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词汇学首届国际学术讨论会暨第五届全国研讨会纪要

武汉大学文学院　孙冬妮　胡慧君

　　由武汉大学文学院主办、商务印书馆和孝感学院协办的汉语词汇学首届国际学术讨论会暨第五届全国研讨会于2004年4月18至23日在武汉大学成功召开。来自中国大陆、港澳地区以及国外的专家学者共计154人（其中正式代表107人、列席代表47人）出席了会议，并向大会提交论文125篇。学术研讨采取大会学术报告和按分专题分组报告的形式进行。学者们针对各议题广泛而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发表了许多独到的见解。
　　开幕式由武汉大学文学院副院长赵世举教授和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助理周洪波编审主持，厦门大学李如龙教授致开幕词，武汉大学副校长胡德坤教授致欢迎词，北京大学教授陆俭明、香港岭南大学教授田小琳、韩国湖南大学教授朴相领等三位先生分别代表中国大陆 、港澳地区和外国学者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开幕式后的第一场大会报告由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周荐和《辞书研究》编辑部主任、编审徐祖友两位先生主持，七位学者发言交流。
　　陆俭明教授《词典释义中的几个问题》的发言，针对目前所出版的辞书在释义和词性标注上所存在的问题，提出辞书编纂者和词汇学者应该注意以下几点：一、 应充分注意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二、 要防止将格式的意义归到包含在格式中的某个词的头上。三 、表述要尽可能的准确。四 、尽可能从学习者的角度多考虑，以防止误导。最后提出一个与知识产权有关的而又难于解决的问题—已有辞书上的某些词的释义几乎已经成为经典式的释义，而新编的辞书为了避免抄袭或侵权之嫌，不得不加以更改，结果造成释义上的倒退。
　　烟台师院张志毅教授《词汇学的新进展》的发言，结合世界语言学研究中的词汇主义新趋势，提出语言研究的重点将从句法学转移到语义学，转移到词汇学，并从词的离散性 、词的同一性、语料库方法、词汇学的新领域和新方向等几个方面谈到了当前词汇学研究的新进展。
　　武汉大学郑远汉教授《反义语素合成词》的发言，研究由两个意义相反或相对的语素构成的联合式合成词，着重讨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结构成分之间的位次有无规律，是怎样的规律，调查结果为：反义语素合成词中两个语素受字音或字义因素的制约，有很强的规律性；二是合成词同其结构成分之间的语义关系问题，即反义语素合成词对其结构成分的语义取值有哪些方式，根据语料总结为并举式、选取式、任取式、单取式、概括式等五种语义取值类型。并提出取值类型与合成词的意义之间互为因果。
　　河北师范大学苏宝荣教授《词语兼类的功能显示与深层语义分析》的发言提出，词的兼类是汉语词汇和语法研究的重要特征之一。分析汉语词的兼类现象及其成因，有利于启发人们从语义与语法结合、功能与形式统一的视角认识和研究汉语词汇。并具体谈到汉语词语兼类的功能显示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实现：一、异读—语音的分化；二、后起字—字形的分化；三、构词—词形的分化。词语兼类的深层语义分析是义位在语言中的运转，是词语所含义素地位的变化，揭示原始义位所含的深层的语义特征，是探求“兼类”词语语法功能的行之有效的方法。
　　北京语言大学张普教授《基于动态流通语料库（DDC）的现代汉语词语研究》的发言，介绍了基于动态流通语料库的现代汉语词语研究，如流行语的提取与发布、字母词语的提取考察、ＩＴ术语的提取与发布、通用词语表研究等。试图从大众传媒的角度对语言进行考察，探测语言的发展变化。
　　香港城市大学郑定欧副教授《基于语料库的现代汉语词义系统的构建》的发言，将现代词汇学分为内向词汇学、外向词汇学和电子词汇学，并通过滚动收集、干预加工、形式分类、修正补充等手段对内含2000万字、60万个句子、17000个动词形态的国家核心语料库进行了试验性探索。初步的处理结果表明，词义系统可参考按论元类型分合、按完整句式分合、按外语译语分合等三原则来构建。并强调了语料库语言学的关键作用。
　　日本大阪大学石井正彦副教授《关于日语语料库语言学中探索性数据解析法的有用性问题》谈到了在当前日语语料库语言学研究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如何在语料库统计处理中利用“探索性数据解析”（Exploratory Data Analysis）的方法来获得日语研究的新成果。
　　报告结束后的大会讨论热烈，大家针对郑远汉、张普、郑定欧等先生的发言提出了一些疑问和不同看法，比如问及反义语素五种类型有无主次之分等，与会者对张普、郑定欧二先生利用语料库研究现代汉语词语的思路、方法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几位发言者也对大家的提问作了积极回应。
第二场报告会第一组第一单元主议题是“社会语言学研究”，会议由语文出版社李建国编审和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苏金智研究员主持。发言主要从语言规划和语言使用角度讨论词汇问题，涉及异形词的规范，华语社区词语问题，词汇现代化问题，小学生词汇使用情况调查研究，术语研究、方言词等内容。
　　李建国先生认为，异形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异形词整理应该在狭义范畴内进行，不要将词汇问题与文字问题混为一谈，并且提出异形词整理应该考虑的一些重要问题，如汉字文化圈用字的实际，方法既要科学化又要民族化，汉字的系统性等等。
　　香港岭南大学田小琳教授、深圳大学汤志祥教授、商务印书馆编辑余桂林三位先生着重讨论了境外汉语词汇与内地汉语词汇差异问题。田小琳《从宏观角度看社区词》讨论了社区词的定义，介绍了各地社区词的一些情况，讨论社区词与方言词的区别，社区词的社会功能以及社区词理论的影响。汤志祥论述了华语区域特有词语的定义、范围、分类、构成成分、发展变化等情况。两位先生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当前汉语不同地区词汇变异的情况。余桂林《浅谈台湾词语同大陆的差异》一文，分析了台湾词语同大陆差异的形式及特点，并提出了缩小两地差异的一些办法。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刘青编审《术语语汇的功能及构成特性》的发言，论述了术语的功能，术语的任意性和理据性，数据的稳定性和变动性，术语的规范等内容。
　　苏金智《词汇现代化与语言规划》的发言认为，词汇现代化是语言规划的一个重要目标，并且论述了词汇现代化的范围与方式，术语的科学性与通俗性，词汇现代化与文化建设，词汇现代化与辞书编纂等内容。特别强调要防止词汇现代化导致文化西方化。
　　日本国立高冈短期大学山田真一教授在调查了北京市小学生作文用语状况的基础上，分析了小学低年级学生作文词汇使用过程及其显示的一些有意思的结果，让我们对小学生的词汇使用情况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惠英研究员，浙江财经学院汪化云教授分别讨论了湖北的一些方言词，并同自己的方言和有关方言进行对比论证，为我们了解语言变异提供了一些例证。
　　小组讨论主要集中在语言文字规范化上。多数学者认为，内地的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应该充分考虑港澳台地区、新加坡等华语区的使用情况，不能关门搞规范。要加强术语规范化工作。尽管对词汇现代化提法有学者提出疑义，但也有学者认为这样的问题是可以开展专题讨论的。
　　社区词也是大家感兴趣的题目。社区词与华语区特有词语是同一个问题的两种提法，虽然会上没有展开争论，但各自有系统化的表述。有学者在讨论中提出，社区词的提法给社会语言学理论出了个难题。不管是变异理论，还是双语体理论，社会语言学在讲语言变体时，一般有标准变体与一般变体之分，如果内地、香港、台湾、澳门的有差异的词语都称为社区词，那么都是一般变体，它们的标准变体又是什么？如果没有标准变体，实际上就不存在一般变体。建议从社会语言学理论角度进一步完善社区词的概念。
　　第二场报告会第一组第二单元的主议题是“外来词、新词语研究”。会议由复旦大学吴礼权教授和法国巴黎第七大学中文系主任齐冲副教授两位先生主持。
　　吴礼权教授报告的题目是《汉语外来词音译类型及其语言心理探索》，他将汉语音译外来词的形式概括为音义密合型、形象联想型、广告口彩型、幽默诙谐型等四种特殊类型。所谓“音义密合”型，是指汉语音译某一外来词时，力图使接受者从作为注音符号角色的几个汉字所组成的词组的字面上一望而知原词实际所指的概念内容。有直接与间接两种情况。所谓“形象联想”型，是指汉语音译某一外来词时，力图在选择作为注音符号角色的汉字时尽量选用那些组合起来能够表示一定语义且接近原词所指称事物或概念的形象之字眼，从而使接受者由这些汉字组合而成的词组的字面上“望文生义”，进而进行联想想象，从而获知原借词所指称内容概念的大致情况。所谓“广告口彩”型，是指在音译外来词时尽量使所选用的汉字组合起来有一定的语义，且与原借词所指称的概念内容相关，同时还能凸显出某种口彩性质，能迎合消费者的心理。所谓“幽默诙谐”型，是指音译外来词在选用作为注音符号角色的几个汉字时尽量选用那些组合起来能够表义，但由这些汉字组合的词组所表达的语义与原词所指称的真实语义之间产生了极大的格调或语义反差，从而使音译词带有强烈的幽默诙谐色彩。作者还对这四种独特类型的汉语音译进行了语言心理上的分析。
　　巴黎第七大学中文系齐冲副教授报告的题目是《现代汉语外来音译词的对音规则分析》，他认为音译词的相似性取决于音段之间对应的完美程度。汉语中的音译词就是对外来词语音的一种摹仿形式，这种摹仿形式主要体现在音段和超音段层面上。他选择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创造的200多个在现代汉语中运用的音译词作为分析考察对象，从音段和超音段两方面的对应来考察汉语外来音译词的对音规则。通过考察，得出这样三个结论： （一）原语言音段的相邻环境限制对应音段的选择。（二）汉语中不同的声调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反映原语言训的轻重音。（三）“语义联想”在构造音译词中也能产生一定的效果。
　　澳门大学邵朝阳助理教授报告的题目是《两岸四地音译外来词发展趋势的探讨》。他认为两岸四地随着关系的日益密切和信息网络的飞速发展，在音译外来词中出现的差异日显突出。为此作者选取两岸四地对于NBA球队及其球员的译名为分析对象，小中见大，由此从理论上探讨了未来汉语音译外来词向一体化发展的可能性。
　　清华大学教授孙茂松和博士后金树祥报告的题目是《现代汉语字母词构词情况考察》。他们重点考察和研究了其定义范畴的字母词的构成情况，归纳出字母词的构成成分有七种，字母词的构成方式有十多种，并提出有一部分字母词拥有不同的形式，应当加以统一。
　　日本目白大学陈力卫副教授报告的题目是《近代中日两国“汉语”词的结构差异》。他指出，中日两国都用汉语词，实际上日语中的汉语词不仅词义与汉语词相远甚远，而且结构上也有很多差异。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首先是日语在从中文的古典文献中汲取汉语词时，就已经在词的切分与认定标准上较中文宽松得多，它一般只按形式上的标志来切分词，加上日语本身的音节特征上，容易产生大量的双音节词。其次，日语里汉语词的结构变化多是起因于日语本身的构词特征。论文最后归纳了日本近代为对应欧美的新概念所采用的汉语词的结构特征。
　　韩国湖南大学朴相领教授报告的题目是《现代汉语词汇与韩语汉字词的特征比较》。他先将韩国语词汇的特征概括为八种，并对每一特征得以形成的与汉语汉字有关的原因进行了探讨。指出：韩国语除韩语词外，还包括汉字词和外来语，其中汉字词占50%以上。汉字词从三国时代 （指朝鲜的三国时代）开始使用，成为韩国语重要的一部分。汉字的读音一般和韩语词是有区别的，但是汉字词使用的时间长，有的词难以区分是汉字词还韩语词，尤其是某些汉字词在形态、意义上有了变化之后就更加难以区分。
　　商务印书馆周洪波编审报告的题目是《“彩╳”“网╳”入典调查引起的思考》。他认为，新词语显现后，需要通过编纂新词语词典的方式来引导和推荐。其中有的经过新词语词典过滤后，会进入一般语文词典，有的则完成了某个阶段的任务而潜藏了。新词语如何进入词典，理论上似乎能说出个道道来，但实际上可操作性差。为此，作者选取由“彩”和“网”两个字头分别构成的两组新词语，对其入典情况进行了调查。根据调查的结果，系统研究了新词语的层级、频率、流通度、品位等因素在入典时所起到的作用，并进而对当代汉语词汇面貌进行了反思。
　　烟台师范学院亢世勇教授通过收集、整理1978年以来出现的4万多个新词语，采用数据库文件格式建成了大型的《现代汉语新词语信息电子词典》。在此基础上采用定性与定量的方法进行新词语的词族研究。内容包括：（一）新词语构词的词族化倾向 ；（二）新词语词族的整体状况；（三）新词语词族构词法分析；（四）新词族词族的句法特征分析；（五）新词语词族化的原因探析。
　　暨南大学刘晓梅博士报告的题目是《当代汉语新词语对同义词场的扩展与筛淘》。她认为当代产生的新词语并非都代表新的事物与新的概念，这就给现代汉语的同义词系统带来了许多新成员。她通过考察同义词系统形成的途径与竞争关系、竞争结果，提出新的词语的出现并不总是以词项空缺为前提。在发展过程中。不是所有的同义词之间都要形成明确的分工，有的虽有分工，但只是部分成员之间的分工，其间还是存在着或大或小的交叉。就当代的词语使用情况来说，一个新成员能够与比它早出的成员形成对抗形式，一般情况至少需要六七年或更多的时间。
　　本组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外来词的音译形式规范与新词新语的规范问题。有两种观点，一是主张有采用引导的方式，利用相关的机构进行努力来促成规范的形成。一是主张顺其自然，以时间为考验的准绳，让其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下，让规范自然形成。
　　第二场报告会第二组第一单元主议题为“辞书学研究”，会议由中国社科院词典室主任陆尊梧研究员和武汉大学冯学锋副教授主持。主要围绕辞书学理论与方法和《现代汉语词典》、《新华新词语词典》等辞书展开讨论：
　　陆尊梧先生在《〈现代汉语词典〉的性质和地位》的报告中从原创性、规范性和发展性三个方面对《现代汉语词典》的地位和性质进行了阐述。中国社科院韩敬体研究员在《词汇研究和 〈现代汉语词典〉词语释义的精进》的报告中强调了词汇研究与词典释义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总结了《现代汉语词典》在词语释义方面的创新和精进。北京语言大学张博教授《影响 〈现代汉语词典〉同形同音词分立的深层原因》报告中通过对96版《现代汉语词典》的同形同音词与多义词进行双向对比考察发现，有少量条目的分立处理上不尽合理，并表现出一定的倾向性，分析了影响《现代汉语词典》同形同音词合理分立的主要原因，并进一步分析指出影响同形同音词与多义词划分标准的四个因素：①旧读。②语法特点的影响，包括词语语法类别的影响和词语用法的影响。③专名的类别和特点。④义项的多寡与使用频率的高低。
　　冯学锋先生在《说“词典”之“典”——兼评《新华新词语词典》的报告中认为“典”就是“典范”，词典要成为典范，就必须“如实”“如期”的反映人们的语言生活，所谓“如实”不是简单的照搬，而是对原生态语言的动态把握，既有对使用范围信频率的考察，也有对未来发展的预测。“如期”是要求有一定期限地及时反映，并认为《新华新词语词典》是“当代汉语词汇的一个观察站”。商务印书馆编辑李智初在《论新词的理据——以《新华新词语词典》为例》中认为大多数汉语词都有理据，而新词更具理据性。他以《新华新词语词典》为例，结合辞书释义，从新词理据义在词典中的表现形式、新词理据义的解释形式、新词理据的类型和新词理据研究的意义等四个方面对新词的理据问题进行了阐述。
　　湖北大学古籍所副所长杨薇女士《论〈埤雅〉对专科辞典编纂的贡献》的报告指出《埤雅》将草木鸟兽虫鱼等词语从百科词汇中剥离出来，收词范围相对集中于生物学领域，它不以训诂为目的，专为解说名物形状、特征、性能，为专科词典体制的开创做了成功的尝试。武汉大学副教授萧红女士在《 〈汉语大词典〉词目、义项缺失及书证迟后例补——试论慧皎〈高僧传〉对词典编纂的价值》的报告中强调了《高僧传》这部重要的佛教典籍对汉语词汇史和词典编纂所具有的语料价值，并从此书的双音词入手，从失收词目、缺失义项和书证迟后三个方面对《汉语大词典》进行了补充。河北师范大学副教授杨同用先生在《关于编纂现代汉语常用实词搭配词典的设想——以第二语言学习者为使用对象》中认为从留学生学习汉语的需要以及目前搭配词典和词语搭配研究的现状来看，有必要编纂一部以第二语言学习者为主要使用对象的现代汉语常用实词搭配词典，并从收词范围、释义、标注词性、搭配关系等方面进行具体地阐述。湖北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李尔钢编审的《同形词问题》一文对同形词理论进行了审视和清理，认为使用异音异义双异标准来规范同形词，不是现代词汇学的划分，应从语源着手，抓住造词偶合这一关键因素。作者比较了用传统词汇学理论和从词义层面来解释同形词现象的优劣，并针对现代词汇学理论存在的误区提出判断同形词的基本标准是语言事实，强调对同形词进行历时的考据。提出应该依标准对辞典同形词立目进行检验以及不同类型的辞典应当如何具体应用同音同形词。
　　第二场报告会第二组第二单元主议题为“词汇史研究”，会议由南京师范大学董志翘教授和北京大学孙玉文教授主持。
　　部分论文对词汇史进行了宏观考察：董志翘在其报告《故训资料的利用与汉语词汇史研究——兼评〈故训汇纂〉的学术价值》中强调对“故训资料”的重视，并从汉语词汇史研究中复音词研究及汉魏以来方言俗语研究两个方面，谈及对故训资料利用的体会，同时也简评了《故训汇纂》一书的学术价值。南京大学中文系汪维辉教授在《撰写 〈汉语100基本词简史〉的若干问题》的报告中强调了基本词的研究对现代汉语词汇研究和亲属语言的比较等方面的重要意义，以国际上普遍认可的M. Swadesh的一百词表为基础，再根据汉语的特点进行适当调整，选取汉语100个基本词作为研究对象，以历史文献和现代方言资料为依据，描写和统计相结合，理清每组词的历史演变线索。每组词在内容上包括读音、字形、词义、词性、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历时演变信息、方言差异等等。上海师范大学徐时仪教授在《汉语记音词的形音义演变考探》中就模拟声音的象声词、联绵词、方俗口语的记音词和音译外来词中的一些具体词的词义演变进行了辨析，说明汉语的记音词虽字无定形，但在词义演变过程中也有着形音义上错综复杂的关联，强调了汉语词汇研究必须形音义三者相结合。也有对词汇史进行了微观考察。孙玉文在其报告《释词二则》中通过大量的考证，论证“朝廷”的“廷”在中古以前读去声，作“庭院”解；“口袋”的“袋”出现于战国时期，是“幐”的滋生词。武汉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卢烈红教授在其报告《“走作”补义》中对“走作”一词的意义和来源进行探索，认为“走作”较早的意义应是“快速运动”，还有带贬义的“到处乱跑”之义和“糊弄”之义。武汉大学文学院古籍所陈海波博士在《 〈史记〉动补式双音词语研究》中从语义特点、语义指向、组配规律等方面地《史记》动补式双音节词进行全面考察，提出对动补式复合词的研究必须关注前字的致使性和后字的语义指向；熊桂芬博士则在《 〈诸病源候论〉词语考释》中对一些为《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等大中型语文工具书所失收、误收或书证偏晚的词语进行考释。商务印书馆编辑叶军女士在其报告《再论“物色词”——从上古“白”色群谈起》中，将历时研究和共时研究相结合，考察了上古汉语“白”色词群与“物色词”的关系，并对“物色词”在“源层”与“流层”两个层面上的区别和联系进行梳理和分析，提出了“隐性专指物色词”和“显性泛指物色词”的概念。中山大学李小华的《“僵”之“仆倒”义和“僵硬”义的演变更替——兼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之辞书误释》和金颖的《常用词“过”“误”“错”的历时演变与更替》报告中都是用丰富的语料对单个词语进行历时的考察，观察它们由古至今的演变过程。
　　另有学者利用域外语言对汉语词汇展开对比研究。日本爱知县南山大学教授梁晓虹、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陈五云两位先生在《〈句双纸（禅林句集）〉与汉语熟语研究》中强调日本禅语语汇集《句双纸》对汉语熟语研究的重要语料价值，以此书中所包含的成语、谚语、格言、歇后语和惯用语为资料，探讨汉语熟语在中日禅宗丛林中的特殊意义，以及禅宗的宗教色彩对汉语熟语发展的影响，从多角度来研究熟语的性质和作用。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任继昉先生的论文《“传播”源流考》则用英语对比来考证汉语“传播”一词如何定型。。
　　第三场报告会第一组第一单元主议题为“词义与词法研究”。会议由南京大学汪维辉教授和武汉大学萧国政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张双棣教授的报告《因声求义，不可丢弃》强调：汉语词义研究不仅不应该丢弃“因声求义”的优良传统，反而应该继承和发扬，因为它是符合汉语的特点的。要正确对待外来的东西，新理论要与汉语实际结合，要解决问题，不能光贴标签。
　　武汉大学萧国政教授《论格式意义的词汇化——词汇词义衍生与功能表达的一种重要方式》提出，意义派生有三种方式：引申，比喻，格式义的词汇化。提出了“格式义”、“格式依附义”、“格式转移义”等概论。
　　山东大学杨振兰副教授《从造词看词的色彩意义》一文讨论了造词法与色彩意义以及造词材料与色彩意义等问题。
　　武大古籍所罗积勇先生研究的是《多义词义项系统整理问题》。谈了四个问题：1、区别同形字；2、分辨假借义；3、剔除误解注，保留误解义；4、找准本义。报告的重点是第三部分，提出了“词的误解义”这个概念。
　　高等教育出版社何毓玲编审论题为《再议“作”与“做”》，问题来自编辑工作实践，她呼吁词汇学专家们提出良策，解决这两个词在使用中难于理清的实际问题。
　　华中师大王洪涌博士发言题目是《商业词“贾”的语义发展演变》。作者希望通过考察一个词——“贾”，进而做商业词语义场的历时演变研究。
　　社科院语言所词典编辑室王霞女士《〈现代汉语词典〉对异名同实词的处理》一文讨论了两个问题：1、举例说明什么是异名同实词。2、《现代汉语词典》是怎么处理异名同实词的？
　　本单元讨论非常热烈，几乎涉及到每位报告人的论题。形成两个热点：一个是萧国政先生提出的“格式意义的词汇化”问题，二是何毓玲先生提出的“作”与“做”的处理问题。汪化云、苏新春、齐冲、张惠英、张双棣、徐时仪、韩敬体、孙银新、汪维辉等先生先后热烈发言。涉及的问题有：词汇化与语法化的关系问题，如何判断词汇化已经完成等；方言与通语的关系问题―许多学者指出：区别“作”与“做”主要原因是大部分方言这两个词是有分别的；处理方法有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一种是归并，留“作”去“做”，但立刻有学者提出问题——“做作”一词如何处理？一种是分用，但具体怎么分，显然是个复杂的问题，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讨论清楚的。
　　第三场报告会第一组第二单元继续讨论词法与词义问题，由山东大学唐子恒教授和吉林大学徐正考教授主持。
　　唐子恒教授《也谈汉语词复音化的原因》谈到汉语复音词特别是双音词形成、增多的原因主要有：语音的简化、外语的吸收、语义精密化、符合汉语音步的审美和韵律要求、义类义统一体的分解、汉语的词汇化等六个因素综合造成。除此以外，客观世界及人们认识和思维的发展引起的词义引申演变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徐正考教授《同义词产生原因试探》对《论衡》同义词使用的情况作全面研究，认为同义词产生有主观、客观的原因以及受联想因素的影响。
　　江汉大学周建民教授《汉语新词与类推造词法》一文提出类推造词法的特点是灵活性、能产性与简便性，它的运用使新词大量产生，充实了汉语词库。
　　北京师范大学孙银新副教授《动态构词中汉语词素变化状况的考察》认为词素的变化状况主要表现在语音形式和语义内容两个方面：语音形式上的变化一般是局部的，主要表现为变调、轻声和儿化等形式。词素在语义内容方面的变化体现在词汇意义、色彩意义、语法意义各个方面。词汇意义变化复杂，色彩意义的变化主要体现为扬升、抑降、转移、增生，语法意义的动态变化表现为名、动、形等词素在功能范畴方面的互相变化，以及部分词素在特定条件下增加构词自由度的变化。
　　山东大学王军副教授《义素的外显和内化》一文把义素分为有标记义素和无标记义素两类，并进一步把有标记义素分为名副其实的义素、捉摸不定的义素、徒有虚名的义素、将错就错的义素等四类。
武汉大学万献初副教授《清人的“韵辨”与汉语的音变构词》一文先对清代 “韵辨”类著作进行引例评述，再对珍贵手抄本的王念孙《音义异同》一卷14组典型的单字音变构词辨析作整体的介绍和分析，认为清人的音变构词研究对汉语音变构词的整体研究具有材料准备和方法启示上的重要意义，对汉语词汇史和构词法研究均具有很好的价值。
　　深圳大学杨爱娇博士《同位结构的词汇学观察》一文从词汇学的角度考察同位结构。认为同位结构要受理性意义、指称意义、感情意义、功能意义以及语用意义的制约。
武汉大学张延成博士《汉语四字格词语词汇化问题管见——一种不定数四字格词语的历时考察》一文分五个时段对汉语史中四字格词语的一个小类——不定数四字格进行历时的考察，在共时描写的基础上概括各期的发展特点，最后对这种四字格词语词汇化过程中的有关问题作了理论总结，分析了该格式形成过程中涉及的词法和句法的相互影响的关系，解释了现代汉语中某些四字格形式能产与否的历史根源。
　　北京大学博士后朱彦《复合词语义的曲折性及其与短语的划分》一文提出了语义曲折性的概念，认为如果一个语言结构所表达的意思不能从其字面义得到，该语言就具有语义上的曲折性，语义的曲折性体现在两个层面：成分义和整体义的关系层面；成分义之间的关系层面。语义的曲折性是复合词语义的重要特征，可以成为判别词语词组的主要标准。
　　第三场报告会第二组第一单元主要议题是 “语用与语言信息处理问题”，由北京大学李红印博士和英国利兹大学杨岚博士主持。本组共报告了九篇论文，从研究内容看，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通过文学作品分析词汇、语用问题，有三篇文章。杨岚博士从西方语言论文学批评的角度，对当代中国文学作品中脏字詈语进行了定性定量分析，观察不同时期中国文学作品的变化特点，希望以此架起文学和语言的桥梁。孝感学院王求是先生的《元明清白话文学作品中的缩脚语》一文，从元明清白话文学作品中收集到20多个缩脚语的例子，弥补了前人在讨论缩脚语时例子缺乏的不足。武汉大学陈毅平副教授的《 〈红楼梦〉称呼语的礼貌色彩与情感表达》一文对《红楼梦》中的称呼语进行详细分类，并对各类情感称呼语的表达形式和特点举例说明。
　　第二类为词语的语用研究和应用研究，有四篇文章。李红印博士的《语词分立与〈词汇大纲〉的收“语”问题》一文，运用温端政先生的“语词分立”新主张，分析国家汉办研制的《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的收“语”情况，提出将“语”从词汇表中提取出来、单列“语表”的建议。日本立命馆大学中文楚雄教授的《中国菜名结构之分析》一文，以中国八大菜系的名菜为研究对象，寻找中国菜名构成规律，探讨中国饮食文化。日本明海大学史有为教授的《日本环境下汉语中的日语词》一文，探讨了生活在日本的华人社团之间的语言交际状态，分析了日本环境下的汉语及其词汇特点，如出现轻微洋泾浜特点等。广州大学许光烈副教授的《说说“非典”词群》一文，对“非典、非典型肺炎、SARS”等用词跟踪调查了两年之久，探讨它们的使用范围、使用地点及其衍变、走向等。
　　第三类是与中文信息处理相关的词汇学研究。清华大学博士后谢永芳的《〈现汉〉ABCD、AB和（或）CD同时出条情况考察》一文，主要考察了诸如“望而却步”和“却步”这类在《现代汉语词典》中重复出条的词语的情况，归纳了出条规律以及存在的问题等。武汉大学文学院赫琳博士的《复合词“从小”语义指向的计算机识别》一文，分析了词语“从小”在不同句子中的语义指向及其条件，制作了“从小”语义指向流程图，希望有助于中文信息处理。
　　第三场报告会第二组第二单元围绕“词汇研究方法论及其他问题”展开探讨。会议由烟台师范学院张绍麒教授和武汉大学杨逢彬教授主持。共有七位先生到会报告论文。
　　山东大学葛本仪教授报告题目是“论词汇的静态动态形式结合研究的必要性”。葛先生在报告中论述了静态和动态存在形式各自的功能和作用、静态和动态的联系和互补关系、共时与历时研究和动态静态相互关系等重要问题。
　　武汉大学吴泓缈教授报告题目是“符号学方阵及HNC的对偶性概念”。作者借用格雷马斯符号学方阵，对对偶性的来源和实质进行了思考，认为人类认知以二分为基础，二分表现为语言概念一般是对立关系，矛盾关系极为少见。在二对立项之间必然有一个过渡域，过渡域一旦词汇化，对偶性就倾向于过渡到对比性。前者相当于反义关系，后者相当于同义关系。作者认为有必要在对偶性与对比性中纳入组合与聚合的概念。
　　张绍麒教授报告题目是“词义实现中词形变异问题刍议”。作者认为汉语词形变异很大程度上是在词义实现中形成的。导致词形变异的原因主要有三种：因表达词义形成过程中原本被舍弃掉的个别事物的个别特征而使词形变异、因词义所表示的事物的某个本质特征在应用中凸现使词形变异、因对词的理据歧解或另解导致词的内部形式发生变异从而使词形变异。
　　南开大学杨林教授报告题目是“亚父称谓的多学科研究”。作者通过多学科多角度研究，试图推翻以往对“亚父”的有关解释，认为“亚父”为古代楚方言对老年人的尊称，词头“啊”（亚）在秦汉之际已经存在。
武汉大学杨逢彬教授报告题目是“浅谈‘其’的功能和语气”。作者通过大量考证，提出并证明语气副词“其”很可能和句末语气词一样是单功能的。它本身并不表示任何语气，只是通过强调谓语来加强句中原有的语气。
　　首都师范大学方欣欣老师报告题目是“语言接触带来的语序渗透与语类特征凸显”。作者从语序的渗透和语法特征的凸显两个方面研究了借词的交融和渗透，提出了“语言接触产生新构词法”论和“古代汉语构词法被激活”论，并以“最爱”等词为例，推断古汉语构词法具有让“最爱”发挥名词功能的土壤，但由于时间地域人文等原因，“最爱”的名词功能并没有实现，直到20世纪末期这一功能才被激活。
　　武汉大学赵世举教授对汉语词汇系统的宏观模式与机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词汇是个生生不息的系统，具有开放性的倒梯形结构，可解剖为三个层次，而各层次内部又是多维立体的子系统。词汇系统的运行方式表现在多方面，其动因来自于系统内部的调适和代谢、社会因素的推动和其他词汇系统的影响等。
　　第四场大会报告由山东大学葛本仪教授和上海师范大学徐时仪教授主持。
　　李如龙先生在《词汇系统在竞争中发展》认为推动词汇系统发展的动力是竞争，词汇系统的竞争形式多种多样，有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的竞争、传承词与变异词的竞争、书面语词与口语词的竞争、通语词与方言词的竞争、本族词与外来词的竞争等等。同时概述了词汇系统的发展趋势。
北京大张联荣学教授《语源义确认中的认知因素》提出，认知因素对词的语源义的确认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带有极大的主观性，需要对其作具体的分析。
　　华中师范大学周光庆教授在其报告《词汇研究的解释学路径》中提出从解释学路径对“词汇解释现象”进行系统的研究，从而开拓汉语词汇研究的新视角与新境界，并选取了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词语作为考察对象，从“词汇的形成发展对存在的解释”和“词汇的运用接受对存在的解释”两个层面进行尝试性的探讨。
　　武汉大学教授杨合鸣在其报告《〈诗经〉词义研究方法论》中提出研究《诗经》词义有依据故训、断定主题、联系语境、通晓语法、读破通假和考察异文等六种科学方法。
　　南开大学周荐教授《从组合的成因、构成看三字组合单位的表义机制》认为，三字组合从中古开始大量涌现源于市井文化蓬勃发展的要求，而三字组合单位的结构本身也正反映着这种俚俗文化，其表义机制与市井文化是相适应的。
　　暨南大学郭熙教授的《字母词使用规范方案（草案）》提出了制定字母词使用规范的总原则：科学性、兼容性和灵活性。拟定了字母词的读音按国际音标的读法，字母词的书写按汉语拼音的正词法和中文罗马字母拼写法等规范要求，试图使字母词的使用规范化。
　　香港《语文建设通讯》执行编委汪惠迪先生《〈全球华语地区词词典〉：全球华社地区词的大整合》的报告指出，地区词是全球华人相互沟通、解读信息时的障碍。地区词有单区独用、双区三区或多区通用之别，《全球华语地区词词典》应将这些词语整合于一典之中，词典编纂时应降低收词标准、放宽收词范围。并进行横向比较，促进相互了解，同时扮演协调与规范的角色。
　　厦门大学苏新春教授在《〈现代汉语词典〉的语法、语用释义及其对释义元语言提取的影响》的报告中，以《现代汉语词典》第三版为考察范围，运用平面统计和语义对照的方法，探讨语法、语用释义对元语言的影响：①根据语法属性与语法功能来释义，使释义细致清晰。②更好地显示释义语言的特点，即中性、通用性、语文性。③在释义语言群中增加有关语法释义与语用释义的专用性释义词语。
　　会议期间还为列席的研究生代表举办了研究生沙龙，由两位年轻的博士——商务印书馆编辑叶军和武汉大学文学院讲师张延成主持，与会的各高校研究生们不仅聆听了专家学者们的精彩发言，还有机会在一起对汉语词汇学的相关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广泛的交流，获益颇丰。
　　闭幕式由厦门大学苏新春教授和武汉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卢烈红教授主持，各专题报告会主持人苏金智、吴礼权、陆尊梧、董志翘、汪维辉、徐正考、李红印、张绍麒等先生分别对各场报告作了总结。河北师范大学校长苏宝荣教授做大会总结，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郑远汉教授致闭幕词。
　　大家一致认为，这是汉语词汇学研究上一次空前的盛会，是一次开得十分成功的会议。与会学者力求在现代语言学理论、方法与传统研究成果的交汇上寻找突破点，有部分论题代表了目前汉语词汇学研究的前沿成果。会议贯彻了组织者“着眼于多学科结合的汉语词汇学研究”的初衷，体现了本次研讨会“融汇中外 沟通古今强化理论建设，面向语言生活”的主旨。
　　但是，大家也看到，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从语言研究的现状来看，语义和词汇的研究同其他学科相比，是相对滞后的学科。回顾历史，展望前程，任重而道远。学者们深感有必要进一步加强研讨会的规划性与前瞻性，进一步提高研讨会的学术质量，以期汉语词汇学研究的更大发展。认为今后的研究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一、要依托相关单位建立相对稳定的组织筹备机构。
　　二、突出研究重点：某一学科学术研究的深入与相关学科的交叉渗透是有机联系的，但要突出主导面。就汉语词汇学研讨会发起时的主旨及与其他相关研讨会的分工来看，应是：

　　　　古今贯通，以今为主；
　　　　理论与应用结合，以理论研究为主；
　　　　本体研究与相关学科结合，以本体研究为主；
　　　　语义与语法、语用结合，最终落实到语义之上。

　　三、要充分借鉴西方现代语义学理论，很好地继承传统语义学（训诂学）研究的优秀成果，坚持传统与现代相融合，语言的共性研究与民族特色研究相统一，构建汉语词汇学的理论体系。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有人忽视汉语的民族特色的存在，也有人排斥语言共性的研究，恐怕都具有片面性。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研究，应当是将二者统一起来。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拨乱反正、语言学研究复兴的历史时代，曾经有几次重要的学术会议是在武汉举办的，如中国音韵学会成立大会及第一届学术年会、中国训诂学成立大会及第一届学术年会、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等。今天，汉语词汇学研讨会在武大的召开，应当说是个吉祥的兆头，　　本次会议盛况空前，预示着汉语词汇学研究进入一个从初兴到发展、兴盛的历史时期。
　　另，经自愿申请，组委会筛选决定，下届会议将于2006年在吉林大学召开。

附录：汉语词汇学首届国际学术讨论会暨第五届全国研讨会目录

（武汉大学文学院　翟颖华　整理）

【注】红字部分华语桥桥友的姓名及论文题目