幾個中學生淚眼盈眶, 認為所讀學校不被列為英語學校是一種恥辱……校長和老師也滿臉不悅, 認為教署評核失實。……看見校長和學生為了不能用英語上課而咬牙切齒、痛哭流涕, 心中真是感慨不已。” (陳中禧, 教協轉載星島日報,1998)
英文學校的標籤效應更強 政府公佈114所學校可用英語教學,英文學校的標籤更強, 正如一項調查的負責人所說:
“…the Chinese medium instruction policy was good, but the way the
government implemented it brought about very negative results – the labeling
effect on schools and students, i.e. English-medium schools are labeled as good
schools whereas Chinese-medium schools as second class schools.” (Poon,Y.K.2000,p362)
有一些調查顯示,比較“英中” 和“中中” 兩批成績好的學生, 他們的自-我形象,並無大差別。(Poon,Y.K.2000,p359)正如研討會的講者說(徐碧美1999), 學生的自尊感主要受成績影響而非教學語言。雖然如此, 但如今英文中學的優質地位在分流中受到強化, 便跟“(成績)好學校” 等同, 標籤效應有增無減。這種效應的結果,最終把想保留英語教學的學校推向直資/私營化, 強化了精英制,與融合教育的方向背道而馳。
2. 求與供嚴重不均造成不平等
對英文學校的需求來源於學生、家長的選擇。家長希望子女入讀英文中學的傾向性是很明顯的。語常會在99年的檢討報告中也承認,九成英中家長和約四成中中家長支持學校用英語授課。(語常會,2001)
因此, 英文中學的驟然減少勢必令市場選擇機制激化, “供不應求”使英語教學的價值更高,而競爭學額中, 產生嚴重的不公平現象。據一項統計(曾榮光,1998,p10), 可用英語學習(語言能力第一, 三組) 的學生約40%,英中學額只有26.92%。學額的區域分佈又極為不均(港島33.78%,九龍區33.5%,新界20.63%),英中集中在中西區、灣仔區、
九龍城區, 其他區不能滿足40%學生升英中, 機會最大的中西區(49.37%)與最小的離島區(1.12%)比率極懸殊。英中學額, 又因為直屬制度, 只有平均不到一半供統一派位。 另外, 很多學校也不可能聚集85%語言能力屬一, 三組的學生, 而滿足《指引》對英中學校提出的條件。
3. 主導政策的中英語言能力分組機制, 依據不可靠
據《指引》, 中一的學生,在中英能力分組中屬一、三組別的是否達到85%的規定,決定了學校教學語言的選擇。這個語言分流機制,成為了政策的主導。而此分流的根據是草率的, 它“單憑小學升中的學能測驗——一個只測中文和數學能力的常模參照測試”
得出的結果“缺乏令人信服的評估根據”。(曾榮光,2000,p235)這樣一個不可靠的機制, 卻決定了全部中學及學生的命運, 絕不合理。
4. 英文中學確保有效地採用英語教學,與所收學生能力下降有矛盾
《指引》強調採用英語教學必須確保具備足夠條件,包括學生符合規定的比例, 但升中派位機制的改變(五組改三組、一條龍),所收學生平均能力會下降,這個按英語能力分流所形成的精英體系勢必不能維持。這顯現了政府內部政策之間互相抵觸,為此,政府也不得不作出補救,提出“中英並行”。
5. 政府含混過關----2001中英並行議案
對於上述一點, 在2001年2月立法會上, 羅范椒芬也坦然承認: “我們細心分析這些學校(114所英文中學) 目前的收生情況, 不難覺察到有些學校, 有部分學生並不符合利用英語學習的基本條件, 包括有些是第三、第四組別, 甚至少數第五組的學生都在英文學校內。”
“2005年後每一所小學都會有第一至第三組的學生。在這個制度下, 將來中學校內的學生的能力差異可能進一步擴大, 很難確保每一名被派往英文中學的學生都適合以英語教學。” 事實上, 這正好證明當初評定的114所學校的根據是草率的, 當時嚴謹的評審變得毫無意義。現實反映的情況是, 英中和中中的學生, 程度將逐步拉近。這樣一來, 能有“足夠條件” 採用英語教學的學校將逐步減少, 按道理,政府似應似在此刻堅持“母語教學” 的大原則, 豈料相反, 議案提出三項措施:
1) 處理英中學生差異,( 放寬“不許用中文”) 2)中中考慮在高中轉英, 3)中中在初中考慮部分轉英(增潤英語活動)。後兩點針對中文中學, 也有放寬的意味,不提確保學校採納“母語”
及制裁違反者。這種政策, 以至過往的教學語言政策,實際上都是一種含混過關的例子(muddling throuht), 對事情沒有長遠的審慎的考慮。 (曾榮光, 1997,
p235) 有團體批評政府母語教學倒退,政策搖擺不定。(教協會, 2001,2,12)
四.
政策面對的僵局
母語教學優勢未顯
教學語言政策98年全面實施, 至今母語教學的優勢是否已經呈現? 語常會的調查(1999) 顯示中中學生在1) 喜歡學校採用的教學語言,2) 自己敢於發表意見,3) 能在課堂上熱烈討論,4) 和老師關係融洽, 這四方面, 比率高於英中的學生。有學者指出, 採用母語教學, 可以刺激較高層次的思考, 不應光是把英語教學的課程翻譯過來而不做提高。(徐碧美,1999) 英語學校, 即使錄取了好學生, 如教學語言效能不佳, 等於犧牲了優秀學生的學習, 使學生淪為次等。(李國生, 蔡寶瓊1999) 中中在和英中的比拼中,是否真正發揮出母語的高效能, 始終還是存疑。比拼中同樣存疑的,是母語教學有沒有削弱英文能力。中文中學或轉中文的中學要維持跟英文中學一樣的英語水平, 不容易令人信服。而以英語作每一科的媒介(盡可能營造語言環境), 事實上有助英語能力的培養, 即使是使用混合語, 人們一般認為無傷大雅。
英語仍主導香港社會
英語的市場價值,決定香港仍處於英語主導的時代。母語教學的好處在心理上敵不過英語是優勢語言的現實。曾榮光指出的一個選擇機制顯出了教學語言政策的僵局: (曾榮光,1997,
p238)
顧主、高等院校à英語為主導的升學及就業的市場結構;
家長à選擇有較高市場價值的英語, 成績好必優先選擇英文中學
學校、辦學團體à要收好學生, 必採用英語教學
英語的功能優勢既不容置疑, 學生必爭如英文中學,學校必爭用英語教學,很多校長和老師,雖承認用中文教學的效能,但同時又憂慮好學生的流失和整體學生素質的下降,無怪乎學校贊同現有教學語言政策的程度並不高。(Poon,Y.k.2000, p362)
英中的減少又令這選擇的機制激化, 加上標籤效應,學生能用英語學生,學校有條件用英語教學,已標籤了其優等地位,家長追求“好”學校是理所當然,並不能怪他們“對母語教學抱有錯誤的看法”(第六號報告書)。
五.
問題解決需要的條件
上述的僵局在仍是英文主導的商業社會, 不易打破, 依本人的看法, 要改變的關鍵一環, 是中文中學要顯示理想的output, 扭轉“好學校=英文學校”的觀念。這些學校, 應該是:整體學生成績理想;英文成績不比英中差;能實質解決在高中或預科的中英銜接問題(非舉辦一般增潤課程), 升大成績理想。
到了中文中學也形成了相當數量的“名校”,上述的選擇機制自然會改變。
六.
建議
目前, 《指引》提出的教學語言政策的施行實際已在變質, 政府和學校都在為原政策衍生的問題尋求出路。根據一項調查(Poon,P.Y.2000,p363) 得到最多學校接受的模式是:
中一-中三 中文(62%)
中四-中五 按科目劃分教學語言(38%),英文(32%)
中六-中七 英文(48%),按科目劃分教學語言(37%)
這種模式, 傾向於學校自決。
另一種模式是,根據國際顧問團的建議,政府頒令初中實行母語教學(一刀切), 到高中分流, 這種方案, 可完全避免升中競爭引起的分化和不平等, 而且, 到中四才選定教學語言, 對家長和學生來說是更有利和合理。(曾榮光, 1997, p238)
但無論是哪種模式, 政府對中文學校的扶助都應大力增強, 只有創造出更多的中文中學的樣板, 使社會和家長另眼相看, 母語教學的推行才算真正成功。
參考書目
香港教育統籌委員會(1996), 《第六號報告書》。
香港教育署(1997.9), 《中學教學語言指引》。
曾榮光(1997),<香港教學語言政策發展的回顧與前瞻>,《香港教育政策分析: 社會學的視域》, 三聯書店(香港) 有限公司。
曾榮光(1998),<英中學額分配政策的匱乏與不均等: 香港中學教學語言政策的再思>,《教育政策研討系列》, 香港中文大學。
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1999), 《教學語言調查研究撮要》。
Poon, Y.K. (2000), “Evaluation
of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mpulsory Chinese Medium Instruction Policy.” Medium
of Instruction in
香港立法會(2001.2), 教統局局長就“中英並行教學模式” 議案致詞。
陳中禧(1998),<為何不喜歡母語教育?>, 《教協報》,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教協報(1999),<為了學生, 必須選用高效能的教學語言----週年研討會報道>,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教協報(2001),<教協會強烈抗議 母語教學倒退 教育政策混亂>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張勵妍(2001)
香港中文大學學位教師教育文憑課程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