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语环境里语言规划所思考的重点与面对的难题
——兼论新港的双语优势
周清海
语言问题是最能动人感情的，但是处理语言问题却是需要更多的理智，最不能动感情的。根据书面的记载，中国最早推行语言计划的，恐怕是秦始皇了。秦始皇以秦本土的文字为基础，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依照《说文解字·叙》的说法，当时的情况是：
……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
……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
但其他六国的子民，却有人冒着生命的危险将六国文字写的书偷偷地藏起来。可见他们对自己的文字的感情是多么强烈。秦始皇的语言规划，推行时，对其他六国来说，适应起来是痛苦的，但从今天看来，这个语言规划对中国的统一，中华民族的统一，起到的作用却是巨大的。
语言政策的决定，考虑的不纯粹是语言因素而已。语言政策的决定，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考虑远远超过语言上的考虑。以新加坡为例，独立以前，新加坡的行政语言是英语。独立以后，仍旧保留殖民地的英语作为行政语言。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呢？
英语不是大多数新加坡人的母语，在华人占大多数的多元种族多种方言的大环境下，决定以英语作为行政语言，我们考虑的是：采用英语，保证了制度的连续性，同时英语也是各种族平等竞争的语言、现代化的语言、走向国际的语言。
如果我们以最大种族（华人）的语言作为行政语言，其他非华人的种族必然在竞争上处于不利的地位。这样不只不利于国内各种族的和谐共处，不利于新加坡走向国际，不利于新加坡的现代化，新加坡也可能被周围邻国看作是第三中国，更不利于和东南亚邻国的相处。
语言是人民享有平等机会的媒介。新加坡决定以英语作为行政语言时，华社以及华教团体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决定的意义，和可能带来的冲击，所以没有充分做好应变的准备，以至于牺牲了受华文教育的一代人，他们逐渐被边缘化，成为沉默的大多数。
由于不能应变，没有超前的眼光，或者由于对自己的语言文化过分的执着，过分的热爱，不能自我调整，致使华文教育陷入困境。华校消失了，以华文为教学媒介语的南洋大学和以英语为媒介的新加坡大学合并，成立了新加坡国立大学；教育上出现了以英语为所有科目的教学媒介语、母语为必修科的新加坡型学校。
政府部门许多关键性的职位，如部门主管、高级行政官、常任秘书等等；社会上的许多专业工作，诸如医生、律师、建筑师、会计师、工程师等等，都因为需要良好的英文，而与受华文教育者无缘。受华文教育者的唯一出路，是当华文教师。而当时新加坡与中国大陆，关系隔绝，华文教师因而没有机会进修。在教育或其他政府部门的行政阶梯里，也由于英文不灵光，以致晋升的机会非常少。学校里华文逐渐成为孤立的单科科目，学生没有办法兼顾两种语文，因此华文必须在程度方面做适当的调整。华文与学生其他科目的教学语言没有关系，与升学也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学生学习华文的热忱也就不高。
自己吃了亏，就不愿意下一代再吃亏，再一次被边缘化，尤其是自己亲爱的下一代。于是许多家长，包括受华文教育的家长，其中不少是华文教师，和一些华社领袖，都纷纷将子女送进英校。尽管中华总商会和其他教师团体，宗乡会馆做了不少努力，都不能挽救华文教育的命运。华校学生逐年锐减。
1978年，南洋大学的学生在新加坡大学联合校园用英语上课，1980年，南大与新大合并，成立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学的华校学生也面临教学媒介语转变的困境，教育部安排他们下午到英校浸濡二至三年，以提高英文程度。那些没办法适应这个转变的，中学毕业之后，也就升学无门了。华校教师也面临教学媒介语转变的挑战，必须重新受训，以英语教学。这些转变对华校学生、华校教师都是痛苦的。到了1984年新加坡的华校正式寿终正寝。
华校消失后，受华文教育者所承受的挫折感，是相当沉重的。上述的种种原因，造成了华文教师士气非常低落。
许多受华文教育的家长不愿意自己的子女学不好英文，再一次吃亏，有的甚至人为的改变家庭用语。社会上受教育越高的，越少用华语；社会成就越大的，越不愿意用华语，使得华语被视为不成功人士的语言。
面对教育和社会语言环境的改变，新加坡政府在教育方面规定母语必修，坚决推行双语教育。新加坡的新一代都在双语教育的环境里成长，也就能在更公平的基础上竞争。此外，当时的总理李光耀先生更提出让传统的几所华校享受教育部特别的辅助，成为特选学校，以保留华校的优良传统。特选学校应否继续存在，至今仍然是一些人，特别是少数族群所关心的课题。他们对特选学校存有疑虑，因为担心将来从特选学校培养出来的新加坡的领导层对非华族社群缺乏了解。
没有双语教育政策
华文命运或更悲惨
如果没有双语教育政策，不设立特选学校，在新加坡，华文的命运可能更为悲惨。所以我在给吴元华博士的著作《务实的决策》一书的序言里说：
我国的双语教育政策，不只解决了母语的政治问题，解决了我国成长时代就业不平等的社会问题，也将不同的，两极化的华英校学生，拉近了距离，而且在建国过程中，为母语提供了一个浮台，让母语保留了下来，更加普及化，并对我国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虽然，我们母语的程度稍为降低了，但这样的牺牲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李光耀资政非常关心母语教育，认为只要我们能将母语保留在适当的程度上，将来有机会发展时，就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往前发展。今天我们能够面对新的挑战，就是这个政策的贡献。①
华文的前途，不由我们决定，完全决定在中国大陆。我们学习华文，是为了保存自己的文化，为了保存民族的自尊。所以尽管从语文程度的观点看，在双语政策下，现在新加坡华文的程度比不上有华校的年代，但从“将母语保留在适当的程度上，将来有机会发展时就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往前发展”这个目标看来，我们是相当成功的。特选学校的设立，在保存华校的传统和特点方面，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
在以英语为顶层语言的压力下，如果不考虑推行新的语言规划以保留华文，华文的命运就难以预测。和华文有关的语言规划必须考虑：
一、华语是华族彼此认同的语言、是华人的文化语言，是将来可能有更大价值的语言，而不是华族的各种方言。
二、要保留华文就必须创造讲华语的大环境。要培养通晓高层次中英文的新加坡双语精英，也必须有这样的大环境来支持他们。
三、新加坡的语言大环境是英语，因此推行华语的目标不能定得太高，太高了学生没有办法负担，会构成政治压力。
四、设法通过华文教学保留华族的文化传统。各民族的特点如果消失了，新加坡将出现只会说英语的不同肤色的新加坡人。这对新加坡不利。
于是，讲华语运动在1979年展开，到现在已经超过21年了。持之有恒的讲华语运动，给华语提供了广阔的语言文化的社会基础。
新加坡华人社群的方言非常复杂，而华语很早就被新加坡华人接受为华族的高层语言，是华文教育的媒介语，是受过华文教育的知识分子的语言。中国政权转移之后，新中断绝外交关系，新加坡华校生所接受的书面语言训练是五四前后的作品，而口语方面完全没有或者很少外来语言（普通话）的直接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推广的华语，难免带着新加坡自己的某些特征。
加上在新加坡的教育制度里，华语只是单一的语言科目，英语却是主要的教学媒介语，同时是社会的顶层语言。华语受到英语的渗透与压力是难以避免的，要求一般人在短时间里都能说标准的华语，就不是十分实际的。所以我们在大众传播方面，严厉把关，尽量向标准（普通话）靠拢。《联合早报》从国外聘请语文专才，为报章的语言把关。在华语教学上，绝对以标准（普通话）为依归，我们也聘请国外语文专家为顾问，为语文教学把关。
新加坡尽量避免
创造特殊地区语言
我们通过大众传播、教育，将华语维持在标准的范围内。如果将新加坡现在的华语和其他华语区相比，相信我们是相当标准的。
在推行英语和华语语言规划时，我们尽量避免创造特殊的地区语言。我们的英语以英国的英语为标准，华语则尽量向中国的普通话靠拢。我们接受汉语拼音、简化汉字、甚至在决定教学上的常用汉字时，也充分参考中国常用汉字统计的资料。因为我们知道，华语的发展前景不由我们决定。我们认为制造特殊的地区语言，不利于和别人沟通，却只会给用华语的人带来更大的麻烦，对华语的推广带来不必要的障碍，更会给下一代增加不必要的负担。尽管我们这样做，但华语仍旧出现变异，只是我们将语言的“差异”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②英语和华语，分别向英国英语和中国普通话靠拢，并不会减少新加坡人的认同感，更不会使新加坡人失去自己的语言身分。
这三十几年来，英语至上的现实，造成了新加坡人的语言自满，认为只要英语就够了，不懂英语就是没有受教育。在这样的环境下，母语教育的问题，往往是态度问题而不是能力问题。所以虽然在程度上、在制度上我们做了不少的调整，母语教学仍然面对不少的困难。华语运动推行了超过21年，以英语为最常用的家庭语言的比例，也在直线上升。
1989年《联合早报》小于30岁的读者是35％，1999年只有20％。人们一般收看第8波道（华语波道），却不看《早报》。新加坡人听说华语的能力，一般来说，是提高了，但阅读、书写华语的能力却是降低了。
进入21世纪以后，面对中国崛起和经济全球化的新局面，华文的作用，除了文化之外，经济的价值，也在不断提高。我们早就认为华文的前途，完全决定在中国大陆。中国的改革开放给华文带来了新的生命力。新加坡华语母语教学的重要性，已经到了“有机会发展时，就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往前发展”的阶段。
新加坡的华文教学在面对新的情况下，要培养华文精英或双语精英，就必须考虑在教育制度方面进行必要的调整。随着华文用途的扩展，以及新加坡华语文教育和中国教育体系联系的可能性，在新加坡出现比较平行的或偏重于华文的双语教育，可能性是存在的。要让我们更具有竞争力，培养出华文精英，就要求我们有更灵活的教育制度。新加坡教育部也不可避免的要重新检讨教育制度。
如果以华文为主要语言，将新加坡跟香港和台湾相比，港台高层次的人才都是中英兼通的。香港的人才缺乏说普通话的口语能力，台湾人才英语的口语能力不如香港、新加坡。新加坡有利的条件是华语的口语能力比香港强，同时具有从中到英的书面语能力。
现在，新加坡人的华语虽然还是处在较低的水平，但以后将逐步集中在提高方面。如果中国继续加强它的经济力量，新加坡就有可能把华语提升为华族的高层语言，和英语并驾齐驱，也可能培养出更多的双语精英。
语言与教育、语言政策问题，都是具有地区特点的问题。各地区必须站在自己的利益上，对这些问题加以充分的考虑。别的地区的选择与做法，只能供参考。
新加坡的语言大环境是英语，和香港相同。但香港在政权移交之后，华语的地位日益提升，香港将很快地感觉到这个语言提升的压力。新加坡和中国大陆相隔遥远，没有香港那样快地感受到这种提升的压力。
新加坡也没有像香港那样有主要方言，而且用这个主要方言作为教学媒介语。因此在考虑借鉴新加坡的经验时，必须注意上面这两个特点。
从新加坡推行的语言计划里，香港可以考虑借鉴如下的经验：
一、语言的劣势是可以避免的。逆潮流，不能应变，可能被边缘化。新加坡过去的华校生没有意识到应该避免陷入语言的劣势，结果被边缘化了。这个牺牲了一代人的痛苦经验，值得记取。
二、尽量向普通话靠拢，避免提倡地区语言。尤其在这个数码资讯时代，这样做，有助于讯息的交流，华人共同语的建立。新加坡网上《联合早报》广受欢迎，和它的语言很少有地区特点是相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语言的趋同是一种被动行为，而语言的趋异则是一种不自觉的、主动的行为，因为这是要维护自己的文化传统，维护自己的文化习惯。所以在避免提倡地区语言方面，需要做更多人为的、有目的的规范工作。
三、香港在推广普通话时，没有说普通话大环境的支持，需要更注意制造说普通话的大环境，而不是提高普通话的水准。也就是说，在香港、普及普通话比提高普通话的水准更重要。
四、主要方言和英语对香港口语和书面语的影响，是难以避免的，但在大众传播和教育方面，注意建立标准，是可行的。大众传播和教育所树立的标准，将直接影响香港的书面语和说的普通话。
五、在教学上，必须建立说普通话的信心，因此说普通话的流利度比准确度更重要。过度强调准确度，对建立说普通话的信心没有任何帮助。
六、新加坡的华语能力，需要相当的时间才有办法提升；台湾的国语，人为地增加了太多的地方色彩；而台湾和中国一样，都缺乏说英语的大环境。只有香港，具有高程度的书面语能力，又具有说英语的大环境，在新的语言压力下，将来肯定会有不可忽视的发展。香港具有双语的环境，如果有了说普通话的大环境的支持，将来华人社区真正的双语精英，可能出现在香港，而不是新加坡、台湾或者中国。
注释：
① 吴元华《务实的决策》序言（联邦出版社，1999）
② 参考周清海《新加坡华语变异概说》，庆祝《中国语文》创刊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
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